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开放经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个国际经济依赖性日益增强的世界上，在一个经济活动国际化趋势日益加速的环境中，一国经济发展与其说是民族的，不如说是世界的。封闭于人于己都不利。我国执行十多年开放政策，综合国力明显提高，90年代的中国更加是世界的中国。我们必须从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和亚太经济合作的环境中来把握中国的开放经济政策选择。
开放经济——中国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9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时期。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将显著提高，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合作也必然加强。一方面，亚太经济合作和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大主要伙伴香港、日本、美国均属亚太地区；我国现有的五大经济特区和五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均面对亚太地区；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外资、技术的60%以上来自亚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亚太经济合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在90年代的亚太经济合作中，中国面临一些新的竞争和挑战。首先，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区域经济集团化、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流动减少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都不利于中国的经济起飞，这将使中国在争取外来资金、技术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第二，亚太地区商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90年代前半期中国进入还债高峰，但同期的经济发展又继续需要大量外资，这样就促使我国必须加强商品出口。但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偏重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尚小。这种出口结构不仅面临“四小龙”的竞争，还要与东盟国家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售市场。第三，我国对外开放区的投资环境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一些亚太国家和地区相比在外资管理诸方面难以形成竞争优势。目前，国际贸易品中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今后各国、各地区将更加重视运用高科技成果增强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我国产品的质量、品种和技术水平与国际市场的水平差距较大，这种差距在今后几年中也难以很快消除。所以，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应当顺应世界经济国际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交流，积极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区域性经济合作。
对外开放的实质和精髓是使一国经济运行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关联起来，纳入现代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从而促使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从1978年的9.9%提高到目前的34.2%，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已不低，但中国经济的整体开放度的不高。从根本上讲，只有将本国经济的发展汇入现代世界经济活动之中，才是真正的、整体的、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
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它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优秀方面，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及其后的构想中，列宁先后设想了“租让制”、“合营公司”、“国家资本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站”等措施。列宁特别重视资本主义管理的最新成果、重视外国科技情报，随着经济开放实行文化开放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源头的列宁的开放理论，为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作了历史说明和理论指导。作为发展中的资源、市场与人口大国，中国的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因此，出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只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手段，而实现进口替代，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产业开放应当是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目的和主导战略。在开放经济主导下的进口替代战略，既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也是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优势所在。
亚太经济合作在近期内只能是松散型联合，难以达成一体化协议，因而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也应是多边的多元化合作。在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同时，巩固同西方的合作，拓展其他合作，把沿海开放和沿边开放结合起来。沿海和内地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合理分工，各展其长，实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关系到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合理化。而对外开放格局的协调，要求沿海与内地经济政策协调，从沿海开放，发展为加强沿海、扩展沿边，形成“沿海——内地”经济发展的“两头推进”格局。沿海开放通过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解决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同世界资金流动、科技扩散、产业传递相脱节的矛盾；而沿边开放通过资源互补、引进资源、输出劳务、开拓市场，解决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过剩和人均资源不足的矛盾。
政府的作用
在推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参与尤为重要。
1.协调对各国的经济政策。我国政府可以利用同各国、地区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引进外来资金和技术项目及共建项目等，为对外开放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统一国内对外关系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关系管理，形成联合统一、协调对外的外贸体制，提高对外经济活动的规模效益。
3.直接参与国际投资等经济活动。一是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内商品输出和劳务输出，扩大出口。二是政府参与和推动引进外资。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输出资本时，除考虑其经济条件外，还要求其官方银行担保。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利用政府担保、官方借款、出售政府公债、吸收民间（特别是华侨）资本、发展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市场换资本等方式引导国际资本流向中国，特别应注重引进条件优惠的双边政府贷款。
4.在处理国际经济事务时，坚持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原则。在亚太经济合作过程中，我国面临一些非经济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与亚太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均有利。一是同美、日等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我们既要反对别国对我国内政干涉，又要保持对外开放的连续性，不失去中华民族腾飞的又一次机会。二是同台湾的关系问题。我们应采取经济与政党分开、官方与民间分开的原则扩大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既鼓励台商来大陆投资，同时也应允许台湾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三是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领土问题，中国政府可采取较灵活的态度不因领土问题而妨碍经济合作。
5.重视教育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直接参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引进工作。支撑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支柱是科技和人才，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呈现着高度综合化和尖端化特征，许多大型科技研究、资源开发项目非一国科研力量所能及，需要加强双边或多边政府协作、联合开发和协同攻关。
6.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小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具有灵活性大，适应小批量、小规模市场的特点，是国际贸易中的活跃力量。“四小龙”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一直支持和鼓励小企业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的小企业在承接“三来一补”，参于垂直分工方面发挥了较大优势。但由于小企业技术基础、综合竞争力不强，政府应采取适度优惠措施扶持其发展。
