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主义外交——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路径论文,外交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后，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伊朗最终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的制衡。伊拉克什叶派的上台，还使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而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真正的影响力。① 中东力量构成的此消彼长，使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自动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伊朗是唯一同时毗邻波斯湾和里海两大油气中心的国家，加之扼住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掌握着世界石油输出的主动脉，以及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似在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强有力的因素”②。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将“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称为“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视伊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③ 但是，由于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诸多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伊朗正在从“地缘支轴国家”上升为“地缘战略棋手”。为此，伊朗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战略、为何选择此种战略、该战略未来命运又会如何，便成为学界和政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一、伊朗的革命主义外交：一种替代性范式
新兴大国采取何种道路崛起，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按照马丁·怀特的分类，国际政治思想主要可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④ 由此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崛起战略）也呈现出这三种范式。时殷弘教授曾通过验证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总结出三种可资利用的崛起战略：自助、不出头和搭车战略，并认为采取“挑战者”姿态的新兴国家最终往往都以失败告终，因而其战略是不足取的。⑤ 而当前最有可能崛起的几个新兴大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金砖”国家），走的基本上都是和平发展道路。然而，不同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空间和实施环境差异很大。正在矢志迈进地区大国行列的伊朗就将自己定位为“革命者”，并试图通过革命主义道路实现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说，革命必须建立在替代原有体制的新观念体系上，也就是树立、普及革命意识形态。⑥ 具体地说，这种革命主义表现出如下特征：要求改变大国支配的国际政治、大国控制和干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要求改变西方人欺凌和歧视世界有色人种的国际种族秩序；要求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和不公正地对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⑦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拉美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构成这种革命主义的思想源头。在实践中，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伊朗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均是这种革命主义的体现。
就伊朗而言，早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后，它就开始“输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⑧ 在1979年的人质危机、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等事件中，伊朗革命与什叶派认同、激进的反西方主义结合在一起。⑨ 伊朗当代的强硬派将自己视为霍梅尼最忠实的信徒，仍未放弃其基本政治理念。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威胁的解除以及什叶派复兴大潮的来临，伊朗开始将自己视为地区大国和什叶派地带中心，⑩ 其外交政策也再次呈现出革命姿态。自内贾德上台不久，伊朗即掀起了充满颠覆色彩的“内贾德革命”。首先，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伊朗最高领导人将核计划视为“国家的未来”，称伊朗虽然是最大石油储藏国之一，但如不发展核能，未来在能源上将不得不依靠西方，故努力在核研发道路上迈进。2005年9月17日， 内贾德在联大主张伊斯兰世界分享核技术，借此拉拢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让众多没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核不扩散条约》的不合理，谋求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同时，伊朗利用当前西方石油消费国求稳怕乱和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之际，以“生米煮成熟饭”的办法，屡屡突破国际社会的底线。
其次，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内贾德上台后，接连发表激烈言论，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当年纳赛尔、萨达姆和霍梅尼激进反以言论的延续。伊朗以如此极端方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实际是试图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充当地区事务领头人。
第三，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公开表示不满。他屡屡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强凌弱”，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特别是严厉抨击美国霸权，甚至称美国总统布什是“当今世界的暴君”。2006年初伊朗曾宣布要成立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举动是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乃至美国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此外，伊朗还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
