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话语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对“现代”这一史学概念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把它分成两个演进时代：科学民主话语时代，抗日救国话语时代。蒙汉现代散文就是在这种高举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召唤中，在抗日救国的革命呼声中生成、发展、壮大的。 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演进的政治背景显然一致，但是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样式，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符号再现，在现实关怀、审美向度、话语方式等方面却有大相径庭之别。在这里着重探讨二者话语方式的不同，并梳理其蕴涵的意义。
一、特定时期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
蒙汉现代散文由于文学传统、社会、文化历史的不同，在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话语方式。
汉语现代散文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向专制主义王朝统治和精神控制展开冲击，并拥有了自己的使命感。胡适把这一次的新文化运动命名为“中国文艺复兴”。但是这次运动因为没有坚实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基础，很快便退潮了。 作为这一时期的主将鲁迅都从“纷忧”中开始寻找“娴静”，知识分子从“战士”退为“隐士”。散文创作从权威话语的反叛走向个体话语的建构。主张建构个体话语的周作人开始倡导“美文”。“美文”和沈从文、何其芳的“表现说”整合成一种“私见的机关”，最后形成“以闲适为格调”的散文。
在抗日救国话语时代，由于战争影响，散文的社会功能得到强化，作家们逐渐放弃了自我，开始重视政治功能与社会影响。《白杨礼赞》等基调明快、乐观、积极向上的延安散文占据了主流。这时小品散文开始低落，但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言志式闲适话语散文仍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话语上“闲话”与“独语”一直成为了现代散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一种方式。
蒙古族散文在整个东方民族的文史、文政不分的文化大氛围中，在文体意义上虽然不是完全独立，但还是相对独立。《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历史典籍中散文作为相对独立的有机成分，艺术地反映了历史片断、历史人物。到了近代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运用“初序”、“纲要”、“回后批语”（开鲁本《青史演义》）回前回后随笔（异文本《青史演义》），以及《〈中庸〉附记》、《〈龙文鞭影〉随笔》、晚年札记等形式，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焦心于民族命运的思想情感。尹湛纳希的这些杂文以短小精悍而切题重大，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而又生动形象的寓言性为现代散文打下了坚实的文体基础，使现代散文趋于完全独立。现代散文作家的历史功绩在于使散文在现代蒙古族文学历史上率先走向独立，为散文构建了现代意义的文体水准。20世纪初，蒙古族散文之所以得到发展还因为适应当时社会历史的需要。当时，虽然在政治上愚弄蒙古的清政府濒临灭亡，在精神上统治蒙古的喇嘛教趋于衰落，但是清朝对蒙古的长期的愚民政策，使蒙古与世隔绝；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使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蒙古土地日益减少，蒙古民众在封闭、愚昧、黑暗、残酷、苦难中挣扎，著名宴歌《天上的风》一度成为广泛流行的民间歌曲，民族虚无主义、消极人生观与日俱增。所以对那些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文人来说让人们摆脱愚昧，寻找光明，唤醒人们的麻木思想是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他们大力倡办各级各类学堂，创建并努力发展出版、报刊行业，开始宣传科学文化救民族的思想。正惟此，现代蒙古族散文作家几乎都是双重身份，即教育家兼散文家。现代散文家赛春嘎、儒勒格日扎布、宝音德力格尔、布和克什克、哈达都曾兴办小学校。他们用散文创作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关注民族命运，倡导文化科学救民族，宣传民族民主主义启蒙思想。由于启蒙民众、唤起民众心切，他们把自己深刻的思想见解、对现实的忧虑、心理的痛苦以及挽救民族的治世方策以简朴、流畅的随笔性文笔和敏锐、独特的艺术性感觉传达了出来。在他们看来作为读者的民众是第一位的，民众读者是他们散文创作的出发点也是终点。怎样直面读者、怎样和读者建立交流关系、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适应读者是他们散文创作首先面临的问题。为了便于接受又利于启蒙，他们在话语方式上采取了“对话”与“民间”形式。
