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讨论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4-0006-06
中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幅度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形成了推动国际秩序变化的一种力量，从而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瞩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发展有什么独特的经验和奥秘？它是否已经或能够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有无推广和借鉴的价值？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地开展起来，迄今没有平息的迹象，而且讨论中的分歧远远大于共识。本文不拟探讨“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和特征，而是对讨论中的一些前提性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所谓哲学反思，并非是对具体研究加以仲裁和评判，而是提出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因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最终还是要靠具体的实证研究才能解决，而不是靠哲学思辨所能回答的。
一、“模式”：有与无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首先涉及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即社会发展是否存在某种可以被称为“模式”的东西。讨论中的所有具体分歧都与这个前提性问题密切相关，或者说归根到底都受到这个前提性问题的制约。很显然，如果是在一般规律而不是具体道路的层面讨论，而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毫无例外的普遍规律，那么对这个问题就只能作出否定性的回答。
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就直面这个问题：在30年举世瞩目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究竟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通过“大政府+宏观调控”，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对此，中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是作者通过中印对比，通过对中国与拉美经济腾飞过程、城市化进程的比较，却得出了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脱离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区别。[1]
类似的观点还有不少。众所周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2]概念，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模式”的讨论。因为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总结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他强调，“北京共识”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每个国家都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能只有“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模式通用不同国家，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当今世界每个国家要发现它自己的解决方案，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药方。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将更强壮、更具活力。”然而，针对雷默的这种观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2010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中国奇迹还是“华盛顿共识”的胜利。如果“华盛顿共识”要找到一个好的CASE，那肯定就是中国，中国是最好的学生。当然他强调这纯粹是在经济学层面上说的。[3]现年105周岁高龄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常规就是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一定要强调特殊国情，“独辟蹊径”，历史已经证明“此路不通”[4]。
可见，在这个层面上的讨论，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模式”概念的界定或理解问题。很显然，“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正如马克思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一样，我们承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如果否定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那就与低劣的历史宿命论毫无二致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学界已经公认，现代化有两种基本类型：西方的现代化属于先发内生型，而与中国类似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看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
二、“中国模式”：好与坏
限定了“模式”概念的基本语义和语用范围，我们就可以讨论“中国模式”了。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以说是空前激烈的，高调肯定者有之，坚决反对者有之，冷静质疑者亦有之，好坏之争明显压倒了有无之争。肯定者，有的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新故事”；有的颂扬“中国模式对世界充满魅力”；有的认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有的甚至总结出“中国模式”的各种特征。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把“中国模式”总结为“当代中华体制”，并概括了它在经济(国民经济)、政治(民本政治)、社会(社稷体制)等方面的具体特征，认为它是一个国民、民本、社稷“三位一体”的成功体制。他写道：“中国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一个‘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5]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未免过分乐观了。
反对者的观点则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反对声音比较情绪化，如说“中国模式”是“烧香搞错了坟头”。比较理性的质疑，中国香港学者丁学良可为一例。丁学良2008年9月19日在英国FT中文网上发表了《“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这篇文章。文章认为，国际学术界在过去这些年里经常提到“中国模式”，在严格的发展领域里，这个模式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但如果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从社会科学角度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他的结论是：所谓“中国模式”，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两个“巨大”，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把前述三大成本降下来，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6]
综观质疑者的理由，无非是以下几条：一是模式本身的局限性。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样的而不是统一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发展模式。二是“中国模式”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当前中国改革发展中不断涌现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经验依然在不断积累和探索中，用“中国模式”一词来概括中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道路和经验，有些过于草率，既不能全面、客观和公正地把握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三是“中国模式”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一，把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拔高为“中国模式”，势必会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其二，“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显性对峙，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三，“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和推广，可能因国情差异导致的水土不服而使中国受到责难。因此，他们主张用“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代称“中国模式”，认为这更有利于深刻把握国情，推进中国的未来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赞同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见解：面对西方有意的曲解或无意的误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花点时间好好总结一下自己前30年的发展经验，把自己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形成一套能够和西方沟通的话语和理论。虽然“中国模式”仍然在发展和变化，但确实到了该认真总结的时候了。[7]必须注意到，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担忧甚至打压与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有着政治上的考量。一些人依然停留于意识形态至上的冷战思维，因此故意将“中国模式”简单化。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是天然对立的，所以诸如“西方讲自由，中国不讲自由”，“西方讲人权，中国不讲人权”，“西方做生意讲很多条件，中国不讲条件”等等说法纷纷出笼。但也有些人可能是受到误导，他们本想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由于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他们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整体大环境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抛弃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认真总结一下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正如郑永年所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个说法，做到心中有数。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西方明白，“中国模式”对他们并非只有竞争。
