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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思想道德简称“师德”,从根本上讲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运用小平理论指导当前师德建设,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实践观点,正确认识当前师德建设中时代性功利观念的转换,应是当前师德建设的重点与难点,随主题产生的对策性意见亦由此展开的。
一、由解构两个传统比喻说起
说师德建设具有实践性,这不是什么新见解,关键是真正从实践实际出发,还是从“习惯”“本本”出发去思考问题。从学理上讲,道德本身就是实践的,康德把之称为“实践理性”。设想一种极伟大崇高却无法实践的道德是荒谬的。伪道德就是这类荒谬观念的产物。在我们生活中有两个长期被认肯且流行甚广的对教师的比喻评价就属此类。
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园丁”。
80年代末以来我就一直对“园丁”的名称有疑问,“人类灵魂工程师”怎就变成了“园丁”?祖国的青少年,社会主义接班人,远不属“植物”一类的简单存在,而是极具能动性的被教育对象。他们是共和国的未来,他们是将要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将会成为雪山的雄鹰,草原的骏马,他们还可能会成为银河外星系的探索者,如此等等。翻开《新华字典》,“园丁”的解释是“从事园艺的工人。”在工厂、企事业单位,即使在公园里,我不知道那些为美化环境而修枝、浇水、除草、施肥的工人,社会给了他们多少重视和关怀,我想“园丁”较为突出的品格大概是平凡、勤恳而细心,且必须是“好园丁”才具有这种品质。
但冷静想,我们会发现,其实干任何事业都要勤恳细心的,对大多数人来讲,他们的岗位也应是极平凡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应比“园丁”更贴近教师的工作实际。随着冷战结束,国际间各种力量斗争在加剧,特别是政治经济斗争和科技竞争,这些都与教育有着十分密切而重要的关系,这不是一个“从事园艺的工人”的称号可以概括的。
“学博为师,德高为范”,一名教师的思想道德,离不开其学识,其学识也须由品德来示范,二者相辅相成。没有渊博的知识不能为师,没有超出常人的信念、勇气、忠诚,没有高于常人的理想品格均不能为师,这是为师的常识。设想一个学识浅薄的人有极佳的人格示范力量是令人怀疑的,设想有极佳的知识但品质败坏能成为合格的教师也是极荒谬的。列宁曾说,只有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来武装人类自己的头脑时,共产主义才会实现。大多数人以为把教师比作“园丁”是一种赞美和歌颂,我却认为是计划经济之上意识形态遗风留下的不合改革开放时宜的一种习惯说法。这里指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从事园艺的工人”是没有多少“筹码”可以向社会证明自己价值的。所以我们的教师穷困艰难,英年早逝,所以我们的教师一边为别人的孩子呼吁“希望工程”,一边为自己的孩子缴学费担忧;报纸上说北方一位教师一家六口人仅住楼梯下七平方米的杂物间。在市场经济迫使传统道德向时代性功利观念转换的今天,“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有真正符合自己身份的“名份”。怪不得八十年代初有位大队书记与一位小学教师讲:“你好好教我儿子,以后提拔你当售货员”。假如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干的不是园艺工人的“简单劳动”,而是从事人类福址的伟大而高尚的“复杂劳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众,我们意识形态将怎样去讨论这样一个极务实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呢?
以上分析不是小题大做,它反映出一种根深蒂固对知识分子的鄙薄的思想潜流。“园艺工人”比知识分子光荣,比人民教师光荣,这是什么评价体系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想的评价解释,我想不会有别的了。这几年“优秀教师”“优秀专家”“先进教育工作者”见得多了,但亦见“园丁”在电视报刊不断喧哗。人民教师给学生的是知识、勇气、理想、信念与忠诚,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关系到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大事情,只有全社会对“人类灵魂工程师”定位准确,了解他们的伟大使命,师德建设才能走向正确之途。
第二个我要说的是“蜡烛”。
不少多情的人,凭借“园丁”所含传统评价的惯性,借李商隐的《无题》诗把教师比作蜡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未曾用多少智慧进行移花接木的比喻让人感到当教师是很悲伤的,一干就“流泪”到死。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歌颂教师的:“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的奉献精神犹如蜡烛,它点燃自己照亮别人。且新时期的教师不单是一头点燃的蜡烛,他们双倍奉献像两头都点燃的蜡烛”。作为一名教师,我看后大惑不解,心中既有对自己行业奉献精神的钦佩,但同时有不是滋味的感受:(1 )蜡烛在太阳底下怎么是最光辉的;(2)干教师“流泪”到死,这职业是多么悲惨;(3)让教师燃一头还不够,何必两头都流泪。我不知作者是对教师歌颂还是帮教师向社会讨个公道。这里也涉及一个极严肃的问题:当教师是极苦的,是专事奉献没有索取的,否则你就不是好教师。如果说这是教师工作的真实反映,那社会对教师恐怕是不公了,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为“万世师表”,其收学生还讲多少“干肉”做学费,少了不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怎能让教师只讲奉献,而讲点索取就不是好教师呢?
