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华[1]2007年在《国际贸易的就业影响》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贸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贸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型加剧，经贸增长方式、就业-人力资源结构问题日益突出。21世纪是我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和开发潜力，借助于“新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实现民族振兴的特殊时期，也是推动我国经贸增长方式转型，迎接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研究对外贸易与国内就业关系，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贸易及其对国内就业、经贸增长方式、人力资源结构的影响，为我国贸易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转型、解决就业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就成为本研究的宗旨和目标。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贸易和就业理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广泛借鉴西方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用最新的国际国内的实践事实对国际贸易的就业影响进行理论研究，力求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体系，探索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开拓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新领域。本研究立足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总结和概括国际贸易就业影响的中国化规律和趋势，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转型、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和就业-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整理和分析，评价了国内外国际贸易就业影响研究的贡献和不足，展示了本研究领域的前沿和动态；通过对国际贸易就业影响理论演变的梳理和总结，展示了理论界的不同见解；通过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的历史经验分析，验证H-O-S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有效性和有限性；通过对马克思贸易理论的整理和拓展，深刻揭示了国际贸易的阶级属性、不平等的内容实质以及产生不平等贸易的生产力原因。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互补指数分析和结构要素隔离分析、新生产函数等新方法，揭示了贸易影响就业的途径和贸易对我国就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和增加就业，但影响在逐渐减弱。其中农产品贸易影响随比重降低而减小，工业出口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且逐步增强，进口对就业冲击也开始凸现出来，服务业作为就业存量和增量的主渠道的地位会不断得到强化和提升。通过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反思、人力资源优势变迁趋势及其开发利用问题的剖析，提出了转变经贸增长方式、推动经贸可持续发展，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益的战略任务和对策。
李玉梅[2]2012年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世界茶叶主产贸易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比较,旨在得出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趋势及规律,寻找到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因素,发现制约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障碍,获得强化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正确路径,解决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长期弱化和动态比较劣势长期无法转变的问题。本研究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茶叶对外贸易领域的一种探索,有助于丰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内容,有助于发现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劣势及其形成因素,有助于改变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劣势,促进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为中国政府启动振兴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对于发挥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强国优势,恢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领导地位提出政策建议。一、主要的研究内容本论文共包括九章内容：第一章导论；第二章理论借鉴；第叁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历史的演变；第四章中国当代茶叶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第五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趋势；第六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因素分析；第七章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特性；第八章制约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障碍分析；第九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二、研究的基本结论1.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有国家生产专业化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无国际和产业内专业化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无出口市场竞争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在国际专业化水平、国家专业化水平、产业内专业化水平以及出口市场竞争优势四个方面的动态量化,发现除有国家生产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以外,其余叁个方面均表现为动态比较劣势。其中除了产业内专业化水平近二十年来呈不断强化走势以外,其余叁个方面均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走势。目前,世界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总体竞争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两级分化,一是以肯尼亚、斯里兰卡、马拉维、坦桑尼亚四国具有极为明显强化的趋势,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越南、阿根廷、日本、土耳其八国呈不断弱化的趋势。2.随着世界茶叶贸易竞争加剧,世界茶叶主产贸易国间双向贸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势头,虽然世界茶叶产业内专业化动态比较劣势突出,但中国茶叶差异化对外贸易动态比较劣势相对较弱目前世界形成了以肯尼亚、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四国寡占茶叶出口市场规模的格局,同时也形成了以肯尼亚、斯里兰卡、马拉维和坦桑尼亚四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竞争格局。但从世界茶叶贸易本身的发展变化来看,出现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明显偏向茶叶产业内差异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发展的趋势。根据对茶叶产业内专业化程度的动态量化,虽然至今总体严重滞后于茶叶单向贸易,但通过衡量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四个指标的国际比较,唯独发现中国拥有茶叶产业内专业化水平的相对动态比较优势,而肯尼亚茶叶产业内专业化水平极低,斯里兰卡也低于中国,唯一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是世界另一个茶叶生产大国印度。3.