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空间背景下的公民理性政治参与之道——基于政府善治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之道论文,视角论文,公民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13)05－0010－05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先后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经过系统梳理和研究，笔者发现，这些成果较少涉及网络政治空间视角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善治关联性的探讨。“事实上，就其导向而言，网络政治参与直接指向于政府的行政行为，并对政府行政产生深远影响。”[1]尤其是在互联网政治参与日益深入的情况下，互联网作用于政府善治效应的广度和深度还会持续发展。为此，本文试图以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为主线，从政府—社会—公民关系互动的视角，进一步审视网络政治空间背景下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善治的双重影响，并积极探求公民理性政治参与之道。
一、网络政治空间的生成及其特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时代已经悄然而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为5.38亿，互联网普及率约达40％，较2011年底提升4个百分点；手机网民数量接近3.88亿，同比增长17.5％。互联网普及率的与日俱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日渐改变着我国公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为公民反映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见解、实现参政议政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空间。
对网络政治空间内涵的界定首先应理解“公共领域”的内涵。这是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公共领域拓展了人类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就为网络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环境，使网络政治空间的生成成为可能”[2]。最早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是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此基础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也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概言之，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3]。哈贝马斯的界定，指明了公共领域的三大构成要素(条件)：一是主体即由私人组成的公众；二是载体即充分沟通的媒介；三是产出即公众舆论(共识)。这些要素通过信息的链接与交换，形成了虚拟的网络空间。在这种自由开放的虚拟空间里，公众以网络为平台、以理性辩论为中心进行着公共交往，其中，“人们围绕着利益和公意的表达、利益和公意的博弈、利益和公意的决策与利益和公意的分配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就是网络政治活动，而网络政治活动所依托的场所，就是网络政治空间”[4]。
与传统意义上的空间相比，网络政治空间具有三大基本特点：(1)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网络的隐匿性淡化了传统科层制的等级观念，任何网民只要符合法律许可，就可以通过网络与各级政府直接“面对面”，就可以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对政府政策品头论足，且参与者不受地位、财富、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这极大地舒缓了公民在传统政治参与中的距离感与无力感。(2)政治活动的开放性。互联网是一个开放、不设防的舞台，任何人只要拥有联入网络的计算机，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在线参与”，而且探讨的主题多样、多变、多元等，这一切都是自由开放的。(3)参与方式的互动性。互动是互联网最为鲜明的特征。美国学者尼葛洛庞蒂认为：“多媒体在本质上是互动的媒体。”[5]在传统政治参与中，公民接受政府资讯的过程是被动、单向的，而网络环境下的政治参与则实现了信息交流的双向互动。在网络化时代，网民不仅是信息资源的消费者，也是信息资源的生产者，不仅信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可以相互传播信息，而且受传者之间也可以相互传递信息，实现人际互动。
二、网络政治空间的互动：一种全新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呼之欲出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团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诉求，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以遵循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为前提，通过政治投票、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等多种方式去表达个人或集体的愿景，参与政府管理与政策制定，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过程。虽然这些传统的沟通方式能够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受地域、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政治机制以及沟通渠道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公民在政治参与的权限、范围、内容等方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梗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网络的出现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型的方式。在网络空间里，由于政治参与的主体是网民和网络共同体，他们或是不具备法律明确赋予参与政治生活权利的公民，或是分属于不同政治实体的异国公民(网民)，或是基于共同利益、兴趣等而结成的虚拟的网络社区、网络社团等。从网络政治参与的客体看，网络政治参与指向的是国家政权系统以及包括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在内的公共决策活动，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表达、网络听证、网络监督等一系列政治接触活动。而且，这种主客体的参与交流大都以“隐匿对谈”的形式互动展开，在此基础上，便诞生了极具典型时代特色的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