办教育不能象办公司那样来办,但教育不面向市场经济恐怕是不行的。辩证地讲教育也有“两手硬”的问题要解决:一是教育面向市场经济要硬,二是面对教育自身的规律要硬。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意识形态部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际,市场经济中生活的教师不是纯“伦理”可以规范的。当前的师德建设必须认真研究“利益”观念,在这个基础上赋予教师新的伦理精神要求,这可能更实际,更符合小平同志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
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园丁”“蜡烛”所张扬的思想,何况这些思想是用比喻的方式说出来的,比喻也不等于科学的论证。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确实揭示了比喻之外深层次道德伦理必须转换的问题。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变革中的思想道德包括师德必定会随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而变化。正确的师德建设之途应由教师职业的个性、特殊性入手,纯粹共性的一般号召很容易变成伪道德的土壤,我们有太多的“习惯”与“本本”要予以时代的解构了,师德永远属于“实践理性”,理论只有深深植根于现实才会具有操作性。“园丁”、“蜡烛”只是必须被解构的典型范例而已,我们的师德建设实际上面临着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切记住,道德在形式上是很容易虚伪的,必须从实践观点出发,务实、务实、再务实,那里有人类理性良知的天平。
二、“第二次革命”与当前的师德伦理精神
在道德评价问题上能否象小平同志那样确立“三个有利于”标准来代替姓“资”姓“社”无休止的争论,从而获得符合现代经济关系及生活方式的伦理转换,是当前伦理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比如,某道德水平高,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某道德行为伟大,但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某道德规范好,但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此等等。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水平高”“行为伟大”“规范好”是一厢情愿,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其实道德从来就不是“永恒人性”的形而上学反映,任何道德及其规范与社会功利关系密切相关。古代甲骨文里“德”与“得”互训:“德者,得也”。“德”就是得到什么,占有什么。殷商做事由神旨意,做错了人没有道德上的责任,一切鬼神承担。但殷商的灭亡给周人很大教训,由此引出“人为”因素的研究,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同时提出统治者要“保民”“惠民”,不能什么都被统治者所“得”,“克己”以“惠民”是这样被提出来的。在“己”与“民”的关系中讲“德”,这时的“德(得)”才与道义联在一起。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己”与“民”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计划经济的单一关系转到市场经济的多元利益关系,由此人们的观念不断被更新。在新的利益关系中如何认识新的更为广泛的“克己”与“惠民”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在当前是一个新的课题。简短的回顾是想说明“道德”的功利实质,以防止纯而又纯的伪道德产生。
9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论断,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邓小平甚至把改革看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攻什么“坚”,就是攻利益重组的坚,攻“传统伦理”向“利益伦理”转换的坚。党的十五大指出,国企要全面走向市场并与国际接轨。经济关系的全方位转换必然触及意识形态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理论的突破,改革就很难突破,不冲破旧理论的“禁区”,就迈不出新的改革步伐。社会主义的教育没有理由不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培养人才。我们的教育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硬道理,是当前师德建设的原则性标准。周人借殷商灭亡把依附“天神”的“德”变为有“人为”成分的“天命”之“德”,由此迫使统治者收敛放纵,“克己”“惠民”,周朝的经济、政治、文化由此大大向前推进。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以往依附于计划经济的观念应该转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常识之一。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动因时,曾两次使用“迫使”这样的字眼。一次是1985年8月21日, 他说:“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另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 他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后指出:“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如今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已得到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由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结合发展到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结合的深层问题。这些变化不是“园丁”“蜡烛”精神能概括的。