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二战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1945～195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战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在二战中俘虏了大量战俘①，在苏联时期战俘资料处于尘封状态，苏联解体后相关档案陆续解密，史学家方有可能更为深入地揭示在苏战俘的遣返问题。国内相关研究甚少，尤其是对西方战俘遣返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②。笔者试图根据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③ 和研究成果，对战俘遣返持续时间，优先遣返顺序，战俘遣返进程的特征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在苏战俘的大规模遣返从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就已开始，但是一直持续到1956年年底才最终结束，遣返工作长达十余年之久。其中战俘遣返在1950年基本结束，1950年之后留在苏联的主要是被判刑和处于被侦查状态的囚犯，以及由于疾病或者其他原因耽搁遣返的人员④。不仅遣返持续时间较长，遣返过程更是一波三折，有些国家的战俘被分成好多次遣返，而有时一次遣返几个国家的战俘。优先遣返的战俘既有友好国家的，也有敌对国家的；既有身体健康的战俘，同时也有大量伤病战俘……战俘遣返为何会持续十余年之久？战俘的遣返进程为何如此扑朔迷离？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剖析和解读，笔者发现，上述状况的形成与苏联政府在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有着直接关系，即外交、政治⑤ 和经济考量。正是这三种因素对在苏战俘的遣返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 外交方面的考量
早在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上，盟国间就在战俘遣返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战争结束后盟国间要相互遣返战俘。出于对外交关系的考量和对国际法的尊重，苏联政府在战后严格遵守这一协定，将非交战国的战俘优先遣返回国。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苏联政府就已将5万余名英美战俘经海路遣返回国。在1945年8月10日又决定遣返下列国家的所有战俘，即波兰19800人，捷克斯洛伐克32600人，南斯拉夫9500人，意大利19640人，比利时1800人，荷兰1300人，卢森堡720人，丹麦230人，保加利亚280人，美国40人，瑞典31人，瑞士24人，希腊20人，英国15人⑥。这些人主要是从战俘营、专门医院挑选出来的，也有一些是从前线解救的。
不仅盟国间的战俘遣返与外交关系有着直接联系，德、日等国战俘的遣返也与外交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日本战俘为例，战俘遣返进程很大程度上是由外交关系决定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日本战俘遣返问题不仅取决于苏日关系，还取决于苏美、美日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美日苏三角关系。战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只是按照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即《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有权请求尽快遣返本国被俘公民。依据这一规定，日本政府与国际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而多层次的活动⑦。为了能够早日遣返战俘，日本各界都希望尽快改善对苏关系，并希望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然后两国签署和平条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苏联则想借战俘遣返问题而在日本北方领土问题上占据原有优势，并在遣返日本战俘之前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而扩大对日本的影响力。同时，尽量寻找各种借口拖延遣返，拒绝公布战俘名单和各类战俘数量⑧。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延长日本战俘在苏劳动时间，还可以表达对美国排挤苏联而独占日本的不满和抗议，进而逼迫美日做出让步。美国则担心日本与苏联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会危害到美国在日本的既得利益，希望苏日之间维持现状，甚至通过恶意宣传来挑拨苏日关系，加深彼此矛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战俘问题已成为苏联对抗美国的武器，而对于日本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悲剧⑨。因为日苏关系是美苏关系的一面镜子，日本发展独立的日苏关系的余地非常小⑩，在很多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
