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实现危机——兼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几种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剩余价值论文,范式论文,几种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新拓展的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
《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均衡条件。罗莎·卢森堡在其出版于1912年的《资本积累论》中提出，第二卷对再生产图式的分析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剩余价值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源于何处。她认为：资本积累并不能按照再生产图式无限制、无阻碍地持续下去。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一部分剩余价值以消费品形态为资本家阶级自身所消费，但谁能购买另一部分有待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呢？依据再生产图式，有待于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当中体现为生产资料的部分由资本家购买，而体现为消费品的部分由新雇佣的工人购买。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要求资本家预先已有扩大生产的动机；此外，如果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要进一步资本化，还要以资本家预期未来会有规模更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为前提，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不确定的。卢森堡据此推论，在积累或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有待于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内部不可能遇到足够的有效需求，只能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市场去实现。这一推论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剩余产品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总资本家来占有；无数个别资本的同时存在和相互竞争，意味着资本家有可能通过购买彼此的剩余产品来解决实现问题。马克思想要通过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因此在第二卷完全抽象了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卢森堡却全然不顾辩证叙述的不同阶段在抽象程度上的差别，用《资本论》第三卷有关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相分离的论述来批评第二卷，在她看来，第二卷的图式表明积累能够平滑地进行，第三卷则分析积累由其内在矛盾产生危机，两者是相矛盾的。这个“矛盾”虽属虚构，其中却隐含着下述合理的问题，即能否运用再生产图式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这个内在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让我们通过在原有再生产图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图式，更直观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总量均衡条件为：
C[,1]+V[,1]+S[,1]＝C[,1]+C[,2]+S[,1c]+S[,2c]（1）
C[,2]+V[,2]+S[,2]＝V[,1]+V[,2]+S[,1k]+S[,2k]+S[,1v]+S[,2v]（2）
这里，C[,i]（i＝1，2）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V[,i]为可变资本，S[,i]代表剩余价值，S[,ic]为追加不变资本，S[,iv] 为追加可变资本，S[,ik]为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1）（2）两式分别意味着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总供给等于各自的总需求。
将（1）+（2），经整理得出：
V[,1]+S[,1k]+C[,2]+α·S[,1]+α·S[,2]＝
V[,1]+S[,1k]+C[,2]+S[,1c]+S[,2c]+S[,1v]+S[,2v] （3）
α·S[,i]为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那部分，α为积累率。 在第（3）式左右两侧，出现了相同的诸项：V[,1]，S[,1k]，C[,2]。 它们在价值量上既然相等，似乎可以分别约去，但由于受到使用价值形态的制约，这样直接化约是错误的。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互补、因而在价值量上可以通约的，是左侧的V[,1]+S[,1K]与右侧的C[,2]，它们分别构成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左侧的C[,2]和右侧的V[,1]+S[,1K]，它们分别构成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如果假设V[,1]+S[,1K]＝C[,2]和C[,2]＝V[,1]+S[,1K]，第（3）式就成为：
α·S[,1]+α·S[,2]＝S[,1C]+S[,2C]+S[,1V]+S[,2V] （4）
一位作者由（1）+（2）直接得出了第（4）式， 却未谈及任何限定条件。〔1〕在上述限定条件成立时， 由扩大再生产总量均衡条件的派生式C[,2]+α·S[,2]＝V[,1]+S[,1K]+S[,1V]+S[,2V]以及V[,1]+S[,1K]+α·S[,1]＝C[,2]++S[,1C]+S[,2C]可以得到：
α·S[,1]＝S[,1C]+S[,2C]
（5）
α·S[,2]＝S[,1V]+S[,2V]
（6）
此外，当C[,2]＝V[,1]+S[,1K]，由扩大再生产条件下部类之间交换的均衡条件C[,2]+S[,2C]＝V[,1]+S[,1K]+S[,1V]可以得到：
S[,2C]＝S[,1V] （7）
如果第一部类资本家的消费每年有增量△S1K，则第（7）式改写为：
S[,2C]＝S[,1V]+△S[,1K] （8）
第（8）式被卢森堡称为“马克思积累图式的数学奠基石”， 它意味着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部类的均衡增长要求生活资料部类增加不变资本的数量恰恰等于生产资料部类的资本家追加可变资本和个人消费基金的数量。〔2〕
C[,2]＝V[,1]+S[,1K]和V[,1]+S[,1K]＝C[,2]是十分特殊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曾偶而谈及C[,2]和V[,1]+S[,1K]之间可能并不相等。〔3〕这种不相等， 在经济意义上分别对应着以下不同情况。
1.从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的派生式C[,2]+α·S[,2]＝V[,1]+S[,1K]+S[,1V]+S[,1C]可知，当C[,2]大于V[,1]+S[,1K]时，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单纯依靠V[,1]+S[,1K]尚不足以完全补偿，还要靠S[,1V]来弥补，而S[,1V]是第一部类追加可变资本，这即是说，第二部类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有赖于第一部类的积累。另一方面，当C[,2]小于V[,1]+S[,1K]时，V[,1]+S[,1K] 除了用以补偿第二部类不变资本之外还绰绰有余，从而有助于实现第二部类资本家的意愿储蓄；亦即，第一部类原有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消费同时有助于第二部类剩余价值的实现。
