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时期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中亚论文,时期论文,民族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问题常常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是解决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对苏维埃时期的中亚民族宗教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
在沙皇俄国入侵中亚以前，中亚地区的主要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以后逐渐传入中亚的。从那时起， 中亚当地居民开始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经过若干世纪的传播，伊斯兰教已深刻地改变了中亚的文化格局，成为中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融为一体。直到十月革命前，伊斯兰教在中亚精神领域一直占统治地位。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就充分考虑到了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感情，采取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17年12月3日， 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布：“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机关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利这样做。”〔1〕
十月革命前，中亚当地民族还处在氏族宗法和封建制度的发展阶段上，宗教的影响很大。考虑到中亚等地的实际情况，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2 〕列宁考虑到宗教的作用，他总是教育党员和干部要尊重群众的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不能操之过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3〕
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中亚苏维埃政权不顾中亚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特点，照搬俄国中部地区的做法，对当地民族的宗教采取了较激进的措施，如废除卡迪法庭（当地的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没收寺院（清真寺）的土地等。这些措施触动了当地居民的宗教感情，不仅遭到巴依、穆斯林僧侣上层的反抗，也引起了穆斯林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疑虑。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土尔克斯坦开始允许土著居民的头面人物参加苏维埃机构，恢复被废除的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归还寺院的土地，并且颁布了土尔克斯坦中央委员会关于恢复卡迪法庭的决议。土尔克斯坦司法委员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卡迪法庭，是为了尊重当地劳动者的风俗和道德法规，决不允许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这些法庭。”在游牧民居住的地区，准许比伊法庭（当地宗教法庭的一种）的存在。苏维埃政权容许这些法庭依照《习惯法》来审理案件。由于初期党内一部分人对在土尔克斯坦实行新经济政策持怀疑态度，这些宗教宽容政策执行得非常缓慢。1922年5月，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土尔克斯坦——布哈拉事务》的决议中，建议土尔克斯坦、布哈拉政府把没收的土地归还给寺院，使地方民族法院（卡迪和比伊法庭）合法化。 〔4〕随后，土尔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全体会议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将寺院不动产归还给以前的占有者以及恢复卡迪和比伊法庭的决议。决议强调：“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是与地方《习惯法》作斗争，而是要号召全体人民为争取劳动者的政权而斗争。”〔5〕
在布哈拉，当地苏维埃政权非常重视做穆斯林僧侣的工作，邀请穆斯林头面人物参加群众代表会议，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和计划。1923年12月25日，召开了全洛开亚（东布哈拉）的代表大会，全体毛拉参加了大会。毛拉们引证《古兰经》论述道：“苏维埃政权是安拉的安排，因为它的建立代替了对人民不公正的政权。”〔6 〕由于对宗教采取了一系列宽容措施，当地苏维埃政府与宗教界的矛盾大为缓解，因而争取到了中亚宗教界人士对土地改革及其他苏维埃建设事业的支持，也争取到了中亚广大穆斯林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拥护。
二
