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与政策研究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学者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来[1-3]，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大量丰富的成果和文献，并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研究和制定创新政策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各国都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4-7]。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积极借鉴西方的学术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政策框架[8-16]。
尽管国家专有因素的差异使不同国家的创新体系各具特色，也不存在最佳的国家创新体系模式[17-18]，但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日益深化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日趋加强的新形势下，各国创新体系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特点日益明显，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19-20]，出现了以下新的趋势。
(1)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流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充分发挥国内创新资源的优势，也要有效地吸收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2)不同创新主体的交互作用，企业创新行为和科学家的研发活动越来越在国际范围乃至全球创新网络中展开，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创新战略和海外创新活动，不但加强了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要求国家的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不断适应创新资源国际流动和创新行为国际化的新需要，而且不断变革和形成新的国际创新网络。
(3)不断调整的与创新有关的国际规则，如国际知识产权环境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双边经济和科技协议，国际科技、经济组织的协调职能，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多边、单边的技术出口管制等，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环境，并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设计，以及各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及创新绩效。适应、影响国际规则，并努力塑造新的、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国际规则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越来越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4)面对人类共同的环境、能源、资源、健康等热点问题，全球范围的科技合作在不断加强，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组织实施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对各国创新资源的配置和科学基础设施布局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需要制定适宜的策略，以在国际合作中占据前沿并获得最大收益。
总之，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创新主体的国际互动、创新行为的国际化，正在推动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实际上，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已成为全球创新活动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国际创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课题。
1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发展过程中，尽管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创新体系，但全球化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Freeman(1995)认为，国家体系与“国内体系”和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越来越重要[21]。Archibugi，D和Michie，J.(1997)对技术全球化与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但需要在国际一体化日益增强的框架内研究国家创新体系问题[22]。Keith Pavitt(2001)对全球创新的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有助于揭开未来竞争力的秘密[23]。Suma Athreye和John Cantwell(2007)探讨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中作为技术生产贡献者的新兴国家的涌现作用。Jakob Edler，Bernd Ebersberger(2006)对创新活动全球化的趋势、利弊及其对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政策的挑战进行了分析[24]。
但是，上述研究并没有直接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与广泛认同创新资源流动国际化、创新活动国际化相比，学术界对创新体系（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是否也在不断国际化，以及是否需要国际化等问题的关注较少。相对于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关于创新资源流动的国际化（如知识和人才的国际流动）、创新活动国际化（如R&D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等）的丰富研究，创新体系“国际化”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尤其缺乏。据Carlsson(2003)的不完全统计，至2002年，关于创新体系的重要论文论著有750篇，在750篇文献中，仅有5篇是关于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经验研究[25]。Carlsson的文献计量分析虽然没有涵盖大量的相关研究，但可以看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从明确针对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看，Niosi和Bellon(1994，1996)提出了创新体系的开放度概念[26-27]，并分析了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衡量指标：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技术联盟，国际技术转移，资本品国际贸易，科技人力资源的国际流动等。主要发现包括：(1)各国创新体系的国际化速度和类型有较大差异；(2)各种类型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均相当可观，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3)不同类型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强度不一；(4)欧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重要的超国家的科技阵营，北美（美国、加拿大之间）的互动远不如欧盟；(5)国家创新政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总的结论是：通过模仿、技术扩散和转移，国家创新体系可能会在某个点上趋同。Bartholomew(1997)考察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但该研究仅限于生物技术[28]。Fransman(1999)以日本为案例对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程度(Degree)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的衡量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的指标[20]，与Niosi和Bellon(1994，1996)类似。该研究发现，日本创新体系的国际化程度，在过去10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
关于影响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因素，Carlsson(2006)做了初步的分析，提出有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地理空间因素等。国际规制(Regulations)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WTO政府采购协议、TRIPs协议、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29]。但是直接研究这些国际规则与国家创新体系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除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外，OECD(1999)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也揭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增加[9]。芬兰科技政策委员会(2002)发布的研究报告《知识、创新与国际化》明确提出了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必要性。该报告认为，“国际化必须在作为整体的创新系统的水平上进行”。