为加快遣返日本战俘，日本国会、社会组织和战俘人员的家属做了大量的努力(11)。在日军被俘之初，日本就发起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并得到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他们给苏联领导人写请愿书，表达日本国内盼望战俘归国的迫切心情，希望获得苏联领导人的同情和帮助，进而加快战俘遣返。然而，由于当时大规模遣返在苏日本战俘的时机尚不成熟，而且苏日、苏美关系在战后初期正处于对立状态，加之日本战俘在苏联的关押时间较短，并未对苏联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做出多大贡献，因此日方的请愿苏联一般不予回应，多以沉默的方式婉拒(12)。为此，日本社会团体多次组织抗议、绝食等活动来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并且批评苏联违反《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战俘问题的规定(13)。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这样的社会组织达一百多个(14)。苏联则把此类行为归结为反苏活动，并认为这是美国从背后指使来对苏联进行恶意诋毁和舆论攻击的行为(15)。为此，苏联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与对手展开了宣传战，试图通过意识形态上的宣传(16)，使日本社会团体消除对苏联的敌对情绪，通过讲述战俘真实的关押状况消除日本国民对战俘处境的担心。而且，从国际舆论和日苏关系的角度出发，苏联也在有步骤地遣返日本战俘，只是在遣返时间上存在故意拖延的嫌疑(17)。
随着在苏战俘遣返接近尾声，加之日本的外交努力，苏联政府最终在1950年5月22日决定将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和被关押人员遣返回国，共计3109人，其中战俘1426人，各类被关押人员1683人(18)。1950年之后留在苏联的日本人，主要是被判刑和处于被侦查状态的囚犯，以及由于疾病或者其他原因耽搁遣返的人员。在此后的几年里，日本方面一直为遣返本国同胞与苏方进行外交斡旋。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正式生效后，日本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通过苏日政府间谈判来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尤其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开始大赦犯人，这对于日本来说是个绝好机会。日本开始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联盟等国际组织与苏联取得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与日本红十字会在1953年年底进行谈判，这是苏日双方就战俘问题的首次谈判。谈判进展顺利，并很快开始遣返战俘。1953年11月28日，420名日本战俘和389名平民从纳霍德卡港乘坐轮船回国，12月1日到达日本的舞鹤港。1954年3月18日又遣返了420人(19)。在1954年7月22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与日本国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苏方承诺会尽快遣返在苏日本战俘和战犯。1955年4月15日遣返86名日本人，8月30日再次遣返36人，而同年12月9日遣返43人，1956年3月遣返18人，5月28日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应日方请求在6月初遣返60人，到1956年6月末在苏日本人仅剩下1000多人(20)。
日本战俘遣返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是在苏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在1955年6月举行的外交谈判中，日方强调应先遣返战俘和解决领土问题，然后再签署联合宣言，而苏联的立场则正好相反(21)。但是，由于苏联在谈判中明显占有主动权，日方不得不做出让步。在9月份举行的第二轮苏日谈判中，日本首相鸠山一郎被迫同意先实现苏日关系正常化，然后再谈战俘遣返和北方领土等问题。苏方对此积极回应，并立即公布了在苏日本人数量(22)。1956年10月19日《苏日联合宣言》签署，12月12日联合宣言正式生效后，苏联宣布大赦战犯。12月21日最后一批日本战犯集中到了纳霍德卡港，23日出发，24日1025名日本人到达舞鹤港(23)。但是，日本政府认为还有很多人没有遣返(24)，而对于苏联来说遣返工作已经结束。正因如此，多年以来，战俘遣返问题与北方领土问题一直被日本利用于煽动反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情绪。尤其是在1990年之前相关档案处于保密状态，更是留给日本人太多的猜想和怀疑的空间。
总之，苏联政府出于外交方面的考量而确定了各国战俘的遣返顺序，即非交战国的俘虏最先遣返，交战国或者是敌对国家的战俘推迟遣返。而德、日等国的战犯遣返则是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的，在实现苏德、苏日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下才最终结束了战犯遣返工作。可以说，外交考量是影响战俘（战犯）遣返时间和遣返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政治方面的考量
随着冷战的爆发，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宣传战，在很多问题上互相攻击，在意识形态上相互较量。为了扩大苏联的政治影响，改变战俘对苏联的政治偏见，使昔日的敌人变成朋友，使战俘归国后不再对世界和平及对苏联产生威胁，并对其所在国的国内政治产生积极影响，苏联政府对战俘进行了反法西斯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25)。通过讲座、交谈、宣传画、广播、电影、报刊和书籍等向战俘宣传反法西斯思想，宣传苏联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惊人成绩，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苏联在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组织战俘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培养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进而对战后相关国家的政治重建和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为了鼓励战俘成为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回国后成为所在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力量，苏联政府决定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优先遣返回国。例如，1947年5月29日苏联内务部决定将德国战俘中的杰出的劳动者单独遣返回国，6月13日又下达了关于将反法西斯积极分子遣返回国的第119号命令，而在1948年第1季度参加过反法西斯培训的678人中有627人被遣返回国(26)。
