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地区安全与大国干涉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地区论文,大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将大乱”、“中东陷入永无休止的乱局”、“叙利亚战争将引发新的乱局”，等等字眼近期成了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世界各国也确实都很关注叙利亚问题和中东局势。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地分析中东局势并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态势呢？这就不能不提到“不稳定结构”(Unstable Structure)理论。①中东地区长期动荡概由“不稳定结构”所致。所谓“不稳定结构”是由三大要素构成的：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即美国等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干预和世界格局急剧变化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中东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民族国家建设、政治民主进程和继承危机与政治合法性问题、社会二元化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诸如“阿以冲突”、边界冲突、资源纠纷、教派分歧、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等。②以上要素不仅过去和现在，今后仍将长期存在，由此构成了“不稳定结构”作用于中东社会，直接影响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如果说中东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中东地区存在的诸多矛盾等均无法超越和难以避免，那么外部势力主要是西方大国的干预却是强加给中东各国的。这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中东安全形势及前景
以下诸多方面既是中东地区的乱点、也是热点，将持续影响中东地区安全。
(一)中东政治危机和叙利亚战乱
2010年底以来，自北非至西亚中东多国相继爆发了要求改善民生、进而扩大民主的政治运动，其中夹杂着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造成地区局势急剧动荡。虽然上述政治危机的发生具有“原生性”特点，但是正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干预”，引致中东国家的政治危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巴林等海湾国家出现的不同程度的政治风波很快平息了；而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却出现了政权更迭。目前，叙利亚已成为中东动荡漩涡的中心。该国局势不仅关系到叙利亚本国未来政治走向，其溢出效应还对中东局势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举措，当然不是促推进中东民主，也不仅仅是推翻巴沙尔政权，而是要在“新干预理论”支持下，通过联手西方盟国在多极化进程中确立自身强势地位，左右世界局势的发展。
2011年西方国家发动“利比亚战争”，创立了冷战后干预、颠覆他国的“利比亚模式”。但战后利比亚陷入新的动荡之中。2012年9月11日，即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第11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袭击，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等4人遇难。2013年9月11日，班加西的外交部办公楼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约10名平民受伤，办公楼被毁。③
叙利亚战乱爆发后，反政府势力得到了西方国家在政治、金融和军事等多方面的支持，“目前叙利亚有200多个武装派别参与地面战斗”，④其中不乏宗教极端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叙利亚反对派也承认，目前，约有8万多境外武装分子包括宗教极端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渗入叙利亚，参与反政府的暴力恐怖活动。为了达到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却公然否认反政府武装中有基地组织成员。⑤奥巴马还宣布叙利亚为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在联合国调查团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出台之前，美国就抢先宣布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武，并威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尽管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使用武力，有60%的美国民众反对军事打击叙利亚，但美国的战争威胁仍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从第四军事强国到“失败国家”的伊拉克
冷战后，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布什总统曾称伊拉克为“世界第四军事强国”，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之后却使伊拉克变成了失败的国家。⑥2013年是美国入侵伊拉克10周年，尽管美国政府和媒体曾一再强调，美军消除了萨达姆在伊拉克的暴政与专制统治，“解放了伊拉克人民”，但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与旧殖民主义统治中东时的做法并无二致。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强大的伊拉克，而决意使伊拉克成为一个可在美国控制下的“听话的国家”。于是，美国在推进民主政治的招牌下对伊拉克仍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做法，使伊拉克成为一个以教派和种族分权为政治构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表面看起来，这种政治构建似乎照顾了各种派别势力(主要是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等派系势力)的利益关注，但实际上却使伊拉克在政治重建过程中确立了“多重分权”的政治结构。换言之，这种多重分权政治结构也是一种“不稳定政治结构”，不仅未能削弱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相反还强化了教派意识和种族意识，弱化了伊拉克民族国家的认同感。美国主导下伊拉克政治重建中的“多重分权”政治构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目前伊拉克的主要三大派别势力还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具有严重分离主义倾向的库尔德人组织在北部地区建立了高度自治统治区域，俨然成为伊拉克的“国中之国”；中部地区是逊尼派的势力范围；南部则是什叶派力量的大本营。频繁出现的暴力和恐怖事件使处在惊恐和动乱中的伊拉克人无法寻求国家对公民的保护，而不得不借助派系势力和种族势力的庇护。对普通伊拉克人来讲社会稳定与安宁还是一种遥遥无期的奢望，而库尔德自治区域一旦独立无疑将刺激周边国家的库尔德人，很可能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