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使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
跨国公司是当代国际投资和商品（服务）贸易的主体，它适应了全球专业化和协作化的要求，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成为国际化生产和经营的主要媒介。据统计，我国在海外（主要是港澳）的583家非贸易性企业总投资23亿美元（截至1990年），但按跨国公司形式进行经营组织和管理的尚不多。发展和促进中国跨国公司群体的形成，有利于我国同亚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
首先，我国已具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跨国生产的工业设备条件，具有较完整的科学技术基础和工程技术以及管理人才。尽管目前企业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较少，企业规模偏小。但同样可以发挥竞争优势，包括廉价的技术管理费用、适用性的中间技术和了解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特点等优势。第二，生产性企业的对外经济合作结构，部分外资集团在国外设有子公司。可以采取分步推进的办法，组建外向型企业集团，促进中国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第三，发展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好处在于利用跨国公司凭借国外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庞大的金融机构，促进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同时，通过发展跨国公司可以带动国内商品、技术、设备输出，取得国内短缺的原材料，获取国外技术，吸收国外管理经验，掌握国际市场动态，扩大对外合作。另外，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在同台湾、韩国等经贸往来时更加便利，可以回避政治问题的限制。
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圈”的可行性
在亚太经济区中，目前已有整体性较强的东盟、发展中的南盟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小区域经济集团，日本亦设想建立“日本海经济区”（包括日、中、俄、南北朝鲜）。小经济集团由于规模小易于达成协议和形成共同利益集团，我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动向积极寻求参与建立小经济圈的可能性。
1.重视华人经济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在亚太经济合作中，中国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即文化基础。目前亚太国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均崇尚儒家文化和中国文明；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有着广泛的华侨基础，东南亚有2000余万华裔人口，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各国中占有重要地位；港澳台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经华人文化和华人经济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合作对中国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国经济圈的形式有特殊意义。在民族心理、历史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基础等方面海外华人均倾向于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种合作是基于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没有语言障碍，易于取得成效。
2.“中华经济共同体”设想。在目前海峡两岸政治制度各异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台湾与大陆联成一个仿效欧共体的“中华经济共同体”，以大陆和台湾为主，以香港、澳门为两翼，共图发展。台湾与大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不存在竞争，只能互补互利和共存共荣。海峡两岸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必将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新的腾飞。
3.在“中国经济圈”构想中，可以科技为龙头，带动其他合作。目前，大陆与台港澳相比，其总体科技实力最强，不仅拥有一支庞大的科研队伍和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而且有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成果。这些高新技术成果由于大陆尚缺乏配套的工业基础和市场信息，难以商品化，而台港澳在90年代初开始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突破口，实现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因而，大陆与台港澳的合作前景广阔。
但目前，这种科技合作尚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大陆与台港澳之间的经济技术政策差别。大陆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政府及全民科研机构，而台港澳的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大学及私营机构，不利学术合作的进行；台港澳的工业企业90%以上是中小企业，这种企业结构对于发展多学科综合、高投入的高技术产业的支撑能力有限；同时，一贯重贸易、轻科研的港澳地区科技基础薄弱，高技术人才少，对高技术的吸纳能力有限。第二，对高风险的高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积极性问题。由于港澳地区投资者大多数为私有中小企业，因而对直接经济效益和短期目标十分注重，由于港澳当局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台湾与大陆的直接往来尚未实现，这种科技合作缺乏官方推动只能以民间方式进行，进程缓慢。
(1)合作内容。应以推动多边企业间技术开发合作和技术转让为主要内容，特别是现有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及开展面向企业和市场的重点技术开发。逐步向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训及组织交流方向发展。
(2)合作重点。应重点选择那些具有商品化条件的高新技术项目，其基本要求是低材料、低能源、低劳务消耗、少污染、高附加值的商品，并且是具有未来主导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优势或潜力的项目。
(3)合作方式。由于各方在企业体制、结构方面差异较大，官方合作近期难以实现，纯民间推进方式作用不大，而应采取半官方推进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
组建“多边科技合作促进委员会”，主动协调和推进各方之间的合作；成立“多边科技合作基金会”，支持和资助一些重点项目的合作；以全资或“技术入股”方式，共建高科技企业，推动科技合作向实业化方向发展；开展多边科技交流和人才培训合作。
4.同东盟的竞争与合作。中国与东盟将是今后二、三十年内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同属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在吸收外资、技术及出口市场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特别是东盟的投资环境更为优越。
但是，中国与东盟亦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首先，中国可能为东盟的工业原料出口提供市场。第二，从国际分工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之间属水平分工，从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均有交换潜力。第三，中国与东盟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双方可以开展适用技术转让与合作。第四，在国际局势变幻动荡的今天，中国与东盟开展广泛合作，对双方的工业化建设稳步发展均有利，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
把握时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开放
进入90年代后，各国均面临并进行了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我国应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同步进行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首先，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迈进，使它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初级产业弃置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可利用这一机会，承接国际垂直分工，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第二，通过集中资金和吸收外资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目前国际资金短缺，我国必须通过完善投资环境，提供市场来争取外资，并应根据产业政策要求引导外资投入瓶颈产业，努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和完善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扭转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与加工业比例失调状况，改变地区失衡局面。第三，有重点地发展一批知识技术密集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并通过改革企业组织制度，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逐步建立比较完善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