为了加强对遣返战俘的政治宣传，苏联政府甚至在遣返的普通战俘中安插了一些反法西斯积极分子。这些人接受过专门的政治思想教育，其任务主要是在战俘中间宣传各种进步思想，保证遣返工作的有序进行。比如，在1948年4～11月遣返日本战俘139156人，其中有3397人毕业于州的或战俘营的政治培训班和学校，有7800多人是主张日本民主化的进步人士，在战俘营和战俘所从事过实际的政治宣传工作。在1949年2～5月遣返的69663人，其中5176人是反法西斯积极分子，1195人是中央反法西斯培训学校的毕业生，1250人参加过反法西斯培训班，80％以上的遣返者参加过政治小组(27)。而且，从人数上可以看出，接受过反法西斯教育的战俘占有很大比例，政治宣传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同时，在遣返之前，苏联政府要通过讲座、报告、交谈等形式，加强战俘的思想政治教育，让战俘了解国际政治形势、苏联的内外政策、战俘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情况以及战俘回国后的政治任务等。比如，对日本战俘的政治宣传主要围绕下列内容展开：苏联是充满潜力的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战俘回国后的任务，日本共产党的斗争目标，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以及为日本民主化和日苏友好而斗争的巨大意义等(28)。遣返途中还要继续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除了进行多人或单独交谈、集体读报之外，在每个遣返专列上还要设置宣传车厢，车厢内备有足够数量的政治和艺术作品，各种棋类、乐器等。列车上还装饰有红旗、标语、宣传画以及所在国的党政领导人和杰出活动家的肖像等(29)。
苏联政府对战俘进行的政治宣传成效显著，很多战俘受苏联的意识形态影响很深，不仅对苏联产生了好感，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而且回国后还加入了本国的进步政党，力图对本国政治产生积极影响(30)。比如，一些日本战俘完全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在1946～1947年被遣返回国之后，开始宣传这些思想。为此，日本地方当局逮捕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31)。在德国也是如此，来到苏占区的原德国战俘，尤其是毕业于反法西斯学校的战俘，约有80％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其中许多人得到了提拔，在党务、工会、宣传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得很好。他们还在政治学校、人民教育机关、群众性组织和警察局里任职，主要是担任群众性的文化工作。还有一些战俘归国后成为德苏友好协会的成员，积极地投身于协会工作(32)。其他西方战俘中的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归国后也大都加入了本国的共产党(33)。
此外，在战后初期的战俘中间仍存在着法西斯分子，暴行参与者，间谍，以及大量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的掌握者。他们时常在战俘营内发表敌对言论，在企业里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并勾结苏联的间谍和叛徒从事反苏活动，对苏联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为了防止上述人员将情报以及反苏材料和证据带往国外，继续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苏联政府决定将那些在警卫部队、突击队、安全部门服过役的战俘，以及秘密警察、间谍、暴行的参与者最后遣返。为此，苏联政府在遣返过程中特别重视遣返战俘的挑选工作，决不允许上述战俘混入遣返队伍，几乎在每次遣返时都要强调一次。例如，在1945年8月10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信函中就提到禁止将这些人遣返回国(34)。1946年11月5日苏联内务部下达的第0374号命令，1946年11月27日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7年4月19日苏联内务部下达的第00430号命令，1947年5月8日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的信函，也都提到了相同的问题(35)。
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苏联的上述政治考量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当时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宣传战几乎遍布每个角落，战俘的遣返工作也不可避免地会染上政治色彩。也正是因为苏联政府出于政治宣传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才使得战俘的遣返顺序、遣返持续时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可以提前遣返，政治上相对落后的要推迟遣返，而那些政治上较为危险、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战俘和战犯的遣返工作则更为复杂，很多人一直到1956年年底才最终被遣返回国。
三 经济方面的考量