总的来说，伊朗革命性外交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伊朗外交含有明显的国际主义成分，其奋斗目标涉及整个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本身。另一方面，伊朗外交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就中东范围看，伊朗弘扬伊斯兰主义，实际是借伊斯兰旗帜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进而实现自身利益。中东社会存在穆斯林世界与以色列、阿拉伯民族与非阿拉伯民族这两层矛盾。前者以宗教因素为主，后者以民族因素为重。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是中东民族中的少数派，为扩充地区影响自然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的伊斯兰身份。因此，伊朗革命性外交的出发点是全方位的国际斗争，但最终落脚点却是自身利益。“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11) 这一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外交原则，同样适用于伊朗。
二、压迫与造反：伊朗选择革命性道路的必然性
从历史角度看，国家间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国际政治的永恒规律。在权力对比发生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转型期，争取更多权益的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与维护既定秩序的原有大国发生矛盾乃至冲突。伊朗的兴起选择了一条挑战意味明显的革命主义道路。伊朗的革命性崛起不仅应验了古老的国际政治律，而且是对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当前所处特定国际环境的反应。
（一）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自助意识
对任何具有全球抱负的大国和战略家来说，第三世界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汇集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和领土面积，以及最主要的海洋通道和战略资源，因此它一直是世界政治的关键地带。毛泽东称之为“中间地带”。(12) 控制中间地带（即斯皮克曼所说的“边缘地带”）是大国争霸的必由之路。
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相互制衡，第三世界拥有相对宽泛的外交空间，“不结盟运动”就是这种中间政策的体现。苏联解体使第三世界失去了这样的回旋空间。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谋霸全球的野心日益膨胀，并明显将矛头指向第三世界。在美国，学界出现了将第三世界视为主要威胁源的“失败国家”论和“文明冲突论”；克林顿政府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频频使用“无赖”和“贱货”等字眼，并明确勾画出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苏丹、朝鲜、古巴等7个“无赖国家”， 对其实施孤立、遏制和全面制裁；布什政府上台后尤其是“9·11事件”后， 先后抛出“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说，并推出以“先发制人”为理念的反恐战略，其第三世界（特别是中东和中亚）政策更加咄咄逼人。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决心“到敌人那里去打仗”，但他没有说明“敌人”是谁，这样就留下了任意选择目标的巨大可能性。(13) 美国凭借超强实力自行决定惩罚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反美国家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识。
伊朗的不安全感可以说颇具典型。这些年来，美国对伊恫吓不断升级，扣下的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再到“暴政前哨”。美国智囊和决策层早就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议程。这加深了伊朗的生存危机感。在伊朗看来，历史已经表明，国家虚弱必然导致国家崩溃。(14) 萨达姆恰恰是因为“自废武功”，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使美国无所顾忌地施予打击。而发展核计划就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核武器为国家提供了一种对其独立和主权不可侵犯的保证。”(15) 因此，争当核大国，不仅可满足伊朗能源安全需要，更是实现其伊斯兰世界大国梦想、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的唯一现实选择。“伊朗进攻性地追求核权力加强了伊朗在地区中的地位，也使美国插手伊朗事务的能力降到最低限度。”(16) 因此，伊朗不惜冒巨大的战略风险、顶着巨大的战略压力、坚定地搞核开发，是在情理之中的。
（二）国家发展的边缘化与极端化应对之策
由于历史原因，第三世界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弱势群体。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不对称和不平等的。(17) 这在中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尤为明显。中东地区从18世纪拿破仑进攻埃及时起日渐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该地区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但以色列的建国和美苏争霸使之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外部控制。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包括中东在内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日益被边缘化，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02年7月出版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国家的GDP总和不及在欧洲属中等水平的西班牙一国，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非石油商品出口总额仅相当于芬兰一年的出口额。与此同时，该地区人口却迅速增长，由此继续下去，2020年将达4.1亿—4.59亿；失业率也不断上升，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25％。可以说，中东地区正在陷入一种“准停滞”（quasi-stagnation）状态。在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情绪支配下，不少民众将自身面临的困境完全归咎于殖民统治和霸权主义，从而采取激进的反西方态度。
伊朗的历史遭遇是中东国家受压迫命运的缩影。两个多世纪以来，从过去的俄国、英国到后来的苏联和美国，伊朗一直是这些大国争夺的前线地带。“伊朗人强烈的独立意识来自漫长的历史记忆，一方面是波斯帝国霸权的记忆，另一方面是伊朗沦为一系列对手的筹码之漫长历史，即19世纪俄国与英国、20世纪的冷战，以及21世纪重新强化的石油政治。”(18) 伊朗遭受西方欺压的屈辱历史，尤其是西方阻挠、控制伊朗修建铁路和石油国有化等，使其面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在其核计划受打压时，充满了反抗、敌意和蔑视心理。他们认为，西方就是要阻挠伊朗获得先进技术。此外，伊朗国内也面临与阿拉伯国家类似的难题：生产效率低下、腐败盛行、人口剧增、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在此背景下，政府很容易将问题归咎于外部，通过强调外部威胁转移视线，以摆脱困境。因此，民族主义与平民意识浓重的内贾德对西方的强硬态度，使其在伊朗以及中东地区引起极大共鸣。
