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西方社会分层中关于社会流动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中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流动的规范和实际流动量是任何一种社会分层系统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又一个焦点。社会流动不仅发生在工业社会，也发生在农业社会。[1]赞成社会不平等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假设：不平等意味着对创造性、努力、智力和节俭等为人们所尊重、并认为值得报偿之品质的公正奖励。[2]对于现代保守主义而言，社会分层的积极价值是以对社会流动的合法性的承认为基础的。在不平等状态中，社会流动有利于维系开放性社会的稳定，因为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看到他们自己或其后代可以通过社会流动的形式而进入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时，他们往往能容忍最极端的不平等和阶级剥削。[3]
垂直性社会流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所谓垂直流动是指“个体在不同水平的社会位置之间的流动，或不同等级的相同位置之间的流动”。[4]在社会流动的主体问题上，社会学家海勒主要把个体当作社会流动的主体，而克伯则把社会流动的主体理解为在阶级系统中运动的个人和群体；[5]关于社会流动的流向和范围问题上，桑德斯把它划分为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6]这丰富了社会流动问题研究的视角。
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流动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分歧。这是因为社会流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社会流动涉及到某一社会的开放性或流动性以及机会平等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话题，也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题；其二，社会流动涉及到流动模式和社会结构，涉及到流动模式和不流动模式中变化的范围，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和这些变化对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后果；其三，它涉及到流动或不流动所带来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后果。[7]
一、社会流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索罗金被认为是当代研究社会流动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学者。[8]他对导致垂直流动因素的归纳一直影响着当代社会学。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的差异、父母与子女之差异、环境、尤其是人类——社会学环境的变化以及在社会层级中个人地位的社会性分配的缺陷。
索罗金认为，贵族的人口出生率与这一阶层所执行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不协调，以及贵族在社会和生理意义上的消失，为“攀爬者”的垂直性向上流动提供了人口统计学上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上层的人口出生率低于社会政治功能对它的要求使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9]父母与子女的差异现象是普遍和永恒的。这种差异的普遍结果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社会位置与他的先天品质和后天品质的不一致，而这些品质又是成功地履行其社会职能所必要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不一致的程度与人们对社会流动的要求是成正比的。这种流动可以通过社会对个体的考试和选择的机制进行，也可以通过抑制性的社会压力来制约一个人从其出生时的位置流向其它位置。但是，当人们因为其出生而被置于他们不适合的位置时，就会对之产生不满并发挥其天性之潜能来改变这种状态。[10]可见，在他看来，现代等级社会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健全社会流动的基础上。
人类——社会学环境的变迁是导致结构性垂直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时代主题的转换必然会导致社会对人才之界定的变化；处于匀加速运动状态的人类的社会环境给社会垂直流动注入了最为强劲的动力。自近代以来，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发生了从以有形资本为中轴而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向以知识为中轴而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种变化导致了许多不同类型人的地位之变迁。由于这一因素的作用，在某种条件下适应于其位置的整个社会阶层，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得不适应了。索罗金的结论是，“促进变化的一切因素都是促进垂直社会流动的因素，反之亦然”；[11]他把垂直性社会流动视为促进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积极动力，同时也间接地肯定了社会分层的价值。
影响社会流动的另一个因素是不完善的个人地位分配体制和作为特殊垂直循环之原因的流动滞后。索罗金认为，存在于每一个社会的永恒缺陷是，在根据社会成员的品质来分配其社会地位方面的滞后，因此，在每一个阶层中都存在着与其地位不相称的人。这种现象越是普遍，社会流动的速率就越低。诚然，随着归属性因素(ascriptive factors)在人们地位获取过程中作用的下降和获取性因素(achievement factors)在这一过程中意义的上升，这种“个人品质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但是，此种现象的完全消失却又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流动是在多维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发生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个体而言，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异都有可能改变社会个体流动的质量和速率。