历史的每一特定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文化语境塑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蒙汉现代散文的话语方式的不同都是各自的特定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使然。
二、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往我们的研究一般是分期研究、分类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很少从文体特征、话语方式进行研究。话语方式研究在文面意义上是文体研究的一个方面，是体裁或表达方式上的研究。笔者认为话语方式不仅指散文的体裁或表达方式，而且更是指表达策略， 它与其表达的内容有着紧密指涉关系。所以笔者的用意在于通过对蒙汉现代散文有效的话语方式的发现和解读来说明话语方式本身的意义及其隐含的更多的意蕴。从前我们没有注意到散文作为文学的独特品种对世界的把握、心灵的展示、现实的介入有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不仅仅是一种方式，它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就是通过形式的组织艺术，话语的有意组合，表达某种意念或理念。而且这个意念或理念是在有目的的无目的性中形成。我们在这里就是从这个有目的和无目的的交叉点上寻找它们的意义。所以我们的话语方式研究，是可以还原现代散文特点与心灵生活、现实生活两者是怎样彼此渗透、融合的原貌，以及这一原貌背后的意蕴、内涵，并以此来尝试蒙汉现代散文不同的话语理由和不同的话语线索。换言之，借助于这种研究方法，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散文的不同和独特上，从而区别它们的自身特点和存在价值。
三、蒙现代散文的主要话语方式
“话语虽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它具有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结构，不管是哲学话语、经济话语、知识话语，还是权力话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话语的基本模式，并提出我们的质疑。”[1]我们对蒙现代散文的话语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大多是精当、直白、交流、生动、情感的语汇来组织话语。这种话语大体上构成了两种话语方式，即“对话”与“民间”。
1.“对话”
蒙现代散文作家把自己的读者当作自己的“对话者”，他们写散文不是“为自己而写作”（尼采语），而是为自己的读者而写作，他们的读者是民间大众，是那些老实而懒散的牧人，勤快而不太讲究卫生的家庭主妇，力壮而粗野的青年人，充满遐想而懵里懵懂的孩童……。这里的“对话”是一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教师和学生虽不是平等关系，但以平等为目标。其中教师以君临全体学生的架势，营造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学情境，煞费苦心地解说、描述自己的启蒙主张。这一对话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变革过程，也是一种新的价值重建过程。它构建了与读者更接近的新的审美精神，使散文与民众自觉联系起来。赛春嘎既是诗人，又是现代散文大家。他创建了蒙古族现代书信体散文和日记体散文，并用这种方式与读者对话。书信体散文用书信式直面读者，把读者拉到自己跟前；日记体散文用日记体式真诚面向读者，把自己推到读者跟前，毫不隐瞒地敞开自己的心灵。所以赛春嘎的日记不是窥探自己的内心，而是敞开内心，并以此来营造心与心的交谈氛围，言说自己与民众的千丝万缕、永远隔不开的亲昵关系。我们可以用以下三点来归纳“对话”话语方式的特点。
（1）教谕性特点。由于现代蒙古社会自身原因，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启蒙一直延伸到新中国的成立，并始终占据着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自觉承担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以艺术的形式启迪人们的思想，陶冶心情，转换观念，帮助人们以新的姿态适应新的时代，文学的育人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现代散文作家出于育人的需要以教师身份自居，劝导人们学习文化，开发智慧，提高素质，呼吁民众读书，崇尚科学。这些作品在话语选择上虽然倾向于教谕性话语，但把那些教谕内容说给听众的时候不是以抽象推理来取胜，而是在议论性推延过程中夹杂着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经验，也充满作者个人的精神发现。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简单说理，但仔细揣摩却简单而深刻，平易而微妙，话语极简洁而意味隽永，深入读者肺腑，耐人反复玩索。