列宁逝世后，苏维埃政府在中亚实行的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首先，联盟中央只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坚持“宗教在任何条件下只能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绝对化的观点，看不到宗教意识形态是可以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是可以从适应旧制度向适应新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转化的。这样就失去了与宗教力量在政治上团结的基础，也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失去了理论根据。其次，联盟中央把宗教看作是可以依靠主观努力在短期内消除的孤立现象，因而对宗教采取了根本违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规律的方针、政策，如瓦解宗教组织、捣毁宗教设施、镇压宗教人员等。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盟中央在宗教认识上的偏颇，中亚当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在斯大林时期遭到了限制和打击。1928年，联盟中央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的痕迹，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教上层、伊斯兰制度和伊斯兰教徒。在苏联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进行的反伊斯兰运动一直持续到1941年卫国战争前夕。由于这一运动，中亚的伊斯兰教组织和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如中亚地区的撒马尔罕原有清真寺和宗教学校150座， 塔什干有300座，布哈拉有430座，安集延有387座， 在反伊斯兰运动中全部关闭，宗教组织受到严格控制，穆斯林的正常宗教活动也受到限制。〔7 〕据美国学者温布什披露，1912年，俄国（主要指中亚和高加索一带）境内有26279座清真寺，到卫国战争期间宗教政策放宽时， 清真寺总共只有1200座了。〔8〕反伊斯兰教运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 “使劳动人民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9 〕确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统治地位。然而伊斯兰教在中亚当地居民中并未完全失去其影响与作用。卫国战争开始后，随着对宗教限制的放松和准许重新开放清真寺，人们又大量回到了清真寺，伊斯兰教活动在中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到卫国战争结束时，苏联中亚和高加索一带的清真寺已达3000座之多。1945年，一批穆斯林还获准去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朝觐。当然，对伊斯兰教打击的一时放松并不意味着联盟中央已完全改变了对伊斯兰教的看法。195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仍强调：“像所有的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作为剥削阶级手中的一种武器，作为外国殖民主义者对工人们进行精神压迫、对东方人进行奴役的一种工具，始终起着反动的作用。”〔10〕
三
赫鲁晓夫执政后掀起了一场反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的运动。1954年，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重大缺点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改变和结束反宗教工作的无人管理状态，强调要继续“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及其对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危害。1959年，赫鲁晓夫在中亚等地开始发起了大规模的反伊斯兰教运动。当时中亚等地的清真寺约有1500座，到反伊斯兰教运动结束的1964年，中亚等地的大部分清真寺，包括农村的清真寺在内，几乎全部关闭。到1965年，中亚等地的清真寺总共只剩下300～400座了。〔11〕
赫鲁晓夫时期，一方面对伊斯兰教的机构进行限制和打击；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力图将伊斯兰教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彻底排除出去。1963年4月， 苏共中央在关于吉尔吉斯党组织的决议中强调指出，党组织应以共产主义教育“对各阶层施加有效的影响”，“反对宗教残余”，“不调和地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12〕1963年6月， 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党在现有条件下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党纲的实现，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型的人。要提高政治觉悟，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人们意识中的旧的残余发起全面的进攻。”〔13〕而“旧的最有害的残余之一就是宗教偏见和宗教迷信”。〔14〕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明确宣布：“必须系统地进行广泛的科学无神论宣传，耐心地说明宗教信仰是毫无根据的，它是过去由于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真正法则的无知和人们由于遭受到自然界自发力量和社会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15〕