政策是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际专业化和产业内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生产和市场是影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出口市场竞争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生产、市场和政策均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家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无显着关系,而影响世界其它茶叶主产贸易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为市场根据生产、市场和政策对影响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因素分析,发现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际专业化和产业内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存在显着关系的只有政策,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出口市场竞争动态比较优势存在显着关系的主要为生产和市场,而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国家专业化动态比较优势均无显着关系；发现市场是影响世界其它茶叶主产贸易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这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动态比较优势的解释,主要是基于技术变化引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生产因素和政府对后天先进要素资源实施干预的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不相一致。4.先天生产要素积累不足和后天先进要素投入不足,致使中国茶叶土地生产率水平长期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茶叶出口在世界茶叶市场中有量无质的竞争优势,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长期弱化和动态比较劣势长期无法转变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世界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源地,但茶业一直处于副业地位不被国家重视其商品地位。从世界茶叶主产贸易十二国茶叶对外贸易在国家商品贸易结构中的专业化程度来看,除肯尼亚以外,总体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中国茶叶国家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为最低水平,严重阻碍有利于提高茶叶土地生产率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各种生产要素积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基于技术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解释,是由于先发优势国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后发优势国技术创新以及在实践中不断的经验积累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才会导致先发优势国逐步丧失其基于先天自然资源禀赋优势。5.世界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不是单个国家所拥有,主要表现为在发展中国家更迭中实现不断强化的特征世界茶叶贸易优势地位的更迭,主要经历了早期的中国,到后来的印度、斯里兰卡、日本,再到现在的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叁个重要发展阶段的动态变化。从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来看,最早出现中国最弱走势,其次是印度、斯里兰卡、日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以及肯尼亚、马拉维和坦桑尼亚后发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世界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正是通过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的不断更迭,才实现了世界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和促进了世界茶业的不断发展。叁、论文的创新之处1.首次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针对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领域进行探索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针对工业制成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认为基于先天资源禀赋优势的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长期会弱化而不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基于政府干预下的工业制成品贸易具有动态比较优势,但对农产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变动的特性以及影响的主要因素缺乏深入分析。所以本文将动态比较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和后天学习形成的相关观点,引入以茶叶为代表的农产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以发现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动特性和制约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障碍,以及决定茶叶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以丰富和完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内容。2.首次在原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市场因素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深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强调通过后天技术创新和“干中学”的知识经验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以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维持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同时政府对贸易产业先进要素资源干预性的投入增加而实现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不断强化。无论是基于贸易商品比较优势生产自身条件的改进或提高,还是强调基于政府对贸易商品比较优势生产条件改进或提高的支持,始终只围绕单纯从提高贸易商品比较优势的生产能力出发去解释动态比较优势,忽视了市场因素对贸易商品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所以本文除了考虑已有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生产、政策对贸易商品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外,另外增加了市场因素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3.多角度或多层面对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变动趋势进行全面分析研究考虑到世界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不但涉及到以单向出口为主的贸易数据来判断,同时也考虑到随着世界茶叶出口市场不完全竞争加剧,包括进口在内的茶叶双向贸易数据。与此同时,考虑到不完全专业化生产的普遍存在以及国家对贸易商品生产要素资源投入的干预,贸易商品在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中的专业化程度同样影响动态比较优势走势,通常只有在国内具有很高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商品,才有可能具有该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程度优势。另外,生产专业化程度优势都得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而具有出口市场竞争优势。所以本文具体采用了国际专业化、国家专业化、产业内专业化叁个衡量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指标,以及出口市场竞争优势的一个指标,共四个指标,以全面分析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变动趋势。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从茶叶进出口贸易角度研究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但中国作为世界茶叶贸易大国,不可忽视国内巨大茶叶消费市场对其产生的动态影响,有待于进一步从中国国内茶叶消费市场动态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
