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形而下——在’96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下论文,儿童文学论文,海峡两岸论文,研讨会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所谈的问题，我以为是大陆和台湾的儿童文学都面临的问题。而其中的大陆，似乎尤其要注意这些问题。
我要把话题谈开，然后落脚到儿童文学上。
我首先来回顾一下形而下的思维习惯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困境。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讲到过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有人不喜欢），但我愿意坚持它。我说：今天，我们在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区别时，道出许多不同。但我以为，这众多不同，皆属皮毛之异，而非两者的根本之异。根本之异是在形而下的中国文学的那一面，世界文学，特别是已进入现代形态的世界文学，酝酿于心并在实践中竭力抵达的层面却正是形而上。
中国作家对“当前问题”一贯表以热情，大概是举世无双的。他们不断调整他们的视角，以能密切注意社会现实，追踪种种忽来忽去、忽生忽灭的问题。为了消除本已没有多大间隔的与社会现实的距离，他们采取了世界上的作家很难做到的行动：到生活中去。这种行为，非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行为。这种行为后来被格式化，成了一种必然的程序与方式。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鼓吹文学交给形而下的历史。
当年郭沫若曾写下了颇为形而上的《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但后来他却用这支笔写下了关于“防治棉蚜虫”的文字，把从前那种对人生、生命、存在的焦虑，变成了对小小虫子咬啮棉桃的焦虑。这一发生在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绝非偶然。它典型而绝妙地向我们诉说了从前中国当代文学曾有过的一种命运，一种倾向，一种志趣。不久前，我翻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看到一位文学界的要人的一篇文章，他引了一首叫《小篷船》的民歌。这首民歌隆重推出的情景只不过是积肥送粪——“小篷船，装粪来”云云。作为一首民歌，我们不必去苛求它对表现对象的过于实在的选择。但当作家和批评家对这路文字居然大加赏识时，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疑问了。这位要人随即写道：“谁歌颂过积肥送粪的事情呢？现在送粪入了诗，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且不说送大粪这样一个情景何以能产生“诗情画意”（什么样的情景可以产生“诗情画意”，什么样的情景不能产生“诗情画意”，并非没有限定的），就说这一情景可能产生的精神境界之高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写问题这一行为本身无关乎形而上与形而下。西方现代小说（如萨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实际上都是问题小说。我们的阅读所见，非人，非情节，而正是那些具有意味或干脆就是哲学问题。只有当“问题”这一单词与“当前”这一单词联结起来时，才可能走入形而下——甚至可以说，如此联结，将会使文学不可逆转地走入形而下的层面。“当前问题”后面的潜语是：这个问题既不是从前的问题，也不是以后的问题。当将这一潜语浮出，我们便立即看出了“当前问题”与“形而下”之间的等号。形而上的问题绝不可能不是“从前问题”和“以后问题”而仅仅是“当前问题”。形而上的问题，必然既是从前的，也是当前与以后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只是这一时间里是有的，存活的，而在另一时间里是无的，是死亡的。
我以为，有一个问题，是应该严肃而认真地思考的，这就是中国作家如何区分出他自身所有的知识分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他是知识分子，但又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是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他应有时代的良知，应有关心当前问题的责任。他可以在会议上，在报纸上，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下，发表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看法，发表自己对一些政策的态度。但作为一个作家，大概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示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然而，许多年来，我们没有将这两种身份区别开来，只记住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作家。作家有作家要干的活，这一点忘了。
文学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与实用无关的。它之所以是一种叫“文学”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它不具有实用的功能与价值。它并不推卸对现实生活所承担的责任。现实主义的文学，始终关注时代，关注现实，但现实主义，绝非实用主义。如果把现实主义降低到防治棉蚜虫或积肥送粪的水平上，这是对现实主义的庸俗理解。我们在鲁迅、巴尔扎克等人看似形而下的生活画面底部所发现的，绝非是随时都可能消亡的“当前问题”。关于防治棉蚜虫的诗篇或什么积肥送粪的诗篇抑或是配合婚姻法的小说已灰飞烟灭，但，《高老头》、《孔乙己》、《故乡》，却依然不可动摇地作为经典，使今人的阅读兴趣一如前人，觉其灿烂如新。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性质、功能与使命，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当然会有种种实用的需要，但人类自有其它种种解决他们实用目的的方式，唯独不应求助于文学。因为一旦使文学充当以达到实用目的的角色，它就不再是文学。文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它是被规定了的，这就如同我们称一张椅子为椅子为椅子，是因为它具有可供我们坐下学习与坐下休息的功能一样。如果它没有可供我们坐下的功能，那它就不是椅子，而成为另外一样东西了。
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小说存在的理由时，说：“我很理解和赞同海尔曼·布洛赫的固执重复：发现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所有这一切发现，都是具有形而上意味的发现。
关于世界文学的现代走向，我们更看得越来越清楚，这就是：越来越形而上。