2.从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的派生式V[,1]+S[,1K]+α·S[,1]＝C[,2]+S[,1C]+S[,2C]可知，当V[,1]+S[,1K]大于C[,2]时，第一部类原有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消费，要靠第二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S[,2C]来实现。另一方面，当V[,1]+S[,1K]小于C[,2]时，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意义上的补偿，同时有助于实现第一部类资本家的意愿储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为扩大再生产设计了一个数字图式，其中C[,2]的数值恰好等于V[,1]+S[,1K]。〔4〕这样一来， 两个部类资本家的意愿储蓄的实现，就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积累。
（4）（5）（6）这组均衡条件的好处是， 它直观地表现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潜在的矛盾。关于这种矛盾马克思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5〕
我们可以给第（4 ）式加上时间维以更形象地表示等式两侧不是同一时空、同一条件下的行为：
α·S[t][,1]+α·S[t][,2]＝S[t+1][,1C]+S[t+1][,2C]+S[t+1][,1V]+S[t+1][,2V]（9）
t和t+1表示剩余价值在再生产的循环流转中经历的不同转化。 剩余价值必需经历两次转化：从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货币；然后再转化为一种适合于积累需要的使用价值形态。t和t+1不必是年、 月等自然时间，而表示上述经济转化的顺序。上述第（9 ）式把剩余价值所经历的这两次转化合并了，如果考虑到剩余价值实现为货币这一转化，在第（9）式中可再插入一项新的等式：
α·S[t][,1]+α·S[t][,2]＝△M[,s]／X＝
S[t+1][,1C]+S[t+1][,2C]+S[t+1][,1V]+S[t+1][,2V] （10）
△M[,s]表示在t再生产周期结束时用以实现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供给；X是一系数，将一定量货币额转化为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价值额。马克思在讨论货币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媒介作用时，曾反复诘问追加货币供给△M[,s]的来源， 他将问题表述如下：既然全体资本家在再生产周期结束时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额多于他们当初所投入的，弥补这一差额的追加货币量源于何处？卢森堡敏锐地看到：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除了货币来源这个问题以外，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有待解决，即实现剩余价值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源自何处？即使货币来源问题解决了，如果没有有效需求，剩余价值仍然不能实现为货币。若假设△M[,s]是现成的，它来自——譬如说——两个部类资本家的货币贮藏，那么实现剩余价值的货币约束这个问题就可抽象掉暂不考虑，上述第（10）式就恢复为更基本的第（9）式。
在上述第三卷引文中，马克思列举了三项决定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因素：不同部门间的比例，社会消费力和资本家的积累欲望。在此三者中，前两个是被决定的，只有积累是决定性的要素，积累会按其规模与方向重塑部门间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剩余价值实现的难易归根结底取决于积累或新投资的水平。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就进一步转化为实现和积累的矛盾：一方面，在再生产t 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靠t+1时期资本家的积累来实现，另一方面，资本家在t+1时期进行积累的欲望显然反过来受制于t 时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程度。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并最终转化为危机或衰退。
（4）（5）（6）这一组均衡条件的好处是， 可以用它来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投资相类比。凯恩斯之所以一反其先辈以储蓄决定投资的做法，改以投资决定储蓄，正是因为他在不正确的理论形式上碰到了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储蓄的有效水平取决于投资，这一点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就是，资本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两大部类资本家进行积累的规模。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家马加什对此曾有过极好的阐述。〔6〕
二、关于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几种范式
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史上，消费不足论者以第二部类实现上的困难来解释危机。第二部类产品采取了最终消费品的形式，而原先雇佣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仅能消费其中的一部分。从上述第（6 ）式可以看出，倘若没有足够的追加可变资本来实现第二部类的剩余产品，第二部类就会出现生产过剩。这种潜在的结构性实现困难是由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所决定的，因而是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正是针对这种结构性实现困难，马克思才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7 〕卢森堡把第二部类这种潜在的结构性实现困难错误地推展到整个社会生产，才得出结论：全部社会剩余价值中资本化的那部分在两大部类内部无人购买，必需拿到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市场去实现。卢森堡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消费不足论的变种。199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初稿，这使研究者有机会将其与恩格斯编辑的第三卷现行通用版本相比较。在比较中人们发现，被消费不足论者当作经典论据的第三卷前引文，在马克思的原稿中位于括号内，这意味着马克思本人赋予这段话以完全相对的意义。恩格斯脱掉了括号，并通过改动提高了原文的价值。本文考证中的这个发现使消费不足论者再也不能从马克思那里找到任何论据了。〔8〕