赫鲁晓夫时期大力反对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的运动和措施是与当时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以促使“新的历史共同体”早日形成的激进思想密切相关的。为了尽快实现各民族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消除宗教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影响，1964年苏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居民中的科学无神论教育的措施》的决议中强调，要广泛发动党、团以及各群众团体的力量，建立有关规章制度，以便“更积极地把非宗教的节日和仪式灌输到苏联人的日常生活中去”。〔16〕实际上，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方式是难以彻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的。在中亚，伊斯兰教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已深深地渗入到中亚当地民族的文化之中，中亚当地民族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习俗礼仪等已和伊斯兰文化密不可分。联盟中央对中亚民族宗教和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民族传统文化不加区分地一律给予限制和打击，不可能不伤害当地居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它不仅达不到尽早消除伊斯兰教影响的目的，相反，只能增强当地人民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
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7〕联盟中央对伊斯兰教采取的仍是限制政策。据前苏联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卡尔切夫在全苏实行改革后首次公布的材料，1961～1986年间，苏联穆斯林团体减少了2／3，即25年间有1576个穆斯林团体消失了。〔18〕塔吉克斯坦学者米·米拉希莫夫则谈得更详细：“全苏1961年有2307个伊斯兰教团体， 1966 年有1820个，1971年有1087个，1976年1069个，1985年有954个。”〔19 〕据美国学者温布什提供的材料，1976年中亚有143座开放的清真寺， 供将近2700万穆斯林使用。而在土库曼斯坦，1979年只有4 座农村清真寺，供230万居民使用。〔20〕
为了在国外尤其是在保守的穆斯林国家（沙特阿拉伯、约旦、摩洛哥等）树立一种正确对待伊斯兰教的形象，勃列日涅夫时期开放了一些清真寺，并且每年有6～8座清真寺开放。此外还允许穆斯林上层参加世界性的伊斯兰教活动，如中亚的大穆夫提（解释伊斯兰教教规的官员）就参加了1975～1979年的各次伊斯兰教会议。1977年在塔什干举行了纪念《穆罕默德言行录》作者阿勒－布哈里教长逝世1200周年的会议，世界各穆斯林国家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达1000人。〔21〕
但是在国内，联盟中央依然把反对伊斯兰教作为一项政治斗争任务来进行，仍大力宣传科学的无神论，揭露和批判伊斯兰教的“虚伪”和“偏见”，严格限制民间伊斯兰教的活动。纳扎尔巴耶夫曾回忆道：“不久前一个共产党员仅参加了一次宗教葬礼或降生仪式便被视为反党行为。”〔22〕塔什干市的一名中学教师因在家里过开斋节而被开除出党。联盟中央对伊斯兰教的严加防范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已深深渗透到了中亚当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尽管联盟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彻底消除伊斯兰教对中亚当地居民的影响，但收效甚微。据一位法国学者1980年的调查，当时在中亚和高加索穆斯林居住区，“只有20%的人是无神论者，80%的穆斯林或因信仰，或因传统，或因亲人影响，全部是各式各样的信徒。即使是无神论者也同伊斯兰教保持着联系，因为他们绝大部分人要让他们的孩子受割礼，按照宗教仪式结婚，并于死后埋葬在穆斯林的墓地”。〔23〕1981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丁·阿·库纳耶夫在哈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承认：“在东哈萨克斯坦州、卡拉干达州和帕夫洛达尔州，……宗教活动活跃起来了。阿拉木图州卡斯克连区的东方曙光村有将近100名教派分子过着寄生生活，而地方当局始终未发现。还有其他一些事实，如，那些所谓‘浸礼会分裂派教徒’竭力秘密地复制他们的书籍。南方几个州的许多地区一些‘漫游无定’的毛拉感到自由自在。（在哈萨克斯坦）宗教礼拜活动未见减少，而且，有时党员也出来参加宗教仪式。……杰兹卡兹甘州宗教事务委员会的特派员巴伊扎巴基诺夫同志竟然向自己的阿拉木图领导人提出请求……派毛拉为自己的亲属念经送殡。杰兹卡兹甘市执委会从卡拉干达招请神职人员。而区报的一个编辑竟然与当地的一个教士交了朋友，他们一块儿庆祝革命节日和宗教节日。”〔24〕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苏洛夫在塔共十九大报告（1978年）中承认：“宗教迷信和情绪长期存在，它们今天对一部分居民的生活态度仍然发生影响。……我们在生活中运用苏维埃人的仪式和礼节来抵制宗教界的影响做得不力。其中大多数礼节缺乏需要的诱惑力，缺乏情感。”〔25〕在土库曼斯坦，“有些基层党组织和区委对无神论的教育问题研究得不够。招摇撞骗者就利用了这一点，在所谓‘圣地’周围以‘神学家’的身份搞欺骗活动，为了牟发横财和捞到好处，不惜臆造和散布关于某些陵墓和古迹似乎很‘神圣’的讹谣，他们接待朝圣者，给病人‘治病’，以此取得物质利益”。〔26〕
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联盟中央大力进行无神论宣传，从表面上看，无神论已完全处于统治地位，但许多穆斯林当众保持着无神论的姿态，而私下过着宗教生活。〔27〕由于官方开放的清真寺太少，地下伊斯兰教活动非常活跃。据有关资料披露，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地下穆斯林包括私人学校、《古兰经》学校、非官方学校、苏菲派兄弟会等。地下伊斯兰教的活动伸向包括中亚在内的苏联各个角落，据估计，当时的地下秘密清真寺多达1000多座。〔28〕
