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洋新文学看海外新人文传统的发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新文学论文,看海论文,人文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外华文文学滥觞于20世纪上半叶。它在中国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实体出现于南洋 地区，即今天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滥觞时期的南洋华文文学既是中 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国境之外最早的文学分支与文学流脉，又开始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 品格和文学特点；既吸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又及时积极地学习借鉴了西 方文学的文学经验与人文观念，并在这一双向学习互动的过程中，孕育形成了自己新的 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
一
1919年8月16日《益群报》(马来西亚)“新小说会”的创刊和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 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新加坡)的同时创刊，被认为是南洋华文新文学诞生的 两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前者被认为是白话新小说在南洋地区诞生的标志(注：李志：《 南洋白话新小说的先驱——论<益群报>的“新小说会”及其作品》，[新加坡]《中教学 报》1998年第24期。)，后者则被认为是华文新文学运动在南洋地区正式发起的标志(注 ：杨松年：《战前新马华文文学论略》，新加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0— 53页。)。其实，今天我们从全球海外华文文学运动发生发展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 们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诞生之初的海外华文新文学运动，如同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国内的遭遇一样 ，立即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生死搏斗。其一是旧文学阵营在理论方面——包括文化传统、 伦理道德、文学观念等方面的挑战与扼杀，其二是旧文学阵营在创作方面——包括作品 数量与质量、艺术表现与审美效果、读者队伍与发表阵地等方面的挤压、包围和争夺。
众所周知，在中国国内，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文白之争 ，最终以白话文的胜利、文言文的落败而告终。以白话文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阵营，从 此占据了文坛盟主的地位。虽然其后仍有多次反复，但文坛大局已定，复辟势力最终未 能得逞。
而当时在南洋，情况却远不是如此，也远为复杂得多。虽然南洋地区是当时中国移民 在海外集中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对同属于英殖民地的南洋、香港，包括当时上海等地 的英租界，在接受中国移民方面给予特别的方便和支持，以求南洋地区尽早得以开发和 发展，但南洋毕竟已是中国国境之外的华语区域。一方面，固然没有了类似当时中国国 内封建军阀政权那样严酷、封闭的统治，殖民当局对于英语之外的华文新旧文学之间的 冲突很少关心和注意。另一方面，由于远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中心地带，亦缺少这方面 的精英和骨干力量，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等人那样坚定决绝地反对 文言文的态度，绝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学的立场和积极大胆的白话文的创作实践，在南洋 地区也几乎从未有过。这种迥异于中国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文化文学氛围，不但使第 一次走出中国国门的华文新文学在其滥觞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不同于中国国内的新问题新 挑战，而且也使它从诞生之初开始，就逐渐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其母体的特征与倾向。
首先，如上所述，由于早期南洋地区华文文学发展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殖民当局的管 治，主要是针对政治及社会情势，对于文学，尤其是英语以外的文学，较少干涉；虽然 当地华文文学界的作者乃至读者大多来自中国，但既无中国国内那样激烈地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文学的阵营，又无中国国内那样顽固地反对新文学的复辟势力。因此，在早期 南洋华文新文学的萌发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场比较宽容的文学运动。像“文白 之争”这样在中国国内引得双方大动干戈的“语言革命”，也可以以一种静悄悄的马拉 松式的竞争方式在南洋地区逐渐完成。(注：李志：《国境之外的五四新文学“革命” ——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这 种平和而非冲动、中庸而非过激的文化气氛，在后来的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华文新 文学运动的萌发过程中也一再出现。从美学范畴来看，它使得世界各地区的海外华文文 学大多具有比较宽容、兼收并蓄的审美观念，比之于国内的五四新文学更多包容性，因 而也更具广泛性，成为更多的不同层面、不同阶层、不同成分的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载体 。