三、网络政治空间视域下公民政治参与对政府善治的双重效应
作为一种富有成效的治理理念，善治走进人们视野肇始于20世纪末期。1989年，鉴于非洲大陆在社会发展上的诸多挑战，世界银行在对其现状进行概括时，率先提出了“治理危机”概念。而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描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状况时开始频频使用“治理”一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现代市场经济面临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困境，为革除这一弊病，倡导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之间对公共事务合作管理的“善治”理念便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善治加以阐述。杰·库伊曼将善治理解为“互动管理”，“‘善治’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者秩序不能由外界强加；它之作用发挥，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6]。俞可平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现代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7]。对善治的理解，尽管学术界见仁见智，但是，人们还是较为一致地认为，善治的基本诉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必备条件：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这样描述，“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这个公式形象地说明了公民有序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实际上，从政府管理的视角分析，“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8]。(2)终极目标：追求民生幸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本质的内在关联性，无论是从还权于民的角度看，还是从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层面去考量，善治谋求的都是公民的民生幸福，同样，民生幸福也是检验政府是否善治的重要尺度。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善治的正面效应
1.网络政治参与缩短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提升和拓展了治理的范围和层次。近代以来，以代议制为形式的间接民主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纳，并日渐成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形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防范少数人对权力的滥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民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基本权利的维护。但是，基于互联网参政下善治的诉求，这种民主也存在固有缺陷与不足，正如学者杨广斌所指出的：“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导致‘善治’，因为它主要解决‘谁统治’而不能回答‘用什么统治’和‘如何统治’这样的行政问题，不能回答如何实现‘善治’。”[9]善治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管理，旨在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于公民能否实现对政府整个治理全过程的协同参与。然而，在此以前，由于受到参与机制不畅通等多方面制约因素影响，以往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一般只局限于基层治理，无法触及对地方性乃至全国性事务的治理。而互联网空间采用的是离散结构，它具有能够突破传统地理位置、时空以及人们身份与等级等限制的特点，这就大大缩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基于这样的互动空间，“公民能够参与对各个层次的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管理、监督，这就使公民对治理过程的参与超越了基层，达到了地方和全国性的层面”[10]。
2.网络政治参与解构了政府对权力的垄断局面，公民的主体治理意识将会随着话语权的赋予而获得极大提升。相对传统的治理模式，善治更加侧重于强调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其本质特征在于通过多元化主体的社会治理实现“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在传统的社会里，由于政府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和行为主体，拥有发布信息和控制舆情的绝对权力，公民虽然有强烈的参政愿望，但由于受传统“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制约，其主体治理意识很难实现。而在“权力分散化”的信息社会中，情况则大不一样了，由于网络呈现的是开放的、多维延伸的共享性空间，其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一个中心，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话语权”。所以，在“去中心化”的网络社会中，政府垄断话语的权力被平等“官民”对话解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协作与信任、互动与协商的关系。于是，“在新媒体力量的倒逼下，官本位的思想和主观专断做法越来越难以畅行于社会管理之中”[11]。这就使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突破政府的防范，进而为公民能够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有效的管道。尤其是针对社会上的焦点或热点话题，网络政治参与往往又能形成汹涌澎湃的舆论氛围，迫使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展开回应，否则，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和形象就会受到极大侵蚀，无形中也对政府治理形成了强大的外约束，进而会悄悄地促进着政府治理角色的改变和创新。对于公民而言，这种真正话语权的赋予，无疑也会扩大公民参与政府善治的能力和影响力，这必将极大地推动公民主体治理意识的提升。
