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产业偏斜与总量矛盾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量论文,工业发展论文,矛盾论文,我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结构转换与调整是我国新时期经济增长的主题
（一）我国处于产业结构快速转换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取决于结构的有效转换
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必须伴随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别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以结构的加速转换为重要特征，赶超成功的后起之秀国家尤其如此。如日本制造业结构在短短的20多年内就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大的变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先后经历了以电力、钢铁为主导；钢铁、造船、石油、石油化工为主导；汽车、家电为主导部门的几个阶段。韩国步日本后尘，同样在不到30年内走完了相近的历程。
改革初我国就已经进入结构快速转换时期，据估计1980年我国人均GDP约为300美元（相当于1964年100多美元）， 处于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第一个阶段。8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的快速转换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互相推动，并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快速转换时期。据计算，按我国经济增长的十个基本方面与钱纳里“标准模型”比较，我国1990年人均GDP相当于580美元（1964年比值），进入了产业结构变动率较高的第二个时期。
（二）90年代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偏斜特征
按照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由于比较生产率、生产率上升率和收入弹性的差异，生产要素具有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以及工业内部资源配置的重心由以轻工业为主导，向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在重化工化过程中又由以原材料型重化工为重心向以高加工度为重心的转变的特征。但是，在此过程中仍然显示出由产业经济技术内在关联决定的一定的内在协调特征。这种内在协调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移动过程中，第一产业必须具有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农产品的能力；在工业化重心由轻工业向初始重化工化转化的过程中，轻工业不但要有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而且要有为重化工化提供资金积累的能力；在高加工度化过程中，重工业要有为高加工度化提供所需的原材料和技术装备的能力。在产业结构数量变动中表现为，生产率上升率高的部门比重不断提高的变动，在生产技术函数变化上表现为生产要素集约程度由资源、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再向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变化。经验证明，偏离这种内在协调的结构变动，虽然可能推动一时的经济增长，但难以持久。
与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相似，80年代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建立在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动的基础之上的，并且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产业之间的内在协调。即从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来看，改变了过去忽视农业和第三产业、片面发展工业的状况，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内部，由过去忽视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内部循环，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以轻工业为主导，加大了重工业为轻工业服务的比重，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产业结构的变动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效应。据研究，以三次产业来衡量，1981——1990年，工业资源总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0%， 其中，1979—1984年，我国全社会资源总配置效应（即要素配置的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7%，1979—1990年为2.3%；以轻、重工业来衡量，1981—1990年，工业资源总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8.0%，其中，1981—1985年为11.0%，1986—1990年为3.7%。由此可以看出，加速结构的转换在我国80年代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与80年代高速增长主要由需求拉动、以轻工业为主导不同，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投资的高速增长所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42.6%，1993年进一步提高到50.6%，达到改革以来的最高增幅。由于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带动投资品和原材料购销两旺，重工业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88年的52.82%，提高到1993年的59.95%。1994年和1995年属调整时期，重工业所占比重才有所下降。
由于这次重化工业是以扩张基础设施等“瓶颈”部门的供给能力，协调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为目标，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同一技术层次上以外延扩张为主，这就加剧了我国已经存在的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之间的矛盾，同时资金投入的倾斜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偏斜特征，并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资源总配置效应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由80年代的8.0%降为1988—1992年的负 11.2%。
