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费用的“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所有类型的腐败中，吃喝腐败最容易被社会直接观察和感受。即便如此，“舌尖上的腐败”也存在诸多晦暗不明之处，普通老百姓的印象也更多地停留在“目视”和“耳闻”的经验范围内。利益驱动的宴请到底获得了怎样的经济效应？吃喝腐败是否涉及到资源的扭曲配置？这些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有诸多的探讨，但却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实证研究的缺位，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如何对企业的腐败进行度量。目前，绝大多数文献倾向于采用调查数据来研究企业的腐败行为，例如Mauro(1995)、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等。但是调查数据存在诸多缺陷：首先，腐败的样本测量误差一直饱受质疑(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1)；其次，由于担心，企业自愿披露腐败是具有很大风险的“自带镣铐”行为(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最后，被调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会影响调查数据的质量，如果被调查企业是腐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可能会弱化或隐瞒腐败程度，相反则可能会夸大腐败程度。 鉴于此，Cai et al.(2011)提出用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之和(ETC)构建腐败指标，并以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取代此前流行的调查数据。这些指标均披露于财务报表附注中，经过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每一笔费用都有详细的记录，因此虚报或瞒报的可能性较小。业务费用可能包含多种开支，其中吃喝开支是其中最为常见和重要的内容。与业务费相比，吃喝开支在差旅费科目下列支的困难较大，差旅费的开支合法程度更高一些(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综合起来考虑，本文倾向于认为企业在维护政府、银行和客户的关系时，吃喝开支更可能以业务招待费的形式体现，因此，本文以业务招待费度量企业的吃喝腐败程度。从稳健性角度考虑，本文以总资产对业务招待费用进行调整，并用ETC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在定义了企业的腐败指标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企业的吃喝腐败是否影响了长期困扰上市公司发展的融资、投资问题，以及通过怎样的路径影响？本文拟从企业吃喝费用角度出发，厘清吃喝腐败与企业投融资效率的关系，这是本文回答的核心问题。 从企业角度来看，吃喝腐败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才为之。一方面，腐败可以帮助企业获取税收优惠、降低管理成本以及获得政府订单(Cai et al.，2011)；另一方面，腐败还可以帮助企业缩短审批程序，甚至可以绕开法律、行政管制获取稀缺资源，起到“润滑剂”的功能(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具体到企业融资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通过与政府建立和保持和谐的政企关系，企业可以获取便利的融资资源，因此腐败可以使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于蔚等，2012)。企业是否会通过吃喝腐败这种方式，建立并维持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从而获得便利的融资途径？本文选取2009-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吃喝腐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债务融资额度，吃喝腐败费用提高1%，债务融资额度提高2.91%。这也意味着上市公司可能通过吃喝的方式，拓展了银行的融资渠道。 吃喝腐败对融资有影响，此影响的经济效应如何呢？很多研究认为其结果是负面的，即吃喝腐败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效应降低(Cai et al.，2011)，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权力集中的制度环境中，吃喝腐败只能算是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Bardhan，1997)。正如Cai et al.(2011)所发现的那样，上市公司吃喝腐败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但是，Cai以及此后的文献，却止步于这种负的相关性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负相关性，很少有文献对此进行深入和专门的研究。我们猜测，生产效率的降低与技术效率、投资效率相关，在短期内技术效率变化的概率较小，因此投资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以投资效率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企业吃喝腐败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以破解腐败负面经济效应的黑箱。 需要注意的是，Richardson(2006)、吴超鹏等(2012)从不同的侧面估算过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但是上述文献采纳的模型是一个动态面板数据结构，而普通的固定效应无法规避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由此得到的投资效率可能存在较大偏误。鉴于此，本文采用系统GMM估算方法，尽可能降低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估算精确的投资效率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2009-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吃喝腐败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吃喝腐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具体来讲，对于投资不足的样本，吃喝费用每提高1%，投资不足程度增加5.89-9.76%；对于投资过度的上市公司，吃喝腐败提高1%，过度投资程度增加12.29-15.10%。本文还发现，在控制了吃喝腐败费用后，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监督机制明显失效。与此同时，吃喝腐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资金缺乏引起的投资不足，与前面发现的吃喝腐败提高融资额度的结果相吻合。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采用系统GMM方法测算企业投资效率，修正了Richardson(2006)最优投资模型中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完善了投资效率的估算方法。第二，针对近年来上市公司吃喝费用，发现腐败行为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为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第三，本文从上市公司的融资、投资角度考察吃喝腐败的“得”与“失”，为腐败行为影响公司的微观运行机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丰富了投融资效率相关研究。 