我们还需要注意，从术语上说，“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这些表述与“中国模式”的表达诉求是不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两个表述都是描述性的，而与这两个表述不同，“中国模式”的提法至少包含着理论升华的诉求，这是这个提法的积极意义所在。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经验”升华为理论，纳入到“中国模式”中去。这当然只有在充分的经验积累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我也不赞成通过查词典的方法去解释“模式”这个概念。按照我的理解，它的基本意思是清楚的，就是指社会发展中的某种“类型”。如果承认中国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相应的经验，那么用“模式”这个概念把它们总结或巩固下来是无可厚非的。经验有正反两个方面，即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它们都可以被总结在“中国模式”之中。有了这样的总结，不仅自己今后可引以为戒，别人也可参考和借鉴。
因此，在我看来，用“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反对“中国模式”，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比如，世界上有60多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并不妨碍心理学家可以按照性格和气质把所有这些人分成几种类型，社会学家也可以按照社会分层把他们分为几大阶层。同样道理，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如果因此就说世界上有200条发展道路，这样的说法除了浅薄的正确性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价值。相反，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确实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中国模式”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
总之，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即用这个概念来总结和提升、反思和校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不赞成一味对这个概念冷嘲热讽，也不赞成用这个概念来粉饰太平。
三、“中国特色”：从消极到积极
“中国模式”概念无疑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它意味着“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转变为积极表述。
雷默在他著名的《北京共识》报告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概念，其核心观点是：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感到担忧，在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和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
雷默的上述看法，非常契合我们对全球化悖论的认识。“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自身发展的战略。
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提出的，必然长期面临现代化与西方化两难抉择的历史难题。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源的，要实现现代化，不可能完全回避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而被动接受带有明显西方资本主义特征的全球化，又可能造成畸形或扭曲的现代化。这一历史难题，只有当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时，才能求得真正的解答。
历史提出的任务只能在历史进程中获得解决。回望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有过太多的欣喜和感动，也有过太多的失落与沉痛。无论是洋务派的苦心经营、戊戌志士的拼死抗争，还是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五四”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从洋务运动(器物层面)发端，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制度层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心理层面)，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越来越开放，接受层次越来越深入，然而始终未能解决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历史难题。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本身就是对“全盘西化派”天真的辛辣嘲弄。这之后，经过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尝试，50年代-70年代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失败，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重新回到现代化的轨道上。通过30年的实践摸索和创造，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成就，基本上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认真总结3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真正说清楚“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就能对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难题做出历史性的回答。
正如一个人只能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过去是不清楚的，现在比较清楚了。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试验，实践证明行不通。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人们对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议论纷纷，有人怀疑改革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但是正如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8]为什么他不放弃“社会主义”呢？人们有两种解读：一是某些西方人士的解读，他们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的内在矛盾；二是某些国内学者的解读，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政治策略”或“政治谋略”，仅仅出于维护共产党统治地位合法性的考量。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邓小平，更没有读懂中国的实践。
雷默在《北京共识》里有一段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2]25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中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在经济金融改革等方面接受“华盛顿共识”，在这个名单上，中国就只有与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并列了。
所幸中国没有照搬，而是走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才使中国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扩散开来至今还没有完全过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保持了金融体系的稳健，只有实体经济主要是沿海的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中国创造出的“股份合作制”新制度，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是怎么也解释不通的，但在实践中却成功了。因此，在这场危机中，即使不能说中国稳如磐石，至少也是受到冲击较小的国家之一。
