弘扬理性精神：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由之路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1—0012—09
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理性精神是现代社会得以形成、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与理性化程度是相辅相成的。当前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是从中国整个社会来看，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非理性的色彩都表现得较为明显。与西方社会出现的非理性是对理性走向极端的反动不同，中国社会的非理性现象是缘于国民理性精神的匮乏，即理性文化尚未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大力弘扬理性精神。
一、求解“李约瑟难题”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3）穷其毕生精力，撰写出版了辉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在向世人展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困扰人心的所谓“李约瑟问题”：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 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1]，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 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 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Galileo）、哈维（Harvey）、维萨留斯（Vesalius）、格斯纳（Genser）、牛顿（Newton）的传统这种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2]。这一问题也可表述为“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我们今天引以自豪的古代中国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实际上大多是属于技术方面的。据金观涛等人对中西科技史实证的、计量的研究表明，在近代之前，中国科学发展水平只及技术发展水平的四分之一。[3]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古代中国科技的领先主要是技术的领先，甚至只是技术的领先，科学在中国历来是贫乏的。
几十年来，古今中外诸多学者对李约瑟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们从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语言文字、思维、民族性、文化、价值观等诸多视角，提出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解答。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求解“李约瑟问题”，认为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精神的匮乏。
科学是理性的最基本形式，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分析性，即把自然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一极来研究；二是系统性，即科学不是简单的对现象、经验的描述，而是人类对于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作出精确的理论说明。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自中国文化开始起直至上个世纪初，对自然的研究在中国整个学术研究中一直是十分贫乏的，即使仅就其极少的自然研究来看，也大多停留在经验的层次，很难见到系统的研究。因此，理性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十分匮乏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肇始的源头。古希腊学术是欧洲精神文化之母，先秦学术则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之母。可以说从文明的源头起，两种文化在科学理性的发展上就已出现分野。希腊哲学发端于自然哲学，以对自然普遍原理的求索而肇始；而先秦哲学发端于巫史学术，以对社会致治之术的探索为目的。因为学术起源的不同，先秦学术与希腊学术在发展方向和学术造诣上也很不相同。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从早期英雄神话时代进入哲学、科学启蒙阶段，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神话时代的结束和理性精神的开始，人和自然从原始统一走向分离，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至上的地位。普罗泰哥拉的著名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格言“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充分体现了希腊哲学中所具有的一种崇高的理性精神。理性的确立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普遍兴趣，促成了注重自然研究的学术传统。古希腊几乎所有的哲人都精于数学和某些门类的自然科学。希腊哲学的开创者是米利都学派的“三杰”，他们的哲学体系都是建立在探索大宇宙现象本质的自然哲学原理上的，从而形成了初级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他们本人同时也都是科学家，正因如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维中追求严密的公理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直到亚里斯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后欧几里德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欧氏几何体系。
中国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东周的巫史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着从原始宗教向理性觉醒的过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这种过渡可以说一直没有结束，在先秦学术中，宗教与哲学始终没有发生彻底的分离。中国先秦哲学多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即司马迁所谓：“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礼拜”。尽管先秦诸子中也有许多人对论证的逻辑问题产生兴趣，但一般均忽视形式逻辑，不追求建立严密的公理演绎系统，主张通过神秘的“玄览”、“内省”、致“良知良能”的方法去达到真理，因而一直没有人能够建立一个类似亚里斯多德或欧几里德那样的演绎公理逻辑系统。另外，与古希腊学术“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以求知为纯粹追求目的不同，先秦诸子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如何治理天下，他们注重人事与人伦的研究，自然的研究一直处于配角的位置。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较多地研究过自然，取得一系列见解。墨子、荀子、管子、惠施、李悝等少数人在算学上间有心得，但与同时代希腊人相比，并不深刻，更不成系统，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数学。
自公元五世纪始，西欧进入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的禁锢之中，经院哲学成了欧洲的主导学术研究。在中世纪初期，教会禁止一切科学研究活动，宣称信仰就是一切，钝化了人们的理性思维，科学受到了致命的一击，这是公元6、7世纪至9、10 世纪的欧洲学术真正的黑暗期。到了11世纪，随着经院哲学中唯理学派的逐渐兴起，经院哲学实际上使得自己孕育了否定自身的种子。它一方面引导人们从概念到概念，沉溺于玄想空谈之中，而不去关注自然，从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强调推理，敏锐了人们的思维，恢复了古希腊开始的理性传统，从而为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到14、15世纪之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理性主义运动相继发生，西方重又进入了哲学理性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理性精神主导地位在西方的重新确立成为近代科学兴起的先导。
但在中国却是另外的情形。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形成的儒教经学的学术范式，进一步影响了理性精神的发育，禁锢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自汉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研究儒教经典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社会更是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方式，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把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到研究“经世致用”之列。钻研自然，致力于发明创造则被贬为雕虫小技。这期间取得的科学技术成果，或者只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迷信的附属品，或者被贬作不齿于学术正流的“小术”、“方技”，而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级所不齿。这种学术文化体系非常适合于巩固和稳定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一直难以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多次域外的理性思潮的冲击均被之消解。尽管中国在中世纪的千余年间集聚了大量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只是技术方面的成果，而且它们仅仅停滞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的水平上，在理论上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变幻莫测的道、气等概念来建构学术体系。许多著作如《抱朴子》、《梦溪笔谈》、《本草纲目》中混有大量的荒诞不经的反科学的成份。在数学方面，以解题为主体，虽也涉及某些高深的运算，但几乎没有抽象出数的概念，基本上停留于算术层次上。