孙伟[3]2005年在《贸易优势与我国外贸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当今时代,通过贸易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任何国家开放经济的宗旨。对贸易与产业之间的相关性从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新古典贸易理论的H—O 模型到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优势,从发展经济学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产业经济学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的结合,或是从资源禀赋及配置效率,或是从竞争优势、产业优势的形成条件,或是从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换的引致因素等,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证。但是,关于产业结构演进与贸易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特有的演化路径与传导机制,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本文以贸易优势为基础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利用经验数据和产业演进规律,探讨开放经济系统中商品贸易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机理,进而确立产业发展的贸易模式及所需要的相关条件,并以此说明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外贸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提出了我国外贸应该采取的发展模式。本文对所研究的经济体或经济单元的内涵规定为: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目标;开放式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必要宏观调控;人口至少在5000 万左右。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分析研究背景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首先提出贸易优势和贸易优势类型两个概念,分析了贸易优势具有的四个特点;论证了贸易优势类型形成、转换与主导产业群更替、要素结构升级之间内在联系;最后,对贸易优势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异同进行分析。第叁部分根据产业结构逻辑演进及历史经验性数据,提出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技术跟进式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和技术创新式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并分析了每一个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理及所需要的条件。第四部分首先分析二十世纪80 年代以来,因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跨国公司采取了全球发展战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证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进程对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的影响;阐述全球贸易规则的确立对各国贸易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空间范围限定。第五部分在实证分析和经验论证了几个代表性国家贸易优势类型形成机制之后,本章进入对我国贸易优势类型问题的分析。首先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在我国演进的方式与特点,最后指出加工业的高度发展及出口结构优化并没有相应地带动国内生产资料制造部门的同步发展,出口商品结构升级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没有建立起关联机制,在外资主导进出口格局的状况下,我国出现了贸易发展的“产业技术陷阱”,贸易优势类型转换并没有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第六部分根据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及产业结构演进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由产业转移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向技术跟进式贸易优势形成机制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具体目标;阐明我国若在开放型经济系统中形成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优势类型转换的关联机制,则依赖制度创
聂红隆[4]2009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R&D活动)以及利用各种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途径对国外知识进行引进与学习、吸收与模仿。国际贸易是国际技术传递和溢出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进行技术创新的充足资金,又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物,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贸易政策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必然要考虑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因素。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我国必须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把本国市场纳入到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中。但是,尽管世贸组织以及世界各国都在不断的为贸易自由化而努力,然而存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依然有增无减；同时,我国与国际贸易对手和伙伴的贸易冲突也日益增多。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美国、欧盟等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以非关税壁垒为核心内容的新保护主义潮流。可以说,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初期阶段,从整体上讲,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决定了入世后我国必须对本国有关行业和企业实行适度的保护。而且,实质上世贸组织也是承认并接受贸易保护的观点的。这既体现在其基本原则上,也体现在谈判协调机制及其实际运行上。在国际贸易壁垒变化不定及贸易冲突加剧的形势下,我国作为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并处理好贸易保护与技术创新、技术扩散的关系,如何有效利用技术扩散(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这一技术传输途径,发挥技术进步效应,成为一个理论和现实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技术进步的载体之一——国际贸易渠道作为具体分析对象,可能首次从贸易保护的视角,围绕“技术进步”这一核心概念,沿着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技术进步途径,对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影响的评估是贸易保护动态成本评价范畴。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具有认识贸易保护促进或抑制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内在机制的作用,将丰富技术进步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途径的影响及技术传播理论)；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根据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影响作出相应的对策,有利于为制定我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参考,有利于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供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利于认识目前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广泛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新国际贸易理论、博弈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与论述。