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较量——皮亚杰与维果茨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发展轨迹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背景论文,轨迹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皮亚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332(2008)05-0071-05
皮亚杰和维果茨基都生于1896年，皮亚杰是认知学派的创始人，维果茨基是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奠基者，两派理论观点分歧很大。皮亚杰与维果茨基本人以及后来各持观点的理论者和研究者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1996)曾指出，“我们应把皮亚杰和维果茨基两人的理论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共同的理论体系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这种惊人的多样化。”①诚然，任何一个对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理论有所涉及的心理学工作者都会产生如是想法，他们的理论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似乎永远不会相遇，实际上却是一体的。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二者理论的萌芽、成长和发展的脉络，从中得出一些规律。
一、天才的诞生：一战前后欧洲的社会与哲学背景对二者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形成，最终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在酝酿着革命，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背景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必定会被烙上时代的印迹。
16岁的皮亚杰已是国际知名的软体动物学家，22岁获得博士学位是在一战结束前后。残酷的战争摧毁了社会的道德和人格，使当时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开始探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挽救岌岌可危的信仰。皮亚杰也因此从哲学的高度思考战争的非理性，先后撰写了《探索》和《生物学与战争》等著作，探讨由战争而引发的最迫切的问题：如何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社会的道德与人格。他提出，人性，“将独自调解科学和信仰”；同战争作斗争，就是“根据与事物的逻辑相对的生活逻辑进行行动，这就是整个德性。”[1]也就是说，人们考察生命的机制越多，就越多地发现爱和利他主义——即战争的否定——在生物体的本性中是固有的，但战争摧毁了这一切。我们知道，19世纪哲学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宣扬个人主义相对应的。康德是建立欧洲古典大哲学体系的最后一人，在其以后，哲学逐渐脱离了古典传统，从关心大宇宙的普遍规律逐渐发展为仅关注人本身。黑格尔讲大小逻辑，叔本华注重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尼采站在20世纪的地平线上，大力地宣扬权力意志。当非理性的残酷战争破坏了对人性的信仰，流行的哲学无法解释生活逻辑之时，皮亚杰只能回到康德的哲学中寻求支持，使得其理论深受当时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成为20世纪初期流行的意志哲学的对立面。根据熊哲宏(2002)的观点，皮亚杰理论以康德的认识论为框架。他把康德的“知性”范畴重新考察了一番，形成了发生认识论。皮亚杰对康德关于先验问题亦即普遍知识——或“先天综合判断”——是怎样可能的问题，进行了发生学或发展的转换。他对发展的先验问题的回答就是他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康德试图解释把杂乱的感觉材料转换成连贯的经验的产生机制，他使用的方法常是科学的假设演绎法。皮亚杰的方法，包含着预先假定一套发生机制(如反省抽象和平衡过程)和阶段(从感知运动到形式运算)，以此来解释这种可能性。心理逻辑学是皮亚杰对康德先验逻辑加以改造的结果，他认为，每一个逻辑关系事实上对应着实际的运算，他的对象和内容则是现实主体的动作或运算。[1]
维果茨基1896年出生在白俄罗斯比罗卢西亚的一个小镇，出身于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能说德语、俄语、法语、英语等八种语言。俄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家之一，但本土远离战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结束战争的步伐。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共(布)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哲学全面指导新政权的理论与实践。维果茨基的理论最显著地特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建立新的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他提出了心理学中理解心理过程的历史原则，并以之为核心。维果茨基作为身处于革命上升时期的苏联的犹太人，与他所处的时代一致，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通过语言和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早期“科学的”革命，以解放人们对自然的迷信。
皮亚杰和维果茨基作为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他们在同样多元化的哲学观点碰撞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皮亚杰的理论与欧洲古典哲学体系一脉相承，更多地关心对于知识的有效性是普遍的过程的发展，并受到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强调科学的“因果解释”，也强调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质。维果茨基则抓住“历史主义”的思想，把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更多地致力于“心理-社会-历史”的发生及其解释，形成了他特有的关于心理的文化历史的、符号学的和意义论的研究取向。