关押战俘需要数额巨大的财政开支(36)，尤其是在战时及战后初期苏联劳动力严重不足，恢复和重建任务异常艰巨，各种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弥补苏联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苏联政府将最大限度地利用战俘劳动，抵补关押开支，作为其战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7)。战俘主要被利用在建筑、采矿、伐木、冶金等体力消耗大，工资水平低，劳动力最为短缺的领域(38)。战俘不仅弥补了苏联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而且为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截止到1949年年末，战俘先后在各大矿区开采煤炭9850多万吨，并参与建设了弗拉基米尔拖拉机厂、阿穆尔炼钢厂、博格斯洛夫炼铝厂等重工企业；铺设了450公里铁路，储备了700万立方米木材，修筑了2100公里柏油路以及多座桥梁和民房。同时，战俘还参与了塞凡、藻吉考、索契等水电站的修建，以及斯大林格勒、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等多座城市的重建工作(39)。在1943～1950年间，战俘共完成了10亿多个工作日的劳动量，劳动创造的总产值约500亿卢布，其中苏联工业产值的38.5％、建筑业产值的28.6％是由战俘创造的(40)。
这一政策在战俘遣返过程中体现得也非常明显。由于生病和体弱，战俘恢复劳动能力需要很长时间，不仅不能为苏联带来经济效益，还需要大量的粮食、药品等急需物资，在增加关押费用的同时，还影响了其他战俘的关押质量和食品供给水平。为此，苏联政府决定将伤病等长期无劳动能力的战俘优先遣返回国。按照这一遣返原则，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初苏联就开始挑选并遣返各国伤病战俘，无论哪个国家战俘，只要是无劳动能力的，都优先遣返，不取决于外交关系，但秘密警察等可能威胁到苏联国家安全的战俘除外。例如，1945年8月10日苏联决定遣返的70.8万名战俘之中，伤病战俘就有德国战俘41.2万名，匈牙利15万名，罗马尼亚3万名，奥地利3万名(41)。为了节约粮食，减少关押开支，1946年5月26日苏联政府决定遣返15万名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战俘，1947年4月19日决定将在西部煤炭工业中的2.3万名无劳动能力的德国战俘和被拘留人员遣返回国，在5月20日决定将10万名不能劳动的德国战俘和1.3万名被拘留人员遣返回国，在10月15日又决定遣返10万名不能劳动的德国战俘(42)。而健康的、可以从事体力劳动的战俘则要推迟遣返。例如，1947年6月21日苏联内务部下达第390号指示，规定1947年只能遣返生病、体弱等无劳动能力的日本战俘，明令禁止将健康的、可以从事体力劳动的日本战俘列入遣返计划(43)。
苏联的这一遣返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量伤病战俘的遣返，不仅节省了关押开支，而且战俘的发病率(44) 和死亡率(45) 明显降低，劳动能力有所提高，劳动战俘的比例显著增加。1946～1947年劳动战俘比例分别为83.7％、79.9％，1948年4个季度劳动战俘比例分别为：86.5％，88.5％，92.9％，92.8％，1949年为90.5％(46)。从上述几年的劳动战俘百分比可以看出，虽然因灾荒导致1947年比例下降，但总体趋势还是升高的。同时，随着战俘身体状况的不断改善，劳动组织趋近合理，劳动保护不断加强(47)，劳动熟练程度逐渐提升(48)，以及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持续进行(49)，战俘劳动事故和外伤事件也逐渐减少，战俘劳动效率持续提高。1948年4个季度的战俘劳动效率分别为：110.7％、114.6％、122.4％和117.5％(50)。由于劳动战俘比例增加，劳动效率有所提高，以及在企业劳动的战俘比例不断增加，战俘工资抵补关押开支的比例也在逐渐升高，并在1946年第2季度战俘营首次实现了盈利(51)。
同时，为了增强战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苏联政府将提前遣返作为战俘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方式。比如，1947年苏联内务部决定将1000名战俘中的先进生产者遣返回国，其中从乌克兰遣返150人，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罗斯托夫州各50人(52)。而且，为了刺激其他战俘努力劳动，苏联政府将这一情况在战俘中间广泛宣传。苏联政府的这一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战俘都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当时平均每天大约有25539人参加竞赛，约有85.2％的战俘参加过劳动竞赛(53)。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战俘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一些战俘取得了惊人的劳动成绩。例如，罗马尼亚人卢多列斯库，超额完成了劳动计划的1150％，在罗斯特农业机械制造厂工作的德国人舒伊曼和巴库斯，完成了计划的500％(54)。
苏联政府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使得体弱、生病和长期无劳动能力的战俘获得了优先遣返的机会，而健康的战俘则是拖延遣返，继续留在苏联劳动，为此甚至不惜违反盟国间达成的遣返协定(55)。优先遣返无劳动能力的战俘使劳动战俘的比例有所增加，战俘的关押开支明显减少。而提前遣返优秀生产者则是使战俘的劳动积极性明显增强，劳动效率有了显著提高。
四 结语
