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工作状态研究的农村居民城市一体化分析_流动人口论文

农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基于工作状态研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居民论文,状态论文,城市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口城市化率从1999年开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949年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只有10.64％，10年后的1959年为18.41％，1969年反而下降到17.5％，1979年微升至19.99％，1989年上升到26.21％，1999年为30.89％，2009年快速升至46.59％(国家统计局2013)。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学界大多认为，城镇化是土地、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更是人的城镇化，是流动人口向城镇转移、聚集、生存、发展、扎根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生活在相对封闭的传统小社区中的人口向以异质化为特征的开放的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Rudan et al.2008)。

       对于1989年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快速城市化结果，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工业化快于城镇化的一次追赶性修补。这些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迟迟不能全方位改革，以致改革开放前期的20年的工业化速度快于城镇化速度，需要后期加速城镇化，以便与工业化率保持平衡(孙立平200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1999年以后城镇化速度过快，目前已经出现了“伪城镇化”迹象(江易华2012，第109—111页)。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广泛存在“去历史、去文化”和“千城一面”现象(杨平2013，第05版)；另一方面，人口流动的现实严重挑战了现有的户口制度。“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达到26139万人。实际上，到2012年底，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特别低，非农户籍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7.6％(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面对这一尴尬局面，一些学者认为，由农民工常住城镇所形成的城镇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张翼2011，第14—26页)。然而，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农村人口的流入，以及观念和政策的变更。

       理论假设与数据来源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托达罗认为：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与就业概率成正相关，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就越大。第二，农村劳动力依据自己对城市就业机会的了解而做出迁移决策。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其就业过程会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后，首先是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中工作，作为个体商贩、非熟练服务人员、非熟练手工业者、非熟练建筑工人等；而到了第二阶段，他们从“城市传统部门”中游离出来，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找到固定工作(转引自杨风2008，第10页)。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认为，当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到达平衡点以后，城乡经济往往会实现统一，“二元经济”最终会发展成“一元经济”(威廉·阿瑟·刘易斯1989)。

       应该说，首先，中国流动人口近30年来始终在“二元经济”结构中运行。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1982年至2009年，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0.6％增加到15.8％。从绝对数上看，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11亿，2012年达到2.36亿(马建堂2013)。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中从农业部门流出的人口逐渐占绝对优势。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38％上升到2009年的76％(韩俊2010，第14—17页)。2010年，在2.21亿流动人口中，农村户口占86.7％(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1)。从分类流动率上看，农村人口流动率已经接近城镇人口的流动率，前者为21％，后者则是23.7％(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其次，中国的城市体系由不同级别和规模的城市构成。在这一体系中，等级不同、规模各异的城市吸引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差异。中国城市体系从行政等级上划分，大致由7个高低不同的等级构成：首都北京为第一等级；上海、天津、重庆3个直辖市为第二等级；15个副省级城市①为第三等级；17个省会城市②为第四等级；182个地级城市为第五等级；446个县级市为第六等级；其他的各地的建制镇为第七等级。③

       依据上面分析，我们提出理论假设一：农村流出人口的流入地应该集中于具有较强拉力的核心城市，即处于等级位置较高的城市。而处于等级位置较低的经济末端边缘城市往往难以大规模吸纳农村流出人口。现有调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流动人口中有72.9％至94.7％流向了城市，流向小城镇和其他乡村地区的仅为5.3％至26.7％(钟水映2000，第27—31页)。在浙江省范围内的一项调查也表明，有49.4％的农民想流入到省会城市(李金昌、杨松2004，第48—55页)。

       另外，鉴于农村与低等级城市之间的同质性程度相比高等级城市的同质性程度高的特点，我们又提出理论假设二：流入低等级城市的农村人口比流入高等级城市的农村人口有更好的融合性，即流动人口的有效城市融入最先发生在低端城市。有学者提出，“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任远、乔楠2010，第11—20页)。有学者通过概括社会融合应该包括职业稳定程度、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添置房产意愿、拥有户口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和住房满意度等众多内容，进而将社会融合分为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四个方面的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第1—25页)。