2 关于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相关研究
OECD(2001)相关研究表明，企业间在研究和技术开发上的战略联盟正在增强[30]。知识的流动和扩散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采用者（引进、消化、吸收并改进）以及被采用者或技术来源的决策所启动的。目前，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流动中各主体行为特点以及在创新网络和企业集群中知识流动的机制研究方面。Gibbons(1994)等提出分布式的知识产生模型，认为知识的创建过程具有多主体的复杂性、增长的非层次性、组织的异质性等特点。Kogut和Zander(1993)发现，知识的默会性越高，其向全资子公司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知识的可编码性和可传授性越强，转移到合作伙伴的可能性越大。Cowan(2004)等以产业集群背景下的创新网络为研究对象，引入知识差异度和创新率两个因子，利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知识流动对网络结构影响的建模分析。Gup和Govindarajan(1991)认为，知识流动是组织或组织间技能和技术的转移。技术能力的发展是一个积累性的、渐进的学习过程，因此知识流动因技术的隐含程度、独占性以及技术能力的积累性、渐进性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31]。Giuliani(2003)以知识的流动程度为标准，把全球价值链中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集群内成员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知识流动中的角色和作用。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中的知识流动是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重要途径。Martin Schulz(2001)将跨国公司的知识域分为三类，即：技术知识、市场知识和环境知识。Das和Teng(2000)认为，各种类型的战略联盟及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建立，最主要的目标在于更加有效地实现组织间稀缺资源交易从而建立竞争优势，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是实现稀缺资源交易的关键。Cohen和Levinthal(1990)基于吸收能力认为，当主体拥有的知识与外部信息承载新知识的联系越多时，主体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效率越高；相反，主体对外部知识的吸收效率就越低。Lane等(1998)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了联盟学习的研究中，指出当联盟中知识的接受方和发送方的知识库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时，联盟成员将拥有较低的相对吸收能力，这时联盟当中知识转移的效率就会比较低。Hamel，Prahalad和Doz(1990)认为，学习意图、知识保护和学习能力是影响企业间知识转移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元利兴、宣国良(2003)初步讨论了跨国公司知识网络结构，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中的知识流动界面以及不同类型知识域的知识流动机制及影响因素[32]。叶昕、邹珊刚(2002)从吸收流和溢出流分析了跨国公司与外部环境的知识交换[33]。龚毅和谢恩(2005)从企业间的差异、联盟成员沟通以及联盟控制等角度讨论了影响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效率的因素，并分析了中外企业战略联盟的知识转移效率问题[34]。高茜、徐蕾(2004)初步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网络组织结构以及网络中知识流动的特点[35]。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公司知识流动的相关研究主要限于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网络中的知识流动方式、影响因素及效率方面，而针对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过程中的知识流动机制的研究较为薄弱。
国际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是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重要方式。关于技术扩散模型的研究，Nelson(1966)，Krugman(1979，1993)，Grossman(1991)等一批西方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Barro(1995)进一步完善了技术扩散模型，提出了领导者—跟随者模型。此后，Barro(1997)又将新增长模型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收敛性推论的特征结合起来，完善了上述没有解决的技术扩散的调整机制问题，并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Enric Detragiache(1998)建立了技术差异导致收入收敛的宏观经济模型。上述模型给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扩散的理论框架，为以后的经验研究奠定了基础。Tsang(1997)基于资源的观点，认为国际技术转移实质上是技术资源在国际企业之间的转移[36]。OECD(2001，2002)的研究表明，国际技术流动的发展走势是非线性的[30]。Hsin(2008)运用网络分析，提出了一种考察国际技术扩散的量化方法，揭示了各国在国际扩散网络内的结构重组与分层现象，并指明了各国在国际技术扩散中的不同作用。国内学者周丽娟(2005)阐述了国际技术转移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机制[37]。胡珑瑛、唐志新(2000)通过建立国际技术转移行为的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在技术转移中与东道国的合作机制以及国际技术转移的特点[38]。龚新宇、吴宏(2003)讨论了TRIPs协议对国际技术转移的影响，认为TRIPs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国际技术转移更多地通过贸易而非FDI的形式进行，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静态收益受损[39]。刘云、王硕(2004)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分析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模式[40]。李平等(2006)从国际贸易、FDI、专利申请和专利引用等方面讨论了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和方式[41]。
创新人才的国际流动始终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主要发达国家长期高度重视对优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在全球范围引进人才。OECD(2001)在对相关理论和统计方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北欧地区创新人才的相对流动、欧洲的高技能资源与流动和国际人力资源流动的问题[30]。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移民门槛的降低以及无国界职业的出现都促进了智力的国际流动。Jungsoo Park(2004)以1971-1990年OECD的21个国家以及以色列的数据为样本，采取协整方法(Cointegration Method)，分析了跨国学生流动对国际R&D外溢的影响。Rosalie L.Tung(2008)以美国、加拿大、中国和印度为例，实证分析了智力流动（人才流动）、海外移民与一国国际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3 关于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外学者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关注对中国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的研究。通过对Research Policy，Scientometrics，Technologicai Forecasting和Social Change等国际重要刊物的检索，发现近年来有关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文献快速增长。国外学者大多采取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方式发表论文。如柳卸林与S.White(2001)建立了创新体系的比较分析框架，并用于分析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创新体系[42]。Kazuyuki Motohashi(2007)与Xiao Yun合作研究了中国创新体系改革与产业界和科学联系增长之间的关系。Mei-Chih Hua与John A.Mathews(2008)合作研究了中国国家创新能力，在OECD启动的新一轮对若干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43]，也包括对中国创新政策的评估，该研究从主要特征与绩效两个方面对中国创新体系进行了分析，系统研究了政策和治理在创新中的作用。该研究明确提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国际实践经验。