其中,突出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将收集、计算、绘制R&D投入与产出、货物和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分国别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关税征收率和资本存量、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存量等数据和图形,构建并估算贸易开放度、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技术创新综合指标、技术转移综合指数、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进行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定量实证分析,并采用国内外该领域研究中常用的主流分析工具,如Pearson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Johansoen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向量自回归(VAR),以及较少使用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常用的Eviews6.0软件和鲜见使用的Matlab数学计算软件作为运算工具,再引用贸易限制指数和TFP增长率来说明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还对同一变量采用不同的代理指标进行检验。如体现技术创新的指标有国家财政科研拨款、R&D投资支出和构建的技术创新综合指标；体现贸易保护程度的贸易依存度和关税征收率指标。这些方法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创新性。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贸易保护与技术进步的概念,并且对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与贸易保护、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新近发展的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理论等。本文第叁章提出了几个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与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分析模型。先后回顾了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过程,技术创新、国际技术转移、技术溢出与贸易保护的理论联系,基于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效应,贸易保护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以及贸易保护影响技术进步的相关模型。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第四章至第六章就中国关于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和贸易开放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我国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技术溢出影响程度,并分别从总进口贸易开放度、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结构、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等角度,重点考察了我国由进口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后,根据新增长理论,对贸易保护和人力资本因素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并运用可获得的、能较全面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贸易限制指数国际截面数据,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与国民收入、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国际层面的分析。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各种技术进步途径对我国的实际影响,本文在讨论贸易保护的技术进步效应时,更多的是关注其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渠道,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所带来的抑制作用。因此,基于贸易保护的技术创新、技术溢出效应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通过本文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深入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及各个子结论。南方和北方的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转移具有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我国的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均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因此我国从总体上来说处于技术模仿国的地位；我国中、高技术中间产品、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而低技术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与我国技术进步效、应相适应,而与我国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还存在不相适应。据此,必须提出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技术溢出的对策。主要的子结论如下：1、贸易保护对R&D活动的两面性有不利影响。一方面,在技术模仿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来源国的贸易保护对技术创新是有利的,模仿国的贸易开放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贸易保护抑制了国内R&D活动,从而也降低了我国对外来技术的模仿和吸收能力。2、贸易保护对我国国际技术转移有不利影响。理论分析认为,技术引进国提高贸易保护程度,可能导致“绕过关税”的国际技术转移活动；而降低贸易保护程度,也有可能导致“遏制竞争”的竞争性国际技术转移活动。实证研究表明,从我国总体层面来讲,存在来自国外的竞争性的“遏制进入”的技术转移,即掌握先进技术的外国企业为了阻止其他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可能采取向中国企业转移技术的现象,并且贸易开放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技术转移的Granger原因。3、贸易保护对外国技术溢出效应有不利影响。实证分析也表明,无论是全部产品层面的进口贸易开放度还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中间产品、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的技术进步都产生了正面影响,贸易开放度的技术溢出效应十分明显,而低技术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具有负面影响。一方面,从全部产品贸易来看,本国研发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作用系数大于国外的技术溢出,说明中国当前的国内技术创新是本国技术进步的根本。另一方面,中国对工业化国家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开放,促进了从这些国家的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等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进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发展,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选定的欧美和亚洲国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显着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估计系数大于本国的研发资本弹性系数。这和我们假定中间产品贸易开放度越大,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一致,进一步证实中间产品贸易开放度在技术溢出中的重要作用,也证明我国处于中间产品净进口国地位和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的现状,我国整体上处于生产贸易价值链条的较低端。4、必须合理安排中间产品(含资本品)贸易保护结构。对中间产品(含资本品)贸易保护的价格关联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由于中间产品(含资本品)前后项产业关联特性,对其实施贸易保护将导致上下游产品价格的连锁反应,扭曲整个产业链条的资源配置,抑制进口贸易,阻碍了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而基于总产品、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进口贸易开放度的R&D溢出效应均为正；低技术中间产品的溢出效应为负,但由于以矿产资源为主的低技术中间产品的无序和过度开采,将导致巨大的环境成本和不可持续的发展问题,因此,对于我国这样的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相对于技术进步的代价而言,低技术中间产品过度开采的代价更值得考虑。