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演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与决策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在其改革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1978年改革伊始，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总结这一段历史，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显得尤为重要，对现实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十二大之前（1956—1982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模式的弊端在1956年就显露出来，其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企业（还有地方）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两个“大锅饭”同时并存。为此，毛泽东在195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给地方和企业一点自主权、一点经济利益，我看不行，这不利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见《论十大关系》）。但这个讲话，并未引起有关方面去认真审视计划体制，相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计划经济的理论指导下“计划”的印痕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加深，以至实施指令性计划长达几十年之久。当然，从1959年开始，我们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也曾对传统体制进行过几次尝试性的改革。但这种改革都不是体制模式的改变，而行政性分权与集权的互变，从而出现了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环现象，即一放就乱，一乱就叫，一叫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又叫，一叫又放，然后，再开始下一轮循环。
综观这一段历史，之所以出现“明知计划体制有问题，却又不想改变”的怪现象，关键就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误解。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就是计划经济，就是按劳分配：列宁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包括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他们都说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经济。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两三年内否定商品经济的结果，却使全国95%以上的企业发生了亏损，而不得不提出经济核算制。遗憾的是，列宁还没有来得及把商品经济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应该重视的应有高度时，就于1924年过早地去世了。斯大林有进步，但也是在其晚年才认识到价值规律在流通中有调节作用，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企业生产的产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本质上不是商品。这一进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不可求全责备。
但经济建设的现实却不等人，我们否定商品经济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缓慢。教训敦促我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探索这一重大问题并取得重大结果的应首推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的全国经济学界的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无锡会议汇集了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并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它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说到无锡会议，有两点历史背景不可不说。一是1978年5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二是1978年12月份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正是这种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才为经济科学带来春天，经济学家们才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中畅所欲言，探讨问题。
无锡会议的理论高度可以借用与会者的一句话来概括，即它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见刘光弟文章）这一真知灼见。这一理论与经济改革是什么关系呢？用该文的开场白说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如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理所当然也就应该按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改革和制定，否则，就应该按新的规律进行改革和制定。”
不无遗憾的是，无锡会议的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5年之内没有被应用到经济改革中去，这一理论没有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直到1984年才被有限制地接受，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才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从1979年就沿着无锡会议的理论观点搞改革（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是全体与会者一致认同的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持类似的观点），可想而知，我们的改革要少走多少弯路，我们要节省多少宝贵的时间？造成这种重大损失的原因，可以找出无数条，但归根到底的根本一条，则是因为极左思潮在中国大陆上空时隐时现。
从1979年至1982年，我国经济学界继续研究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这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板块论”与“胶合论”，而最后被中央政府所接受的是“板块论”，它被正式写到十二大报告中去。
二、从十二大到十三大（1982—1987年）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只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一观点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板块论”。“板块论”实际上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因而对于绝大部分产品和企业，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和企业，必须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主要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而仅仅允许少部分产品和企业不搞指令性计划，而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很明显，这种模式与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相比并无多大改变，它仅仅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提供了有限的一席之地。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受到“胶合论”者的激烈反对。
“胶合论”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性和商品性统一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互相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计划性和市场性相结合的。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性是在公有制基础上与计划性相结合的。”（见《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孙尚清等人文章）可见，计划与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胶合论”的基本观点。“胶合论”实际上是说，计划性与市场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并不存在主辅之分，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都要置于计划指导之下，同时又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
两种观点对照，显然，“胶合论”更接近真理，更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两种观点同时存在，为什么十二大却选中“板块论”而舍弃“胶合论”呢？除了传统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始终对商品经济心存芥蒂之外，管理水平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搞计划经济已几十年，有关部门对指令性计划的运用可以说得心应手，且乐此不疲（利益驱使）。一旦让他们改变老习惯，不仅思想认识上不去，而且也确实一时难以改变，因为管理手段毕竟受生产力水平制约。这正如有些管理者所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是秀才们纸上谈兵罢了，实际中具体如何操作？我们只会划出一大块搞计划，划出一小块搞市场。这种观点在当时颇有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决策方案选择。