二、我国产业偏斜特征分析
（一）高速增长条件下产业结构的需求偏斜
产业结构的需求偏斜是指，不同的结构变动，导致对于不同类型的生产资料需求强度不同，反过来又影响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经济增长是靠重工业、而其中又主要是靠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所带动起来的。在我国最近的高速增长，虽然也表现为以重工业为主导，但是重工业化内容却不尽相同，是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带动起来的，也由此带动了需求明显地向能源、原材料偏斜而冷落机电产业的特征。“从造成需求偏斜的原因来看，在需求偏斜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增量中的投资需求和存量中产业结构本身决定的中间需求。”
1.投资方向和投资性质所决定的需求结构偏斜。从投资方向来看，前面已经表明，我国近几年的高速增长是由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推动的。全社会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30.32 %提高到1992年的41.38%，1994年进一步提高到55.51%，其中运输邮电业投资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1.94%提高到1994年的21.36%。在这些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建筑工程所占的比重相当高，因而这些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扩张必然引起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急剧增加。
从投资性质来看，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的上升，更新改造投资比重的下降，增加了对建筑工程的投资比重，也导致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增加。
2.我国高耗型产业结构所决定的中间需求的偏斜。决定中间需求偏斜的因素之一是生产结构，即各产业部门的比重。在已考虑到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所决定的中间需求比重上升的情况下，与国际比较，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高耗型特征。正是这种高耗型产业结构导致了中间需求向能源、原材料偏斜。
我国产业结构具有高耗型特征是众所周知的，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由微观层次的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低造成的，而忽视了产业结构本身的影响。我国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产量和加工能力都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我们用相同的能源、原材料消耗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其中固然有利用效率的差距，如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0%，一般工业化国家为50%，但从能源利用效率与单位能耗创造的产出比较来看，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是一般工业化国家的60%，而我国每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3.3%，远远大于能源利用效率的差距，无疑这种差距单纯用能源、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差距以及能源结构差异是难以充分说明的，需要用产业结构的差异来解释。
由于忽视了高耗型产品中的产业结构因素，因而对我国高速增长时期十分突出的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矛盾的成因，人们普遍认为是基础工业（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低、构成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从供需矛盾和价格的变动关系来看，也似乎如此。但是，与国际比较，我国原材料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经非常高，不但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重化工化高潮时期的日本和韩国。只有巴西才曾经达到过我国目前水平，但1989年已降至31.5%。
一般来说，产业的加工过程越长，中间需求中机电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加工过程越短，中间需求中则是能源、原材料所占的比重大。我国产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部门比重和加工层次低的一般性加工部门比重过大，通过其较大的中间需求而使整体需求向能源、原材料偏斜。
可以说，原材料工业本身比重过大这种高耗型的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国的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加工层次低的一般性加工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高度化不足。
（二）高速增长条件下的产业供给偏斜
1.短期供给向水平较低的一般加工工业偏斜。从短期来看，我国一般加工工业设备能力过剩，而能源、原材料工业生产长期处于紧张运行状态。因而，在需求向能源、原材料偏斜的同时，产业短期供给却按照其固有的特征向加工工业倾斜。衡量短期供给，我们可以用高速增长时期各部门的年度增长弹性指标（各部门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比值）来衡量。增长弹性大表示该部门短期供给能力强，反之，短期供给能力小。计算表明，当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增长弹性最大的都是一般加工工业，而原材料工业增长弹性则小得多。
在短期内生产技术函数不可能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原材料与加工工业比例的不断下降，必然使能源、原材料成为瓶颈并制约持续增长的实现，增长不得不减速而把重点转向调整结构。每次调整都是在能源、原材料增长弹性以及能源、原材料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处于最低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实上结构调整都是每次调整的重要内容。
2.长期供给向生产率上升率较低的部门偏斜。从长期来看，我国产业供给同样存在结构性偏斜。影响长期供给偏斜的因素主要是投资行为、产业的进入门槛（投资规模和建设周期、技术要求难度）、投资回报率和产业内在的技术经济特征等。