（2）情感性特点。蒙现代散文在体式上大多是以实用体式来出现，这一实用体式本身表征文本的功利。无疑，功利排斥情感，可是这些实用体式性现代散文正由于富于情感而被纳入到文学中来。这种情感主要体现在“我的蒙古”情结上。“我的蒙古”情结是蒙古族作家的一种永远解不开的、特殊的“情结”，是他们创作的潜在情感动力。对于现代散文来说它有两种表征：其一是对自己民族的光辉历史、祖先的丰功伟绩、纯朴的民俗民风充满自豪和由衷的赞美；其二是对自己的故乡及亲朋故友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对故乡人民的苦难寄予同情，现实惆怅不安，前途充满忧患。在这里故乡不仅仅是他们生我养我的故乡，而且是他们生命与心灵的家园。故乡是他们“我的蒙古”情结的象征，是他们确认身份的符号。赛春嘎的日记体散文集《沙漠，我的故乡》是作者留日期间返乡省亲的日记。久居异国他乡，经受过异域文化洗礼的作者，虽然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审视故乡的人情风物，但是他始终以真诚的心灵面对故乡。当他踏上日思夜梦的故乡土地时“心境顿时开朗起来，觉得格外舒畅”（七月十八日），可是又一股情思却涌上心头：因为故乡景物依旧，人事皆非、昔日纯朴美德变得伤风败俗（七月十八日）、勤劳的乡亲被惰魔缠身（七月二十日）、政界公务不明，秩序混乱（七月二十一日）、封建迷信诏书全旗流传（七月二十九日）、贫穷奴仆饥不择食（八月初一）……所以作者对故乡、对“我的蒙古”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将他们从落后、愚昧的现状中解救出来的心情是急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散文作家对故乡的写作，对“我的蒙古”的写作不是出于因得意或失意之后而寻找的心灵回归，而是出于尽快把“我的蒙古”的陈旧面貌改变过来，让“我的蒙古”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殷切期望。这样，现代散文作家对“我的蒙古”的真诚的热爱与急于的改良构成了现代散文“我的蒙古”情结的主要内涵。这种“我的蒙古”情结作为蒙古族文学的情感基因，一直渗透到当代散文甚至是全部蒙古族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蒙古”情结是现当代蒙古族文学的内在脉络。这一情结的形成一是因为作家的本能性情感，二是因为“我的蒙古”正在苦难中挣扎，愚昧中煎熬。在历史上，清朝征服蒙古以后，行政上实行盟旗制度，使蒙古处于互不来往并与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喇嘛教，使蒙古精神颓废，人口锐减，实行愚民政策。进入20世纪以后，蒙古更是面临民族存亡的关头，他们不仅受清朝的统治，还要受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同时又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大片土地被开垦，牧场日益缩小，蒙古牧民被迫退至沙漠，维持着日益衰亡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决议案》中提出“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2]的口号。蒙古族有识之士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知识分子以笔为旗，肩负了求得民族生存，获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责任。这样“我的蒙古”情结历史性地构成，合法化地获得进入文学领域的理由。总之，以往蒙古族文学只对家乡的自然景观的赞颂性话语到了现代散文转变为“我的蒙古”的情感性话语。
（3）现场性特点。现代散文作家为了拯救民族、贴近民众，努力寻找与自己的读者达成共识的路径，即虚拟现场。虚拟现场的一个问题便是：与读者之间找到沟通的可能性话语。现代散文中这些话语的基本模式是交谈和号召。如：赛春嘎《家政兴旺书》的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散文开头连续用的两句都是以《[bi∫iü]》为句尾、第三和第五句以《
》为句尾、第四句以《[t'übtemü]》为句尾、第六句以《
》为句尾。这些句尾自然凸现交谈性，在蒙语中它们一般作讲演或交谈时为得到对方的认可而用，以表示与对方沟通。类似的语用现象在现代散文中比比皆是。这一种交谈性虚拟现场，可以直面读者，一边诉诸读者的理智，一边诉诸读者的感情，不仅以逻辑力量打动人，也以艺术力量感染人，话语组织不仅有理性深度，而且深入浅出、平易近人。
号召式是现代散文现场性话语的另一显现，它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散文的结尾语大多是以“努力奋斗”、“前进”……等号召性语言收尾，以此来动员对方，以便激起民众、唤起民众、鼓励民众，使民众朝着“完美”[3]的方向努力。这就使散文显得极富现实且又理想。总之，这种现场虽然是虚拟的，但是自我的设计是真实的。用真实的“我”的身份、敞开的“我”的姿态来组织话语。如，许多书信体散文直用自己对对方的称呼（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学生等），就像面对面坐着和读者亲切交谈，谈论家事国事。
2.“民间”