二、20—30年代：皮亚杰、维果茨基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瑞士宣布成为永久性中立国，而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缝隙里，两个伟大的发展学家分别从相反的方向建立了自己的发生认识论体系。
1919年，皮亚杰到巴黎求学，这期间促使皮亚杰真正地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他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事实：(1)同龄儿童对问题的回答存在相似的错误；(2)错误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据对自己的三个孩子的研究，皮亚杰写成了《儿童智慧的起源》(1936，第一本关于婴儿发展的书)和《儿童对现实的构造》两书，为创立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进入了初创认识论的阶段，之后他的学术活动与研究工作也就越来越深入。皮亚杰在1933-1971年一直担任日内瓦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先后当选为瑞士心理学会、法语国家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席，1954年任第14届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席。此外，皮亚杰还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国际教育局局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职。皮亚杰还是多国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这样的条件，使得皮亚杰之后便于将他自己的儿童心理学理论推及整个欧洲，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20年代西方正在经历着维果茨基所称的“心理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的历史内涵》于1982首次出版以来，一直处于俄国与西方心理学界讨论分析的中心。研究者一致认为，这本书反映了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他提出的文化历史理论是对心理学危机作出的应答。维果茨基指出，心理学危机“是由于科学的实际材料与方法论基础处于尖锐矛盾而产生的……心理学危机首先就是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危机。”[2]因此，他一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以一种具体的方法论引入科学心理学，并创造性地吸收了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文化人类学以及各种哲学取向的思想，善于批判性地引用上述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维果茨基精心构筑了他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体系。
在维果斯基与皮亚杰理论的交锋中，维果茨基首先肯定了皮亚杰的贡献：在有关儿童言语与思维学说的发展中，皮亚杰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时代，具有令人瞩目的意义。他指出：“我向思维和自我中心思维的无意识性概念是皮亚杰理论体系的基础。”、“皮氏不知不觉地、直观地证实了外部言语是如何转化为内部言语的”。与此相应，皮亚杰在晚年研究中也承认了社会环境对儿童思维的作用，“儿童的思维不可能仅仅是天生的生物因素和实际环境影响的产物，应把儿童的思维理解为首先是儿童和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形成的关系的产物。个人的思维结构本身取决于社会环境。当个人只是为他自己而思考时，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思考时，那么他的思维则处于幻想、愿望和个性支配之下。”[3]
针对皮亚杰没有指出发展的首要动因的情况，维果茨基批评他将发展看成一个A和B彼此相互影响的川流不息的过程，不存在发展的首要原因。与此相反，维果茨基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互动是个体知识发展的首要原因，所有高级心理机能都是社会关系的内化。根据《理解维果茨基》(1993)一书中的考察，那时在苏联，心理学家用皮亚杰任务对数百名儿童进行了测验。[4]维果茨基不同意皮亚杰的“成熟走在发展的前面，儿童的发展不依赖于教学过程”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儿童的“最近发展区”的理论。[3]
也正因为维果茨基批判地吸收西方多家理论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与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相矛盾，因此被指责依靠资产阶级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36至1956年间受到苏联政府当局的打压，禁止讨论其理论。维果茨基的理论因为前苏联的社会政治背景而沉寂多年，而皮亚杰的理论在瑞士自由的学术环境下传播至全世界，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社会政治背景对于学术理论发展的影响。
三、50—60年代：皮亚杰的黄金时代与维果茨基的复活
1939年，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20世纪的第二场浩劫。虽然希特勒制定了入侵瑞士的计划，但从没有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皮亚杰的学术活动没有因战争而中断。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敌对环境，大大地阻碍了皮亚杰理论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术界逐渐接受了皮亚杰的理论。皮亚杰理论在二战后逐渐迎来他的黄金时代。此时，皮亚杰总结了他个人三十多年来的研究，出版了《发生认识导论》(1950年，第一本跨学科研究著作)。1968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卓越贡献奖，1977年又获该会桑代克奖以表彰他对教育心理学的贡献。1972年于荷兰获得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伊拉斯姆士”奖。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主义之后，政治形势出现了转机。维果茨基的拥护者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列昂捷夫和鲁利亚设法出版了两卷本维果茨基文集，维果茨基思想逐渐占据了心理学的中心位置。