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深深地渗透到中亚当地居民的意识中，它不会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轻易地消失。虽然中亚的现代教育在苏维埃时期有了快速迅猛的发展，但人们文化积淀中的伊斯兰教影响却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如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中亚当地民族的妇女有许多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很少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中亚民族妇女的就业率远远低于男性。塔吉克斯坦在80年代初有23万名闲散人员，女性就占了94%。据1988年第1期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与生活》杂志透露，80 年代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各地农村学校的毕业生每年留在农村的多达75%，进入工矿企业的只有12%。青年人宁愿呆在劳动人手超饱和的当地农村而不去为自己开拓新天地。还有材料表明，中亚当地毕业于普通中学的青年人在选择继续深造的方向时，多偏重于人文科学，而对理、工、农、医普遍兴趣不大。中亚劳动力大剩余，但中亚当地人却决不愿迁往劳动力紧缺的其他地区。〔29〕凡此种种，都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苏联对伊斯兰教的限制有所松动。但是包括中亚在内的全苏范围内的无神论和反伊斯兰教的宣传教育并未有丝毫放松，而是比以往更坚决、更激烈。正如亚历山大·本尼森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反对伊斯兰的斗争被看作是哲学领域里的最高境界。”〔30〕但是，由于急于将中亚当地民族的文化统一到苏维埃文化体系之中而采取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压政策，致使当地民族在宗教和民族感情上都受到了严重伤害。随着当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当地民族反而更增添了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和归附心理，这是联盟中央所始料不及的。
五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路线。随之，伊斯兰教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在中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具体表现在：（1）信教人数陡增。据有关资料显示，1987年， 在中亚五国人口最多且当地民族占人口比重最大的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民族中约有70%的人遵守宗教习俗和法规。〔31〕在塔吉克两所高等学校“被调查的375名学生中，仅有6.9%的人称自己是无神论者，28.6%的人不信教，但基本遵守教规，有17%的人信教，有8%的人拒绝回答。 在同一共和国6和7年级的中学生中，有1／3的人是信教者”。〔32〕1987年在伏龙芝召开的一次中亚记者特别研讨会上，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乌兹别克研究室主任阿·库奇卡诺夫指出：“实际上信教程度农村和城市一样。在一些地区，信教者已占人口的98%。”〔33〕（2 ）信教人员广泛。除了传统的信教者外，在信教者中加入了大量的年轻人，而且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据1987年在乌兹别克的调查，在70%的信教者中，有80%的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34〕据1987年3月4日《苏维埃吉尔吉斯报》报道，吉尔吉斯南部有许多年轻人参加清真寺的活动。甚至连曾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些人也加入到了信教者的行列。据《苏联民族概览》杂志1987年第6期报道，许多党的工作者、 苏维埃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者也在暗地里遵从伊斯兰教的教规和习惯。1987年在土库曼，有20多人因参加宗教节日活动而被开除出党。〔35〕（3 ）修复和新建了大批清真寺，翻译并大量出版了《古兰经》，恢复和新开了宗教学校。1989年在乌兹别克登记注册开放的清真寺就有120座。 从前被封存在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历史博物馆内的《奥斯曼古兰经》重新回到了穆斯林手中，并在《东方之星》杂志上印行刊出。〔36〕在哈萨克斯坦，仅1990年一年就开放了87座清真寺，1991年增至150座。 同时还成立了阿拉木图高级伊斯兰教经学院，招收两年制学生。在塔吉克斯坦，1989年有清真寺70座，1990年增至90座，1991年又增至124座。 此外，还有3000处礼拜堂。1990年在首都杜尚别还建立了第一所伊斯兰教经学院，招收140名学生入学。在吉尔吉斯斯坦，1985年全国有30 余座清真寺，到1990年增至60多座。〔37〕（ 4 ）去麦加朝觐者逐年增加。 如1989年去麦加朝觐者只有25人，而到1991年则增至4000多人。（5 ）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结合日益明显。1989年2月， 在塔什干发生了穆斯林游行事件，示威者举有“穆夫提应当由穆斯林选举，而不是由共产党任命”、“穆夫提的教职不能传承”等标语，结果使前苏联当局指派的巴巴哈诺夫被迫辞职。〔38〕1989年6 月莫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族与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发生冲突时，呼出“乌兹别克伊斯兰共和国和霍梅尼万岁”等口号。1991年9月，乌兹别克穆斯林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领导人辞职，在领导人更迭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哈萨克斯坦，1991年12月发生了袭击阿拉木图中心清真寺事件，迫使哈萨克斯坦宗教委员会领导人辞职。在塔吉克斯坦，1991年10月，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迫使塔吉克议会主席团取消了禁止成立宗教政党的法律。