       尽管城市融入包含众多维度，本研究有理由认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工作上的融入，其次是收入上的融入，再次才是主观归属方面的融入。我们提出的判断是：如果在特定居住区域内的居民，不论其是非农户口、城市当地有效户口，抑或是农村户口，只要他们在“工作状态”维度上有大体的一致性，我们就认为不同性质户口居民之间有了比较好的城市融入。本研究使用“全职工作”、“半职或临时工作”、“无工作”三个指标来说明工作状态这一变量；使用“周工作时间”指标对工作状态变量作进一步矫正；使用“个人收入”指标来说明收入上的融合。如果农村户口居民与非农户口居民收入上的一致性程度高，则表明收入融合程度高，反之则低。我们根据实际数据和研究需要将城市分为5个类别，即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与集镇。另外，在综合分析中，为了探究户口制度在有其他关键变量在场情况下的影响力，我们引入了反映人力资本的核心指标——教育程度。最后，我们将户口、教育程度与城市类别综合分析，探究这三者分别释放出的影响力。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库，鉴于CGSS调查项目④采取的调查方法是以地图法⑤作为实地抽样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将所抽取的区域内的不同性质户口的居民一并纳入到抽样框中。因此，CGSS数据具有很好的推断总体的能力。本研究主要利用CGSS数据库中居民户口状态、工作状态、收入、所在城市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相关数据，着重探究抽样区域内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与非农户口的居民在工作与收入维度上是否存在统计差异，进而探究户口变量对工作状态的影响力大小，由此判断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融入程度。

       数据分析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各城市一种常态。理论界与政策界普遍担心的是这些城市“外来者”是否能够有效融入他们目前所居住的城市，进而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避免所谓的“伪城镇化”。

       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及城市偏好

       流入并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口居民占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正快速上涨。

       表1归纳了CGSS从2003年至2011年期间一共6次针对城市受访者户口性质的数据。我们发现，居住在城市中持有农村户口人数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7.2％，2005年的8.5％，2006年的17.4％，2008年的19.4％，快速上涨到2010年的24.4％，2011年的25.7％。⑥因此，日益增加的农村户口居民居住在城市，进而提升城市化率，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必然道路，而如何提升流入城市的农村户口居民的城市化水平，则是新型城镇化战略必须攻克的难题。

      

       农村户口居民的城市选择偏好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处于城市最高位置的直辖市应该对农村流动人口有更大吸引力，因而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应该相应最多，省级城市次之，集镇最少。不过，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上述判断，而是集镇、县城中居住的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所占的比例更大。CGSS历时数据揭示，2003年以后各类别城市中居住的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均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直辖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而县城以及集镇农村居民增长的速度较快，2011年集镇中58.4％的人口为农村户口。这说明，尽管一线城市人口绝对规模增长很快，但是中国农民流入城市的选择地主要是集镇与县城，其次才是地级城市与省会城市，农民直接流入到直辖市长久居住的数目相比之下还是比较低的。这说明，农民流入城市在总体上是相似性或同质性起更大作用，而大城市的拉力作用相比之下还是低一些。

       不同等级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

       尽管中国目前仍然在实施较为严格的户口制度，户口城镇化率严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率，但是表1中的数据说明农民进入城市居住，并将在未来时间内成为城市人口的比例正在持续提升。有鉴于此，不少学者指责“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在中国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一线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红线频频突破，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底端城市“空壳化”迹象日趋明显。表2中的数据应该可以直接说明，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失控的主要原因不是农民过多涌入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国城市体系内部人口流动的结果，因为流动人口大军中城市内部之间的流动也占了1/3。而农村户口居民选择集镇、县城作为居住目的地的比例更大些。下面我们从工作、收入两个维度来分析城市中的农村户口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差异，然后我们再通过统计差异检验来判断其城市融合度。

      

       变量交叉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不同类别的城市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将城市按照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与集镇五个类别分层进行研究。提出的判断是，如果农村户口居民在相应类别的城市中，其工作状态与非农户口、城镇有效户口的工作状态不存在差异，或者差异不显著，我们就认为相应类别的城市中的农村户口居民有比较好的工作融入。工作融入是城市融入的基础性关键点。如果农村居民的就业率远远低于非农户口居民，则说明农村户口居民受到的就业排斥很明显，城市融入度就低；否则就高。另外，为了矫正“全职就业”、“半职或临时就业”、“无工作”三个指标可能出现的偏差，我们还运用“周平均工作时间”、“月平均收入”两个参考指标做判断。一般情况下，如果农村户口居民每周的劳动时间与城市居民的劳动时间越一致，也可以说明城市融入度越高；同样，不同户口身份的居民月平均收入越一致，或者其差异性在统计检验允许的范围内，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断其融入度越高。