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利润率水平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下降，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这一对矛盾激化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利润率下降意味着投资条件从而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恶化。曼德尔承继这一方法，即以一般利润率下降来解释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在他的范式中，第二部类实现困难不是危机的原因，而是危机发展的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曼德尔指出，扩大再生产的部类间均衡条件V[,1]+S[,1K]+S[,1V]＝C[,2]+S[,2C]意味着：第一部类对消费品的需求的增长率等于第二部类不变资本的增长率。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显然要求第一部类追加可变资本S[,1V]的增长慢于追加不变资本S[,1C]的增长。这时，要维持V[,1]+S[,1K]+S[,1V]＝C[,2]+S[,2C]，相应要求S[,2C]也缓慢增长， 以与S[,1V]的缓慢增长相适应。易言之，第二部类不变资本的增长率低于第一部类不变资本的增长率，才能维持再生产的均衡。然而，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增长率经常低于第一部类，是与私有制和竞争相矛盾的。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从事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家必须永远放弃一切技术手段、一切可用的机器参与竞争。C[,2]+S[,2C]会经常大于V[,1]+S[,1K]+S[,1V]，因为当有机构成在两部类同时提高时，C[,2]+S[,2C] 会周期性地等于C[,1]+S[,1C]，而C[,1]+S[,1C]又周期性地大于V[,1]+S[,1K]+S[,1V]；除非S[,1V]的较低增长率因S[,1K]增长较快而得以弥补，但这种可能实属罕见。因此，看来无法避免消费品的周期性生产过剩，以及利润率和积累率的下降。〔9〕
在曼德尔的范式中，再生产图式内部比例失调、群众消费不足、利润率下降都建立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一根支点上，其潜在结论就是，如果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没有作为经验趋势表现出来的话，危机就不可能爆发。在《晚期资本主义》等论著中，曼德尔运用这个范式解释1973—74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曼德尔的观点受到了剑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B·罗桑（Rowthorn）的批评。〔10 〕罗桑认为曼德尔对统计材料的运用有误，指出由于存在着不变资本价值量的下降等一系列对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起反作用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并未发生如曼德尔所称的重大变化。罗桑本人支持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林和苏克里夫（A.Glyn and B.Sutcliffe）提出的解释70 年代衰退的另一范式——“利润挤压说”。〔11〕该理论认为：60年代后期迅速提高的工资成本（特别是间接工资）、与越战相关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税收的不断增加、以及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因石油危机而恶化，对利润形成挤压；而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本家又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成本负担，这就使利润总额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1973—1974年衰退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史的转折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此由黄金繁荣转而进入以低增长高失业为特征的长期萧条时期。利润挤压说看到了60年代末发达国家利润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这一事实，但它新列举的挤压利润的因素多具有暂时性，难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结构性变化。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吉尔曼（J.Gillman）提出了解释利润率下降的第三种范式。吉尔曼的著作《利润率下降》出版于1957年，不过我们仍可将他的观点与前两种范式并列，在逻辑上作为解释70年代衰退的第三种范式来考察。〔12〕吉尔曼通过下述利润率公式解释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率下降的根源：
P’＝（S－U）／C
S在此代表全部已实现的剩余价值，C代表总成本，U 代表非生产性工资收入者的收入，以及所有销售、广告和管理成本等非生产性开支。S－U代表已实现的净剩余价值。吉尔曼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U在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是可以相对忽略的因素， 利润率下降的基础在于资本有机构成较剩余价值率提高得更快（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P’＝S’／（1+C／V）看出来）； 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新技术不断采用，资本有机构成因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量下降而相对稳定，利润率下降的基础则在于上述各类以克服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为目的的非生产性开支日益增长，从而净剩余价值即S－U日趋萎缩。
另一位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在就吉尔曼的著作进行评论时指出，吉尔曼的范式存在下述矛盾：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会有助于实现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从而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吉尔曼把非生产性开支仅仅视作促使净剩余价值下降的消极因素，而事实上情形可能正好相反。〔13〕吉尔曼的功绩在于把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在他那里这一点表现为非生产性开支的增长）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动因来看待，从而一反马克思和曼德尔把利润率下降作为剩余价值实现困难的条件的传统观点。但他把问题归结为净剩余价值下降而非总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却是个错误。巴兰指出，吉尔曼事实上假定，垄断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而在现实中，由于产品实现困难，垄断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闲置的局面。我们认为，生产出来的总剩余价值由于实现条件恶化而导致利润率下降，可以作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第四种范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范式。在曼德尔所坚持的马克思的正统范式中，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产生的一般利润率下降，是促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这一对矛盾激化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实现条件的好坏取决于积累或新投资，而资本家积累的欲望在马克思看来又取决于一般利润率水平的高低。可是，在利润率下降与实现条件恶化之间，孰因孰果并没有不以历史条件为转移的铁定的必然性。在我们要为之申论的范式中，正是实现条件的恶化成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首要原因。也就是说，实现条件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曼德尔所坚持的正统范式恰好相反。