伊朗革命性外交还与内贾德总统独特的行为风格和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内贾德出身平民，且一向重视中下层民众而对权贵和上层社会较为蔑视，因此一直被视为“穷人的代表”。在2005年大选时，内贾德曾将拉夫桑贾尼称作“当权者”，他本人则以反叛者自居。这种叛逆人格在国际斗争中就体现为强烈的悲情意识和补偿心态。内贾德认为，现行国际秩序主要体现西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伊朗一直受到西方的不公平对待，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没有获得应有权利。换句话说，伊朗是国际社会的受害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内贾德将自己自觉定位为国际规则的挑战者。“比起上一届注重树立改革形象的哈塔米政府，本届伊朗新政府更加注意树立在伊斯兰世界不怕打压的形象。”(19)
（三）意识形态真空与伊斯兰主义的强烈反弹
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的反复争夺，使穆斯林民众日渐认清两大超级大国的霸权本质，东西方意识形态因此在中东失去了吸引力。“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就是这种状况的集中反映。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意识形态真空状态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伊斯兰教信仰再度回归现实，并迅速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替代品。
伊斯兰世界过去的辉煌历史（如穆罕默德创教和四大哈里发时期）与穆斯林对伊斯兰信仰的执著是同步发展的，这一历史经验使相当部分穆斯林深信“宗教兴则民族兴”。因此，每当伊斯兰世界面临重大挫折和衰落，总会出现弘扬宗教信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尤其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日益加大在伊斯兰世界称霸的力度，触发了伊斯兰世界最敏感的神经，并由此激起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极大反弹。目前，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等国均出现伊斯兰激进势力上台或得势的情况。而以“基地”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也屡打不绝，频频针对西方目标发动袭击。继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伊斯兰复兴之后，中东再度出现了伊斯兰复兴大潮。
伊朗更是出现了新保守势力抬头的迹象。在2004年2月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中，保守派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新保守派”，并在议会292个席位中夺得至少80个席位。其主要成员基本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时任德黑兰市长的内贾德。2005年6月，内贾德意外当选总统， 进一步巩固了伊朗宗教保守势力的地位。内贾德作为新保守主义代表，深受已故宗教领袖霍梅尼极端思想的影响。作为伊斯兰革命体制的忠诚维护者，内贾德十分强调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希望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的“宗教民主制”，扩大伊朗的影响力。内贾德在赢得选举后发出“将伊朗建设成伊斯兰世界榜样”的誓言，同时认为，压迫和暴政时代已走到末路，“很快伊斯兰革命的浪潮将席卷全世界”。(20)
简言之，伊朗的革命性政策正是对当前世界种种结构性矛盾的总体性回应。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直是损害第三世界的老问题。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9·11 ”后美国的单边黩武政策倾向更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沦为牺牲品。弱者的权益一旦被极度忽视或剥夺，他们便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反弹。伊朗的革命外交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自身遭遇边缘化的一种反弹。
三、伊朗革命性道路能走多远？
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该地区一直缺乏占据主导优势且能被各方接受的核心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中东更多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大棋局，而中东国家也仅仅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和棋子而已。目前，伊朗凭借伊拉克战争后在中东格局中的有利位置，跃跃欲试，试图改变任人宰割的被动命运，充当新时期的地缘政治棋手角色。
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使伊朗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革命性崛起道路。事实上，伊朗的革命性道路首先涉及的是“该不该”的道义和法理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行不行”的现实问题，关乎其未来命运。
首先，伊朗革命性道路面临巨大的国际阻力。新兴国家崛起涉及到对世界（或地区）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反霸国家的核心是加强国家权力的平均化趋势。它一方面要削弱霸权国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增加自己的权力”。(21) 这种崛起直接冲击原有霸权国的既得利益，因此，新兴国家崛起本身就充满了风险。而中东是美国的战略攸关地区，防止敌对性地区霸权国崛起一直是美国的基本目标。伊朗作为激进反美国家，偏偏选择了一条革命性崛起之路，因此注定将与美国发生摩擦与碰撞。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在“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激起成功应战的挑战必须“适度和中庸”，如果挑战过分严重，超出了人的应战能力，人就会被压垮。(22) 伊朗的革命性崛起可以划入“挑战”的范畴，因而难免激起“应战”。伊朗的革命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一种行之有效的“悬崖边外交”。它提升了伊朗相较于大多数阿拉伯专制政权的道德权威感。随着萨达姆被抓和本·拉丹遁于无形，阿拉伯世界正在寻找一位敢于反抗西方的新英雄。内贾德乃至伊朗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较多地赢得阿拉伯民众的喝彩。(23) 同时，它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魄力，迫使作为强者的美国不断后退，从而赢得了通过外交谈判不可能得到的权益。伊朗核政策的屡屡得手已验证了这种政策的有效性。