3.网络政治参与强化了对政府施政过程的监督。权力要想不被滥用，就必须接受监督。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明确了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思想，还首次把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四个监督”作为一套完整监督体系展现在公众面前，强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彰显了党中央推动“阳光施政”的坚定决心。有别于传统的舆论监督，网络监督贯穿的是媒体、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对话精神，具有迅速、全时、交互、受众等独特的优势及强烈的时代特征，它可以在跨越中间环节的基础上，汇集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反映民众的智慧与愿望，进而对政府的施政过程形成了无所不在的监督。舆论监督倍增活力。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广泛性和互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面对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各级政府没有敷衍，也没有回避，而是积极作为，主动掌握网络舆论的“制高点”，自觉接受网上舆论监督，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群众性舆论监督方式，网络监督也已经成为我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阵地。网络监督虽然不具备法律监督的强制性，但从国内外的实践看，网络监督以其开放、自由和快捷的特性确实可以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产生一种“声势浩大的、持久的威力”，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善治的负面效应
1.网络政治参与遭遇“数字鸿沟”，挑战了政府善治的公共性。“数字鸿沟”指的是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层面上的个人、家庭和地理区域之间，对享有信息和通信技术机会程度以及对用之参与广泛活动的互联网的使用程度的差异。虽然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性的特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平等却因为遭遇“数字鸿沟”时常会面临尴尬。事实上，网络政治参与是否反映参与的平等性要求，与网络的城乡普及率关系密切。资料显示，虽然中国网民总数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普及率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但是城乡之间的网络普及差别却是触目惊心的。据CNNIC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城镇互联网使用普及率为16.9％，农村为2.6％，差距为14.3个百分点。2009年底，城市互联网使用普及率44.6％，农村15％，差距为29.6个百分点。到2010年6月，差距增加到34.2个百分点。这就造成了部分公民不能或较少通过网络来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导致这部分人的政治参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剥夺，使得网络话语权往往掌握在部分网络精英手中。正如提姆·鲁克所说：“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有者和信息的贫困者，以及第一和第三世界。”[12]这种人们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不对称状况，不仅极大地加重了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也挑战了政府善治的公共性。
2.过分张扬的非理性隐匿参与，导致政府管理无法“到场”发挥规范作用。在现实的参与空间中，公民的政治参与被限制在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其自发的政治参与一般会被严格控制。在网络政治空间，网络的隐匿性解构了现实交流中的许多禁忌，使得大量“网上围观”者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表达，虽然这种政治参与有利于网民倾诉民生、宣泄民怨，但从政府管理的视角看，由于管控的对象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公开变成了隐蔽，极易导致一些网民在脱离现实社会制约的条件下放纵自己的行为，他们或出于一时的义愤或一时的冲动，肆无忌惮地转帖一些无中生有甚至是耸人听闻而且有悖于政治原则的言论，这无疑就会大大增加了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上述“言论自由”状态任由发展，将会严重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主义。所以，从规范有序的角度看，“只有合理勘定网络政治参与‘私域’与政府管理‘公域’的界限，以政府管理为依托，以法律为规范，网络政治参与才能井然有序地进行”[13]。
3.“群体极化”容易致使政府在善治目标上发生偏差甚至对立。“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观点”[14]51。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于1961年在总结群体讨论现象时提出的。在互联网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现象呢？对此，桑斯坦持肯定态度，“毫无疑问的，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14]52。网络的交互性为兴趣相投或者立场相近的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寻求话语的共鸣提供了便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年轻人，他们当中的相当数量已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以“群体主体”的形式在网上出现。年轻人由于思想不甚成熟，加之缺少人生历练和社会经验，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信息，致使其更易在人云亦云中失去理性，甚至走向极端，进而产生“群体极化”。这样，就容易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因无法完全代表全体公众的意愿而出现失误，致使政府善治目标发生偏差甚至出现对立。
四、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的社会软环境策略：培育理性的网络生态文化
(一)提升网络主体自主表达与自我规避的政治参与意识