总之，在战后初期美苏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下，在苏战俘的遣返工作是在上述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而且几种因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苏联政府做出积极的遣返姿态时，在战俘中间开展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会变得非常顺利，而优先遣返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则会使战俘的政治学习变得更为主动。当战俘得知即将被遣返时，生活态度会变得更为积极，而优先遣返优秀劳动者更会激发战俘的劳动热情，有利于劳动效率的提高，反之亦然(56)。同时，通过政治宣传教育，战俘对苏联的敌对情绪不断减弱，逐渐对苏联产生好感，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劳动热情也随之高涨，生产中的破坏、怠工等敌对行为明显减少，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劳动任务的完成。而且，通过政治上宣传教育，战俘归国后可能会积极宣传苏联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成就，为本国发展对苏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既然尽快遣返战俘对政治宣传和劳动效率提高都有利，为什么苏联政府却有意拖延遣返战俘呢？其实，这是因为苏联试图在外交、政治和经济几种利益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进而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在尽量不触犯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情况下拖延遣返敌对国战俘，甚至将其中一部分战俘或战犯作为外交筹码——“人质”，不仅在外交上可以吊足对手的胃口，逼迫其做出外交上的让步，而且无形当中会延长战俘在苏联的劳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57)。当出于外交关系和国际舆论压力的考量，必须有步骤有选择地陆续遣返战俘时，苏联则从政治宣传教育角度去考虑，选择了优先遣返那些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共产党员等政治可靠且回国后可能影响所在国政治的战俘，而那些可能对苏联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战俘则要最后遣返。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量，优先遣返了伤病等无劳动能力的战俘以及个别优秀劳动者，身体健康可以从事各种劳动的战俘则要推迟遣返。可以看出，正是出于上述考量，才使得在苏战俘的遣返工作持续十余年，遣返进程一波三折，且染上了太多的政治色彩。
收稿日期 2010-12-08
注释：
① 根据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资料显示，苏军在1945年5月之前共俘虏437.73万人，在歼灭日本关东军以后，又增加了63.9635万人，共计501.6935万人。［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вСССР 1939～1956гг.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Загорулъко.М.М.），莫斯科2000年版，第12页］但是，在苏联战俘营内关押的战俘远没有这些，这是因为有些战俘并没有被押送到后方战俘营。在战俘营登记的战俘共3120944人，在此期间战俘减员462475人。截止到1945年6月26日，在战俘营内共关押战俘2658469人。（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217～218页）日本战俘也是如此，在前线直接释放了65176人，加之押送途中大量减员，实际押送到苏联战俘营的不足55万人。笔者根据加利茨基《被押解苏联的日本战俘》（
“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нрованные вСССР”）一文中的数据计算得出［《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年第3期，第32、33页］。
② 国内仅有徐元宫、李卫红的《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对在苏日本战俘遣返问题有所涉及。但是，该文使用的很多史料出处不详。
③ 主要有6本档案集，收录了有关在苏战俘问题的大量宝贵档案，是研究在苏战俘问题的最全面的原始文献。这6本档案集是：1.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2.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2卷（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в СССР 1939～1956.Том2.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Загорулъко.М.М.），伏尔加格勒2003年版；3.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4卷（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Том4.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Загорулъко.М.М），伏尔加格勒2004年版；4.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5卷（上）［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Ром5(1).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Загорулъко.М.М.］，伏尔加格勒2005年版；5.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5卷（下）［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1939～1956.Том5(2).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Загорулъко.М.М.］，伏尔加格勒2005，年版；6.沃龙措夫编辑：《1941～1953年在苏联的匈牙利战俘》（
Венгер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1941～1953годов），莫斯科2005年版。