其次，由于是在国外华人聚居地区提倡华文新文学，其自身的边缘化性质与特点，势 必会使提倡者们的心态受到影响——至少，华文文学已不像中国国内那样，处于社会和 人文环境的中心位置，而只是当时南洋地区多元文化与文学中的一元。值得庆幸的是， 南洋地区的华文新文学提倡者们，并未受到这种文学与文化边缘化的不利影响，反而很 好地利用了其有利的一面，在当时那种相对平和的文化气氛中，大量翻译介绍了许多近 在身边的其他文学(主要是英语文学、西方文学)的作品、理论等，非常及时、非常迅速 地吸纳了许多对提倡和发展华文新文学有益的多元文化与文学的营养。
20世纪初叶的南洋地区，是一个缺少文化与文学的地方。在那样一个外人看来近乎“ 蛮荒之地”的多民族地区，对于提倡华文新文学的各家报刊来说，一方面，他们没有、 也不可能像当时中国国内那样进行充分的、彻底的理论方面的宣传和探讨，另一方面， 对他们来说，迫在眉睫的、每天必须应对的问题，是报刊的销量和市场。如果没有读者 爱看他们的报纸，那么不要说华文新文学，就连他们自己借以维生的饭碗也将消失。“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为如此，重视创作，与旧华文文学争夺读者、争夺市场， 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在对待西方文学方面，也极为突出地凸现出他们的这种极富功利 性的原则。即：在当时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译作中，90%以上是作品而非理论性文 章。
从提倡华文新文学的角度来看，当时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南洋地区，文白之争都 正在继续，在这种人文背景下，南洋地区华文报刊发表如此之多的白话翻译作品，意图 显然是十分清楚的：即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新文学作品，阅读自己的报纸，从而在 语言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以白话文为主要标志的南洋华文新文学阵地及其读者队伍；同 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吸取西方文学中的艺术养分，更好地请教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 生”，吸收西方的民主思想及各种新观念，从而进一步提高白话新文学的艺术水准及其 人文内涵。这些翻译作品，大多译自外国名著及西方的最新作品，翻译者不仅有南洋本 地文学家，也有内地译者，如周作人、陈望道、赵景深等人。其译文本身就是水准很高 的白话文学作品，自然也进一步加强了白话新文学在南洋地区的推广与提倡。
我们说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既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境外的文学分支与流脉 ，又开始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品格和文学特点，说其在吸收借鉴西方文学文化的双向互 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人文传统，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这些翻译作品中所 表露出的倾向及其对自身创作和审美价值取向的重大影响而言的。
二
海外华文新文学在其诞生之初，模仿学习的主要对象，当然是中国五四新文学。在南 洋地区最早发表的许多白话小说中，有些是中国五四新文学作家专门为南洋地区的华文 报刊创作的，有些是他们在内地发表之后又被南洋地区的华文报刊再次转载发表的(当 时称之为“剪稿”)，还有一些则是南洋地区的华文文学作者们模仿学习内地作家而创 作的。当时在南洋地区积极提倡华文新文学的华文报刊《益群报》，在其创刊于1919年 8月16日的《新小说会》栏目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著名五四新文学作家杨振声创 作的白话新小说《一个兵的家》。该报在当天的编者按中指出，它所要提倡的白话新小 说，“就如本报新登的《一个兵的家》”，基本的原则有两条：一条“主义是写实派” ，另一条“体裁是白话体，文言不要”。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洋华文新文学 努力学习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热情追求和历史印记。
与此同时，海外华文新文学积极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态度，从其诞生之初开始，也已经 有了非常明显的表现。这不仅表现在如上所述的它从一开始就大量发表翻译作品，介绍 西方各种优秀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而且更表现在它的创作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 西方最新的创作方法、文学流派的模仿与学习。正是这种翻译与介绍、模仿与学习，使 得萌芽之中的海外华文新文学开始出现了不同于国内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新趋势。而 这种不同，首先又是在其面对西方文学时所采取的有别于中国国内文学的新姿态上反映 出来的。
这种新姿态，大体上表现为吸收借鉴西方文学时更强调时效性，更注重前沿性(当时代 性)，更重视主客体双方的交流、互动与融和，简言之，更追求一种求新求快求变的目 的性。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创作中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的作品的出现，便极有代 表性地反映了境外华文文学的这种新姿态、新特点、新变化。
这类作品大致上是从1923年前后开始出现的。1923年上半年，发表在南洋地区最有影 响的华文报刊之一《叻报》上的白话新小说《悲哀之网》(注：畏轩：《悲哀之网》，[ 新加坡]《叻报》1923年3月15日至23日。)，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在表现一位 军阀队伍下级军官妻子的内心意识与心理活动时，采用了许多意识流动的方法，以幻象 、幻觉、幻想来表现“她”心中的寂寞、凄苦、希望与期冀，再现了苦守闺房的“她” 的内心活动及其下意识和潜意识，大大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氛围及感染力，使得这篇普通 的反战小说，在当时南洋文坛的同类作品中显得十分“另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类似的作品还有一些。例如，1923年下半年，发表于《槟城新报》(报社设于马来西 亚)的白话新小说《孤儿寡母》(注：吴隼：《孤儿寡母》，[马来西亚]《槟城新报》19 23年12月5日至6日。)等，作者同样在小说中多处采用了近似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以幻 象、亡灵、梦境等意识流动的方法而非传统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人物，揭示主题。