网络具有平等性，信息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避免了“多数”的“优势”，即使是“少数”的观点也能透过网络及时得以释放，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是，作为一种全新的自媒体，网络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客观上又为网民政治参与的随意性、非法性提供了消极条件。所以，作为网络政治空间参与者，每一个网民在这个公共的话语空间围绕各种利益诉求进行网络评判、网络对谈时，都应该自省、自警，要有为自己传播的信息而负责任的态度，防止和克服网络世界的道德失范。特别是在面对各种泥沙俱下的不实言词甚至是谣言时，更要具备运用理性来甄别和判断此类信息的能力，切忌盲目跟风，从而做一个有媒体文化素养的优质公民。在信息社会，媒体文化素养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也是热点话题，实际上，许多西方国家也早已将媒体文化素养视为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毋庸讳言，当下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网络秩序失范现象与公民媒体素养意识淡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积极强化参政主体的媒体文化素养，提升他们的批判思维能力和自律意识，使其具备理性的思想、规范的行为和积极的心态，这是信息时代优化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切入点。实践证明，在网络政治空间里，公民自我约束与自我规避参与之道的养成以及媒体文化素养意识的提升，其价值影响深远，借此，它不仅能达到拓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目的，而且还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为民主意识的生成与民主实践的训练提供土壤，为弥补民主设计原则与现实执行的差距提供新的思考角度”[15]。
(二)实施公开、透明、包容、高效的互联网管控方法
网络政治空间下的公民政治参与无疑是正在成长的新生事物。传统意义上，面对新生事物的出现，我们总是抱有警惕性，担心其负面效应超出正面作用，特别是面对一些消极公共舆论时，我们常规的做法。要么是采用“拖”、“堵”、“删”、“等”的方式加以遏制，要么是避而远之。事实上，根据“社会安全阀”理论，面对大量的网络舆论特别是消极舆论，如果我们一味地用“要么远离、要么压制”的态度来消极应付，那样只怕会让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其结果，不但不能消弭民声与官声的断裂，反而会激发民众强烈的质疑和逆向心理，甚至引发政府与公民对立。网络是公民宣泄情绪的重要窗口，网络政治参与的魔力就在于信息的公开化。面对来自网络不同的民众诉求，政府不能敷衍塞责，而应以积极的心态，善用、善待、善管这一治国理政的重要媒体。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治者。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的建构，要求政府部门遵循公开原则，动用一切社会协同力量，尤其是网络力量，努力提升政府公开、透明、包容和高效的公共管制能力。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对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进行必要的区分，及时建立健全互联网监管的法律体系，严格做到“依法管网”和“以法治网”，提高政府对网络政治空间的驾驭和管控能力；同时，也要求政府能够从这种新型政治参与方式中具有逐步提高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的能力，把因公共决策活动而推动的一系列网络生活中虚拟的政治参与巧妙地“链接”到现实生活的政治参与中去，然后不断升华、完善，努力把这些网络参政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并将行之有效的互联网监督纳入现存的监督体系范围之中，切实发挥监督的长效机制作用，以利于切实提高政府在面对新媒体时的管控能力。
(三)搭建起政府与社会公众互联网合作共治的互动平台
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是善治的条件，也是双方的责任与义务，而网络政治空间的生成无疑为二者关系的优化架起一座“连心桥”，这必将极大促进我国公民深入地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当下中国，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决策会议召开期间，都有大量网民通过网络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互动交流，献计献策，表达诉求，直接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典型而生动的网络政治参与案例。然而，由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无疑会致使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日渐显性化，这必将对民众心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政府理应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利用网络所具有的平等、共享等特征，不失时机地搭建起公正、权威、畅通的网络问政平台，把管理融入到公民与社会的互动对话与交流中去，进而建立公共的话语体系，以此来承载并借以释放和消解海量的网络质疑和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建构政府公共机构和公共人物与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之间平等探讨的互动之道，既是畅通民情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的客观需要，也是政府推行善治的必然选择。即是说，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围绕网络而展开的一系列网络问政活动，一方面可以依托互动交流的方式向网民有效传达人民政府所创导的价值观，切实践行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平台对民众的利益诉求及时予以回应。在此基础上，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以及对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预期也必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无疑将会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与百姓幸福奠定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
收稿日期：2013－03－13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参与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