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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2009）05-0089-05
一、理论溯源：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后发优势理论源于16世纪的古典贸易理论及20世纪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主要基于传统贸易理论提出的观点，即在经济发展中，各个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这里主要涉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李斯特的关税保护理论和刘易斯的进口替代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强调的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即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以绝对利益（absolute advantage）比较原则为基础的古典国际分工和贸易学说，阐明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斯密认为，社会各经济主体应按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而后再进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一旦交易活动范围越过国界，国际分工与贸易就出现了。可见，斯密认为国际分工是源于各国在产品劳动生产率上的绝对差异。而且他认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那么，我们最好就用我们具有某些优势的行业中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来向他们购买。”即当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时，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各个国家都具有专门生产自己产品的绝对优势，那么彼此之间进行交换则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进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并使各个国家获益。这也是斯密绝对优势论的基本含义。但斯密的理论忽视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一项生产上的绝对优势，而这就意味着生产上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将无法参与到国际贸易和分工中。
因此，李嘉图（Ricardo，1817年）在继承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推导出国与国之间进行分工的依据是各国在产品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而不是绝对差异。即使一个国家在每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生产每一种商品上都处于劣势，只要它们的相对优势有所差异，就可以从分工中获得利益，即“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反映了决定国际分工格局的规律，从理论上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基础。但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相似，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是以单一的、同质的劳动要素为假定条件，即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产生比较优势只能是各国劳动生产率上的不同。那么，在多要素的经济条件中，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显然是以上两个理论所无法回答的。
因此，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lif Heckscher）和经济学家俄林（Bertil B.Ohlin）完善了传统优势理论，先后在《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919年）和《地区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年）中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简称H—O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对比较优势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从每个国家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阐释了比较成本的差异现象。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将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并指出导致国别间生产成本差异的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丰裕程度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进而导致要素价格的差异；二是不同商品需要不同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而在同一个生产函数中使用要素的比例主要取决于要素的价格比。因此，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商品生产成本的国别间差别在本质上来源于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而成本上的差异则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差异，由此便产生了互利贸易。因此，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认为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分工的依据。其逻辑思路可用下图来表述。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来说明比较优势的形成，进一步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使理论更加贴近实际，现代国际分工格局基本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判断（林德特，1992年）。
古典贸易理论通过论述各国之间存在的优势差异来阐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动机，指出各个国家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在资本和技术上处于劣势，而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上又占有优势，这就使国际贸易格局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力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相反。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发达国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严格来说，古典贸易理论并不是针对落后国家的发展理论，而是服务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如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服务于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为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如果从古典贸易理论上来寻找后发优势理论的源泉，显然还缺乏逻辑上的联系。
如果说后发优势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是基于落后国家，那么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Friedrich List）可以说是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首创者。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14年）中提出“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论证关税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强调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国内生产力，其次才是参与国际分工。李斯特的关税保护理论主要从当时处于落后国家德国的立场出发，指出德国与当时的英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应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李斯特没有专门研究落后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但他所提出来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在一定意义上为落后国家通过不同的政策实现由劣势向优势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李斯特通过创立生产力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建议，利于当时工业落后的德国尽快赶上工业发展早的英国。例如，他主张实行专利政策，保护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张从国外吸收先进的技术、学习经营管理方法，等等。在客观上，李斯特提出的这些建议隐含着落后国家在技术上、制度上具有后发优势。但长期以来，李斯特的“关税保护理论”背后所隐含的后发优势战略思想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掘，直到格申克龙（Gerschenkro，1962年）首次提出“后发优势说”，这一理论才有所深化。
二、理论发展脉络：从后发优势假说到追赶假说
后发优势论的正式创立者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追赶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在《经济落后性的历史考察》一文中首次提出后发优势概念，并探索了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他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显著不同。”这些不同的特征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1）工业化的起步就往往越缺乏连续性，从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井喷式的突然启动；（2）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也就越明显；（3）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4）人们消费水平的压力就越沉重；（5）工业所需资本的筹集就越集权化和带有强制性；（6）工业化中农业的发展越被抑制，发展相对缓慢。