因此,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保护程度的降低,不仅可以增加外国R&D溢出量,更大程度地促进我国技术进步,而且可以保护资源、降低环境成本、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如何安排现有的中间产品贸易保护结构,以减少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效应的抑制,是一个重大的贸易政策问题。5、人力资本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有显着促进作用。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中成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主要表述形式之一(Lucas,1988)。第七章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显着促进技术进步,而且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结合比人力资本与有形资本结合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一国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其成功获得技术扩散、取得技术进步的关键。6、贸易保护的国别特征及其对国别技术进步的影响。越发达的国家,贸易保护程度越低,但核心非关税壁垒和农业国内支持越高；贸易保护程度越低的国家,技术进步效应越大。7、目前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存在合理性及不合理性之处。从结构角度看：一方面,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与技术进步效应相适应。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对加工阶段越深的产品征收越高的关税,从而形成了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逐渐升高的阶梯型分布。相应地,有效保护率也呈现出了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逐渐升高的阶梯型保护结构。这样的名义和有效关税保护结构符合关税升级原理,也与相关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相适应。另一方面,关税的有效保护结构与贸易优势的动态变化发展不相适应。按照一般的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关税等贸易措施是用来保护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因此产业竞争优势越低的部门保护程度越高,即形成一种逆比较优势的保护结构,从而抵消外国的竞争优势,促进本国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幼稚产业内生比较优势的配置。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呈现出了一种顺比较优势的有效保护结构。这种顺比较优势的有效保护结构说明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以上两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政策实践中必须加以协调处理。本论文虽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一些创新性,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研究展望)：1、本文的不足之一在于没能对地区或产业层次的贸易保护技术进步效应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可行的建议。这固然与本文主题的过于宏大有关,但也与地区或产业层面的数据的系统性和可得性有关。这是笔者打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之一。2、本文的不足之二在于贸易保护度量指标没能采用能够较客观和直接地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贸易限制指数,而是采用贸易依存度作为代理变量或采用局部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税实际征收率指标。这主要是因为贸易保护数据并不是连续时间系列,而是间断的,而且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估计很困难。这也是笔者打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之一。
王涛生[5]2013年在《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机理、模型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在给世界贸易带来重大推动力的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没有解释不同经济体（国家或区域）的成本、要素、规模、技术和“钻石”因素等存在差异性的形成原因及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则着眼于从制度视角解释经济增长现象，没有重点关注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同时，从国际贸易的实践发展来看，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拓展，国际贸易竞争的深度、广度和强度都在发生变化，把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源泉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层面。为此，选择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探寻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发现各国制度质量差异与国际贸易竞争力差异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论文在界定制度质量、制度创新、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等核心概念内涵及分析经济制度体系内在结构与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构造了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模型，从理论推导和数理论证两个视角分别探索了制度创新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构建了全面测评制度质量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计量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4年至2010年33个主要贸易国家的经验数据，计算出制度质量综合指数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综合指数，分别设计多层级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因素面板数据模型，对制度质量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效应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述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研究工作如下：1．开发了系统分析制度质量、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成本竞争优势、效率竞争优势以及创新竞争优势的理论模型框架，揭示其内生关系：（1）在生产过程的物化成本不变，企业利润最优化策略以及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出口产品的平均交易成本是制度质量的严格减函数，而当分工规模不变时，制度的改善会减少交易摩擦，从而降低企业单位产品的平均交易成本。这表明，制度创新是国际贸易成本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2）当模型中关键参数采用一系列合理的均衡值、且其他条件一定时，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是制度质量的严格增函数，制度质量的改善会导致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较大上升，同时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较大下降，即制度创新也是国际贸易效率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3）当将基础模型扩展到创新团队的研究之中发现，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高技术产品的创新团队的分工规模和创新效率是制度质量的严格增函数，即制度质量改善也是国际贸易创新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4）在制度质量不同但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两国贸易世界中，当分工规模不变时，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拥有较低的交易摩擦和更高的分工专业化程度，从而导致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会专业化于制度依赖性较强的复杂产品生产和出口，而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则会做出相反的选择。