对现代形态的文学，我个人的态度有一定保留。因为，我觉得它在有些方面，已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对于本原、神性一类的问题的关注，显得有点过于大而无当。那些类似于中世纪关于“一根针尖上到底能站多少魔鬼？上帝能创造出连他本人也搬不动的石头来吗？”的问题，显得有点无聊。
但总的来说，不管是古典形态的文学还是现代形态的文学，它皆未丢失文学的本性，没有落入实用主义的框架。它们都在它们各自不同的范畴内回避了没有内涵与外延的形而下。正因为如此，它们存活了。一位作家在分析小说的存亡时说：“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自己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自己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而所谓的“自己的世界”，我以为，就是形而上的世界，或者说，是形而上程度很高的世界。
中国当代作家深切地领会以上所言的道理，真切地看到文学的特质与趋向，是在八十年代。他们在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孤芳自赏、春梦一场之后，发现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差距竟然大到了极限，几十年中的一些制作，实不为文学的制作，早滑到道外，漂浮于野空，与文学两不相干。那些用心用力制作出的文字，很难再归于文学的煌煌大名之下。
说了上面一通话之后，我声明几点：
我绝不反对深入生活，但我反对对生活的狭隘理解，把一部分生活看成是生活，而把另一部分生活看成不是生活。或把一部分生活看成是主流生活，而把另一部分生活看成是非主流生活。生活是平等的。生活是一种态度，一种热情，而不是人为的介入。
我绝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我反对在现实主义之名掩盖下的实用主义。
我绝不反对关心问题，但我反对关心不是“从前”，也不是“将来”的“当前”问题（当前问题要关心，但不是小说、童话，更不是诗要关心的。可以有另外的形式去关心）。
形而下的思维习惯，给中国文学（自然包括儿童文学）带来了困境。因为强调文学必须面对现实，强调文学的实用价值，使作家的姿态一律变成了面对存在的单一姿态，从而使文学的无限可能性的程度大大减低了。一味强调面对，时间既久，创造力开始渐渐萎缩，直至失去了创造力。中国文学变得狭隘了，失去了无边的天地。
由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求和创造的生命冲动，人类今天已拥有一个极为庞大的、丰富的、灿烂辉煌的世界——第二世界。人类为了物质欲，也为了精神欲，还改造了第一世界。上帝最初把第一世界交到人类手上时，这个世界是单调的、枯燥的。上帝给人类的只是一块未经加工的毛坯，是人类前赴后继、调动伟大的想象力和付出巨大的劳动之后，才使它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彩的形象。如果有一天上帝从苍茫的宇宙中遨游归来，会对人类说：这不是我给你们的那个世界。至于第二世界，则与上帝毫无关系，完完全全是人类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自行创造的。上帝给予时，有荷马史诗吗？有《哈姆雷特》吗？有《蒙娜丽莎》吗？有《英雄交响曲》吗？有一种叫立体派或叫野兽派的绘画吗？有一种叫做“行动决定本质”的道理吗？没有。上帝在精神上是一个赤贫，拿不出一点东西可以施舍给人类。人类自己创造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宫殿。如今在人类浩瀚无涯的思维空间里，已飘满了概念、音符与画面。
上帝创造了第一世界，人类创造了第二世界。第二世界的创造内在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仅面对存在，还可以背对存在而面对虚空的世界——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你创造了什么，它就有什么——创造什么，如何创造，都是高度自由的。一句话，可能性是无限的。
创造的形式有省略、重组等途径，而我以为最重要的形式是通过幻想进行“凭空捏造”，在儿童文学这里，我更愿意这样说。
一天，我听一位先生说，他参加“安徒生奖”评奖见到了这样一个情景：先是由一人讲了一只找妈妈的小猪在森林中迷失的事情，然后让诸位作家分别根据这件事编织故事，再进行评比。这叫什么？叫幻想的操练。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幻想力。
小猪找妈妈这件事情是“无稽之谈”，而那些作家所编织出来的故事更将是“无稽之谈”。而正是这些实用主义者看不顺眼的“无稽之谈”，使第二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我以为“幻想”是一个比“想象”更带劲的字眼。“想象”一词仍带着一些保守色彩。我们在说这一字眼时，总会想到一些附带条件，如“在现实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合乎情理”、“不可凭空”、“不能毫无节制”等。而我们在说到“幻想”一词时，这些条件似乎都被抛却。“幻想”一词，还带有神秘的色彩。它意味着人类在用一种不可理喻的方式在感应、认知世界，在创立和建造世界。幻想是人与无形之心的对话，是人与苍茫之处的神的对话。
人类真应当惊叹造物主所给予的幻想力：它居然使我们无中生有。人类拥有的最大财富，大概就是幻想力。人类可以对造物主说：何必给我们那么多东西，只要给我们幻想，我们便可创造出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依赖幻想，文学已为我们创造了多少第一世界不能给的？“给我一支黑色的荷花。”文学马上就给你创造出一支黑色的荷花，它黑如浓墨，黑如深夜，在碧水中，苍天下摇动，犹如黑色的精灵。第一世界是有限的。第一世界只拥有一个太阳。但第二世界有九个乃至更多个太阳，并且还拥有不同颜色的太阳。
幻想使我们避免了第一世界的单调。
我以为儿童文学比任何文学艺术形式更具有幻想的权力。
我们应该幸福地、怀着兴奋的心情看到这一点：无限的可能性。
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无限的可能性”这一点时，我们这些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将会产生莫大的职业快感。
如果我们能够形而上一些，我们的幻想天地将会更加开阔。
如果我们能够形而上一些，我们就会少去许多面对这不断变化的生活时所有的不安。因为形而上一点看时，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形态，并没有变（你现代小子往哪里变？饿了，你要像你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一样，要吃；你大了，要像你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一样喜欢女孩子，要讨好她们，要甜言蜜语）。从形而上的观点来看，基本人性是固定的，是没有变化的。什么农业时代，什么工业时代，什么电子时代，都没有改变这千古不变的人性。
如果我们能够形而上一些，我们在往现实主义回归时，就会避免滑入我们的前辈们曾悲哀地滑入于其中的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