       集镇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

       集镇作为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型居民点，兼有城市与农村特征。因此，按照同质性原理判断，流入集镇的农民应该能够很好地融入集镇。我们通过表3中的数据注意到，集镇中的非农人口全职就业的比率2003年以来基本保持在60％上下，2003年为61.4％，2005年上升到66.8％，2008年回落到52.9％，2011年又上升到74.3％；农村户口居民的就业率相对低一些，最低2003年为40.4％，最高是2005年达到63.3％，2008年为48.7％，2011年又上升到54.7％。⑦统计检验显示，集镇中拥有不同户口身份的居民，在“就业”这一选项上，存在一定的统计差异。另外，从工作时间上分析，集镇居民无论是非农户口居民还是农村户口居民，每周工作时间都有延长的趋势：相应地，非农户口居民每周工作时间，2003年为49.83小时，2005年增加到52.5小时，2008年为54.74小时，2011年上升到56.38小时；农村户口居民每周劳动时间2003年为55.13小时，2005年迅速增加到55.35小时，2008年是58.02小时，2011年上升到65.39小时。分别比较，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时间比非农户口居民的工作时间都要长。另外，从工作报酬分析，CGSS2003、CGSS2005以及CGSS2008的数据均显示，农村户口居民月均收入相对要低，而CGSS2011数据还出现了农村户口居民的月平均收入超过非农户口居民收入的现象。这说明，在集镇层面，居民之间的工作差异度已经逐步缩小到城市融入的“临界点”，不同户口身份的居民在收入上尽管不同年份出现一定差异，但到CGSS2011年似乎终于实现了比较好的融合。

      

       县级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

       县级城市是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纽带。由于县城分布广泛，它可以就地分散性地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因而县级城市的发展在中国一直被作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策略。那么，居住在县城中的农业人口在工作上是否已经达到某种合适的融入状态呢？表4显示，相比集镇来说，县级城市不同性质户口的居民全职就业率与无工作率之间存在的差异大一些，即农村户口居民在县级城市找到全职工作的比率远远低于非农人口。从全职就业率来看，非农人口的全职就业率在2003年是53.6％，2005年为63.5％，2008年是54.8％，2010年58.5％，2011年为67.9％；相应地，县城中居住的农村户口居民全职就业率2003年仅为31.1％，2005年43.5％，2008年36.3％，2010年48.8％，2011年41.9％。非农户口居民与农村户口居民之间在就业状态上差异显著；不过，农村户口居民有更高比例从事半职或临时工作；而从无工作率数据分析比较，结果则呈现较复杂的交错关系：县城非农户口居民的无工作率2003年为37.2％，2005年21.5％，2008年36％，2010年34.3％，2011年30.6％；相应地，农村户口居民的无工作率2003年50％，2005年25％，2008年38.1％，2010年38.6％，2011年32.4％。到2011年，不同性质户口的居民无工作率大体一致。从受访者周平均工作时间来看，非农户口居民比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时间明显要短。另外，从月平均收入来看，非农户口的月收入比农村户口的月收入高。考虑到农村户口居民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可以推断，县城层面不同户口居民在收入上区隔明显。综上所述，结合表中数据，我们有理由判断，相比集镇来说，县级城市农村户口居民的城市融合度相对较低。

      

       地区级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

       鉴于地区级城市规模大于县级城市，行政级别上也高，通常是县级城市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其资源聚合与支配能力强的特点，农村户口居民会更愿意到此类城市寻找机会，但是他们有效实现城市融合的难度相比县级城市来说应该更大些，找到全职工作的机会和比率应该更低。表5中的数据大体上证实了这一判断：非农户口居民的全职就业率2003年55.2％，2005年66.6％，2008年54.9％，2010年66.7％，2011年71.9％；而农村户口居民的全职就业率2003年50.5％，2005年54％，2008年52.3％，2010年51.9％，2011年65.1％。二者之间在不同年份均存在较大差异。在工作时间这一变量上，农村户口居民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更长，一般比非农户口居民多6—9小时。这说明，在地级城市农村户口居民获得工作的机会相对少些，而劳动时间则长些。不过，从收入平均数分析则呈现复杂关系，CGSS2003、CGSS2008数据显示的是农村户口居民的收入多于非农户口居民，而其他数据仍然是非农户口的月收入高些。经统计检验，只有CGSS2010显示的差异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收入上，不同户口居民之间的融合度在提升，而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度仍然没有跨越“临界点”。