④ 《档案：战俘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Архивы：Всеннопленные ознакомилисъ с метода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а”），《史料》（Источник）1999年第1期。
⑤ 本文提到的“政治”仅限于政治宣传和国家安全方面，并非广义的政治概念。
⑥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800页。
⑦(11) 邦达连科：《战俘漫长的归途》（
“Долгое возврашение из плена”），《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年第4期。
⑧ 在各类战俘数量和名单问题上，苏联要么说没有对战俘进行细致统计，名单不全；要么说之前公布的就是准确的信息。在拖延遣返的借口方面，苏联政府常以没有做好遣返准备工作，没有那么多船只运送战俘，气候寒冷无法通航，日本没有独立的当局，不知道将战俘转交给谁等借口，来搪塞和敷衍日本。
⑨(12) 卡塔索诺娃：《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俘虏：鲜为人知的一页》（
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отношений），莫斯科2005年版，第86、87页。
⑩ 杨家荣：《苏日关系的症结及其发展趋势》，《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1期。
(13) 《波茨坦公告》第9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14) 邦达连科：《战俘漫长的归途》，《远东问题》1994年第4期。
(15)(19)(20)(23) 卡塔索诺娃：《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俘虏：鲜为人知的一页》，第88，150，152、153，185页。
(16) 苏联主要是通过增加书籍数量，加强广播宣传，改善战俘与家人的通信，以及通过在战俘中间宣传日本缺乏民主，渲染战俘归国后的悲惨境遇等方式，来与对手展开宣传战。
(17) 苏联遣返日本战俘的工作在1946年就已开始，但大量遣返日本战俘是在1948年之后。例如，在1948年4月12日苏联政府决定将17.5万名日本战俘遣返回国，1949年末又决定遣返9.5万多人。（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864、876页）而且，从决定遣返到战俘归国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日方认为这是苏联在有意拖延。
(18)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884页。
(21) 在1955年苏德（联邦德国）建交谈判中也谈到了战俘遣返问题，苏联同样是在签订和平条约之后才开始遣返战俘的。因为苏联担心如果先遣返战俘，对方可能不会与其签订和平条约。
(22) 有关在苏日本战俘数量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对这一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俄罗斯学者加利茨基（
）认为被俘日军总人数为640105人，被遣返的人数为578035，死亡62070人。（参见加利茨基：《被押解苏联的日本战俘》，《近现代史》1999年第3期）
(24) 的确有一些日本战俘没有遣返回国，不过并非苏联政府不允许他们回国，而是因为各种原因战俘们不愿意回国。例如，有些战俘已经与苏联妇女结婚，千方百计地申请留在苏联生活。［参见库济米内赫：《外国战俘与苏联妇女》（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шины”），《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8年第2期］
(25) 在有组织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和学校里，接受过培训的有73756名战俘人员，其中包括：48090名德国人，21137名日本人和4529名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国家的战俘人员。为了确保在战俘人员中开展政治工作，在集中营里成立了575个俱乐部，985个拥有500000册各种文字的政治和文艺类图书的图书馆，1640个反法西斯办公室，226个无线电广播站。还用德文、日文、罗马尼亚文和意大利文为战俘出版了5种报纸，为奥地利战俘出版了简报。（参见《档案：战俘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史料》1999年第1期）
(26)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843、325页。
(27)(28)(29)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4卷，第926、928、931，935，927页。
(30) 当然，在这些反法西斯积极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动机不纯，为了能够提前遣返而佯称自己憎恶法西斯，对苏联是何等感激等等，做违心事，说违心话，骗取苏联政府信任，进而获得优先遣返机会。
(31) 加利茨基：《被押解苏联的日本战俘》，《近现代史》1999年第3期。
(32) 《档案：战俘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史料》1999年第1期。
(33) 耶琳：《比绍夫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Плен－лагерная жизнъ－возврашение.Отв.ред.:Ъишоф.Г.,Карнер.С.,Штелъцлъ－Маркс.Ъ.,Мюнхен－Вена,2005,600c.”），《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ишая история）2007年第3期。
(34)(35)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800，820、822、832、835页。