中西理性精神之差异直接导致了双方在对待外域科学成果上的迥异。西方从阿拉伯、中国、埃及等地吸取了大量的成果，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对外域成果则表现出罕见的迟钝与漠然直至拒绝吸收。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对中国却未曾发生巨大的社会历史作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大量的火药被用来制作游戏用的爆炸品，罗盘则主要被用作占验风水、选择坟地的所谓“堪舆之术”等等。但是这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的媒介，传播到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后，立即对欧洲当时正在酝酿中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明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p.427）但反过来，外来的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却遭到了顽强的排斥，结果终究无法扎下根来。康熙年间，西方的数学、天学、地学、医学等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经过欧洲传教士带进中国，康熙本人不仅极感兴趣，费力钻研，而且设立国家机构专门研究，广泛奖掖国人研习，但结果是，在康熙逝世后，随着雍正王朝禁教令的颁布，这些西洋科学很快即作为异端被排除出正统学术界。
比较中西近代以前的学术可以看出，几乎贯穿于西方全部历史的理性精神是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基础。而中国学术源头上既缺乏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传统，又长期承受着儒教经学的沉重压抑，致使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缺乏理性精神的滋养。这可以说是中国自然科学理论长期发展迟滞，而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中难以孕育出近代科学的原因。
二、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支撑
所谓理性精神，是特指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的，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张扬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其基本品质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具有经济理性，注重经济核算，讲求信用，追求实际的成效与利益，以及推崇自主、自觉、敬业、进取的价值观等等。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要实现现代化也离不开理性精神的支撑。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理性和理性精神的支撑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理性。如果说以往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理智能力的提高和发展的话，那么在高科技时代的今天，理性活动的作用就愈来愈明显了。从20世纪世界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的走势看，角逐的中心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的实力。谁拥有现代科学技术，谁就拥有强盛的综合国力，就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尽管人类历史上每个时代都依赖知识，但只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信息产业等高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的近几十年来，理论科学才日益成为走在技术和生产前面的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 于科学知识的创新。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孕育的那种鄙夷科技、注重经验、迷信传统的心态尚存，科学技术比较落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一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科学，更需要呼唤科学理性精神。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理性精神。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一种契约化即理性化的经济行为。它建立在平等守信、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要求市场行为主体必须树立信用、平等、契约、规范、守法等道德意识，以理性的手段追求正当的赢利。如果市场主体没有形成独立自主、契约自由、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守信的游戏规则和理性精神，就会在经济领域出现欺诈、暴力、投机和巧取豪夺等非理性行为，就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不仅需要冷冰冰的经济理性，还需要一种温暖的人文理性，如平等、正义、良知、慈善等。如果抽空了人文理性而完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就会使人“物化”，而根本不可能创造市场的理想平衡态，更不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再次，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理性和理性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整个社会和市场行为主体必须将合理的价值增殖视为经济发展的最高目的，注重节制、勤俭、节约，如果没有上述理性精神的制约，整个社会很可能会陷入横流的物欲之中，造成经济行为的短期化、非理性化。另外，科学、理性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有秩序地发展，但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矛盾态度。对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不能持一种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而只能更加持理性的态度，更加依靠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人均资源少，我们反对再走边发展边破坏的老路。以牺牲环境、资源和生态换取发展，绝对不是理性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迎合某种后现代思潮，放弃现代科技文明，走“东方的”无为之路，这不仅不是理性的，而且是反理性的了。我们绝不能再回到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状态。中国要发展，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目标。而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走积极发展和理性约束的道路。
2.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张扬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制度的确立需要人民群众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是难以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反过来，在一个科学和文化知识较为普及的国度，专制与强权也难以持久。因为科学理性，除了知识、事实和真理的权威之外，不承认任何其它权威。科学理性培育的是强烈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与盲从、迷信个人权威是格格不入的。可以预见，随着人民群众科学知识和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个体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也将增强，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法制相联系，纳入理性的轨道。无论是历史上的各式各样的民主形式，还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都要有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作保证；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和规范，就没有正常的民主形式。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模式。理论与社会事实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不能依靠非理性的“人治”，而只能依靠理性的“法治”。民主只有在法律的约束和保障下才是可能的，在操作的意义上，民主主要是一个法制化过程。因为，任何“人治”（所谓“德治”只不过是“人治”的别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人”的因素，也即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兽性”的因素，这样，在管理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个人因素的膨胀而出现偏差，导致专制、腐败。古今中外人类的政治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法治”就具有较为公正与客观的特点。法律从“自然”与“理性”中来，通过对某些“自然的规则”的理性的筛选，总结出人类社会自身管理的规则，同时通过一整套有效的机制运行来保证它的实现。法律与理性精神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5]（p.74）法律的这种具有超越个别人主观意志的特点， 能够成为对个体的人来说是他律性的外在的客观化了的规定，就在于法律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法治”以法律为最高权威，避免了非理性的个人因素的介入，保证了公平与民主的实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应建立在法理权威而不是传统权威或魅力权威的基础之上，使权威的行使符合正式制定的规则和法律的正当要求。