技术变化对社会流动过程的重要影响是得到了普遍承认的。伦斯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而社会进步的显著后果之一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为社会不平等的财富占有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他把社会财富的分配作了两个层面的区分：第一个层面是根据基本生活需求原则所进行的分配，这种分配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绝大部分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第二个层面是以权力为标准所进行的分配。而以权力为标准所进行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则最富有挑战性。一般地说，广义的权力包括强制力和影响力。无论是哪一种意义的权力，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复杂化，因而需要更为发达的政治组织来进行管理；现代政治系统的发展取向基本上是以等级为特征的科层结构的完善，发生在强制性权力等级中的变化必然会改变社会财富在不同等级中的储量，这不仅有利于强化社会分层的基础，从而使社会流动方向和速率发生某种变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变化改变着影响力赖以形成的依据。在“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13]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成为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基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差异越来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核心指标。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清楚地表明它对社会流动的巨大影响；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产业革命的最深刻前提。以此为基础而出现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更能说明科学技术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但是，科学技术对社会流动过程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14]
二、当代西方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
在当代工业社会，社会流动呈现出如下几个趋势：其一，向上流动比向下汉动更为普遍。在这一点上，米勒(S.M.Miller)和桑德斯有着相同的看法。不过，也有社会学家对这种趋势加上了一个时间上的限定。他们认为，在整体流动增强的同时，向上流动在增长，而向下流动在减少。1962年到1972年之间的情况与此相反。[15]关于向上流动的原因，桑德斯将之归结为的技术的变化和从工业向服务行业的就业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高级职位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对非技术的体力劳动之需求的减少。克伯也肯定了西方工业社会向上流动的趋势。他同意马托斯的观点，认为大多数工业社会的经济膨胀和进步为向上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其二，代际流动的意义得到凸现。桑德斯认为，现在更为普遍的是子辈比其父辈就业的职位更高，其原因在于所有的工业国家越来越强调正规的资格，以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国家教育资源的扩大。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的后代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在他们就业之前获得相应的资格，这无疑为他们进入更高级的职业阶层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三，短距离的社会流动更为普遍。也就是说，向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低一级的职业或地位向高一级的职业或地位流动，这种流动的级差往往等于一，而不是大于一。[16]
在谈到社会流动的整体特征时，马托斯还指出，结构性的社会流动经历了从升到降的过程，而交换性流动则经历了从降到升的过程。关于两种不同流向之间的流动速率关系，米勒认为，较高的向上流动率不仅与较低的向下流动率相关，也可能与较高的向下流动率相联系。[17]也就是说，向上流动的速率与向下流动速率之间没有必然的比率关系。因此，向上流动的速率不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社会开放程度的最好指示器是向下流动速率，它表明社会上层在面临来自下层的竞争时维系其特权地位的势能状态。[18]关于这一点，郭德索泊等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把高水平的绝对社会流动的原因具体地归结为“阶级结构形态的变化”，且认为社会流动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阶级原点和阶级目标之间的关系，因此，“流动和开放性并非同一种现象”。[19]在他们看来，体现着社会不平等的层级构架是社会流动的前提，上一个层级不会因流动的原因而对下一个层级进行整体性的开放和吸纳。事实上，层级之间的开放与封闭是同时存在的，社会流动也是一个吸纳与拒绝的双向过程。因此，即使是向上流动具有绝对的普遍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局面也将是难以改变的。
三、社会流动的功能和结果
垂直性社会流动的合法性是以对社会分层之合法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而对社会分层合法性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以其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功能为基础的。在谈到这一点时，克伯指出，社会流动首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的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往往会出现暴力；而社会流动机制能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其生活的窘境。[20]他认为，当个人流动的希望减小的时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本能反应和内冲动就是对整个分层系统的集体挑战，其结果可能就是暴力的阶级冲突。因此，他相信“尤其是精英层之下的社会流动对处于上层的人们来说是功能性的。没有这种流动，他们的地位和报酬也许会受到威胁”。[21]