三、以剩余价值实现条件恶化作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新范式
卢森堡认定，两部类资本家在其剩余产品实现之前，不可能再提出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须的足够的有效需求。易言之，在她看来，资本家积累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实现条件的好坏。但是，除了既有产品的实现条件和一般利润率水平以外，资本家积累的欲望还决定于个别资本围绕着新部门的开辟、新产品的开发而展开的竞争。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把竞争区分为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竞争，这样区分的目的是要阐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第一卷，马克思又从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角度，区分了以加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特征的竞争和以采用新机器为特征的竞争。这两种分类都是以既定不变的部门为前提的，马克思舍象了以产品及部门创新为特征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一旦普及开来，就会带动新投资，市场也会随之扩大。
资本积累总是在具体的产业构成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总有某些部门是特定历史时期资本积累的主要承担者。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工作日所创造的新价值会分摊到越来越大的使用价值量上。使用价值量的增长比价值增殖的速度更快，使得价值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使用价值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痼疾是：生产从来不是以群众的消费为目的，“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者去支配。”〔14〕就消费者而言，在一定收入水平的约束下，对任何特定商品的消费量在一定时期总是有限的：更不必说在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中，广大群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被压低到很低的水平。与相对来说僵硬不变的需求结构相比，使用价值量的这种增长、物质财富潜在的极大丰富，对资本积累构成了实在的威胁：生产出来的产品显得太多了，生产过剩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资本积累必须摆脱业已成熟的既有部门的限制，寻找新的投资场所。曼德尔在发达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中发现了上述矛盾的典型例证：一方面，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和农产品结构性丰裕的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迫限制农业产量，大面积农田按政府要求休耕；另一方面，在非洲，大量人口由于买不起国际市场的粮食忍受着饥荒。〔15〕（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对粮食购买力的增加，美国政府于1996年改变了自新政以来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政策，允许农户为市场操作。）曼德尔虽然在资本主义农业这个具体问题上考察了使用价值量的增长与价值增殖的矛盾，却没有运用这个矛盾分析工业构成与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他的长波理论的缺憾。二战后建立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的创新浪潮，正是通过创造新部门、重塑产业结构来开辟市场，以改善剩余价值宏观实现条件的。一旦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充分吸收，创新浪潮枯竭，资本找不到足够多的适合其竞争需要的新部门作为投资出路时，实现条件就会恶化，一般利润率就会下降；而利润率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加剧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本人曾经看到，即使利润率下降，生产部门的多样化仍然会刺激资本家积累的欲望。这个观点最先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琼斯提出来的，马克思在论述利润率下降时提到了这一观点，但却没有将其作为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正式予以论述。〔16〕
曼德尔在用长波理论解释这段历史时，把资本积累扩张性长波的出现归结为下述条件：二战时期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战时经济的影响，欧美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遭到历史性失败，剩余价值率普遍提高；诸如核电等重要的技术变革促使不变资本要素价格下降；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缩短了资本处于流通领域中的时间，资本周转速度加快。这几项因素压低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一般利润率水平，从而使先前积累起来的过剩资本卷入到投资的漩涡中去。但是，曼德尔所列举的这些条件都是刺激剩余价值生产的因素；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持续改善，很难想象经济扩张会维持长达20年的时间，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52—1970年，除了1958年是投资水平下降的唯一年份以外，任何一个五年时期的投资水平的平均增幅都在4%以上。在日本， 资本家靠投资增长快于生产增长来实现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三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姆斯特朗、格林和哈里逊在统计验证的基础上指出，战后高速增长年代积累或新投资在维持有利的实现条件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积累的高涨基本上是自行维持的，它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又保证这些剩余产品能找到市场，从而使资本家得到稳定上升的利润。〔17〕投资的增长和新部门的开辟是紧紧连系在一起的，1950—1969年日本工业构成的巨大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1950年，日本工业的主要构成如下（以产品表示部门）：