除上述研究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还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1)经济、科技全球化对中国创新体系的影响。如顾淑林(1997)从产业技术学习角度对中国国家创新能力与东南亚国家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应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增强知识的国际流动。薛澜(2000，2001)认为，科技全球化对中国科技体制的冲击要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强调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合作，鼓励和维护知识创新与智力创造[44]；江小涓(2004，2006)就如何利用全球化机遇提升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45-46]。柳卸林(2006)对中国创新的驱动因素做了一个量化分析，发现在推动中国技术创新中，外国直接投资、政府的科技投资和教育支出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但是区域差异显著[47]。(2)与创新相关的国际规则对中国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的影响。如张军、吴贵生(2005)提出了技术规则经营问题，技术规则经营的核心环节在于技术创新、标准拟制和市场“锁定”[48]。李建民(2007)分析了知识产权争端与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培育问题[49]。王黎萤、陈劲等(2005)，毛蕴诗等(2006)，宗永建(2004)等对国际规则、制度及与技术创新的协调发展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50]。(3)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政策研究。程如烟(2008)分析了30年来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政策演变[51]。曾永光、傅建球(2005)分析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挑战[52]。刘云、常青(2000)探讨了大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针对我国大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的现状与需求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53]。常青、刘云(2000)分析当今科学研究国际化的特点与趋势，研究提出“十五”期间中国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目标及政策措施[54]。刘云等(2002，2005)系统分析了国外代表性科学基金组织国际合作战略与资助特点，针对我国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提出“九五”、“十五”、“十一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的战略发展思路与对策[55-56]。
近年来，我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等文件，同时部署了一系列扩大国际和地区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具体措施，制定了吸引海外优秀创新人才的相关政策。
从有关中国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看，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中国创新体系的理论和政策探讨表现出一定的原创性。由于中国既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又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创新体系具有更为突出的国家特色，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和挑战。目前，结合中国问题开展的创新活动国际化和创新资源国际流动的相关研究已经引起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科技部已确定了“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开创国际科技合作新局面”的发展主题和发展思路，从总体上看，关于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还十分薄弱，尚难以为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支持。
4 若干思考
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既要准确把握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结构、功能和特点，更要加深对“国际化”的理解和认识。国家创新体系是一国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为了提升创新能力以实现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体系，它既是影响创新的各种制度、政策和机构构成的制度组织网络，也是各种创新主体围绕着创新行为展开交互作用的社会行动网络，以及各种创新资源以多种方式相互结合的资源配置网络。相互关联的制度组织网络和社会行动网络直接影响着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和扩散，影响着创新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并最终决定着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我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1)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国家创新制度和政策的相互学习和互动，以及国际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2)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创新资源跨越国家边界的分布、流动及在国际和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3)创新主体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创新主体跨越国家边界的交互作用，以及在国际和全球范围内开展创新活动。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相互依赖加强，并没有削弱国家之间的竞争，只是使竞争的方式更加复杂，竞争的领域和空间更加开阔，使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的竞争更为关键。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领先地位，不仅在吸引和争夺全球创新资源方面占据优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消极回避全球化或国际化的策略并不可取，这将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丧失在交互学习中获得的发展机会。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化带来的机会的同时，规避国际化的风险。这就要求深入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机理和规律，全面认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生态环境，准确把握和测度创新资源国际分布、流动和全球配置的动态与趋势，制定适宜、有效的国际化战略与政策。
目前，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还十分薄弱。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经济、科技全球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跨国公司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国际化，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网络之间的关系，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政策等。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创新体系，但较少系统讨论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问题。近年来，OECD开始关注以开放创新的视角来考察全球创新网络，以及不同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程度等问题，但重点分析的是产业和企业研发所形成的全球创新网络与合作关系，尚未形成系统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与政策。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如何顺应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在全球范围有效整合、配置和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进程，持续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提出了新的和紧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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