再次，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的完善更离不开国民健全的理性精神。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首先要求国民必须消除权力崇拜意识和臣民心理，形成发达的政治主体感及平等的权利观等理性精神。没有这种理性精神，人民就不会当家作主，就没有国家权威的合理化和公民参政的扩大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健全，更主要地取决于公民法律意识的成熟化程度，即对法律权威的认同、信任和尊重，从而理性地参与社会合作，履行社会角色，承担社会义务。同时，法治社会的形成还要求国家法制的理性的根本性转变，不能把法仅仅理解为国家专政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要把法理解为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保障人的平等、自由与人权，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工具。唯其如此，才不致于由于人法疏离而导致民众法制观念淡漠，或者民众迫于法律权威而规避顺从，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法治文明的社会。
3.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弘扬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必须要消除封建意识形态和儒家伦理的消极影响。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国家，培育“四有”公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相一致，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以自然经济和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家，封建宗法专制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儒家伦理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其影响体现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就是官本位观念、依附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保守观念、人情观念和平均观念等封建意识形态，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制度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呼唤中国国民理性的思想文化意识，即平等精神、民主观念、能力观念、开拓创新观念、尊重人才的观念、法制观念、责任观念等。
其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必须要依靠理性精神。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模式中，我们面临文化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即在历时性上表现为传承与变异的矛盾，在共时性上表现为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文化模式选择的错误倾向：一是照搬或模仿西方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一是极力推崇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对西方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采取一概吸收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批判地吸收，即扬弃的态度。一方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地学习借鉴。拒绝这种学习借鉴，是愚昧的行为。但对于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诸如人的异化、道德的败坏及腐朽的生活方式等，都要坚决加以抵制和反对，我们要特别警惕资本主义的文化倾销和文化侵略，任何照搬外国文化模式的主张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由于文化具有继承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任何民族都不能割断历史，传统文化不可一概否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可以更新改造，为今天所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宗法文化，就其整体来说是与农业文化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民主法制精神、科学创新精神、平等竞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出现的复古主义思潮，也是十分有害的。总之，我们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以培养“四有”社会主义新人为目标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既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文化。
4.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更需要一种理性精神
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部为实现人类理想和追求而不断奋斗的历史。理性的理想和信仰，可以整合社会的价值观，统一人们的信仰，坚定人们的信念，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构建的主旋律。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此消彼长，我国现代化建设正进入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幸福和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这个理想与追求集中了中华民族和亿万人民的愿望，因此党能够号召并带领人民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业，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里，人民理性的理想和追求愈加宝贵和重要。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社会显示了极大的活力。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缘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科学信仰，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是理性的、科学的。与别的理性主义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完整的和辩证的理性主义，因而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在这种科学理性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不懈的努力，经过长期的历史奋斗，我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
三、弘扬理性精神的基本途径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恢复和发展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他的理论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具有根本的科学性。同时邓小平崇尚科学理性，倡导以法治国。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的思想闪耀着理性精神的光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科学、理性精神贯穿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始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不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非理性思潮和现象所迷惑，使理性之光普照中国大地。
2.坚定不移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方向
理性精神对经济活动固然有极大的反作用，但是它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82 ）理性精神的发育归根到底取决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都不利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培育。自然经济是伦理经济，计划经济是行政经济，二者本质上都不是理性经济。而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讲是理性经济，市场经济文化是理性文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创新观念、民主法制观念和平等自主观念等理性精神。改革开放近20年来，尽管有过一些反复，但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克服了“左”的思想影响，从整体上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认识仍是不断进步和不断深化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我国国民理性精神的培育必将起到最根本的推动作用。