      

       省级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

       省会城市是一个省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中心，省级最高行政权力所在地。相比之下，省会城市在人口流动方面具有更强的拉力。具有50万规模以上流动人口的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鲍常勇2007，第67—75页)。省会城市功能多样，异质化程度相对更高。因此，农村户口居民更愿意进入省会城市，但是从工作上融入省会城市的难度相应也会更大。然而，仅从全职工作维度考察，表6中的数据及其检验结果揭示，省会城市中的农村户口居民有更好的工作融入度。非农户口居民全职就业率2003年51.8％，2005年62.4％，2008年53.6％，2010年61.6％，2011年66.9％；农村户口居民相对应年份的全职就业率2003年61.2％，2005年48.2％，2008年53.5％，2010年62.2％，2011年69％。两相比较，还出现了一些年份农村户口居民比非农户口居民全职就业率更高的情况，如2003年、2010年与2011年。这或许是省会城市的工作机会相对进城农民来说更多的缘故。不过，从周工作时间分析，非农户口居民与农村户口居民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时间明显多于城市户口居民，每天大致要多工作1个小时。另外，CGSS2003、CGSS2010数据显示，农村户口居民的月收入高于非农户口，而CGSS2005、CGSS2008以及CGSS2011数据显示的都是非农户口的月收入高一些。不过，从统计差异检验F值看，只有CGSS2010数据显示出收入差异性，并且是农村户口居民的收入高于城镇户口收入。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全职就业指标以及收入指标上，农村户口居民的融入度较高，在工作时间的融入上则或许出现“矫枉过正”现象。

      

       直辖市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工作融入

       直辖市直接由中央政府所管辖与建制，往往有较多的居住人口，且通常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重要地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4个直辖市中，重庆市常住人口有2884.62万人，北京1961.23万人，天津1293.82万人，上海2301.92万人。直辖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农村人口流入这些城市的比率应该更多才符合逻辑。但是，无论从中国既有制度设置上还是从经验上判断，农村户口居民在直辖市的工作融入难度应该是最大的。因此，CGSS项目在直辖市常住人口中所调查到的农村户口居民所占的比例过少，2005年仅2.2％，2008年18.4％，2010年12.13％，2011年为11.4％。这自然是农村户口居民受到包括制度在内的众多因素排斥所致。表7数据反映，在2010年与2011年农村户口居民的全职就业率高于非农户口居民，无工作率则比非农户口居民要低，周工作时间远远多于非农户口居民，比非农户口居民周工作时间多20小时。而月平均收入变化呈现差异性：CGSS2008、CGSS2010显示非农居民的月收入高些，CGSS2005、CGSS2011则显示农村户口居民的收入高些。因此，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村户口居民较难进入直辖市，一旦进入，其工作、收入上的融入度就会较高。这证伪了我们提出的理论假设。

      

       多变量综合分析

       如果城市居民之间的就业状态差异不是或者不主要是因为户口性质的不同，而是因为市场通行的就业能力，如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要素造成的差异，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判断农村户口居民与城市户口居民在就业上有较好的融合度。因为在就业与否的问题上，户口性质逐步变得不重要起来，而人力资本、城市类别等成为核心要素。前面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城市居民户口性质与就业状态在不同类别的城市以及不同的年份呈现出一定的复杂关系。总而观之，城镇户口居民的全职就业率相对高些，农村户口居民的半职、临时就业率相对高些，无工作率大抵一致。但是在某些年份，省会以上类别的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的就业率反而还高些。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农村户口居民就业率与非农户口就业率之间的差异似乎正在走向“融合”的“临界点”。尽管从工作时间上分析，无论哪一年份或何种类别的城市，农村户口居民周工作时间都远远多于城镇户口居民的周工作时间，但是，人们仍然有理由质疑，上述表现在户口层面的差异并不一定真实。