因此，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发展的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来的增长速度就越快。之所以如此，在于这些国家具有一种得益于落后的“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①）（格申克龙，1962年）。但格申克龙并没对后发优势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是作了相关阐述。大致归纳为如下几方面：一是相对落后会造成紧张状态。落后国家所处的紧张状态会激起国民要求工业化的强烈愿望，以致形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紧张激发制度创新，并促进以本地适当的替代物填补先决条件的缺乏；二是替代性的广泛存在。由于缺乏某些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后发国家可以、也只能创造性地寻求相应的替代物，以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工业化结果；三是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引进技术是正在进入工业化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要素。通过引进技术，后发国家可以节约大量的科研费用与时间，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进程。对此观点，纳尔逊（Nelson，1966年）等人认为，一个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成正的线性比例，即技术差距越大，技术进步的速度就越快，而技术进步速度越快，经济发展就越迅速。而且，虽然后发国家技术革新速度很快，但与先发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郭熙保，2002年）。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假说为后发优势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当时的研究对象是比英国工业化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就造成他把后发优势仅仅归纳为利用外在的技术、劳动和资本的可能，认为后发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可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别，甚至实现赶超。但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现实中先进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上，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制度乃至文化上。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列维（M.levy，1966年）从现代化理论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上的异同，指出了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论具体化，归纳为如下五点：一是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比先发国家在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得多；二是后发国家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家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后发国家可以越过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四是由于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国家对自己的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家提供帮助。当然，列维也指出后发国家要实现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处理好三个战略问题：一是控制结构问题；二是资本积累问题；三是两种心态问题。否则，只会陷入后发劣势境地。
后发优势理论学者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M.Abramovitz，1986年），即一国的经济越落后，增长速度越快。那么从逻辑上讲，所有落后国家最终必然赶上先进国家。然而，这与大部分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的历史现实是不相符合的。为此，阿伯拉莫维茨（1989年）提出了潜在的“追赶假说”，即后发优势理论中所讲的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能成立的。这些限制条件主要有三个：一是技术差距，即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也正是因为技术差距的存在，才会有为了消除它而出现的经济追赶，才有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二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法律等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要素；三是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外部条件，而一些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会对落后国家的国际环境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为此，阿伯拉莫维茨通过对历史的统计分析，认为在一个特殊的阶段，经济追赶依赖于一些历史因素，它们限制或促进知识的传播、结构的调整、资本的积累以及需求的扩张（王必达，2004年）。
三、理论拓展：从后进利益说到后发优势陷阱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调整，一些学者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运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其客观性，也进一步拓展了后发优势理论。
日本学者南亮进以日本为背景，探讨了日本的后发优势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提出了“后进利益说”。他认为，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从后发优势中受益的。特别是日本在经济增长之前，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这些都为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创造了条件。但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甚至消失，日本依靠引进技术、实现赶超的机会日益减少，失去了所谓的“后发性利益”（南亮进，1992年）。他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失去动力和方向，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将模仿能力转变为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伯利兹（Brezis）和克鲁格曼（Krugman，1993年）在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后发优势技术发展的“蛙跳”（leap- frogging）模型。其内涵是指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可能由于惯性因素而导致变化频率变慢。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伯利兹和克鲁格曼的蛙跳模型认为，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在简单的模仿创新上，而且也体现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②，后发国家可以直接进入新的科技领域，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实现跨越式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国，在以往封闭条件下不能流动的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可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而要素自由流通从多方面、更深层次推动着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那么，在全球化这种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后发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经济学者通过建立各种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范艾肯（R.VanKan）的技术—经济趋同论。范艾肯（1996年）提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虽然他强调的是南北国家间的趋同，描述了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的动态进程，即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经济和技术水平的赶超。尽管在赶超初期，处于追赶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比领先者快得多，然而从长远看，不同经济起点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生产能力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趋于收敛，各国技术模仿和创新方面的回报率将趋于一致（郭熙保，2002年）。
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必须有效利用后发优势，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后发优势，就有可能陷入后发优势陷阱，导致与先发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后发优势陷阱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技术模仿陷阱；二是制度模仿陷阱（黄建康，2008年）。形成这两方面陷阱的原因在于后发国家只搞模仿，不搞创新，或者没有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如果后发国家紧随先发国家的路子，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先发国家的经验和制度，那么迟早会坠入陷阱，遭遇曲折和危机（施培公，1999年）。正确的模式应是先模仿、后创新，开始以模仿为主，而后逐步向以创新为主过渡。
结语
后发优势理论是西方学者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从格申克龙提出后发优势说开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后发优势理论已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格申克龙以欧洲工业化进程为分析对象，从历史的角度来构建后发优势的研究方向与思路。列维从制度层面提出了后发优势与劣势的并存，并指出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条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学说。阿伯拉莫维茨的追赶假说则把后发优势理论研究提高到一般性的理论层次，通过社会能力的提出来解答为何现实生活中先进国家与大部分后发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的现象。但无论是格申克龙还是列维，或者是阿伯拉莫维茨都没有具体指出后发国家应如何培育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的能力。因此，南亮进、伯利兹、克鲁格曼等人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运用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分析中，联系它们经济发展的实际，拓宽了后发优势理论，并加以证实。范艾肯等人则结合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探讨了后发国家基于后发优势与先进国家经济趋同的问题，使后发优势理论在新形势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但由于后发优势的研究者大多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后发优势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单就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当前后发优势理论体系还不是很严密，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一是实证研究不足，可操作性不强。与比较优势战略、企业竞争战略相比，后发国家的后发战略研究还需进一步挖掘；二是对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的内在机制研究尚存不足，理论模型尚未健全；三是跨学科综合研究不够，虽然当前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如何在学科交叉领域进行研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可以预见后发优势理论的后续研究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收稿日期］2009-04-16
注释：
① 也有学者把backwardness界定为“落后性”、“后进性”、“后起性”。
② 伯利兹和克鲁格曼认为，在大规模的产业革命中，蛙跳是有条件的，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悬殊，新技术产生之初相对于旧技术缺乏效率，以及新技术最终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高潜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