1924年，中国国内文坛开始更多地接触现代主义文学。鲁迅等中国作家不但翻译介绍 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方面的著作，而且开始了其著名的散文诗《野草》中许多篇什 的创作，其中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和大量表现潜意识活动的梦境描写等，反映出现代主 义文学理念对中国文坛的进一步渗透。同样也在这一年，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创 作中，也出现了在探索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尝试之作，这就是当时(192 4年下半年)发表在《总汇新报》(报社设在新加坡)“新式小说”栏目中的两篇产生了颇 大影响的作品：《梦里的杀声》和《恶梦》。这种时间上的惊人吻合，显然不能仅仅看 作是一种“巧合”，一种“偶然”，它应该与海外华文新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之 间天然而密切的血缘关系有关，也与滥觞时期海外华文新文学面对西方文学时极富个性 的新姿态有关，当然，更与其所追求的文学目标、所希望确立的新的人文传统有关。
《梦里的杀声》(注：眠云道人：《梦里的杀声》，[新加坡]《总汇新报》1924年10月 21日。)写一位曾经转战沙场的军人弃武从商之后，仍然摆脱不了恶梦般的撕杀场面。 白天他常常沉默不语，而到了夜间，便常常在梦境里“回忆到军人时代了”。作者充分 调动艺术想象的能力，随意识的流动而栩栩如生地展现出种种非常规、非正统乃至非理 性的画面与色彩，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多侧面、多层次内心世界的人物形象。作 者试图将这个人物的两副面孔、两种心理进行结合，从而立体真实地展现这个人物的内 心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进行所谓梦境的描写时，他采用了近乎意识流的手法， 让意象的转换与画面的衔接随意识的流动而随意组合。既显示了所谓梦境的荒诞的一面 ，又高度浓缩地再现了战争场面的残酷无情。而在进行所谓现实环境的描写时，则又中 规中矩，采用正宗的写实手法。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艺术反差，产生了使人难忘的印 象。体现出现代主义小说艺术观念及审美意识的变化与拓展。
《恶梦》(注：潘永珂：《恶梦》，[新加坡]《总汇新报》1924年11月1日至11月3日。 )进一步继续了《梦里的杀声》的艺术探索，并与传统的小说文本拉开了更大的距离。 作品写“我”害怕去西湖，朋友却偏来约他去游湖。他担心遇到盗劫，结果却偏偏遇到 了盗劫。他想去热闹的地方，结果却偏偏来到山坳冷僻处。他害怕一人独处，结果却偏 偏他与朋友走散了。刚想到“前面不是一座黑幢幢的山吗，这里不要有——”突然就响 起了“有钱拿来，放尔去，没有钱尔——”最后当作者脱离危险(实际上是脱离梦境)之 后，他仍“常记得那恐怖围着的西子湖滨”。全文仿佛是在写梦境，但丝毫未让读者发 觉。直到最后卒章显志时，才使人感到是在写一个“恶梦”。
不同于《梦里的杀声》的是，《恶梦》完全没有按照传统的写实主义作品的套路去安 排结构、组织情节，决定文本自身内容发展的动力与节奏，完全是作品主人公的意识与 思绪。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明显影响，《恶梦》开始进一步淡化故事情节，结 构更加灵活多变。常常因为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需要而变换线索，调整节奏，已经基本 摆脱了传统小说样式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的篇名中均有“梦”字，并 非偶然。
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文学作品描写实有的生活情景时，作者很难让想象的翅膀，随 意识的流动而飞翔。但描写梦境时，一切便都改观了。正像鲁迅在《野草》中对于梦境 描写的尝试一样，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也借助梦境的描写，使得意识的流动，不但被 绘声绘色地以画面、形象的形式传达出来，而且可以大胆打破写实主义的传统技法，画 面之间的连接、切换，场景之间的转移、变化，乃至人物的行为举止等，都可以以“意 识”(而非情节等)作为勾连组合的链条，可以变形，可以放大，可以夸张，也可以带上 各种怪诞的色彩，一句话，可以突破当时小说艺术表现的各种常规，完全随意识而流动 。
这种完全以意识的流动来结构谋篇、构建文本的小说的出现，说明对意识流手法的学 习与尝试，在当时已逐渐由最初的雏形进入了一个深入探索的时期，反映了20世纪20年 代中期的南洋华文新文学作者们，已经开始在学习运用这一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表现手 法方面，作出了认真的尝试与努力。
三
众所周知，就现代华文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而言，中国从五四开始的2 0世纪新文学，实际上就是在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诞生的。自《新青年》杂志 创刊开始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酝酿、准备时期，恰好也正是西方文学中出现未 来主义宣言和达达主义宣言的时候。当鲁迅开始在中国文坛上发表《狂人日记》等一系 列著名的新文学作品之时，也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诸多代表作品问世之际，如卡夫 卡的《城堡》、艾略特的《荒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等。而作为意识流创作的 最重要的理论奠基人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也是在此时开始在中国逐渐流传并产生影响 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五四新文学从其提倡之日开始，就确立了这种力图与西方 当时代最新文学潮流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它受到当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就是 十分必然的了。