该党不仅在全国建立了基层组织，而且在一些重要机关设置了党代表，甚至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其目标是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其国内因素是：（1 ）伊斯兰教在中亚当地民族中已不仅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已变成中亚当地民族心理素质和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9〕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常常被前苏联当局所忽视。正因为如此，持续不断的无神论教育和强行割断伊斯兰教与当地传统文化的联系反而产生了负效应。随着当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民族意识逐步增强，当地民族对联盟中央强行消除宗教和传统文化影响的一套做法愈来愈反感，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认同和归附心理愈来愈增强，而对强行灌输的带有明显大俄罗斯主义色彩的思想、文化的抵制和排斥心理愈来愈强化。这是导致中亚伊斯兰教兴起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2 ）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失控，以及党组织缺乏对宗教兴起的思想准备，也是造成中亚伊斯兰教兴起的重要原因。纳扎尔巴耶夫在谈到改革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我们开始了改革，却未关注今后行动的明确计划，没有明确的政治和思想方向。”〔40〕于是，当宗教兴起时，党的组织便无所适从，缺乏明确的应付措施。1986年6 月11日，《苏维埃塔吉克斯坦报》抱怨说，尊敬的党组织对群众热衷于伊斯兰教的事情非常清楚，但他们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该报还指出，宗教信仰在群众中非常普遍，许多人严守宗教教规、封斋和做祷告，而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却马马虎虎、不负责任。他们的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处于低水平状态。特别是妇女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女孩子上完初中后就不再继续读高中或职业高中。区、县级的商业、文化和农业部门缺少干部，可是党组织却对此视而不见。1986年8月， 《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报》用非常遗憾的语言报道说，“当各种宗教仪式重新恢复时，并没有引起党组织书记和执行委员会领导的足够重视”，“致使一些党员随心所欲，顽固地坚持宗教信仰，遵守教规和礼仪”。〔41〕党员尚且如此，一般群众就可想而知了。（3 ）前苏联政府对宗教态度的改变为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兴起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1989年3 月中旬，经前苏联官方许可，“穆斯林宗教界人士在塔什干召开了穆斯林会议。作为对会议的致意，戈尔巴乔夫向宗教机构正式归还了以前被沙俄军队从这一地区夺走的一本公元7世纪的《古兰经》”。〔42 〕这是表明官方已改变对伊斯兰教的态度的一种象征和姿态。1990年9月， 前苏联政府正式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宗教法》，规定一切宗教活动都是合法的。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伊斯兰教终于可以在中亚合法存在和发展了。对此，中亚宗教界人士是有深切感受的。塔什干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活动家拉吾欣·伊利亚索夫曾指出：“我们祈求真主赐予他（指戈尔巴乔夫——作者注）正道，是他给了我们自由，我们支持他搞民主化。”〔43〕中亚穆斯林宗教局主席、穆夫提尤素福说：“他们（指穆斯林——作者注）想依照善意和公正的法律生活。目前，从总的情形看，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们看到，共和国领导开始重视教徒了，还看到，现在国内已经用尊敬、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观点及其信念了。”〔44〕（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放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导致包括中亚在内的全苏意识形态的完全失控和混乱，于是伊斯兰教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便乘虚而入。1992年2 月被选为塔什干大穆夫提的穆罕默德·尤素福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在我们地区和人民中造成了一个精神真空，唯有伊斯兰教可以填补这一真空。”
从国外因素来看，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和支持对中亚伊斯兰教的兴起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使中亚穆斯林有机会认识了外部穆斯林世界。阿富汗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中亚穆斯林和阿富汗穆斯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兄弟般的情感”，苏联穆斯林士兵的消极作战就是证明。〔45〕这场战争促使中亚当地民族尤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形成其自身的社会意识。前苏联学者阿·马拉申科认为，阿富汗事件对苏联穆斯林社会舆论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对阿富汗圣战者越来越多的同情以及反对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的伊斯兰圣战思想在中亚穆斯林地区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成为穆斯林地区首先是中亚伊斯兰教复兴的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46〕亚历山大·本尼森也认为，阿富汗战争对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影响很大。〔47〕