“民间”在蒙现代散文里不仅是一种话语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立场。“民间”能够真实而自然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和民间情感世界，它拥有着自身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和独特话语。现代散文作家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性主张把目光自然转向民间社会，努力贴近民间、走向民间，目的是为了改造民间。所以“民间”在这里不仅是话语手段而且也是目的。要改造民间必须采取民间方式。纵览现代散文，采取“民间”方式的主要手段表现为以下两种。
（1）寓意性：用动物等自然形象涉及社会现象是民间话语的主要形式。现代散文作家运用这一形式，巧妙从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中，找出可以用来证明关于社会和人的感想的具体动物，并把它当作寓意的载体。这里的寓意是修辞意义上的寓意。散文作家运用这些寓意性话语，用意不在于颠覆什么，而是使自己的话语更加生动、形象、富于象征，要让民间更容易接受，以投合民间审美。也就是说现代散文作家对“民间”意义的再发现，不是意味着反叛现代性，而是按照民间的审美原则，按着民间的话语系统去表达民间、言说民间、唤起民间。如：哈达的散文《森林中一只鸟的生活》，用拟人的象征手法叙述一只鸟的境遇：“我是一只出生于风雨中的飞禽，诞生于幸福中的人不会明白我的生活。”这只鸟在风和日丽时尚能捕食蝴蝶昆虫为生，夜幕降临就因为惧怕鹰隼而栖身于树巅的叶片之下。当暴风雨袭来时，黑暗吞没了它和世界上的一切。电闪雷鸣，它只能“死抓住那条树枝不放”。“这时，我感到世界好像是无情无义的。”哈达的这篇散文用一只鸟的生活来影射贫弱百姓时刻都处在险恶的境地，生命时刻都会受到迫害和杀戮的极可怜的生活，并以表现替贫弱百姓诉苦，对百姓寄予同情和与他们的同一立场。
（2）宗教性：随着佛教的深入民间，宗教话语成了民间最易接受的话语，频率比较高的有：今生、来生、造孽、报应、地狱、人间、天堂、命运、福气、造福……等。宝音德力格尔是现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他的散文中随处可以看到佛经的语汇和句子。如：他的散文《报应》利用佛教教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鞭笞僧俗封建统治者的恶行。作者认为，“比如为穷人做大有益处的事情”，“这种好事做得越多，就越能得到善报”；反之，“极力去做那种压迫剥削别人、威胁别人并吸吮穷人血的事情”，“这种坏事做得越多，就越会让民众视为两条腿的狼，两只手的蛇，”定会恶贯满盈，“将要永远深入地狱，永世不得逃脱”。因为“佛爷是既明智又公正”的，他不会接受“讨好”而让恶人逍遥法外。这里作者是假托佛语与佛教的报应观来批判盘剥穷人的罪行、杜绝恶人恶事。其实这就是现代散文家们面对草原上盛行的佛教，使自己的散文更接近民众、更有说服力而采取的一种话语策略。所以作者的目的不是宗教书写，而是在民间习惯的语境中或宗教情境的铺设里注入新的思想。散文全篇浸透宗教的意绪却不为其所淹没，充分显示了宝音德力格尔写作技巧的高妙和独异之处。他的另一篇散文《蒙古人靠福气》的标题本身是蒙古人的口头禅，作者通过对所谓“福气”这一民间话语的真正含义的剖析，指出这是一种“懒汉思想”，是“野蛮愚昧的话”，蒙古人靠的不是福气，而应该是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福气”这一宗教式概念在民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束缚了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认为有没有“福气”是命中注定的，它和劳动、智慧无关。针对这样的观念现实，作者尖锐地批判“蒙古人靠福气”说法是一种为自己的懒惰行为开脱，是一种贫穷面前的自慰、麻木。作家就是这样在生动、形象地揭露与展示民族痼疾的同时，倡导科学文化以振奋民族精神。
蒙古族现代散文家的这些努力虽然尚缺一点精神之超越和终极意义的追求，尚缺对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深度关怀，但是在当时及以后的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蒙古族当代散文乃至整个20世纪蒙古族文学都与现代散文的这种努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汉现代散文的主要话语方式
鲁迅对“五四”时期散文的评价是“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4]的。这是和它急剧变革时期直接有关，散文以其轻巧灵活的体式，迅速直接的时效性来满足社会的需要。“五四”散文正是出于启蒙需要， 再加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相呼应出现了新的整合：其中在西方英式随笔与汉古代散文传统两者之间整合出人本主义散文，接着大致30年代“小品文争论”之后，又走向“幽默闲适”与“为现代而抗争”的两极分化。其一是走向“隐士”，一是回归“纷忧”。所以他们的话语取向一是小叙事——“自我”，一是大叙事——“大我”。在此我们主要关注与蒙古现代散文不同的话语方式，至于相同的话语方式——关于“大我”的叙事暂不加以评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从西方接纳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的人本主义观念上，散文家们开始侧重于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本思想（这一点上蒙现代散文家始终坚持以群体为本位的人本思想），连一直《呐喊》着主流话语的鲁迅也从“纷忧”中寻找“娴静”。冰心等的这些散文为建立边缘性话语的“美文”奠定了基础。作为“美文”的代表周作人也大抵走过由“半叛徒”到“隐士”的路径。他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文学的启蒙（不是启蒙的文学）。他提出“美文”的时候曾说：“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吗？”[5]笔者认为他所新开辟出来的“美文”的文学价值主要在于适合于它的内容的话语方式，即“闲话”。