(36) 在1946年之前，战俘的人均年关押费用约为2742卢布，而1946年之后约为4914卢布。每年大量的关押开支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笔者根据扎戈卢里克编辑的《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306页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37) 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利用战俘劳动，而以德国、日本最为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利用战俘劳动并不违反国际法。在1929年颁布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中明确规定：各交战国可以根据战俘的劳动能力利用他们从事劳动，但军官以及与军官地位相等的人员例外，他们只能在自愿的情况下劳动。（参见王铁崖主编：《战争法文献集》，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38) 以1946年为例，战俘被分配到建筑部门（包括筑路）645532人，约占劳动总人数的35.2％；燃料能源工业410793人，约占22.4％；国防工业部和武装力量部319098人，约占17.4％；建材生产（包括木材工业）247576人，约占13.5％；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143044人，约占7.8％。（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719页）
(39)(40)(41)(42)(43)(52)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720，720，800，815、831、837、855，844，840页。
(44) 1946～1949年德国战俘发病率分别为：63‰，43‰，41‰，21‰；日本战俘发病率分别为：29‰，21‰，12‰，6‰。（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4卷，第477～478页表格）
(45) 1946～1948年德国战俘死亡率分别为：40‰，19.8‰，6.5‰；日本战俘死亡率分别为：53.6‰，13.0‰，5.0‰。（摘自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4卷第482、488页的数据）
(46)(50) 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第4卷，第575、583、592、594，593页。
(47) 针对战俘外伤率高和劳动事故频发的状况，苏联内务部在1946年5月6日下达了第115号指示，要求加强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技术指导，让战俘尽量远离危险的劳动，对生产中的外伤事件进行全面调查，采取必要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加大对相关责任人的惩处力度。（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660页）
(48) 很多战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之后，已经掌握了本领域的相关技能，劳动熟练程度明显加强，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49) 在1946年3月～1947年5月间苏联政府多次下达指示和命令，要求加强战俘营内的肃反工作，加大对战俘的政治宣传力度，严惩战俘中的怠工者和破坏分子。（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656、666、674、680、690、692、693页）
(51) 1946年第2季度战俘工资总额115600万卢布，关押开支112400万卢布，战俘营盈利3200万卢布。（参见扎戈卢里克编辑：《1939～1956年在苏联的战俘文件和资料集》，第676页）
(53) 苏尔日科娃：《1942～1956年二战时期在中部乌拉尔的外国战俘》（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а среднем урале.1942～1956），叶卡捷琳堡2006年版，第267页。
(54) 别兹博罗多娃：《在苏联的外国战俘和被拘留人员：1945～1953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管理局工作的历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из истории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1945～1953гг.）”］，《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7年第5期。
(55) 以德国战俘遣返为例，美、苏、英、法四国代表在1947年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达成了一致协议：至迟在1948年12月1日前，应把拘留在苏、法、英、美等国营房和当做工人使用的德国战俘遣返回国。但是，苏联并没有遵守这一决议。（参见康拉德·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译：《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6页）
(56) 例如，因遣返无望，在1949年之后乌拉尔地区的战俘劳动效率逐年下降。以第476号战俘营为例，1951年劳动效率是127.5％，1953年下降到119.8％，1954年更是降到100.2％。（参见苏尔日科娃：《1942～1956年二战时期在中部乌拉尔的外国战俘》，第267页）
(57) 虽然拖延遣返可能会对战俘的政治宣传、劳动积极性以及苏联的国际形象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是，权衡利弊，拖延遣返在外交和经济方面无疑是最为实惠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