一方面，由产业部门内在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不同的部门其生产率上升率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依次按制造业、基础设施与采矿、服务业、农业递减。在制造业内部，通常是机电工业有比其它工业快得多的生产率上升率。对我国1988—1992年的分析表明，此期间，生产率上升率的排序依次是：重加工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原料工业、采掘业。
另一方面，不同的投资主体其投资行为具有不同的结构偏斜特征。调查表明，我国近几年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动机是促进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因而在投资结构上偏向基础设施和技术、规模门槛较大的、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带动作用的汽车等工业；而企业投资的主要动机已经转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结构上则偏向资金技术约束较小、利润率较大的制造业和房地产、金融业。90年代初出现的投资推动型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对国内贷款的依赖、由政府来推动的。因而这次高速增长周期中，在三次产业之间投资主要向基础设施偏斜，在工业内部则主要向生产率低的一般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偏斜。
（1）三次产业之间投资向生产率较低的基础设施偏斜。90 年代以来， 各地区加速本地经济增长、 提高财政收入的动机十分强烈。 从1990年开始，由政府推动、依靠国内贷款支持的国有单位投资明显加速，高于同期全国平均达3个百分点，1993年扩大到7个百分点，国有单位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65.60%提高到1993年的70.35%，1994年以后才有所下降。（2 ）工业内部投资向生产率上升率低的一般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偏斜。（3 ）资源配置偏斜使结构高度化不足。资源配置偏斜的结果是结构高度化不足，这可以从增量（投资）和存量（固定资产构成或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在增量方面，也并未出现明显的有利于结构高度化的迹象。在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中，整体上看代表工业化水平的重加工业的固定资产形成速度较慢，其中虽然生产率上升率较高的汽车、电子工业投资比重上升，但是其上升幅度大大低于生产率上升率较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如汽车、 电子工业在1991—1993年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44%和0.97%，分别比1985—1988年间的1.24%和0.71%，提高了0.20个百分点和0.26个百分点，两者合计提高仅0.46个百分点；而交通运输与邮电通讯比重由14.58%上升到17.24%，提高了2.77个百分点；商业饮食物资供销仓储业由3.69%上升到4.34%，提高了0.65个百分点；建筑业由1.38%上升到1.55%，提高了0.17个百分点；电力由14.16%上升到15.83%，提高了1.67个百分点；石油加工由1.86%上升到2.66%，提高了0.80个百分点。投资重点偏斜使结构高度化不足，特别是在大规模生产体制的形成和出现，企业长期利润行为的加强和技术开发热情上升，生产要素在实业界的转移加快，市场秩序改善等方面，并未出现结构高度化特征。即使在投资增长较快的汽车、电子等高生产率上升率部门发展中，还存在相当严重的规模不经济和投资分散等问题。
从存量来看，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之间比较具有高加工度特征的部门比重较低，二是产业内部加工深度不足。
从部门之间比较来看，我国高加工度产业发展不足。如从轻纺工业中的服装与纺织的增加值比例来看，我国1994年仅为0.32，不但低于美、日、德、英、法等五个发达国家1992年的平均水平（0.64），而且也低于韩国（1991年为0.44）和巴西（1989年0.58）；重工业中的加工程度差距更大，以初金属（钢铁和有色金属）与机械类工业比例来看，我国1994年仅为2.29，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9.28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韩国（1991年为4.69）和巴西（1989年为2.75），与印度1990年相近。
不但产业之间比较呈现加工高度不足，而且从产业内部来看，产业的加工深度也不足。表现在相同的产业部门内，我国的附加价值较低，尤其是加工程度相对要高和附加价值高、生产率上升率高的机械类工业，我国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劳动力密集型的食品、纺织等轻纺工业增加值率，我国略低于日本；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加工、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我国高于日本1980年而低于日本1970年，金属冶炼及压延高于日本；而加工程度高的金属制品、机械工业、运输机械工业、电子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增加值率差距更大，比日本低5—16个百分点。
三、产业偏斜与总量矛盾的关系
（一）产业偏斜导致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缓慢
我国经济效益指标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主要是依靠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而净产值率和增加值率、资金利税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导致经济效益恶化的诸多原因中，产业结构向高消耗方向偏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净产值率的下降为例，与1988年相比，1992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净产值率下降了2.63个百分点，其中，因为净产值率下降较快的原料工业比重的上升，直接使工业净产值率下降0.22个百分点；若按不变价计算，净产值率下降了1.77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净产值率变动幅度大于按不变价计算的净产值率变动幅度，这表明产业偏斜导致价格变动又使工业净产值率间接下降了0.86%。
（二）产业偏斜导致增长与治理通胀两难加剧