1.“闲话”
现代散文的“闲话”话语方式在理论上曾一度被认为“理想的文学”，散文的“正宗”。到了20世纪30年代此看法虽然呈现降温趋势，但它作为新文学初期成就最大的文体，构成现代散文的主流形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包蕴着现代散文作家的人生取向与文学追求， 尤其与蒙古族现代散文的话语方式比较的时候，它更显得具有独特的文化含义。
“闲话”方式是以聊天、闲话的方式贯穿内容。周作人的《乌篷船》在体式上与塞春嘎书信体散文一样，也是信笔所至，舒卷自如，在亲切随意的语境中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但不同的是《乌篷船》所追寻的是“理想的行乐法”。表达着一种隐逸之气，闲适之情， 只面对自我世界，避开了现实世界。可塞春嘎的书信体散文《蒙古兴盛之歌》（共十六篇）通篇都探求现实民族愚昧落后的根源，寄托复兴民族的理想及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提出的一系列治世方策。
不论汉闲话散文，还是蒙对话散文，在话语方式上都是以“口语化”为特征，都追求一种日常交流的语境，但一个是注重远离社会的诗意生活，内心的自我满足，孤独的生命体验；一个是注重走进社会的现实生活，自我内心被“悬置”，关切群体命运大我的出路；一个是强调个体独立，一个是强调群体同一。
2.“独语”
鲁迅把“独语”说成是“自言自语”。在“独语”时“独语”者本身是倾听者，它不需要读者或他者来倾听，所以它仅仅是一种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何其芳是“独语”话语方式的直接提出者且实践者，他在《画梦录》中的“独语”小品中，对“独语”的要素做了揭示：即孤独的体验、荒凉的境遇、期待与寻找的灵魂以及倔强的坚持。郁达夫的散文《零余者》，直接面对的是他自己的“空虚的人生”，所以他的视野所见之中的一切不仅和“我”“竟不发生什么影响”，而且他们中间也“没有半点联络”，所以这世界都是相互“凄孤”，连生命也是“凄孤”，作为生命的“我”最后成了《零余者》，成为“无用”之人。这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了的知识分子理想破灭之后的心境，出于这种心境，散文作家与世界断绝联络，只与“自我”、与“自我”的心灵打交道，于是他们的话语方式只能是“独语”。
总而言之，“独语”和“闲话”是汉现代散文与蒙现代散文不同的重要话语方式，它们是以封闭性和自我指涉性为特征，毫不顾及倾诉的对象，只将自己寂寞的情感诉诸自己孤独的内心世界，最后因寂寞而寻求的安慰并未实现，反而使内心世界更加寂寞。
五、蒙汉现代散文话语方式所显示的不同意义
1.在价值取向上，一个是现实功利为目标，一个是审美功能为特征。由于蒙古族现代历史、社会、文化的各种合力因素，蒙古族作家所处的状态是理性对感情的支配状态，他们不得不选择理性，不得不面对现实，把一切手段都当作行使自己话语权利的工具，表现出一种工具理性的偏激。蒙古族现代散文当初确实发挥了很大的社会功效，对开启民族智慧，崇尚科学文明起到了可观的作用，但作为文学则未免太急功近利，忘记了文学本应该是审美性的，因为这些功利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自由发抒，审美趣味。汉现代散文表现出并不讲求“为什么”的功利，而讲求“不为而为”，远离了时代精神，仅仅转游在自己的园地，只追求个人体验，“只关心着自己”[6]。其实那个时代难于做出“闲适”、说出“闲话”，时代不仅需要表现个人也需要指导人生，写作姿态与话语的调整不仅是作者本身的气质品性，也应该顺应时势、导向社会。散文家朱自清曾说：“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6]我们顺着朱先生的话也可以这样归纳：不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悠闲一样。
2.在自我流露上，一个是丧失自我，一个是显示自我。蒙现代散文始终将个体自我纳入集体大我之中，以崇尚社会理性和社会认同为宗旨，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向心力。汉现代散文标榜自我，张扬个性，以个体为荣。显示自我与个性建构的手段不是在统一中，而是在分化中，表现出一种很强的离心力。
3.在文化人格上，蒙现代散文以“战士”、“教师”的姿态出现，汉现代散文以“隐士”或“名士”的面貌自居。“战士”“冲锋陷阵”，积极介入现实，为现在而抗争；“教师”通过与“学生”（读者）的对话关系，按照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塑造人、培养人。“隐士”或“名士”超然退隐，逃避现实，隔离人生。总之，蒙现代散文家是满怀救世的希伯来式英雄；汉现代散文家是追求个性的希腊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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