第一部类：钢铁制品、有色金属、机床、铁壳船、硫酸、硫酸胺、水泥、平板玻璃等。
第二部类：棉纺织品等。
上述产品都是第一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构成了1950年日本工业产品的全部。第二部类此时显得尤为薄弱。1951年以后，由于大量新产品、新部门伴随新技术革命而涌现，日本工业构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51—1954年第一次出现的产品：
第一部类：乙内酰胺、喷气式飞机燃料、合成纤维等。
第二部类：电冰箱、日光灯、黑白电视机等。
1955—1959年第一次出现的产品：
第一部类：拖拉机、电子计算机、环氧乙烷、丙烯晴、酞酸、聚苯乙烯、合成橡胶等。
第二部类：空调设备、真空除尘器、半导体收音机等。
1960—1964年第一次出现的产品：
第一部类：二氧化乙烯、聚胺脂泡沫塑料、聚丙烯等。
第二部类：铝合金窗、电子计算器、彩色电视机等。
至1969年，1951年前已有的产品，从当初占全部工业产品的100%，下降到占61.9%；1951—1954年间第一次问世的产品，1955年占全部工业产品的6.8%，1969年发展到占13.4%；1955—1959 年第一次问世的产品，1960年占5.5%，1969年发展到占14.2%；1960—1964 年第一次问世的产品，1965年占4.2%，1969年发展到占10.5%。此外，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和流通领域内的中介机构的发展，相应出现了一些难以按马克思的两大部类概念归类的产品，比如现金出纳机（这是1951—1954年间出现的产品）、复印机（这是1955—1959年间出现的产品）。〔18〕
积累起来的资本涌向切合竞争需要的新部门，保证了剩余价值宏观实现条件的长期改善以及国民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个观点也可用来解释现今东亚国家蓬勃的经济成长。由于同时利用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新投资和新产品促使市场体系急剧膨胀。东亚大片大片地区从小农小商社会迅速迈入电子计算机、移动电话和卫星电视的时代。以增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和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为特征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虽然也是增长的源泉，但绝非如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样是唯一的源泉。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宏观实现条件的保证，剩余价值生产很快就会遇到市场的瓶颈。亚洲国家尽管还做不到完全自我投资，但1995年，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亚洲同世界其它地区的贸易额，这意味着，从整个亚洲来看，出口导向并不是剩余价值实现的主要形式；这与战后发达国家的情形是一致的，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额一直大于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和贸易额。
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两部类图式中，我们只能通过代数符号或代表价值量的数字在价值形态上抽象地理解资本积累，产业部门的兴衰更迭淹没在部类这个抽象范畴的不变的同一性中。显然，理论上仅仅将两大部类考虑为积累的物质承担者是不够的，马克思本人曾提出过一个四部类图式，即把第一部类再划分为生产不变固定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的两个亚部类，把第二部类再划分为生产工资品和奢侈品的两个亚部类。有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承继了这一方法。在两部类图式中，新部门、新市场的开辟无从得以体现，多部类图式则可根据需要把新部门作为亚部类列入图式。应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别资本积累的特点设计出多部类图式，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更准确地反映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
注释：
〔1〕 刘小怡：“试论马克思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武汉大学：《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
〔2〕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第83 —84页。
〔3〕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4卷，第590页。
〔4〕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4卷，第571—572页。
〔5〕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5卷，第272—273页。
〔6〕 马加什：《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1992年。
〔7〕 《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
〔8〕 卡尔埃里希·福尔格拉夫和尤尔根·荣克尼克尔：“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1期。
〔9〕 曼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以下。
〔10〕 B.Rowthorn,Capitalism,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0.
〔11〕 A.Glyn and B.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and the Profit Squeeze,Harmondsworth:Penguin,1972。
〔12〕 J.M.Gillman.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London:Dobson,1957.
〔13〕 参见：M.C.Howard and J.E.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Vol.2,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2,p.141—142。
〔14〕 《资本论》第3卷，第286页。
〔15〕 E.Mandel,Late Capitalism,London:New Left Books,1975,p.575.
〔16〕 《资本论》第25卷，第296页。
〔17〕 阿姆斯特朗，格林，哈里逊：《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页，第162页。
〔18〕 资料来源参见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标签：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收入利润率论文;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社会再生产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