前面的分析表明，增长加速时，产业偏斜使需求向能源、原材料工业严重偏斜，而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供给弹性却大大低于加工工业，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在此情况下，实物量的供需不平衡只有通过价格变动来调整。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能源、冶金、建材、森林工业大大高于其它工业，整个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3年高达33.7%，采掘和原材料工业则高达46.5%和40.4%，使黑色金属材料、建材、燃料和动力等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不但直接推动物价指数的上涨，而且还带动了相关部门和整个社会物价的上涨，也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
如果控制投资需求、降低增长速度，表面上看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约束缓解，但是适应于外延扩张而生存的企业面临开工不足，资金占用增加、经济效益更趋下降，最终迫使不得不依靠增加货币投放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效益。使得中央政府在治理通胀与保持高速增长的选择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当前这一矛盾尤为突出。
（三）产业偏斜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和国际收支压力增大
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不足，与进口产品比较，生产同样产品所消耗的物资不同，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导致产品的附加价值也有很大的差异，出口产品价格大大低于进口产品。其长期影响将是我国投资设备和高级消费品的对外依赖加强，一般产品的出口则面临需求弹性低，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的压力将增大。如作为我国目前比较优势和出口主导商品的棉机织物进口价是出口价格的1.4倍； 具有出口潜在优势的收音机、收录机及组合音响两期平均进口价是出口价格的1.7倍， 彩色电视机则高达5.2倍； 而作为进口主导的机械设备与能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机械设备的价格差距更为惊人，如工业用缝纫机每台进口价格是出口价格的9.89倍，而金属加工机床每台平均进口价格是出口价格的125 倍。售价差距的背后是附加价值的差距。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高度化趋势已逐步显现，由于产业的偏斜而使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高度化趋势则尚未露出端倪。因而， 满足需求高度化的高附加价值商品对进口的依赖增加， 1994年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高达515.6亿美元，比其出口高出近300亿美元；出口依然依赖于低附加价值的商品，其结果将是为了换回我们经济发展所需的投资设备和高档消费品，我们不得不用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而售价低廉的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贸易条件的恶化、国际收支的压力也将增大，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些低层次产品我国已占世界市场相当份额，大规模出口，不但面临进口国限额的限制，甚至会遭到进口国的倾销指控；另一方面，即使不限额，也会出现各省纷纷涌出，自相竞争，造成增出不增收，而且这种现象近几年就已经开始出现。
（四）产业偏斜将使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的约束加剧
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具有高消耗型和资源密集型特征，如果大力增加上述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并推动以石油、钢铁为基本能源、原材料的重化工化将面临资源的制约。以钢铁为例，如我国钢的生产以日本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0年间对钢的需求弹性系数1.1进行测算， 2010年我国钢产量将达到3.58亿吨（取1990—2010年GDP年均增长8%），以每吨钢需2吨铁矿计共需7亿多吨铁矿。我国目前的铁矿产量只有2 亿多吨，2010年达到4亿吨有很大难度，而目前世界铁矿石产量只有9亿多吨，其中全部国际贸易量只有3亿多吨。原油方面，据估计到2010 年我国原油需求量达3亿吨左右，国内可供1.4亿吨左右，届时需进口1.4—1.7亿吨，目前世界上只有日、美进口原油超过1亿吨。粮食、 棉花也有类似的问题。
四、几点启示与建议
（一）解决通胀和增长两难、经济效益低下等矛盾，不能单纯从总量或企业微观着手，需要有结构层次的考虑
一是从问题的产生来看，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经济持续增长乏力，都与我国产业发展偏斜导致的产业结构的高消耗和高加工度不足有关。二是从结构出发解决上述矛盾，必须是短期与中长期并重。结构问题的形成往往是资源配置长期偏斜的结果，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也是长远的。这就要求我们解决总量问题时也必须坚持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重，把结构问题纳入总量调整之中统筹考虑。
（二）正确处理结构协调与结构优化的关系，保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当力度，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防止结构调整中过度偏离产业升级要求
补基础设施不足所进行的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然使产业向能源、原材料偏斜加剧，而结构的高加工度不足问题难以得到缓解。这样既会强化需求对能源、原材料的偏斜而使通胀加剧，也会导致我国在各产业国际化过程中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恶化。
在近几年投资大幅度向第三产业倾斜的情况下，应该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保持在适当范围，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
（三）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是提高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改变经济效益持续下降状况的重要途径
造成我国经济效益持续低下的问题，不仅仅是企业微观层次的问题，产业结构的高消耗和高加工度化不足也是其直接原因；从深层次来看，则是企业研究与开发水平低，国家对具有高生产率上升率特征的机电产业的投入、对其研究与开发的扶持不够。国际经验表明，要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能够成功地开发新技术和成功地采用外国技术，形成本国的开发能力，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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