(三)饱经战乱涂炭的阿富汗
几十年来，阿富汗一直未能摆脱国内战乱和外部入侵梦魇，使这个美丽的山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动乱和宗教极端分子、恐怖主义分子猖獗的基地。
1979年底，苏联出动10多万大军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在历时10年的战争中，苏军死亡1.5万、伤5.4万将士，最终不得不失败撤退。2001年美国联手西方盟友发动“阿富汗战争”(代号为“持久自由”，即“Enduring Freedom”)，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阿富汗在联合国的督导下基于《波恩协定》确立了“复兴路线”，制定新宪法成立了以卡尔扎伊为总统的新政权，之后又进行了阿富汗议会选举。西方媒体曾将阿富汗政治重建描述为“正式走上民主主义道路，标志着国家的复兴重建已进入新的阶段”。⑦然而，今日阿富汗局势却依旧动荡，军阀割据与战乱尚未消除，美国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卡尔扎伊政权所能控制的范围也仅限于喀布尔及周边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阿富汗，如今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济日趋凋敝。确切地讲，“阿富汗的政治重建尚未步入正轨”，如何实现稳定和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是阿富汗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阿富汗也同样成为美国“制造”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
2011年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的“三步骤”计划，⑧同时计划使阿富汗的武装力量达到35.2万人(包括19.5万阿富汗国民军和15.7万警察治安部队)⑨。据卡纳基基金会的最新研究报告，尽管塔利班的骨干成员可能不到5万人，但是在其控制地区可以很容易地招募新成员，一旦美军撤出，塔利班无疑将转变战略，更具有进攻性，能够动员足够的人员攻占首都地区。⑩目前，塔利班成员活跃在阿富汗80%左右的地区，在美军和盟军占领阿富汗的情况下都能为所欲为，一旦美军撤出，阿富汗局势将更加动荡。
(四)牵动世界神经的伊朗核问题
20世纪50年代，即伊朗国王巴列维执政时期，伊朗开启核计划，其核研发项目曾先后得到美国、德国、法国、甚至以色列等国的核设施和技术支持。在半个多世纪中伊朗核研发项目经历了：内部动荡——1979年伊斯兰革命；外部打击——1980年布什尔核反应堆在两伊战争中被伊拉克炸毁；恢复重建——90年代在俄罗斯帮助下进行了恢复重建；美欧扼制挤压——21世纪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认为伊朗可能在现有核技术的基础上，秘密发展核武器，对伊朗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措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开发核能的政策由初期的支持与援助到目前的反对和禁止，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其立场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1)由此不难看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冲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所致。
10多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朗在核问题上反复博弈，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热点。伊朗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周旋。伊朗始终坚持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权利，以此为旗帜和口号，在国际法的框架内据理力争；适时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积极同英、法、德三国代表进行谈判，采取不妥协的强硬立场，挑战美国的压力；刚中有柔，为实现核计划，在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留有回旋余地；甚至在博弈过程中争取了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核研发进程。2012年，“5+1+1”(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伊朗)多边机制进行了3次谈判，但是并未取得什么进展。伊朗核问题对美国来讲只是个“麻烦”，但这种麻烦是在美国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更何况伊核问题的存在还是美国可以用来挟持海湾国家的一张牌(既可用伊朗威胁迫使海湾国家更依赖美国，还能趁机大批推销美国军火)。伊朗核问题还可能长期拖下去，当然也存在爆发军事对抗的危险。
(五)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
这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冲突。60多年来，联大和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从国际法的角度赋予了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民族权利拥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美国百般阻挠，一贯支持、偏袒以色列是冲突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在犹太院外势力的影响下，“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始终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直到2002年6月，布什在其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中才宣布，支持在美国主导下，建立巴勒斯坦国。奥巴马就任总统后，明确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认为两国并存和平共处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行办法，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没有采取什么可行的措施。