表明制度质量差异导致了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一个内生结构，由此形成贸易国之间基于制度质量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5）当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背景下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时，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制度创新会降低分工中的交易摩擦，提高分工专业化程度，从而增强制度创新国在制度依赖性较强的复杂产品出口中的竞争力，而制度固化国被迫选择制度依赖性较弱的简单产品生产和出口，并可能陷入低价倾销的贸易困境。进而，整个世界在制度质量变化的基础下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与市场均衡；（6）当控制制度质量时，交易摩擦与分工专业化程度成正向变动关系，因此企业分工规模的扩大会受到交易摩擦的约束，这对于企业选择服务外包或外部市场交易提供了较好的解释。2．构建了制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1）构建了由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管理制度和涉外经贸制度5个层级指标组成的制度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全面度量制度质量的综合评价模型与方法，弥补了以往使用局部或个别制度指标缺乏系统性等不足；（2）首次把反映出口竞争新优势的核心指标纳入了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的统一测评框架，构建了由出口结构、出口质量、出口效率、出口创新、出口效益和出口规模6个方面指标组成的国际贸易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全面度量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与方法，突破了以往文献偏重于使用出口规模、市场占有率等单一指标衡量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局限性。3．系统分析了多层级制度体系对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得出了新的结论。（1）构造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多层级结构的经济制度体系对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发现不同层级制度对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差异：产权制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较强，涉外经贸制度的影响较弱，其他层级制度介于二者之间；各层级制度对出口规模的综合影响最强，然后依次是出口创新、出口效率、出口结构和出口质量，而对出口盈余的综合影响最弱。这些结论弥补了以往文献使用单一制度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的不足；（2）将主流贸易理论论及的主要因素与制度变量纳入统一的多因素面板数据模型框架进行实证辨析，发现上述诸元对各国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制度质量和要素成本差异对开放度水平高的国家出口竞争力的正向影响较强，对开放水平低的国家的促进作用较弱；自然资源对开放水平低的国家出口竞争力的正向影响较强，但对开放水平高的国家有抑制作用；技术因素和规模经济对两类国家的促进作用都较弱，但对开放水平低的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弱。总体上看，实证结果支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以上研究从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双重视角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国际贸易学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支持，不仅扩展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领域，而且揭示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新源泉，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为各国出口竞争力的差异及其增强提供新的解释和依据，从而丰富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理论。
冯晓玲[6]2008年在《美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丰富翔实的数据,对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并提炼出了相应的结构性特征,证明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规模不断扩大的增长过程,更体现了结构不断升级的优化过程。通过对美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度量及与其他服务贸易大国的对比分析,得出美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服务出口国的结论。美国服务贸易强势竞争力的成因可以从产业基础和形成来源两个层面分析,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构成了美国服务贸易强势竞争力的产业基础,研发投入、人力资本要素禀赋、政府扶持以及服务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等因素的综合动态作用,共同决定了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优势来源、当前实力和发展潜力。因此美国不仅能够将服务贸易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动态的竞争优势,而且能够立足于国际服务市场的最前沿,不断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而与美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的中国,也需借鉴美国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经验,进而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贸易发展结构,切实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佟建亮[7]2003年在《中国人力资源状况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社会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具有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种策略选择可以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利益的存在使这种静态比较利益的实现遇到障碍。同时，单纯依靠静态比较优势难以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因此，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是我国现阶段的理想选择。具体策略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要大力发展中技术产业。我国的人力资源虽然总量巨大，但是质量偏低，结构不合理。为此，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源素质，改善人力资源结构，为顺利实现我国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
刘芳[8]2006年在《中国肉羊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显着特点和必然趋势。尽管我国肉羊生产兴起时间较短,但发展的速度很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绵羊、山羊的存栏量、出栏量、羊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肉羊业产值占畜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肉羊产业在改善我国人民的膳食结构、提高我国人民的身体素质、增加农牧民生产经营收入、提升我国农业尤其畜牧业的生产结构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畜牧业的一个子产业,肉羊业正在成长为畜牧业的一个“朝阳产业”。 但是,与中国作为肉羊生产大国地位很不相称的是,我国还是肉羊产品国际贸易的小国,国际市场占有率只有1%左右,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我国肉羊产业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因此,在我国肉羊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数量型发展走向质量型发展、从关税保护型发展走向自由开放型发展的转型时期,研究其生产和贸易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所面对的新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认清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可利用优势,开发国内、国际两大潜在市场,寻找提高我国肉羊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策略和建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 主要以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主要的理论基础,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造了中国肉羊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分析框架,构建并确定了中国肉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及其主要决定和影响因素。 