新时期的师德要与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至少必须融入以下七个方面观念的转变:(1)传统的权位观念向能力观念转变;(2)个人依附观念向个人独立自主观念转变;(3)自满守旧的观念向开拓创新的观念转变;(4)等级观念向民主平等观念转变;(5)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转变;(6)人情观念向规范观念转变;(7)封闭观念向开放观念转变等等。这些都不是“园丁”“蜡烛”观念能概括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新时期师德规范必须把以上“七个转变”纳入自己的思想品德范畴,并将之授于跨世纪的接班人,这才是当前师德建设的关键所在。这不是主观臆造、一厢情愿,这是人民希望的“迫使”,这是民族必须强大的“迫使”,这是世界政治经济斗争及科技竞争的“迫使”,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我们有太多的压力“迫使”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地位的压力;中国九亿农村农民问题的压力;中国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贫困而落后的压力;“台海危机”美国人敢派两个战斗群来挑衅的压力;“钓鱼岛”及南海诸岛的争端压力;中国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压力;西方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压力;如此等等。把我们的师德建设放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我们就能更深切地认识到教育改革转换的使命有多重。教师应有“园丁”“蜡烛”精神,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首先必须政治坚定,思想过硬,学识渊博,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然后才谈得到“园丁”般平凡,“蜡烛”般奉献。否则很难讲清文革时期的“工宣队”掌管学校的教育为什么不对。师德建设属职业道德建设范畴,不要将特殊的职业道德变成一般道德的号召。看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才知道“师德”的非“园丁”性非“蜡烛”性。特别在高等学校,教师不但教学,而且搞科研,直接为社会产生经济效益,假如有一天,我们的中小学教师均为博士硕士,均如大学教授一般,我们的民族该多兴旺发达,那时教师恐怕就不是纯粹照亮别人,至少在燃烧自己的时候同样照亮自己,直至照亮整个人类社会。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这才是最好的注解。教师某些品质与“园丁”“蜡烛”相似,但她永远不是“园丁”和“蜡烛”,教师就是教师,她不仅在平凡岗位上的奉献为人师表,她在知识、人格、勇气、信念等综合素质上也应该是人之师表,否则人类不可能有前途。不以最优秀的人为师,只能得其次。
就当前师德工作实际看,就国家民族的前途看,我们真的该好好重新构建新的师德标准了。提倡新师德,关键要认识“压力”,把握“转换”。从广义上讲,只要你的教育行为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你的师德行为就是高尚的。如果你终生执此信念并付诸行动,那你就不仅高尚,而且伟大。能促进生产力发展,那必定是忠诚热爱科学的;能想办法使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那必定是忠诚热爱祖国的;能投身致力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那必定是忠诚热爱自己的人民。教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比任何人胸怀宽广、看得远,比任何人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当前就是要提倡为“第二次革命”热爱教育事业,发扬奉献精神;为“第二次革命”遵循教育规律,尽职尽责,教书育人;为“第二次革命”钻研业务,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为“第二次革命”严格要求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由实践的观点看当前的师德建设,其意旨是要防止伪道德。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反复提醒全党:“我们现在所干的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试验。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大胆试验,是一个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就目前来讲,关键是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服务,这是极具实践性的,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的师德建设就能在实践中找到正确的方案,我们就能在新时期师德建设的困境中找到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办法。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师德建设操作对策
从实践观点看,人的实践必定还原为社会的实践,历史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囿于客观实际的制约而忽视人的实践能动性是机械论,超越客观实际片面强调实践的能动性,那是唯心论。深深植根于人们利益实际的道德实践更受到一定时间、空间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从操作的角度讲,我们的师德建设丝毫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不少人惊叹现今师德建设的困难是道德“滑坡”的表现,另一些人则称师德与其它社会道德面临挑战,目前出现混乱是“爬坡”过程中在所难免的。