巴勒斯坦政府为了扩大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逐步改变在同以色列谈判中的劣势地位，启动了加入联合国的政治行动。由于美国的阻挠，2011年巴勒斯坦未能进入联合国，转而成功地获取了联合国非成员国观察员地位。
由于近年持续的中东政治危机和局势急剧动荡，巴勒斯坦问题曾一度被“边缘化”，但2012年巴勒斯坦在联合国采取的政治斗争和以色列发动的“云支柱”军事打击、定居点扩建(包括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敏感的“E1地区”新建3 000套住房项目)等举措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凸显。以色列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声明中指出：“基于国际法，定居点属于违法，如果在‘E1地区’，建设定居点，这是对两国解决方案仅存机会的致命打击。”(12)然而，得到美国庇护并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以色列仍坚持其强硬立场，缺乏实力的巴勒斯坦却依旧处于“武装割据”的分裂状况，所以短期内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性。美国务卿克里2012年已经6次出访中东，近期还将访问以色列，但也没有可能打破巴以问题的僵局。
(六)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
中东地区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其一是国家恐怖主义，即由国家强力机构主导下的暴力、恐怖活动。虽然在西方强势话语环境中看不到此类描述，但中东地区确实存在。中东各国政府和媒体也在不断地谴责此类事件，例如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杀戮平民的事件。
其二是某些极端组织策划并实施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此类事件发生频率太高，从酒店、宾馆到清真寺等各种公共场所等都曾殃及，采用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在中东已经司空见惯，似乎都不是什么“新闻”了。
其三是为反抗外来势力入侵和军事占领所进行的反抗活动，其形式已不是主流形式，但仍具有正义性、合法性，例如巴勒斯坦人民为反抗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野蛮镇压进行的正义斗争，伊拉克人民反抗美军军事占领等进行的正义斗争(西方媒体往往将此类事件描述成恐怖主义行为)。
其四为个别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在非理智的状态下、在绝望中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这种活动涉及人少，行动诡秘，往往防不胜防，对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同样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基地组织在中东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分支机构：从阿拉伯半岛、也门、伊拉克、约旦，到北非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都有基地组织成员活动的身影。2011年，美军击毙了本·拉登，但是却未能阻止基地组织在中东乃至全球的扩张，其负面影响阴影不仅笼罩着中东还蔓延到中东以外的地区。2013年8月初，为了避免基地组织可能发动的袭击，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全球旅行警报，并关闭了其位于伊斯兰世界的数十个使领馆，部分关闭时间长达一周。
大国干预的主要方式
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亚洲太平洋再平衡战略”，强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其目标是遏制中国。2013年6月，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不仅重申将在2020年前把60%的军舰部署到亚太地区，而且还表示要把60%的空中力量也投放到这个地区。随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和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有些人错误地认为中东将淡出美国的全球战略。虽然美国全球战略可能根据形势变化做出某些调整，但是美国不会放弃具有十分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中东地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哑铃态势进一步突显，(13)中东作为哑铃态势中的抓手，对欧洲大西洋战略和亚洲太平洋战略起到遥相呼应的作用也将更为重要。从美国宣布叙利亚是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并执意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国务卿六访(可能要七访)中东，继续对伊朗保持压力和进一步制裁等一系列举措不难看出，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将通过各种形式干涉中东事务。
大国的干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类型。有的是西方列强惯用的手段，有的则是近几年才开始普遍使用的手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政治挤压
西方大国在对中东敌对国家的政治挤压方面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主要有：丑化或妖魔化敌对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封杀敌对国家、以推进民主为由干预中东国家。
1.丑化或妖魔化敌对国家。
攻讦、丑化或妖魔化敌对国家或政权是西方大国一贯的做法，即所谓“舆论先行”，指责中东敌对国家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也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惯用的做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将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叙利亚、阿富汗等国称为“无赖国家”(Rogue State)，(14)2002年，美国又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家定义为“邪恶轴心”国家(Axis of Evil)，2005年，又将伊朗称为“暴政据点”。美国和西方大国不断制造舆论，指责无赖国家以各种形式支持恐怖主义，称这些国家在研发、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实施军事打击先行制造舆论。九一一事件之后，西方媒体更是将恐怖主义与某种宗教联系起来。