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1)严格监控政府和银行信贷部门与企业之间可能的利益输送路径，建立公平竞争的企业环境，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2)降低吃喝腐败行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监管部门应该严格控制上市公司的吃喝费用，特别是在“八项规定”出台后的背景下，建立透明、清廉的商业环境有助于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升。 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转型期间企业腐败行为的制度背景，第三部分是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提出，第四部分是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腐败行为的经济效应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目前大量文献集中讨论政府官员腐败的经济效应，然而对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Yao(2002)认为企业高管腐败有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之分，前者是指企业高管通过奢靡消费、超额薪酬、商业帝国构建等隐蔽且合法的途径，实现利益攫取与权力寻租，后者是指高管为获取私利而采取违反法律或监管条例的腐败行为。本文研究上市公司的吃喝腐败，则是属于典型的隐性腐败行为，主要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角度，分析吃喝腐败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验证吃喝腐败行为的经济效应。 (一)吃喝腐败、政企关系与融资约束 当市场制度缺失，政府干预或过度管制导致资源错配时，企业向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保证资源配置(李捷瑜和黄宇丰，2010)。一方面，贿赂能缩短行政审批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在市场机制缺失时获取企业所需资源(Lui，1985)。另一方面，企业的腐败行为能够帮助企业逃避某些掠夺。例如，保护财产不受侵犯、税收减免以及提高财政补贴等。潘洪波和余明桂(2010)指出，中国的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有很强的经济自主权和财政支出的任意支配权。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一个可能路径是通过吃喝的形式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并在行政审批、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取得明显优势。吃喝费用越高的企业，与政府、银行的关系可能越好。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即企业的吃喝腐败与政企关系正相关。 H1：企业吃喝腐败与政企关系正相关。吃喝腐败费用越高的企业，政企关系越紧密。 考虑到融资约束一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瓶颈(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并且大量文献指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吴文锋等，2009；李健和陈传明，2013)。为了维持融资渠道、提高融资额度、降低融资成本，即使是国有企业，也会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而民营企业更是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作为解决融资困境的关键因素(Fan et al.，2008；Boubakri et al.，2010；于蔚等，2012)。白重恩等(2005)利用全国工商联调查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以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显示，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于蔚等(2012)选取我国沪深股市1999-2009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政府的资源效应。由此可见，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影响了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上市公司通过建立和保持和谐的政企关系，可以获取相应的融资资源。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企业吃喝腐败与债务融资正相关。吃喝腐败费用越高的企业，债务额度越高。 (二)吃喝腐败与投资效率 事实上，大量文献研究发现，企业的腐败行为对企业的经营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反应以负面居多。例如，Fisman and Svensson(2007)运用1998年乌干达243个公司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司的腐败费用与销售收入负相关，腐败费用增加1%，销售收入降低3%。Yermack(2006)研究了高管的奢侈行为与股价的关系，他们选取1993-2002年10年间237家美国大型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管理者使用商务飞机进行私人活动的消息披露之后，公司股价下跌1.1%。由此可见，市场对企业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异常敏感。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腐败行为可能助长企业管理人员的权力控制，导致公司治理机制的弱化，可能会提高高管人员滥用公司权力的概率。Rajan and Wulf(2006)选取1986-1999年300家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的权力越大，隐性腐败问题越严重，高管任意支配公司的剩余资源的可能性越大，由此助长了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Cai et al.(2011)选取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中国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以吃喝招待费用、差旅费之和构建公司腐败指标，研究发现吃喝费用越高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低。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技术效率、投资效率密切相关，但Cai et al.(2011)并未解释吃喝腐败引起生产效率降低的原因。一般来讲，企业的技术效率在短时间内提高较困难，本文试图从投资效率角度解释吃喝腐败影响生产效率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从会计角度来看，过度的吃喝支出降低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自由现金流的缺乏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降低投资效率(Richardson，2006；吴超鹏等，2012)，因此吃喝腐败可能引起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如果吃喝腐败的融资假设(H2)成立，那么企业可能通过吃喝途径便捷地补充自由现金流，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Jensen，1986)，在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现象出现。 