第二部分 对中国肉羊业的国内外环境进行客观地评价,对中国肉羊业生产、消费和贸易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及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肉羊存栏量,产肉量稳步增长;肉羊业产值和羊肉产量在肉类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饲养方式正逐步由放牧转变为舍饲和半舍饲;肉羊生产区域化特征明显,主产区域从牧区转向农区;规模化程度提高,养殖小区大批出现;肉羊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国内市场饱和程度较低,羊肉尤其绵羊肉的国内需求缺口较大,羊肉消费总量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均都不断增长。 第叁部分 具体测算了中国肉羊业总体及产品竞争力。研究发现:同国内整个畜牧业产品相比,中国肉羊业总体基本不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中国肉羊业主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低;山羊和山羊肉相对其它肉羊产品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仍将是其主要的目标市场。 第四部 根据迈克尔·波特竞争力钻石理论,就肉羊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质量与安全、生产要素和辅助产业及政府的作用等因素对中国肉羊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发现:非价格因素成为影响中国肉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出口国相比,中国羊肉价格竞争力总体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中国绵羊更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中国活山羊出口有着较强的质量竞争优势。但是,肉羊养殖业的弱质性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应从多角度给予肉羊业以扶持。 第五部分 就肉羊产业国内区域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测算了肉羊主产区的区域比较优势。研究发现:肉羊产区羊业产值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肉羊主产区正从牧区转向农区,但牧区在肉羊产业发展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部牧区肉羊业区位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牧区的肉
刘春香[9]2005年在《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其发展水平和潜力直接关系着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因此农业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加入WTO已经叁年多,中国农业也逐步融入了全球竞争。那么,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究竟如何?与发达农业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的优势和劣势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因此,专题研究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促进中国农业结构调整,指导中国农产品贸易实践,明确中国农产品国际分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意义深远。 在对竞争力理论进行必要梳理和参阅大量中英文文献的基础上,本论文着眼于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层次,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国际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及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创造性地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系统研究。 本论文立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将国际竞争力的一般理论引入农业领域,在借鉴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农业国际竞争的特点及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等进行了比较清楚的论述。本论文指出,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属于国际竞争力研究的中观层次。由于中国农业国际竞争主体的缺位,所以本研究的对象是农产品和农业产业。其中,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可界定为农业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增长并不断获利的能力,它集中反映在农业的生产能力、农业的国际化程度、农业的持续增长能力和农业的长期获利能力四个方面,同时又受到两个决定因素即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结构调整程度,叁个影响因素即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农业劳动者素质、自然资源等的综合制约。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分别构建了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既运用常见的比较优势指标体系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运用竞争优势理论、通过综合分析与国际比较的办法衡量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的优势和劣势所在。在实
陈昌洪[10]2008年在《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四川生猪具有低成本生产优势、数量优势和价格比较优势，但是由于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低，营销手段落后和技术壁垒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生猪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低，国际竞争力弱，生猪产业的比较优势未能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国内生猪产品市场由供需平衡转变为供应相对充足和阶段性、结构性供大于求的背景下，研究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变动规律和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理，提高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促进生猪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对农业竞争力研究的论着较多，但是针对生猪国际竞争力的专门研究很少，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研究至今仍是空白。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国内外己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计量经济分析和统计分析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生猪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利用“六因素模型”深入分析影响生猪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建立生猪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生猪国际竞争力进行科学测定，为提高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论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导论。从加入WTO后四川生猪产业发展所处国内外环境出发，着重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生猪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动态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综述和评价，指出了可借鉴的主要理论、重要观点和基本方法以及研究中的不足。