2.采取措施封杀敌对国家。
2011年，由于美国的封杀使巴勒斯坦未能成功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时，美国还采取了抵制措施——宣布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纳会费。在美国的阻挠下，近期内巴勒斯坦很难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2009年和2011年，美国先后利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向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其子赛义夫·伊斯兰和利比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签发逮捕令，在军事打跨利比亚政权之前对卡扎菲进行“政治绞杀”。
3.以推进民主为由干预中东国家。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长期坚持的政策措施之一即推行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民主。冷战结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遂迫不及待地相继推出了一些“改造中东的计划”，首先是欧盟于1995年11月提出的所谓的“巴塞罗那进程”，即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西亚国家进行政治对话、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并且，2008年7月，“地中海峰会”在巴黎召开，它标志着“地中海联盟计划”的正式启动。其次是美国提议的“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于2004年6月正式推出，旨在中东地区推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即改进版的美国“大中东计划”。由此，美国软硬兼施，要求中东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推进民主的社会变革，以期换取西方的经济援助。
(二)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是大国干涉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以经济手段制裁、控制、制约敌对国家和势力、从经济基础方面来削弱对手，达到服务于自身的战略目标的目的。
1.经济封锁和制裁
美国对中东敌对国家制裁主要是依据美国国内法律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达马托法”。“达马托法”最初是由美国参议员艾尔冯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以利比亚、伊朗“支持恐怖主义”为名，于1995年9月提出的一项制裁外国公司向伊朗和利比亚出口能源技术的议案，经修改后于1996年8月生效。该法禁止外国公司对利比亚和伊朗的能源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美国根据该法对那些与利比亚和伊朗从事能源合作的国家和公司进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制裁，即凡一年之内投资超过4亿美元(后改为2亿美元)者将受到制裁。被制裁的国家、企业或个人的名字都将被列入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黑名单。(15)
2.金融制裁
美国等西方大国对卡扎菲统治时期的利比亚、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对苏丹和伊朗等国，均采取了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措施。2011年春利比亚出现政治动荡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之前早就“冻结”了卡扎菲政权在欧美的资产，(16)甚至将其中部分划拨给反政府组织，并利用这些资产为反政府组织购买武器。2011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报告掀起轩然大波，西方国家加紧对伊朗实行新一轮制裁。美国不仅宣布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业以及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制裁，还警告与伊朗金融机构交往的政府和机构也将面临制裁。(17)英国宣布切断与伊朗各银行金融联系的制裁措施，加拿大宣布“结束与伊朗的任何交易”，包括与伊朗央行的合作。
3.连带制裁
实际上是扩大制裁范围，震慑与敌对国有正常交往的国家，旨在保证对敌对国家的主要制裁方案顺利实施，进一步孤立被制裁对象，使其屈从大国意志。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各国间的经济交往都有很深程度的发展，早已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贸易往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与包容形成的共同发展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些“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真正的“国际公司”，由数家分属不同国家背景的股东控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保持正常经贸关系的公司，往往由于这种连带制裁的影响使正常经贸交往无法进行而蒙受损失。
(三)军事打击
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使用军事力量干涉他国或直接发动战争打击敌对国家。1983年成立了“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18)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辖制和军事存在。总部设在巴林的美国的第五舰队也游弋在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水域，加强了美国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干预能力。
1.直接发动战争。