应该说，社会流动还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不平等是复杂社会的普遍特征，而且物质的不平等也并不是必然的坏事。对于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追求结果的平等是与法律或形式平等的原则相互矛盾的，另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物质分配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是有利的，哈耶克就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鼓励着他们从事发明创造、改进技术。发明家和企业家或者会失败，或者会成功，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会从这些充满活力的个体中受益。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能动性就在于其不平等，而任何平等化的企图都将窒息人们的创造性。[22]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对物质不平等的强调是以社会流动机制的存在为其前提的。
对一些社会学家来说，社会流动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社会分层中内涵着某种激励机制。新自由主义宣扬物质不平等的积极价值，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不平等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社会不平等是无意之中形成的、保证社会中最重要的职位由那些最有资格的人担任的机制。这种功能主义思想在帕尔森和杜尔海姆的著述中也可以找到其根源。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坚持认为，随着人们在关于特殊功能的社会重要性之价值认识方面的趋同，复杂社会中的不平等具有了合法性。克罗姆顿在总结功能主义者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时指出，他们在论证由政治和法律的平等者所构成的社会中物质不平等的合理性时所使用的两个相关的论据是，“其一，不平等的报酬提供了一种激励性结构，这种结构能确保有才能的人勤奋工作，发明创造，从而为社会物质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其二，给予这些人以较高水平的报酬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如发明家在功能上对社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23]
社会流动能否导致社会平等，这也是西方社会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杜尔海姆曾经指出，除非社会不平等能够反映人们的自然不平等的分配，否则这一社会永远也不可能和谐运行。[24]这位社会学家不仅肯定了社会不平等的永恒性，同时，也提出了这种永恒性存在的逻辑基础：社会不平等与人的自然不平等应该保持一致。根据这一逻辑，社会流动的结果就不可能是社会平等。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不仅仅是由于人的自然不平等，而且还由于一切社会存在的社会性封闭(social closure)所造成的。
克伯在肯定了社会流动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毁灭之预言的错误。根据他的逻辑，社会流动机制的存在是资本主义青春永驻的基础。但是，他也不无担忧地指出，“在不平等程度相当高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范围和长期的经济停滞所引发的流动的锐减，可能是危险的”，[25]并由此而发出警告：美国正在缓慢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马托斯对社会流动的结果作了比较系统的表述。他认为，社会流动对于个人的后果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心理和社会心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个人的态度、行为和地位方面。对此，社会学者杰克逊和库尔蒂斯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流动和不一致性本身并不影响个人，尽管流动和不一致性的确可能会发生作用，但那只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相对于特定的亚群体而言”。[26]
马托斯本人不仅承认流动对个人的重要影响，而且还认为流动对社会结构有着重要作用。他讨论了社会流动对政治组织的影响。个人流动的模式涉及到人们对一个或另一个政党、运动、政治组织的参与和支持，也涉及到以社会性身份为标准(by social origin)的精英阶层和社会阶层的构成。在流动率高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想象他们个人地位的升迁而无须考虑与他们处于相同阶层或相似社会地位的其他人的命运。社会的高速流动淘空了中心政治运动和政党中的左派力量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较低或较卑微的能人可以借助于社会流动机制而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这些人因而也就丧失了其在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成员资格及其对这一阶层的忠诚和领导权。不仅如此，学者们还认为，向下流动的人和有志于向上流动的下层人，都倾向保守的政治、运动和政党。[27]
不难看出，在当代西方许多社会学家看来，社会分层具有某种必然性，社会不平等具有某种积极的功能。在社会分层的框架内，社会流动机制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正面意义。同时，由于层级之间开放性的不断增强和归属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制约力相对下降，社会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可以被接受，甚至还被认为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功能。这种认识倾向和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改变着人们的政治意识：激进色彩的日淡和保守色彩的日浓。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而得到了相应的缓解。这也应该是我们进一步理解西方当代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