但是，革命主义外交的成果获得是以巨大的风险或者牺牲为代价的。国家崛起是个长期过程，对伊朗而言则可能是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进行博弈的过程。其中，实力将起决定作用。而美伊力量是严重不对称的，伊朗对美的挑战性政策始终面临着招致毁灭性报复的危险。尤其在中东这个关系到美国霸权成败的关键地带，伊朗随时可能成为美国推倒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其次，伊斯兰革命道路本身存在可持续性问题。事实上，革命主义外交始终难以摆脱追求国际主义与本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伊朗作为一个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地区大国，其崛起更需要获得地区盟友的支持。然而，伊朗强化伊斯兰（特别是什叶派）纽带的革命性外交，极可能引发强烈反弹。一方面，伊斯兰政治观与现行的主权国家体系反差太大，因此伊朗强化伊斯兰色彩，必然会冲击中东现行的主权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分属什叶派和逊尼派，而且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更多吸引的是普通民众，尤其在“什叶派新月地带”已隐约形成的背景下，逊尼派掌权的阿拉伯国家更加担心伊朗的“宗教动员令”威胁其统治基础，因而或明或暗地抵制伊朗的影响力。从更大范围看，伊朗“抹掉以色列”和“大屠杀神话”的说法，违反国际道德底线，无端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而对欧盟国家的批评言论和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对其与欧盟的合作关系也有伤害。这使伊朗可能重蹈当年霍梅尼“输出革命”覆辙，陷入全面孤立。
从历史上看，二战后中东地区曾屡屡出现过扛旗自强、试图整合中东秩序的权势中心，但最终都归于失败。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发现，中东国家最初的成功（如纳赛尔成功击退英法以联合入侵、霍梅尼推翻专制王权）主要得益于其事业的正义性和目标的有限性。正如J·林茨所言：“针对传统的权威主义及殖民体制而发生的大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既成权力机构的解体及其合法性的丧失。”(24) 而其最终失败则往往是因为其行为的非正义性（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和目标的无限性（纳赛尔试图实现阿拉伯联合）。简言之，国家外交政策颠覆秩序色彩过于浓重、对外扩张过度以至于超越正常国家利益的范畴，结果必然造成内忧外患。
鉴往知来，伊朗未来能否最终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革命性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如果伊朗仅仅是借革命姿态维护正当的国家权益，其权势持续性便相对较长。反之，如果伊朗欲借此在地区称霸，便可能因目标超过自身实力，或者因招致某些大国强力阻击而重归沉寂。
注释：
① 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18,2006,http://meria.idc.ac.il/journal/2006/issue3/jv10no3a10.html.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④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NewYorks,1992，转引自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欧洲》，1995年第3期，第5页。
⑤ 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3页。
⑥ ［日］中野实著，于小薇译：《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⑦ 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欧洲》，1995年第3期，第14页。
⑧ ［英］弗·哈利迪著，张帆译：《革命与世界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⑨ Kenneth M.Pollack,“Taking on Tehran,”Foreign Affairs,March 1,2005,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50301faessay 84204/kenneth-pollack-ray-takeyh/taking-on-tehran.html.
⑩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6,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11) Tran Van Dinh,Independence,Liberation,Revolution: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New Jersey,1987,p.206.
(12)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第59—60页。
(13)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4) 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 MERIA,Sep.18,2006.
(15)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平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2页。
(16) Vali Nasr,“When the Shiites Ris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6,http://www.foreignaffairs.org/ 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17) Tran Van Dinh,Independence,Liberation,Revolution: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World,p.195.
(18) Natylie Baldwin,“Iran:Axis of Culture,History,and Geopolitics,”Newpotia Magazine,May 19,2005,http://www.newtopiamagazine.net/articles/56?POSTNUKESID=03177a4c85a670e05aa4166920 beb0cd.
(19) 冯亦斐：“伊朗经济外交下的能源牌”，《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1月，http://www.china5e.com/news/zonghe/200511/200511040057.html。
(20) 金雁：“内贾德现象：‘伊朗综合症’的又一次循环”，http://www.eobserver.com.cn/jjgcb/guanchajia/2006/1/04/56.html。
(21) 吴稼祥：《果壳里的帝国》，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39页。
(22)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73页。
(23) Barry Rubin,“Iran:The Rise of a Regional Power,”MERIA,Sep.18,2006.
(24) ［日］中野实：《革命》，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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