莫斯科大学与教育科学学院成立了维果茨基学派，其巨大影响扩散至全国。维果茨基的拥护者成为大多数心理学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的领导，控制了心理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心理学的主流。60年代，维果茨基的理论开始受到美国心理学界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维果茨基的遗著《思维与语言》英文版第一次出版。应布鲁纳的个人请求，皮亚杰写了《关于维果茨基批判性述评的评论》，刊载于该书第l-14页。应该说，皮亚杰对维果茨基的反思主要是通过这一“评论”而著名的。皮亚杰在评论中表明，他在大体上与维果茨基是一致的，但他也指出了某些差异。例如，关于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语言的作用；关于自发概念与科学概念的关系；关于个体内运算与个体间运算之间的关系等。黄凌云(2006)指出，维果茨基认为自言自语的发展并非像皮亚杰认为的那样，最终由社会化语言所代替，而是社会化言语不断促进自言自语的发展，通过不断内化变成内部语言。同样地，在儿童思维发展方面的观点二者也是相反的。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思维发展是从社会思维到个体思维。[5]
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和学术的交流。在这一时期，皮亚杰的思想风行全世界，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国家研究者的认可。但是，由于冷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学术研究壁垒分明，皮亚杰的发展理论不能被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而维果茨基的理论也很难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接受。
四、70—80年代：“后皮亚杰时代”的挑战与维果茨基理论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20世纪70、80年，冷战发展至高峰时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扬言要与苏联进行星球大战，逼苏联与其进行军备竞赛。到80年代末，危机进一步扩大化。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整个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对学术交流的钳制逐渐放松。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为西方学者在人的总体发展观尤其是思维和语言的发展观上接受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文化历史观点创造了条件。
维果茨基理论在西方广泛传播的时期恰好是冷战结束前后，1977-1988年是维果茨基理论研究比较集中的一段时期。沿着维果茨基传统工作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与教育工作者汇集成一股国际化的潮流，共同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维果茨基思想的“复兴”。维果茨基的理论进入了当代主流心理学领域。他不仅被认为是20世纪俄罗斯心理学的一位关键人物，而且被选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100位心理学家之一。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皮亚杰去世前后，皮亚杰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人们对皮亚杰理论的质疑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皮亚杰理论在描述儿童思维发展特征时准确度如何？其次，认知发展真的按阶段进行吗？第三，皮亚杰理论能描述和解释儿童认知发展吗？第四，皮亚杰没有把能力和表现区分开。第五，皮亚杰理论忽视社会、文化的影响。
根据美国教育部教育资源信息中心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教育刊物中对维果茨基文献的引用是皮亚杰文献的三倍。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困境、维果茨基思想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困境的启发等宏观背景直接相关。但就此得出皮亚杰理论已过时，维果茨基时代已来临的结论显然也不正确。麻彦坤(2004)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不论是皮亚杰还是维果茨基，其发展观点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会出现一定的变化。[6]
五、皮亚杰、维果茨基的理论对当代认知发展观的影响
皮亚杰和维果茨基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发展学家，对心理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在皮亚杰思想基础上发展出激进建构主义，以维果茨基的理论为基础发展出社会建构主义，当今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生态学运动也受到维果茨基的直接影响；至于发展心理学领域，更是值得我们探讨。
皮亚杰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建立了发生认知论的完整体系，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心理学界，其地位可与冯特、弗洛伊德并列。他开创了认知发展的研究领域，发现了儿童发展方面的许多规律，并对心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位著名学者在纪念皮亚杰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上对其主要贡献的简要评价是：皮亚杰发现了认知发展的规律；把儿童看成积极能动的探索者；皮亚杰理论是第一个试图解释而不仅仅是描述发展的过程的；皮亚杰为儿童智力发展阶段理论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如何思维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相当精确的概述；皮亚杰的观点除了对教育工作者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外，还对有关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最后，皮亚杰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并带动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开展认知发展方面的研究。虽然一些研究者质疑他的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并认为他低估了文化和社会对智力发展的影响。但是，其理论对于认知发展研究的巨大贡献是无法抹去的。