不错,我们在以上分析中曾花很大篇幅来解构传统的“园丁”观念与“蜡烛”思想中所蕴含的一些片面的东西。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告诉我们,师德与其它道德一样,具有极顽强的继承性。就师德的继承性来讲,至少有二个理由我们要予以重视:其一,由于教育职业活动过程遵循的规律具有共同性,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师德要求有某些共同性,这是由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及教育规律的客观性所决定的。比如,就“学博为师,德高为范”来讲,我想不管哪个阶级都会这样一般地要求自己时代的教师的,关键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德”“博”的标准和解释;其二,任何一种新的师德要求的产生,首先是反映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统治者的要求,但同时也离不开人类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思想养料的滋养。这里我想讲的是,鉴于篇幅及命题论域的限制,本文无意也没有必要对新时期师德作全方位的检讨。比如敬岗爱业、遵纪守法、循循善诱、精益求精、勇于探索、热爱学生、行为大方、举止端庄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值得继续发挥光大的师德教范要求。我们清楚地知道,过去的师德建设是有很大成就的。假如我们不是不得不迫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我们也许不必花太多心血来讨论当今的师德建设了。因为在过去我们确实存在一套庞大而有效的师德教范体系。在此体系中也不乏优秀榜样人物。问题是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我们面临新的体制,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这就是小平同时所说的初级阶段的实质所在。
现在学生上学要交不少钱,特别高等院校,以前是全部国家供,现在并轨,除少数特困生,一般每年要交给学校三、四千元以上,再加上自己每月的生活费就更多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已不是纯粹教与学的关系,还夹杂着一定的经济关系,这是一个新情况。
不少有才能的教师因为学校待遇较低转而流向报酬高的行业,另一些则利用自己的专长兼职弄点外快,少数搞些股票,个别甚至搞传销等等,这又是新的情况。
还有以上谈到的权位问题,个人依附观念问题,体制造成的自满守旧问题,等级特权观念问题,平均主义问题,传统的人情观念问题,以及论资排辈,党内腐败等问题,都不能不对当今师德建设产生负面影响。道理很简单,教师也是人,教师上街坐公共汽车少一分钱恐怕也是不行的,教师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以上种种,包括还有许多没提到的。这些看起来与师德建设关系不太直接,也不是师德建设要解决的,但这些因素作为新师德生长的背景,不予以重视是不行的。我们的师德建设应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业务上提出相应的硬措施。当前的师德建设,在过渡期各种混乱还未完全有序之前,至少有以下几条要予以认真思考:
(1)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重新梳理传统师德观念中有价值的思想,对一些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价值标准一律予以解构;
(2)充分认识当前教师利益观念的多元化倾向, 承认这种要求是时代功利观念转换的反映,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无法不成方园,教育也一样,要下狠功夫以法治教。“德”“法”兼施才有保证;
(3)评价优秀教师的标准必须有教学、科研的硬指标, “学博为师”,不“博”何为师?由此可以防止一些滥竽充数的示范人物,除了不断提高教师的待遇外,对真正优秀的教师要重奖,重奖到人人都想当教师、重奖到社会上都说当教师好;
(4)要确立新的师德标准,使之能容纳有能力的,自主性强的,富有开拓精神的,作风民主的,敢于竞争的,思想开放的人,市场经济更需要这样的教师,因为他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更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
(5)必须考虑师德建设与生产力的关系; 师德建设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师德建设与社会民主的关系;师德建设与“三个面向”的关系;
(6)社会各意识形态及其形式均要强化教师真、善、 美的真义所在,精心设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师形象内涵。
以上六点反映这样一个认识,师德建设面对市场经济一定要硬,这是历史使然,党的方针政策使然,改革开放的实践使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使然。以上是就师德建设的客观方面说的。对教师自身来说,师德建设还有主观方面的要求,这里主要指教育责任要求。至少也有以下六个硬指标:
(1)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不懂得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
(2)不懂得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教师;
(3)不懂得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与不足,不可能成为好教师;
(4)不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好教师;
(5)不懂得中国科技文化、经济的落后,不可能成为好教师。
(6)没有足够的学识,高尚的人品,不可能成为好教师。
以上六个否定性见解,说明当前师德建设在主观责任方面必须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硬指标,它与前面六点相辅相成,由此构成新师德系统而辩证的理解。前六点就师德建设的客观要求而言,后六点是由主观方面而言的。要真正有效建设新时期的师德,我以为必须强调前后各六点都要硬。客观方面的六点对所有教师是一致的,主观方面的六点是对优秀教师而言的。
假如把以上主客观十二点对策意见转换成更加简便的操作认识,我们可以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见解来概括:即通过以上工作对策,我们可望造就政治坚定,思想过硬,知识渊博,品格高尚,精于教书,勤于育人的教师队伍。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实际,坚持实践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由此去思考、研究、解决师德问题,我们就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地重构新时期的师德及其理论。
收稿日期:1997—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