文献综述表明探索生猪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理，提高生猪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完善生猪国际竞争力的测定方法，依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根据研究目的和关键问题，构思出本文研究的思路，研究方法，总结了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生猪国际竞争力理论分析。本章在导论的基础上，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结论，结合生猪产业特点，界定了生猪国际竞争力，认为其本质是比较生产力，是竞争力资产、竞争力过程与竞争力环境的统一体。其次，应用交易成本理论和创新理论，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阐明了生猪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理：生猪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因素；交易效率是生猪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市场条件；创新是生猪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动力和根本途径。最后，指出本研究以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同时综合运用创新理论，构建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创新优势相结合的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竞争力的客观基础，竞争优势是竞争力的现实态势，创新优势是竞争力持续的源泉，叁者的本质都是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创新优势使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从静态走向动态。第叁章．四川生猪生产、贸易、消费及国际比较分析。本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方法，利用详实的数据分析了四川生猪生产、贸易和消费情况，并与世界生猪生产和出口大国进行了比较，对国外生猪产业具有代表性的丹麦、美国和巴西等国家在提高生猪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经验进行了剖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四川生猪具有生产优势和数量优势，但是生猪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在深加工和产业化方面存在不足，在生产方式、技术支持和疫病监控等方面与丹麦和美国差距大，在生产成本上受到巴西生猪的挑战。二是在国际市场上，四川生猪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质量水平不高，与巴西的猪肉竞争激烈，形成相互替代关系，同时受制于国外技术壁垒，竞争力弱。叁是国外强大的猪肉需求，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猪肉需求，为四川生猪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是四川生猪产品的机会所在。四是四川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根据适用条件，有选择地借鉴吸收丹麦、美国和巴西等国提高生猪国际竞争力的经验，为我所用。第四章．影响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分析。本章以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为基础，借鉴波特“钻石”模型构建了生猪国际竞争力“六因素模型’’，采用因素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影响四川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撑条件、生产、储运、经营主体状况、政府作用和机遇等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研究发现：四川生猪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禀赋良好，但是与先进国家差距明显；猪肉国内需求持续增长并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四川种猪研发成效显着、繁育及技术推广体系逐步健全，但是科技水平较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快速发展为四川生猪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生猪屠宰及加工业发展较快但水平较低；农户散养的生产方式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规模化养殖受环境压力大；加强猪肉供应链管理是生猪储运发展的方向；股份合作型龙头企业是生猪经营主体发展方向；政府在生猪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政策法规不完善，政府支持有限；生猪产业发展面临多种机遇。第五章．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本章以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为指导，应用系统论原理，结合生猪产业特点，设计了竞争绩效评价指标群和竞争实力评价指标群，建立起较系统的生猪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竞争绩效评价指标群包括：国际市场占有率(MS)、出口渗透率(EPR)、出口导向率(EOR)、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固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竞争实力评价指标群包括价格竞争力、成本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市场营销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和生产竞争力等方面的指标。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测定，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四川猪肉主要以国内销售为主，外向型程度不高，能出口的猪肉具有较大的贸易比较优势和出口竞争力，但是与丹麦、加拿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四川生猪具有成本价格优势，但综合竞争力较弱。叁是四川生猪的质量安全竞争力较弱，但正在逐步提高。四是生猪市场营销竞争力较差。五是生猪技术竞争力不强。六是生猪生产竞争力提高快，但与国外生猪生产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大。第六章．提升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本章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借鉴国际上提升生猪国际竞争力先进经验，结合四川生猪产业发展的实际，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面提出提升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的六大主要对策措施：完善生猪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生猪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加强生猪产业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产业组织化水平，实现规模化生产方式变革；提高生猪市场交易效率；发展生猪产业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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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动态比较优势研究[D]. 李玉梅. 西南大学. 2012
[3]. 贸易优势与我国外贸发展研究[D]. 孙伟. 东北农业大学. 2005
[4]. 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保护对技术进步的影响[D]. 聂红隆. 江西财经大学. 2009
[5]. 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机理、模型与实证研究[D]. 王涛生. 湖南大学. 2013
[6]. 美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D]. 冯晓玲. 吉林大学. 2008
[7]. 中国人力资源状况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研究[D]. 佟建亮. 河北大学. 2003
[8]. 中国肉羊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刘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9]. 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刘春香. 浙江大学. 2005
[10]. 四川生猪国际竞争力研究[D]. 陈昌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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