那么政治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仅使中国受到西方舆论的攻击，也引起国内一些人士的非难。但是，只要冷静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正在探索一条自己的路，我们现在还很难描述这条道路的具体内容，但可以肯定它是一条渐进式的民主道路。正如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民主政治并非西方的专利。从经验上看，它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等价值具有普世性。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一直在逐步改革，只是没有西方所期待的那么快。但西方国家实际上也是从先经济后民主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他们的谬误在于，以现在的价值来判断和衡量其他非西方的制度，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和转型速度已经很快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亮出了中国道路，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似乎没有人能说清楚，于是“中国特色”变成了一个框，甚至是一块遮羞布，用来掩饰中国不如人之处，西方人士多半也认为是中国拒斥“普世价值”的一块盾牌。我认为，虽然邓小平也没有给“中国特色”下明确的定义，但他的这个提法却非常富有智慧。他经常喜欢说一句话：“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不是说“搞不清楚”，即不是说，通过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不能得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只要集中10个专家，不要说5年，就是1年，我敢肯定也能得出完全忠实于文本的明确结论。实际上，他的意思不是说文本搞不清楚，而是说在实践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而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又搞不下去。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查对文本来回答，而要在实践中去探索。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的定义权还给了当代中国人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是彻底的“解放思想”。
“中国特色”这一概念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为解决全球化条件下全球性与民族性、普遍化和特殊化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有待于实践填充，而不是预先给出定义的叙述框架。
当代中国处在古今(传统与现代)、东西(东西方文明)矛盾的交叉点上，原本存在着时空间距的问题同时呈现。因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综合性和历史性的因素，任何单一的或纯粹的理论范式都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这就意味着对西方理论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是行不通的。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者黄平曾谈过他所碰到的窘境：中国的许多事情，按照西方逻辑是怎么也讲不通的，比如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还有各种指标(如基尼系数)，按照西方的逻辑分析早就该“崩盘”了，但实际上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相信西方理论的逻辑呢，还是相信“实践的逻辑”？如果理论上讲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那就可能是理论错了，就应该由别的理论来替代。他由此感叹道：“一旦真把这个‘中国特色’总结出来，用自己的概念、理论真正把它说清楚，就是了不起的学问了。那就很可能不是简单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也许恰恰相反：这里发生很多鲜活的经验、独特的做法，和不同类型的发展可能性。”[9]
很显然，这是在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表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切入中国问题来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事实上，虽然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对“中国模式”都保持了相当低调的姿态，但随着中国发展道路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如何从理论上真正说清楚“中国特色”的内涵所在，已经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概念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建立起足以充分阐释“中国模式”的理论框架，无疑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从而取得真正具有原创性成果的必由之路。
四、“北京共识”：我与他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模式”是否具有世界意义，也是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不妨通过“北京共识”所引起的争论来予以说明。如前所述，“北京共识”是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它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雷默在报告中写道：
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的发展正在使其发生变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2]5
雷默强调，“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他解释道，这不是说中国经验可以推广和照搬到世界上国情不同的所有国家，而是说中国经验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吸引力”。雷默甚至谈到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典范作用”、“榜样作用”，他写道：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2]50-51
事实上，中国不仅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成功，而且这种成功的经验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吸引力。一方面，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随着“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效，它们加倍关注中国成功的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但是，“北京共识”提出后也引起很多争论和担忧。《参考消息》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须慎言“北京共识”》的文章，颇有代表性。文章写道：
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在第一个层面，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但一旦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就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模式”只是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北京共识”则不同，它更进一步，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无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将是霸道的开始。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所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并非把现有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而是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使这个模式是可持续的。[10]
这种对于推广“北京共识”可能产生霸道的担忧是不难理解的，但它是建立在对“中国模式”(我们姑且不用易于引起争议的“北京共识”这个术语)的绝对特殊化假定基础之上的，它意味着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只属于中国。然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这种假定本身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值得怀疑的。全球化已经使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都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
如前所说，“中国模式”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它对于发达国家或许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对最不发达国家或许也无多少参考价值，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和转型中国家本质上较为接近，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困难，掌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学者所提出来的理论在解决它们的问题、掌握它们发展的机遇上更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11]由于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占绝大多数，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国家，它的发展已经并且正在改变世界格局，所以“中国模式”有世界意义。
注释：
①作为现代中国标志性符号的“五四”，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一是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一是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政治运动。前者强调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后者则对这种文明所具有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表达了强烈抗议，二者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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