第二，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吃喝腐败是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不佳的信号(Yermack，2006)，可能会提高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会加剧企业的投资约束困境，迫使管理者不得不放弃良好的投资项目，从而导致投资不足(Myers and Majluf，1984)。此外，吃喝腐败可能会提高管理者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增加会引起公司治理机制弱化，无法有效规避管理者为了私人利益而进行过度投资的现象发生(Jensen and Mackling，1976)。 此外，在目前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法律机制的不完善容易引起企业的非正当竞争，崇尚“关系”的企业可能更不重视市场规则，公司的代理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吃喝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企业崇尚“关系”的一个指标，吃喝越多的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更可能盲目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第三，吃喝腐败也是管理者权力无法有效约束的一种体现(Rajan and Wulf，2006)。根据高管权力理论，高管的权力越高，越可能做出满足私人利益的投资决策，可能导致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Bebchuk et al.，2002)。 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企业吃喝腐败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吃喝腐败费用越高的企业，投资不足程度越严重，过度投资程度也会提高。 三、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09-2012年间所有A股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了财务报表中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2)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和明显错误的样本；(3)剔除金融行业样本。最终研究样本包括1363家公司，共3214个观测值。本文所需的财务数据、政府补贴数据、债务融资数据、股东数据、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了保证数据的质量，本文随机抽样与Wind数据库比对，对于两个数据库出现差异的地方，查询上交所、深交所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修正。 按照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的做法，本文手工搜集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差旅费、政府财政补贴数据，主要来源于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管理费用”、“营业外收入”子科目。制度环境数据来自于樊纲等(2011)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 (二)相关变量说明 (1)投资效率 考虑到Richardson(2006)、吴超鹏等(2012)对投资效率的估算模型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得到正常投资模型的残差值，并以此绝对值大小衡量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程度。 (2)吃喝腐败费用 参考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的研究，本文选取上市公司“业务招待费用”作为吃喝腐败的代理变量。与Cai et al.(2011)一致，本文以单位资产的业务招待费衡量上市公司的吃喝腐败程度，该指标越高，说明吃喝腐败程度越严重，用Corrp表示。此外，本文也采用Cai et al.(2011)的做法，构建ETC(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之和)腐败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3)债务融资 参照吴超鹏等(2012)的研究，本文选取上市公司有息债务(△Debt)、长期债务(△LDebt)和短期债务融资(△SDebt)衡量债务融资规模。其中，有息债务融资等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的增加值除以t-1年总资产；短期债务融资等于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除以t-1年总资产；长期债务融资等于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的增加值除以t-1年总资产。 (4)控制变量 考虑到地区制度特征对投资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潘红波和余明桂(2010)的选取标准，本文采用樊纲等(2011)编制的市场化指数度量地区的制度特征，用Mkt表示。①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的规模(Size)，等于t-1年总资产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等于t-1年的总负债除以总资产；是否国有(SOE)，如果第一大股东是国有，则为1，否则为0。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公司治理变量，包括经理人薪酬(Comp)，采用前三大高管薪酬除以总资产衡量；董事会人数(Bd)、独立董事比例(IB)、监事会人数(MS)。 (三)研究方法 (1)吃喝腐败与政企关系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研究政企关系主要侧重于政治联系(潘洪波和余明桂，2010)。事实上，政企关系并非仅限于政治联系，本文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来探析政企关系。潘洪波和余明桂(2010)指出，除了个别支出项目以外，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制度规范约束和限制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支出，制度约束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在决定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具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可见，政府补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企关系的好坏，如果上市公司吃喝腐败带来了明显的政府补贴增加，则说明吃喝确实加强了政企关系。参考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本文建立下面回归模型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