       为了进一步研究户口变量在多变量环境下对就业的影响力，我们引进“受教育程度”、“城市类别”这两个目前对中国就业有重要影响的变量进行综合分析。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是特别能反映人力资本的变量，而“城市类别”则属于结构变量。我们的预判是，在“户口性质”、“城市类别”与“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综合分析的前提下，在对城市居民就业状态的影响力上，如果户口的影响力最小，那么我们就判断农村户口居民在城市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工作融入；反之，如果户口变量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则说明农村户口居民在城市的工作融入还存在问题。具体分析技术是，我们将“就业状态”设置为因变量，“户口性质”、“城市类别”以及“受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首先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求出每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β，并检验β值的显著度。然后，我们再采用鉴别分析方法探究不同户口性质居民的分组矩心(Group Centroids)，通过观察比较非农户口组、城镇有效户口组与农村户口组矩心之间的差异，以此推断三个不同户口居民组在就业状态上的差异。

       表8中的β数据值揭示，户口性质、城市类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是三个影响就业状态的重要变量。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对就业的影响度在不同年份的数据中都有积极显著的影响，这就是说，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更加能够找到全职工作。户口性质与城市类别在不同年份的数据中表现不一样，在CGSS2008、CGSS2010数据中，户口变量的β值存在显著差异，在CGSS2003、CGSS2010数据中，城市类别的差异明显。这说明，户口性质对就业与否的影响已经变得不稳定。另外，表8鉴别分析数据栏中三类户口的矩心值数据揭示，尽管城镇有效户口居民与持有农村户口居民之间存在变动，但是不同性质户口居民的就业集中度仍然明显。这说明不同户口性质的居民在“全职就业”、“临时就业或半职就业”以及“无工作”三个状态上还是存在一定分野。

      

       为了进一步探究持有农村户口的居民在获得全职工作、半职工作以及无工作方面的概率与非农户口居民之间的差异，我们再次运用COX风险比率模型做分析，将户口性质、城市类别与教育程度三个变量引入COX风险方程，然后分别计算β值、Exp(B)，以及差异显著度Sig。由5个CGSS数据库而计算获得的数据值组成表9。表9中的B值及其显著度(Sig.)揭示，城市居民的工作状态显著地受制于户口性质、城市类型以及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注意：CGSS2008数据库中城市类别、教育程度两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不过，三个变量的影响力度存在差异。总体上，从Exp(B)值大小分析，城市类型的影响力最大，教育程度次之，户口性质最小。⑧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城市中不同户口身份的居民就业上的融合仍然需要假以时日。

      

       发现与讨论

       针对城市化的逻辑起点、发展路径与目标，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评价城市化的问题上有所谓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1)传统主义理论集中研究城市化政策的运行结果，指出过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具有负面作用，担心城市化会对人体基因变异产生影响(Lawson Handley et al.2007,pp.151－156)。城市化的结果使成百万人远离自然环境，丧失来自自然环境中才可能提供的成长好处的机会(Turner et al.2004,pp.585－590).(2)而现代主义者则强调城市化进程会创造规模经济，进而提升生产水平，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并降低价格；城市化有利于降低贫困程度，当今世界城市化率高的国家贫困发生率往往较低(Panudulkitti 2007)；国家城市化程度的提升会导致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Bertinelli and Zou 2008,pp.171－184)。总而言之，城市化是现代发展的结果，它既是进一步发展的台基，也可能成为后续发展的负担(Liangyong 2006,pp.196－206)。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如何让今天的城市化成为日后发展的良好平台，也就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提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是新型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把农民工即拥有农村户口的城镇居民逐步转为城市市民(李克强2013)。我们知道，进城后的农民需要的并不是一张简单的身份认证，而是其与原有城市人口大体一致的权利共享、利益保障、文化融入、生活方式适应等一系列转变。农民市民化是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在地域、职业、身份、权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由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而这当中的基础性转换，首先来源于进城农民的工作融入。无此先决条件转换，农民市民化进程只能是一种幻象。

       已经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口居民的城市融合进程，会对后续流入城市的农民融入城市有很大影响。尽管学者们大多认为城市融入涉及众多内容，不过我们坚持认为，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找到与城市相关人员大体一致的工作以及获得大体一致的收入，是城市融入的基本点。本研究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