美国曾以暴力手段直接推翻敌对国家政权，扶持亲美政权，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是发动战争、进行军事干涉的典型例子。2003年3月美国纠集英国等盟友绕过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动用了美国在海湾地区驻扎的大量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支援，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美军并没有减轻伊拉克人民的痛苦，目前伊拉克仍深陷战乱与动荡之中。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评价这场战争时曾尖锐地指出：“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9)利比亚战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使用军事手段颠覆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例子，也是一场没有派出地面部队的“非接触战争”。
2.设置禁飞区。
海湾战争之后，美国联手英国和法国以保护库尔德人和保护什叶派穆斯林为名，先后于1991年3月和1992年8月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设置了禁飞区，1996年9月美国又宣布将伊拉克南部“禁飞区”扩展至北纬33度以南地区即巴格达郊区上空，如果说，在伊拉克设置禁飞区还是“有限禁飞区”，那么在利比亚则是设置了“无限禁飞区”，实际上是以设置禁飞区为借口，发动了一场利比亚战争。借助利比亚反政府武装，通过向其提供资金资助、武器装备、军事顾问等措施，打了一场现代版的“代理人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相比，这是一场直接投入比较小，但同样达到了推翻敌对政权之目的。
3.进行低烈度战争。
美国还对中东敌对国家进行“低烈度战争”打击、消耗对手的国力，迫使其最终屈服。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多次对利比亚军事打击，包括1981年在锡尔特湾进行了空战，利比亚多架战机被击毁；1986年袭击了利比亚的导弹快艇和苏尔特导弹基地，又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空袭首都的黎波里和班加西；1989年击落了两架利比亚的“米格23”飞机。1998年8月以打击恐怖活动为名，美国对苏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向两国境内目标发射了约100枚巡航导弹等。(20)1998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之狐”军事打击，2001年对伊拉克进行400多次空袭，使伊拉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四)颠覆政权
1.秘密行动，颠覆敌对政权。
对国外领导人进行暗杀、策动政变推翻敌对政府是美国政府惯用的手段，也是中央情报局重要日常工作之一。1949年，叙利亚发生的3次政变中有2次是美国策划的，又如1953年策动伊朗的政变等。里根时代，试图暗杀黎巴嫩真主党领袖谢赫·穆罕默德；支持也门的反政府势力从事破坏活动；1986年，里根又亲自签署了“国家安全指令”，授权进行颠覆卡扎菲政府的活动。(21)2007年底，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总统文件”，政府将拨款4亿美元，用于美国特种部队在伊朗境内的秘密活动，以及扶植伊朗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逐步扩大对抗伊朗的秘密行动，目的是分裂德黑兰领导层，促成伊朗“革命性政变”，从而颠覆德黑兰政府。(22)
2.支持反政府组织。
美国长期支持伊朗的反政府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伊朗的流亡反政府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反对德黑兰政府。2004年7月，美国宣布向伊朗的流亡反政府武装“人民圣战者组织”提供《日内瓦条约》规定的战俘保护地位，该组织是曾被美国和欧盟都列为“恐怖组织”的团体。(23)中东国家爆发政治危机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政要多次发表讲话，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也门总统萨利赫等必须下台，为这些国家的反政府势力撑腰。2011年12月初，希拉里在日内瓦会见叙利亚反对派，煽动叙利亚反对派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
3.公开鼓动政权更替。
1979年以后，“政权更替”一直是美国对伊朗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公开向伊朗的所谓“亲民主势力”提供资金，并扩大针对伊朗的情报活动等。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加强了“政权更替”的活动，在驻伊朗周边国家的外交使团中，增加通晓波斯语的外交官。同时，美国国务院扩大了“伊朗处”，其任务之一就是与流亡美国的伊朗反对派势力保持接触；还在互联网上设了虚拟的“美国对伊朗大使馆”，加强与伊朗反政府分子和组织的联络。2011年12月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则直接呼吁“政权更替”，并发誓“将资助伊朗每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24)
(五)新媒体干预
1.发挥新媒体的双重作用。
新媒体具有便捷、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手机和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主要工具在信息传播中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能在转瞬之间将信息传遍世界。在“信息不对称”时，在政府腐败、治理混乱且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一旦通过网络披露重大丑闻，民众通常是“宁可信其真、决不判其伪”，对失望、愤怒的民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从而形成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冲击。“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美国政府支持的网站是最活跃的媒体，(25)具有十分明显的“倾向性”，在中东政治危机发展进程中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美国率先发动“网络战”，利用在互联网的“绝对垄断地位”追求自身利益。
2.新媒体成为干预的“新武器”。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继陆、海、空以外美军的第五战场。据悉，美军研制出的网络武器已达2000多种。美国发动网络打击的目标是敌方内部安全网络，而不是通常的国际互联网，其实施手段是通过键盘和屏幕在全球展开惊心动魄的网络战。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处不起眼的工业园，园内有一处普通建筑，那里就是中央情报局监控海外网络舆情的大本营“开放源中心”。对于美国来说，这样的“网络战”不仅可以有力地削弱不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还能够赢得有利的反响和支持，可谓“一石二鸟”。
3.大国利用新媒体进行干预。