皮亚杰对认知发展的关注表现在强调个体研究、探索、发现和再发现自己世界中的意义的过程。如前所述，皮亚杰晚年在维果茨基理论的影响下，开始承认社会因素，特别是父母和同伴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的理论仍然侧重于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之相反，维果茨基认为，发展可以在社会的框架中加以理解。现代发展心理学中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启示和指导。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的认知发展观强调特定的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和文化对智力发展的影响，使我们看到了不同文化在认知发展上表现出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儿童文化经验上，没有哪种形式的认知能力更为高级，它们只是代表不同形式的推理或适应工具。他的理论对皮亚杰的许多基本假设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西方发展学家近来的研究结果也倾向于支持维果茨基的观点。他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只有把认知发展放在个体发展的文化和社会情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
六、一个世纪较量的结果：皮亚杰与维果茨基理论分歧与互补的一体化
皮亚杰与维果茨基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位发展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关注了同一问题，即儿童发展。两种理论研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辩证法。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通约决定了两种理论研究过程及具体观点的多处交叉与重合，将发展科学地理解为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从低级向高级前进的过程。他们的对立在于二者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自己的理论。皮亚杰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临床法，他从对自己的孩子的观察与实验中发现了认知发展的规律，因而他的理论是从个体出发建立的，忽略社会群体以及文化传统对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维果茨基的理论则受到狄尔太的“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着重于阐述历史文化社会对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二者的理论具有互补与融合的可能。如果能把二者的理论整合起来，将更能全面地描述和解释人类的发展，从而为如何更好地在教育过程中引导儿童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国智丹(2005)指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整合二者的理论：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理论的分歧中看人类发展方向的互补性；从对发展过程本质的不同理解看互补性；从理解成人和同伴对儿童发展影响的分歧中看互补性；从理解发展阶段普遍性的分歧看互补性；从心理调节观的分歧看互补性。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在研究中没有充分地说明发展过程中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双向运动及相互渗透的过程。皮亚杰强调认知结构的调节是核心，而维果茨基则看重社会调节。只有把皮亚杰理论和维果茨基理论放在一起理解，以及在分歧中看互补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发展的本质。[7]
维果斯基以短暂的生命建构了丰满的人生，美国学者托尔明赞誉他是“心理学中的莫扎特”。[8]皮亚杰更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绕不过去的一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与皮亚杰是发展心理学历史上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儿童发展的基本观点，引发了认知发展研究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争。”[9]在当代心理学体系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寻求心理学理论的一种整合，或者说奉行一种折中主义。在N·W·Smith所著《当代心理学体系》一书中，他把当代心理学体系划分为14种，其中有9种属于非中心论体系。[10]任何理论在寻求自身的发展的同时，必然要把目光投向其他体系，为自己注入新鲜的血液。为了发展皮亚杰的理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维果茨基。维果茨基的理论由于近年来才传向西方，还没有像皮亚杰的理论那样受到许多检验，但仍旧面临一些挑战。
在此，我们还是以硬币的类比来结束本文，即二者的理论从根源上来说是一体的或者说是互补的，皮亚杰和维果茨基从不同的角度建立了自己的发生认识论体系。但是，二者的分歧也需要我们来尊重，因为硬币的两面始终是两面。皮亚杰与维果茨基理论的较量在21世纪将继续进行下去。
注释：
①布鲁纳.赞赏皮亚杰和维果茨基两位心理学家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张粹然根据1996年9月15日美国布鲁纳博士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第二届社会——文化研究，纪念维果茨基——皮亚杰百周年诞辰”及“纪念皮亚杰百周年诞辰讨论发展中的智能”两个学术会议上的中心发言翻译。转引自《维果茨基科学心理学思想在中国》，龚浩然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389页；第387页-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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