虽然从创作上看，更明显的影响及更大胆、更成熟的模仿与学习，开始 于20年代中期的五四“退潮期”。而这一时期，恰好既是中国国内文坛在苦闷、彷徨之 中更多地接触、接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时期，又是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创 作中开始出现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作品的时期——就在南洋华文新文学的创作中出现上 述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作品的前后，也正是中国文坛上包括鲁迅在内的一批五四作家努 力翻译现代主义著作(如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并在创作上受到其明显影 响的时期。如前所述，鲁迅《野草》中的许多篇什，也写到了梦和梦境。其中既有浓烈 的象征主义色彩，又表现了典型的意识及潜意识的流动。许多篇什是从1924年开始写作 并完成的。而就在鲁迅创作《野草》前后，创造社的一批青年作家们如穆木天、王独清 等人，也开始表现出极强的象征主义色彩。这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当时中国国 内的影响，如同其在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中的影响一样，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而从一开始就在文学创作领域里表现了出来。
在中国内地文学和海外华文新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几乎同时出现这一惊人 相似的文学史实，深刻地说明20世纪20年代滥觞于南洋地区的海外华文新文学运动与中 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多么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问题的一面。也是 较为显性、较易理解的一面。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这种具有意识流 手法雏形的作品的出现，还非常典型、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 文学在面对西方文学时所采取的新姿态，反映了华文文学由国内走向海外时所面对的许 多自然的、必然的甚至是必须的新变化。这种新姿态和新变化，不仅与它在海外萌发生 长时所面对的新的人文环境及文化土壤有关，更与海外华文新文学所追求的新的文学目 标、所希望确立的新的人文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根据最保守的统计，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人口约占全球海外华人总数的2/3以上。这种状 况当然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南洋地区即已成为海外华人最集中聚居的地 区之一。诞生于这样一个地区的海外华文新文学，从一开始便同时具有了两种人文属性 ：第一，它强烈地继承了中华文化文学的各种传统；第二，它又强烈地表现出与中国内 地文化文学的明显差异。在当时，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虽然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 及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无论是影响的深度广度，还是与传统势力的对立程度，均没有中 国国内那样尖锐激烈。因此，在文化文学观念及其外在形态的革新变异方面，阻力相对 较小，新生事物实践探索的包容性相对宽阔。这样一种宽松的艺术氛围，显然有利于滥 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对各种新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进行大胆的尝试。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南洋地区历史上就是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之间的 交往要冲，是欧亚文明的交汇之处。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 融碰撞，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的“中转站”。加上南洋本地居民的种族复杂，虽然华族 居多，但亦有马来、印度、东亚、西亚乃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各处民族居民。在这样 一个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地区，跨越民族、国别、语言等种种界限的不同文化与文学之间 的接触、碰撞，尤其是以中文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文学与以英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文学之 间的交流、融和，不但显得更为频繁、密切，而且也更加具体，更易进行。西方各种新 的文艺思潮、文学观念、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影响，能够更加直接更加迅速地在当时正在 萌发滥觞的华文新文学的创作、理论等方面反映出来。对于新生的海外华文文学而言， 西方文学的这种直接影响及参照系作用，已不再像内地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那样距离遥 远，而是近在身边、共生共存的多种族文学中的一种(它与华文文学一样，同样也是当 地族群文学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异质文化文学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 ”，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中几乎与中国国内同步性出现现代主 义文学作品的一个别具“个性特色”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它在面对西方文学时 更加注重当时代性，更加强调互动交融、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并希望立即在创作上有 所体现这一新姿态的内在动力。