       (1)户口性质在就业状态中的作用在不同级别城市、不同的年份有比较复杂的表现。综而观之，农村户口居民与非农户口居民之间的差异在集镇层面最小，县级城市层面次之，地区级城市差异最大，省会城市又相应减少，直辖市城市体现出比较好的融合；

       (2)工作时间方面，首先，各年份各类别城市中持有农村户口居民的周工作时间比较稳定，在50—66小时之间，远远多于非农户口居民。其次，非农户口居民的周工作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越高级别城市，居民周工作时间越短；二是从2003年至2011年，居民的周工作时间逐步延长。

       (3)收入方面有三个特点：第一，非农户口居民与农村户口居民在月均收入上的差异显著性程度较低；第二，城市等级越高，不同户口性质的居民的收入都有提高；第三，从2003年到2011年，城市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户口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多变量综合研究揭示，户口性质、城市等级以及教育程度是三个影响居民个人工作状态的核心变量，其中，户口性质的影响力最弱。所以，我们只能尝试性得出结论：城市融入的基点在户口层面开始突破，或者说户口制度所设置的障碍在工作与收入层面开始因为市场的力量而拆除。不过我们又意外且遗憾地发现，城市等级这一结构性变量对城市融入所产生的阻碍作用巨大，后者是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我们难以乐观预计“人力资本”在与“户口”、“城市类别”三者在后续的较量中能否会变得独大，最终达成仅凭劳动者自身的提升就可以实现良好城市融合的局面。

       另外，我们尚且还不能肯定上述间歇性出现的城市融合是城市中农村户口居民自身的发展性跃进，还是城市中非农户口居民底层化的拓展。如果是前者，当然是积极城市化的结果，也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结局；而如果是后者，则蕴含着城市社会的退化，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应着力规避的。我们将努力寻找更多证据以证实前一种情况发展的趋势。另外，工作本身内涵的分层要素非常丰富，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低端底层工作，而本研究仅以全职工作、半职工作与无工作做度量，自然抽象掉了其中丰富的分层信息，我们认为工作上真正融合的状态至少是户口变量与工作变量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尽可能小。有关工作内部的融合性问题，我们将另做专题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2013年于贵阳举行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上对本文做了精彩点评和研究建议，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即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②即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③当然也有以人口规模来划分的：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中国中小城市有2160个，其中地级建制市162个，非建制市的地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城镇50个，县级建制市368个，非建制市的县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城镇1580个。

       ④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民委员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

       ⑤地图抽样包含两大块工作内容：一是绘制调查地图，这一步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准确界定每一个抽样单元的行政边界，获取基图或绘制参考底图，绘制调查地图；二是制作住户清单列表并抽样。此时需要做的工作有：给每一个村/居委会里的所有住宅建筑物编号，列出所有的住宅和住户信息，制作抽样列表，抽取调查样本。需要注意的是，两项工作是同时进行的，绘图员在绘制调查地图的时候，列表员也同时记录每一栋住宅建筑物的具体信息，以便在调查地图绘制完成之后，能够快速进入抽样阶段。

       ⑥需要说明的是蓝印户口大多来源于农村户口，同时很多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征地等原因，失地农民迅速地由农村户口转变为非农户口，CGSS项目在调查时没有考虑到这两类人户口的变化，因此实际上城市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应该还要大。另外，受访者的父亲有更大比例的农村户口，并不必然反映这些父亲们与受访者一同居住在城市，他们中的很大部分可能居住在农村老家。

       ⑦本研究中的全职就业率只有60％上下，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一百分数偏低的原因大致上有：(1)抽样偏差所致。因为CGSS抽样调查是调查员入户后，再根据户内人数编号抽样选择被调查者，但是这是以户内人数为基准的抽样，通常情况下，无业者有更多机会待在家中，因而造成无业者的比率偏高，全职工作比率偏低。(2)更权威的数据揭示2012年湖南省流动人口的就业率为69％(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湖南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报告2012》(内部资料)，2013年1月，第23页)，这一数据与本研究中的数据大体一致。

       ⑧如CGSS2003中城市类型的影响力为2.97(Exp1.089＝2.97)，教育程度的影响力为2.372(Exp0.864＝2.372)，户口性质的影响力为2.123(Exp0.75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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