尽管“板块论”与“胶合论”相比，有先天不足之处，但据此所建立的“为主为辅”模式，较完全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计划体制，却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因为它毕竟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遗憾的是，1982年这刚刚前进的一步，在1983年又退了回来。据说因为有人说过一句：“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嘛！”于是，善于跟风随影的一些“笔杆子”立即闻风而动，群起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一时间“市场取向论”销声匿迹，人们再一次陷于谈“商”色变的紧张气氛中。
但仅仅隔了一年时间，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比两年前十二大“为主为辅”的提法显然大大前进了一步。前进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十二大“为主来辅”的提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但存在商品经济”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既然不是商品经济而仅仅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经济，那么市场调节就只能在部分范围内起部分调节作用。但如果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商品经济，那么市场调节就应该覆盖全社会。“是商品经济”，说明是本身固有的，“存在商品经济”，说明是旧社会遗留的、外部渗入的，二者具有不同性质。其二，“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不仅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突出强调了商品经济。在这里，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计划经济仅仅是形式，主次分明，地位不同。如果采用某些论者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是“有商品经济形式的计划经济”，则性质完全相反，它突出的是计划经济，而商品经济仍然处于陪衬的地位。如果按这种理论建立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然受到阻碍。
1984年10月提出的这一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并没有维护多久，到1986年又遇到一股回潮冷风。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下，主张“市场取向”的观点又一次遭到冷遇，强调计划经济，忽视甚至公开反对商品经济的观点又一度占了上风，人们再次陷于沉思观望之中。但所幸仅仅一年时间，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又给人们带来希望。
三、从十三到十四大（1987—1992年）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十三大的这一提法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基本一致，它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又强调这种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内在统一”的强调，是对十二大“为主为辅”那种“板块论”的否定，是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胶合论”的肯定。它表示，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在中央计划调节的范围内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在市场调节的范围内也要有计划管理，不能完全做任自流。市场调节也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两种调节手段并不存在谁主谁辅、谁大谁小的问题。根据这种“内在统一体制”的要求，十三大还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里，以市场为轴心配置社会资源的思想，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文件。
显然，十三大的认识比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而比十二大的认识则前进了无数步。但是，到1989年，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达到的理论认识，突然一下子从高峰中跌落下来。有的人公开反对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改变我国经济制度的性质”等等，一时间，这阵冷风，直吹得人们“全身透凉”。应该说，针对旧的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经济体制改革要使企业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国家决定放弃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制，代之以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是无可非议的。可是，竟有人反对这种改革，而且颇成气候，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中国的改革要前进一步为什么这么艰难？
1990年党中央召开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提法是这样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方式没有再提，代之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最初提法。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结合是内在统一的结合，还是外部“板块式”结合？第二，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是说市场调节的领域要加强计划指导，那么计划调节的领域要不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这些问题表面看来是模糊的，但实际却很清楚，那就是1989年、1990年的改革理论，一下子从1987年十三大强调市场取向跌回到1982年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的老地方去了。
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中国的改革正是应了这种辩证法。刚刚一年时间，已经退休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发现了改革与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毅然于1992年春节前后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南巡讲话”，从此中国的改革航船绕过暗礁，驶上了坦途，中国的改革理论发生了质的飞跃。
邓小平同志针对有些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具有辩证的哲学观点和深刻的经济洞察力的人才会讲出如此震撼世界的话？因为，自从地球上有社会主义以来，人们就一直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的标志，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去怀疑计划经济，去正面审视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改革道路坎坷曲折之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象一声春雷，扫清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阴霾，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了真正清醒的认识。
还是这伟大的1992年，应该载入中国历史光辉史册的党的十四大在金秋10月召开了。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用被无数发达国家证明了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来取代社会主义国家应用了几十年的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说，也就是用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取代将使中国经济从此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勿庸赘言，十四大提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要点）较之十三大“内在统一”的理论有着突破性发展，比十二大“为主为辅”论更有本质的区别。
四、一点体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几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反思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改革道路的坎坷不平，完全根源于改革理论的波浪式发展。而这种波浪式发展，应该如何去评价呢？首先，应该看到波浪式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甚至倒退，应该说是可以谅解的。尤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必然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且，理论界认识到了，还有一个全社会认识和逐步承受加强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搬来石头过河”到“搭起桥梁过河”，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是必须和应该肯定的。其次，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走过的弯路实在太多了，我们有时候是进两步，退一步，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我们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真正走上正确道路，竟然用了14年时间，这宝贵的14年时间在当今世界经济呈加速度发展的时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同志不断告诫我们，极左思潮仍然是现阶段我们的主要危险。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警告，将是我们今后迅速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