伊朗与中亚毗邻，戈尔巴乔夫对伊斯兰教的开禁使伊朗燃起了在中亚复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希望。自1991年底开始，伊朗为塔吉克370名学生学习伊斯兰教提供经费。截止到1992年， 在短短几年内，伊朗已向中亚诸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 以支持该地区发展伊斯兰教。伊朗还积极支持中亚伊斯兰复兴党的活动，力图在中亚推行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沙特阿拉伯也积极援助中亚的伊斯兰教活动。它注重以研究伊斯兰教的形式审慎地向中亚渗透，称之为“绿化中亚”，即使中亚伊斯兰化。它凭借“世界伊斯兰中心”于1989年一次向中亚赠送100 万册《古兰经》，对来自中亚的朝觐者全部免费提供食宿。沙特还免费接受中亚的大批留学生，并在中亚各国建立“伊斯兰中心”的分支机构。从1991年8月开始，沙特拨款45.7万美元在吉尔吉斯援建清真寺和经学院。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对中亚伊斯兰教的支持都明显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在中亚国家中，受泛伊斯兰主义（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最大的是塔吉克斯坦。与该地区其他民族不同，塔吉克人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同伊朗人和阿富汗人的语言十分接近。正因为如此，不少伊朗教士能用塔吉克语出色地进行宗教宣传。在中亚，最早要求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就是塔吉克斯坦的毛拉阿卜杜拉·赛义多夫。他在1986年即劝说他的追随者向苏共二十七大发出反映这种要求的请愿书。随后，塔吉克学者米·米拉希莫夫也坚持实行这种国家制度的思想，并得到阿富汗一些高级僧侣的支持。激进的、带有明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复兴党的成立和活动，更是对塔吉克的世俗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亚各国领导人基本持抵制态度。1991年10月11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记者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得人人都感到担心，包括我本人在内”；“鉴于我们国家目前的混乱状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试图向苏联的中亚地区渗透”；“我们不会听任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因为它可能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穆塔洛夫明确表示，原教旨主义不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该国政府“将尽力扼制这一潮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强调，他要使吉尔吉斯人免遭“共产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表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信任”，要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抵制。〔48〕
总的说来，一方面伊斯兰教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发展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表现在：（1）中亚有些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历史不长。 哈萨克斯坦的多数穆斯林是在19世纪初才开始信教的。当时，在土库曼信教的气氛亦不浓。而吉尔吉斯人更“从来不是虔诚的穆斯林”。〔49〕在苏联时期又经历了70年无神论的教育，除部分老年人外，许多青年人并无浓厚的宗教意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主要是出于赶时髦、图新鲜而参与宗教活动，并无十分坚定的信仰。（2）中亚地区并不是单一宗教的区域， 这里除了伊斯兰教外，还有东正教、佛教、基督教等，信仰这些宗教的民族在中亚居民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当伊斯兰教的发展威胁到他们的宗教生活时，他们必将起而抗争，起到某种遏制作用。（3 ）中亚各国都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当权者反对强化各国的宗教色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公开声明，哈萨克反对以种族或宗教组成集团。他认为哈萨克应走土耳其的道路，即政教分离，类似西方的世俗政治。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在1992年2月24 日答《生活》周刊评论员提问时说：“土库曼斯坦应该走一条民主的非宗教性国家的道路。”他称“政府的方针既清楚又明确，即建立一个非宗教性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及其由共产党改名而来的人民民主党认为，伊斯兰教只关系到个人的道德和精神健康。他们坚决主张宗教和政治分开，并把这一原则写进了宪法。（4 ）西方国家不支持伊斯兰教在中亚进一步发展。土耳其也不赞成中亚变成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俄罗斯有70年的影响力，它认为中亚是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不会坐视中亚成为伊斯兰势力统治的地区。