新媒体在近期中东政治危机爆发过程中起到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酵母、催化剂的作用。示威群众和反政府势力借助新媒体在不断传播信息过程中积蓄能量，不仅放大了自身的力量和声音，也放大了对自身行动的预期，形成不断挑战政府的冲动和力量。(26)据西班牙《起义报》报道，2009年伊朗大选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新媒体“煽动伊朗造成内部混乱”。报道说：“中情局指示居住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伊朗反对派力量，通过手机和博客网站向国内发送各种真假难辨的政治危机信息，制造混乱，煽动反政府舆论，以推翻政府为目标。”在近期中东政治危机中美国只是更加大张旗鼓地使用新媒体而已。
大国干预的结果和影响
西方大国干预的结果和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从本质上来讲，西方大国的干预政策和行动根本就不考虑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是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实际上美国自己也承认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美国政府和媒体都称这场战争为“入侵伊拉克”，即“Invasion of Iraq”)、美国和西方大国发动利比亚战争等无不如此。
2002年初，布什将伊拉克、伊朗、朝鲜定义为“邪恶轴心”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着世界的安全和利益，随后抛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尽管美国政府解释其先发制人战略仍然是所谓“预防性战争”，但其实质是“挑战性战争”，并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创十分恶劣的范例。美国防务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布鲁斯·布莱尔(Bruce Blair)也承认，“这一战略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不符合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是不适当的”(27)。许多美国人甚至认为，“不是美国要干涉别国的事务，而是世界需要美国那样做”。“美国已经下决心对那些给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失败国家’进行控制和改造。虽然不情愿，但是那些国家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已经自动放弃了主权”(28)。按照这种逻辑，美国就可以把任何它不喜欢的国家定义为“有敌意的国家”或“失败的国家”，以威胁美国的安全为借口，在先发制人的战略基础上，随时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和政治改造，其实质是推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二)加剧中东局势动荡
大国干预的直接后果无一例外地造成被干预国家(地区)局势急剧动荡、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甚至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比较集中的地区，例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这已经成为一种“有深远负面影响的模式”，对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国干涉”已经成为长期干扰中东国家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造成中东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已经同“转型时期的中东”、“中东地区诸多矛盾”等相关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稳定结构”，不仅在过去一直作用于中东社会，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左右中东局势。大国的干预不仅没有解决“巴以冲突”等以往旧的矛盾冲突，还造成了新的动乱点，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目前在叙利亚乱局中，叙利亚反对派既有要求变革、推翻巴沙尔政权的人士，也有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甚至还有被美国宣布为恐怖组织的基地组织成员。为了实现推翻巴沙尔政权的目标，美国极力拉拢各派势力争取更多的盟友，甚至包括基地在内的恐怖组织都在合作范围之内。政治分析人士韦伯斯特·塔普利说：“世界上的所有恐怖组织现在都被吸收进美国的(叙利亚)战略中了。”(29)
(三)中东社会经济发展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近百万伊拉克人死伤，特别是使用贫铀弹和放射性物质的扩散造成伊拉克大量新生儿畸形，潜在的伤害可能几代人都难以消除。对伊朗30多年的制裁使其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周边其他石油生产国，首都德黑兰的一些道路还是巴列维国王时代修建的；机场免税店几乎没有国外商品，冷清萧条。美国的制裁不仅使伊朗物质产品极度匮乏，还造成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为了抵御制裁、防范外敌入侵，伊朗不得不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国防力量，民品和其他工业品仍十分短缺。利比亚全国人口只有不到700万，但利比亚战争使其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30)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西方国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特别是反政府武装使叙利亚陷入短期内难以平息的战乱之中，山河破碎、满目疮痍，还导致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直到周边国家，也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安全问题。在西方国家的蛊惑、支持下，统一的苏丹被肢解成两个国家；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的离心主义倾向进一步抬升，蛰伏着国家分裂的危险，一旦北部库尔德地区脱离伊拉克很可能在周边相关国家出现连锁反应，进一步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近两年急剧动荡的中东政治局势已经对中东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与中东政治危机爆发前相比较，截止到2011年底，国外对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从214亿美元减少到115亿美元，下降了46%。(31)这只是在经济方面的一些统计数据，而在政治、社会发展领域产生的巨大和深远影响可能是数字暂时无法反映出来的。