3.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与弘扬现代理性精神同样是不可分的。诚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离不开国民理性精神的发育，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也有利于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既是对我们党执政内涵的深刻揭示，也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和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相结合，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精神已被载入我国宪法。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法律的轨道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的健全，将有利于培育全社会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等理性精神。
4.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地对人民进行理性文化启蒙，以现代工业文化精神取代传统农业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作为人类文化创造过程中整合抽象出来的价值系统的精华，既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内在品质的感性表征，又是处于特定历史维度之中的人类群体生活意义的理性浓缩。”[7] 中国要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离不开一种文化精神的指引和支撑。这一文化精神就是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
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我们应当运用素质教育、生活方式变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理性化和法制化等手段，积极引导现代工业文化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渗透。特别是要注重适时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启蒙。一方面，要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对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理性精神。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科学对人类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而且体现在陶冶和升华人类的理性精神、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上。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民族素质的优劣。因此，我们要以更博大的胸怀和更深刻的眼光认识科学的本质和作用，不仅要在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讲科学，更应该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树立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和各种愚昧落后思想作斗争的意义上讲科学。我们不仅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使科学理性精神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意识深处。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现代艺术和哲学中以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本精神，使人不再满足于传统自在的文化模式，树立起自由自觉的、理性的、契约的、法治的现代文化模式。
5.正确认识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思潮，防止西方后现代思潮在我国产生不利影响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思潮出现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应当说，后现代文化并不是一种同质的、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或理论形态。从广义上讲，后现代文化包括所有产生于发达工业文明社会中的，对于工业文明及其文化精神提出修正、质疑、批判和超越的价值与文化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文化中包含有许多积极的文化价值内涵，如生态文化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交往理性对异化的人际交往的调整，技术批判理性对异化的技术发展的人道控制等。但是，后现代文化中也包含有许多极端的文化价值观念。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因而现代主义的基本理念已经过时。“现代进步”的理念、“合理性”的理念，“意义与价值”的理念、“规律与目的”的理念等，都已经不能描述和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状况，因而应当解构与淘汰。不谈进步，不谈目的，不管意义，这便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后现代主义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否定与诋毁现代科学技术，鼓吹技术异化论与反科学主义。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丧失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真正家园；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创造了一个富裕社会，但这是一个“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畸形社会；科学技术不但没能为人类带来自由、幸福与进步，反而造成人的堕落，异化与受奴役，使人与物的关系彻底颠倒，使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是头等重要的生产力，除此之外还身兼政治统治的“帮凶”与操纵意识形态的“走卒”，因而是应当加以口诛笔伐的万恶之源与头号祸首。他们甚至提出，不限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必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并陷入绝境。应该说，后现代文化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早已现代化的、发达的后工业西方社会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对于西方社会理性、科技过分发达的一种反动。而且“由于有基督教信念的长期经营，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对西方人来说多停留在精神结构的较浅的层次上，并没有真正地动摇其信念的基础。既然非理性主义不满意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只是外部生活的手段，因而非理性观念的破坏力也往往表现在这个手段的层面上。即使在这个层面上，非理性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从来没有造成严重的妨碍和威胁。”[8]（p.77）但是， 西方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对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来说，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实现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跨越的历史阶段，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今，中国刚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科学和理性精神尚未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来。如果我们全然不顾中国传统缺乏科学和理性精神这一社会实际，盲目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现代科学技术的危险性，鼓吹人的“本能”、“欲望”，就势必使人们产生价值选择的迷失，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误导。
综上所述，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依靠理性精神的支撑。在当前，弘扬现代理性精神，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大力加强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建设，不断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理性文化的启蒙。坚信在不久的将来，理性精神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中国的现代化也将指日可待。
收稿日期：200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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