同时，滥觞时期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现代主义小说文本的出现，还向人们显示了同为 华文文学的中国本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在审美指向、文学目的及人文精神等方面 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也许在当时(20世纪20年代)，这种差异还不甚明显，但随着时光的 流逝，尤其是伴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过程，这种差异终于越来越 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的目的及审美指向，是人所共知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 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两个五四时代最流行的口号，已经明白无误地表 明了它鲜明的文学目的。在此前提下，它所提倡、创建的全部人文传统，具有彻底地不 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目的与文学审美意义。海外华文新文学虽然脱胎于中国五 四新文学运动的渊薮之中，但是，它毕竟诞生于境外华人集中聚居的多民族国家或地区 ，毕竟只是当地多元文化文学中的一元(姑且不论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边缘化性质)。 它不能也无法以居留国文化文学中的“宗主”地位出现，这是它在人文环境方面有别于 中国国内文学的最大差异。这种鲜明的“海外”特点，使得它的诞生目的及审美指向， 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了甚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面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姿态方 面时，则鲜明地显示出了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中国国内，对于西方文学的吸收借鉴， 固然也很迫切，也很渴求，但毕竟只是主体之外的“旁系”，是来自外国外民族的“文 学营养”，是重要的“参照系”；而在新生的海外华文文学面前，对于西方文学的吸收 借鉴，不仅同样具有“文学营养”及“参照系”的作用，而且更具有了共生共存的同一 个文化与文学共同体内的“伙伴”性质(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
在这样一种人文指向的引导下，海外华文新文学面对西方文学的姿态、它与西方文学 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吸收借鉴的“单边”性质，而是一种互动的、共通的“双边” 性质。一种新的人文传统也由此而逐渐萌生和发轫：
在文学上，它表现为一种吸收借鉴西方文学的时效性和前沿性：不但努力学习西方文 学的先进经验与艺术观念，而且力图通过这种学习，使华文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在内容 、艺术、手法等方面均能更快地交流融和。求新、求快、求变成为它学习西方文学的最 直接动因。这种“新”、“快”、“变”，其最终的文学指向，是在保持华文文学语言 、文化等方面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更快地构成居留国文学共同体中的一个和谐组成部分 ——多元社会中的多元文学的一元。
在文化上，它体现出一种注意沟通融和异质文化的特质。文学既是文化的反映，也是 文化的载体。在新的人文环境及文学指向下诞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面对西方文学时，特 别注意了对其中所承载的西方文化传统、西方人文精神的理解与沟通，注意使它们在与 华文文学的互动之中努力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境地。这种注重和强调不同文化(华人 文化与非华人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等)之间的交流融和的做法，从滥觞时期海 外华文新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学习、借鉴过程中即可窥见一斑。其中，20 世纪20年代中期具有意识流手法雏形的南洋华文新文学作品的出现，恰恰从现代主义文 学的传播推广这一特定角度，典型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文学指向与人文精神的演变过程。
这种新的人文传统，在整个20世纪中，随着多次华人移民潮的涌起，随着海外华文文 学的不断深入发展，而在全球更多的区域得到一以贯之的普及和深化，从东南亚，到欧 洲、美洲、大洋洲等等，它对后起的全球各地的华文文学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说，世界其他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因其或多或少地处于居留国文化与 文学的边缘地带，因此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研究中，均更加注重了这两方面人文传 统的发展与强化，即：注重对当代最前沿、最先进的文学理论、文艺思潮主流及最新人 文观念的介绍、吸收与引进，注重对不同文化文学(尤其是异质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 互动与融和。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吸收引进、不断转化整合、不断融和交流的过程中， 海外华文文学不但大大地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己，而且也为20世纪以来的整个现代华 文文学带来了新的变革、新的特质，并使自己从20世纪初叶由中国国内移向海外的文学 幼苗，成长为今天可与中国本土文学相媲美的参天独立的文学大树，成长为现代华文文 学的双翼之一。其中，这种新的人文传统，正是它对现代华文文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 一，也是今天我们认识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时必须高度重视的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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