(四)伊斯兰势力得到加强
尽管教俗之争主要是中东地区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但大国干预中东、对“敌对势力”打击过程往往是针对世俗民族主义开刀，使中东世俗主义力量严重受挫。“世俗化”是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发展变化总趋势，但在世俗化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仍会有激烈的斗争。在此番中东政治危机之后，在现代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且无法提供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公民社会不发达、反对派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无论是受到冲击的政府还是反政府势力都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力量。目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已经筹建了伊斯兰政党，利比亚反政府组织也在“脸谱”上呼吁建立“利比亚伊斯兰国”，也门反对派宣布在阿比扬省建立伊斯兰酋长国等。(32)也正因为如此，当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出现权力真空之后，虽然处在相对落后发展阶段、但仍无处不在的伊斯兰主义便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凭借其自身深厚的宗教传统、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力和独特的社会组织功能和动员功能，不仅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政权更迭的国家能够执掌权柄，在其他中东国家也同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形势无疑加剧了今后中东各国教俗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穆斯林兄弟会和正义发展党为依托的穆尔西能够当选总统，一年多之后又被代表世俗主义的军方废黜正是这种博弈的体现。
(五)中东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大国干预特别是军事打击过程中，往往导致中东地区不同势力此消彼长。曾经雄踞西亚的伊拉克在受到重创之后，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还面临着分裂或被肢解的危险，短期内根本没有可能重新崛起。萨达姆政权被铲除，客观上使伊朗逐渐坐大，尽管伊朗长期遭受西方制裁，但该国仍依靠自身力量使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一定发展，由此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以色列深感担忧。与此同时，土耳其愈发凸现伊斯兰国家和北约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在中东地区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并发挥更重要作用。
1.中东政治格局抑或至少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将重新洗牌。
由于埃及此类地区大国因国内政治危机被严重削弱，无疑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海湾君主国在中东剧变期间，联手镇压了巴林的民众游行，此举不仅巩固了君权，同时亦在尝试在本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无奈自身实力有限很难大有作为。此外，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在此番中东政治危机中格外活跃——其表现不是积极化解危机，而是以推进民主为由打击以往存有嫌隙的国家，乘机抬升自己扩大影响力。阿盟在利比亚问题上，推动安理会通过了对利比亚设置“禁飞区”的决议，且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这些使阿盟内部出现新的裂痕和麻烦。如此，也造成阿拉伯世界的严重分裂，实际上阿拉伯世界已经开始重新洗牌，但海湾君主国很难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2.美国主导下的反恐越反越恐。
暴力与恐怖活动是长期影响中东安全的重要因素，其外溢效应还严重影响着其他地区。暴力与民主本身就是相悖的，通过暴力植入民主不仅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践中更是不可行。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并提出所谓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美国发动战争改变伊拉克政权的性质，并通过一系列的“战后安排”改造伊拉克，试图树立一个改造中东的样板。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改造一种文明。(33)西方大国的干预政策和行动从来都是双重标准的，其判定标准是大国自身的利益。在大国的干涉和操控下民主也变得是可以选择的，人权状况同样是可以随意认定的，仍以是否符合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利益为其标准。美国对伊朗核研发计划由支持到坚决反对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变化，同时默许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是中东地区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肆意抓捕、杀害巴勒斯坦人(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死在以色列士兵枪口下的记者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但美国却从未“真正”谴责过以色列。
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滥用武力、反恐扩大化、双重标准等行为不断伤害中东人民，使其所谓的国际反恐难以为继。目前中东地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事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东社会也很难走出这种梦魇的阴影。
①王京烈：《不稳定结构与中东局势》，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第63页。
②王京烈：《刍议左右中东局势的三大要素》，载《以色列动态》1991年第2期。
③《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害一周年 利再遭恐怖袭击》，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9-11/5274649.shtml,2013-09-12.