总之，通过对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只看到它的消极作用，并在实际工作中把思想信仰作为政治斗争问题来对待和处理，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去消灭宗教信仰问题，这是违反意识形态规律的，不但达不到预想的目的，而且会适得其反。但同时，无产阶级政党也不能对宗教问题放任不管，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和发挥宗教有可能随着社会发展而适应和满足某些社会生活需求的方面，促使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人为地限制、打击宗教信仰或听任宗教信仰自由泛滥，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1〕《苏联的建立（1917—1924年文件汇编）》，俄文版， 莫斯科，1949年，第21～22页。
〔2〕《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 ～324页。
〔3〕《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4页。
〔4〕参见《中亚共产党组织史》，塔什干，1967年，第565页。
〔5〕《中亚共产党组织史》，第566页。
〔6 〕〔苏〕伊诺雅托夫：《中亚各族人民反对干涉者和内部反革命的斗争》，莫斯科，1984年，第40页。
〔7〕参见《世界宗教资料》，1993年第2期，第19页。
〔8〕参见〔美〕S·E·温布什：《苏联伊斯兰教与民族》， 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6期。
〔9〕参见〔苏〕诺维科夫主编：《宗教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89页。
〔10〕转引自〔美〕希克·R·阿里著、 陈德仁译：《苏联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4期，第13页。
〔11〕参见〔美〕S·E·温布什：《苏联伊斯兰教与民族》。
〔12〕《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
〔13〕《真理报》，1963年6月22日。
〔14〕《吉尔吉斯斯坦史》，伏龙芝，1963年，第734页。
〔15〕《吉尔吉斯斯坦史》，第735页。
〔16〕《论宗教与社会》，莫斯科，1977年，第85页。
〔17〕因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的政策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相同，故归为一个时期论述。
〔18〕参见〔法〕亚历山大·本尼森：《对伊斯兰教的回顾》，载《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
〔19〕《苏联的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载《历史问题》，1989年第5期。
〔20〕〔美〕S·E·温布什：《苏联伊斯兰教与民族》。
〔21〕参见〔法〕亚历山大·贝尼格桑：《苏联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危机》，载《民族译丛》，1980年第4期。
〔22〕〔哈〕H·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23〕〔法〕亚历山大·贝尼格桑：《苏联的穆斯林与阿富汗危机》。
〔24〕《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81年2月5日。
〔25〕《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人报》，1978年1月24日。
〔26〕《土库曼火花报》，1981年1月17日。
〔27〕参见〔美〕希克·R ·阿里：《苏联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
〔28〕参见〔美〕S·E·温布什：《苏联伊斯兰教与民族》。
〔29〕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刘靖兆、刘振前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30〕〔法〕亚历山大·本尼森：《对伊斯兰教的回顾》。
〔31〕〔33〕〔34〕参见〔法〕亚历山大·本尼森：《对伊斯兰教的回顾》。
〔32〕〔法〕亚历山大·本尼森：《对伊斯兰教的回顾》，百分比可能有误，原文如此。
〔35〕参见《巴基斯坦时报》，1986年12月2日。
〔36〕〔苏〕瓦利耶夫：《伊斯兰教与改革》，载《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人》，1990年第10期。
〔37〕参见沈翼鹏：《中亚五国的宗教问题及其对政局的影响》，载《中亚研究》，1993年合刊。
〔38〕参见〔苏〕瓦利耶夫：《伊斯兰教与改革》。
〔39〕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32页。
〔40〕〔哈〕H·纳扎尔巴耶夫：《探索之路》，第207页。
〔41〕《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报》，1986年8月11日。
〔42〕〔43〕艾斯卡尔摘译：《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载《中亚研究》，1990年第2期。
〔44〕〔苏〕瓦利耶夫：《伊斯兰教与改革》。
〔45〕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332页。
〔46〕参见《东方》杂志，1991年第5期。
〔47〕参见〔法〕亚历山大·本尼森：《对伊斯兰教的回顾》。
〔48〕参见安维华、吴强：《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复兴》，载《中亚研究》，1993年合刊。
〔49〕〔俄〕《独立报》，1993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