④《叙反对派派别担心遭美打击 疑美故意拖延叙内战》，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9-06/5254492.shtml,2013-09-07.
⑤《美国务卿否认基地组织在叙作战》，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9-05/5247006.shtml,2013-09-06.
⑥"Failed States and Detailed Indexes",http://www.foreignpolicy.com/files/fa2011/FSIgrid2011.swf,2013-08-27.
⑦中国新闻网转引共同社2005年12月19日讯，http://www.chinanews.comen,2013-07-17.
⑧所谓“三步骤”计划，即2011年7月撤回1万名士兵；2012年夏天之前撤离作战部队3.3万人，驻阿美军的任务从作战转为提供支持和训练阿富汗士兵；2014年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务移交。See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6-23/3130697.shtml,2013-03-22.
⑨Kenneth Katzman,"Afghanistan:Post-Taliban Governance,Security,and U.S.Policy",September 21,2012,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7-5700,p.33,http://www.crs.gov,2013-08-27.
⑩Gilles Dorronsoro,"Waiting for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The Carnegie Papers,September 2012.
(11)王京烈：《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5期，第29页。
(12)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2-12/04/content_7148242.htm,2012-09-27.
(13)笔者在下列著述中曾先后阐述过这一论点，参见王京烈著：《中东战略地位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2期；《美、俄、法等大国加紧对中东的争夺》，载赵国忠、温伯友、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1997-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95页；《伊拉克问题与国际关系格局》，载《今日中国》(阿拉伯文版)2003年第2期等。
(14)http://www.answers.com/topic/rogue-state,2013-07-27.
(15)参见王京烈：《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5期，第29页。
(16)据报道，利比亚在海外的资产(包括在海外的投资)超过1 000亿美元，其中约300亿美元在美国，See http://cn.wsj.com/gb/20110301/bus103704.asp?source=article,2013-07-28.
(17)http://world.people.com.cn/GB/16350740.html,2013-07-28.
(18)http://en.wikipediaorg/wiki/CENTCOM,2013-07-27.
(19)http://www.gulfnews.com2004/09/16,2013-03-27.
(20)王京烈：《中东国际关系解析》，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6期，第14页。
(21)Christopher Simpson,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S.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1981-1991,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pp.646-647.
(22)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8125,2013-07-28; http://www.alarabiya.net,2013-07-28; http://news.cnhubei.com/ctjb/ctjbsgk/ctjb30/200807/t359616.shtml,2013-07-28.
(23)新华社2004年9月7日讯。
(24)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2-09/3519709.shtml,2013-07-28.
(25)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6页。
(26)同上文，第7页。
(27)参见《华盛顿观察》周刊，2002年9月25日。
(28)同上文。
(2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12/c_123702239.htm?prolongation=1,2013-07-28.
(30)参见《利比亚因战争损失500亿美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7/23/c_121709469.htm,2013-07-28.
(31)Sergio Alessandrin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FDI)to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Short-and Medium-Term Developments",Policy Brief,October 2012,from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gmfus.org,2013-07-18.
(32)王京烈：《解读中东政治危机》，第10页。
(33)王京烈：《苏丹大选与中东政治民主化》，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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