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结构性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居民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1）12－0013－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受体制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城镇失业问题日益凸显，并使一部分城镇家庭陷入贫困，带来城镇贫困人口规模的扩大，造成城镇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国外学者就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布林德和江崎（Blinder and Esaki,1978）[1]发现失业使美国1947～1974年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化；别尔克伦德（Bj
rklund,1991）[2]研究表明高失业率显著增加了瑞士1960～1973年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H.南希摩卡（H.Naci Mocan,1999）[3]利用美国1948～1994年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会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而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怀特福特和赛温特（Whiteford and Van Seventer,2000）[4]结论为1991～1996年失业率和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南非的收入分配差距；颂猜·阿莫特姆（Somchai Amornthum,2004）[5]基于1950～2000年中国香港等七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得到结论之一为失业率上升引起基尼系数的增加。
国内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就失业和收入差距中的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而专门对两者具体关系的研究却很少。薛进军（2005）[6]认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并已成为加剧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王小鲁等（2005）[7]使用1996～2002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城镇收入差距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之一为城镇公布失业率会增加城镇基尼系数；许传红（2008）[8]提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城乡失业人员的增加；胡浩志（2008）[9]基于1978～2006年的数据，运用PLS方法发现城镇低收入阶层所占收入份额与城镇登记失业率负相关，而高收入阶层与之呈正相关。
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都较为一致，即失业率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对失业率的处理都比较粗略，且没有对其中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失业按原因的不同可分为结构性（长期）失业与周期性（短期）失业两大类，其中结构性失业是由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引起的，如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企业对不同类型劳动力需求的变动、工作的可获得性等；而周期性失业是由总需求不足所引起的，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关。不同的失业类型其形成机理不同，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针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所选变量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第三部分分别运用回归拟合、HP滤波分解、BP滤波分解方法得到失业率中的结构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首先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不同失业成分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其次分别分析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不同失业成分的关系，以观察结果的稳健性；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
二、变量描述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期为1978～2009年，时间跨度为32年，未经特殊说明，基本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用GINI表示。中国并没有官方公布的城镇基尼系数数据，本文中1978～2006年的城镇基尼系数来源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10]，2007～2009年数据利用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组数据进行计算，公式见《一种简便易用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11]。
解释变量为城镇登记失业率，用Ur表示，预计Ur系数的符号应为正。除此之外，本文引入如下与经济增长有关和与制度政策有关的控制变量：
（一）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控制变量
1.通货膨胀率π，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程度来衡量。通货膨胀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取决于居民持有资产的多少及其价值，通常高收入群体拥有资产较多，通货膨胀时享受资产增值较多，损失较少，收入增长更加迅速，引起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预计系数符号为正。
2.贸易开放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促使非技术工人的相对价格提高，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会引入大量外资企业，其支付的高工资使技术工人工资提高，扩大了收入差距。因此，OPEN的系数符号待定。
3.城市化水平URB，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涌入城市，这在短期内会挤占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岗位，从而扩大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从长期来看，城市化会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城镇居民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差距。因此，URB的系数符号待定。
（二）与制度政策有关的控制变量
1.收入再分配REDIS，用抚恤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收入再分配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预计系数符号为负。
2.市场化进程MKT，用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衡量。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非国有经济将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可为城镇居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进而减少贫困现象，预计该系数符号为负。
三、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的分解
将实际失业率分解为结构性（长期）成分和周期性（短期）成分，以区别两者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同影响。南希摩卡（Naci Mocan,1999）[3]的研究表明，用实际失业率对常数项、线性趋势及趋势的二次项进行回归，得到的拟合值即为结构性失业水平，以上用模型可表示为：
对于年度序列，截断长度K一般取3，百特和金（Baxter & King,1999）[17]提出最佳滤波周期长度［s1，s2］为2～8年。利用BP滤波对失业率长期趋势进行分解，结果见图1（StrUr－BP）。
从图1可以看到，HP与BP分解的轨迹较为一致，几乎重合，其趋势表现与实际失业率相差不大。相比较而言，StrUr－I，为一条对称的抛物线，失业率更多地表现为周期成分。由StrUr－HP和StrUr－BP可知，结构性失业率最低点为1986年，约为2.0％；最高点为1978年，约为5.6％。但由StrUr－I，得到的最低点为1992年，约为2.4％，最高点为2009年，约为5.2％，差别较明显。
实际失业水平与结构性失业水平之差可表示周期性（短期）失业水平，用实际失业率分别减去以上方法得到的长期失业率得到各种短期失业率数据，结果见图2。可以看到CycUr－I、CycUr－HP、CycUr－BP的波峰与波谷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1978～2009年间共存在着六个周期，分别是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2～2000年、2001～2007年、2008～2009年，与哈磊（2010）[18]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大体一致，失业周期的波峰对应着经济周期的波谷，高经济增长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低经济增长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基本符合奥肯定律。其中CycUr－HP、CycUr－BP的波动幅度较类似，而CycUr－I，的波动幅度比较剧烈，周期性表现更明显。
进一步对各种分解方法得到的数据计算person相关系数，以证明分解结果的合理性。StrUr－HP与StrUr－BP为高度相关，系数为0.999，StrUr－I与StrUr－HP、StrUr－BP的相关系数均达到0.75以上，CycUr－I、CycUr－HP、CycUr－BP之间的相关程度也较高，系数最低为0.562，最高达到0.973，说明长短期失业率的划分结果比较稳健。另外，StrUr－I、StrUr－HP、StrUr－BP与CycUr－I、CycUr－HP、CycUr－BP的相关系数都很小，最高为0.3，因此将失业率的不同成分共同加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时，不会引起高度共线性，对估计精确度影响不大。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在拟合模型之前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采用最常见的ADF检验，遵循序贯检验方法来确定是否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如在估计结果中趋势项或截距项不显著，则可在检验式中将其剔除。当t统计量的值小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得到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
作为对ADF检验的补充，本文同时使用PP检验来验证ADF检验的结果，当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不一致时，出于稳健性考虑，仍将该序列视为单位根过程。对各序列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
其中，CycUr－HP、CycUr－I与StrUr－HP序列分别与CycUr－BP、StrUr－BP序列的检验结论相一致，ADF和PP检验对StrUr－I的一阶差分形式检验失效，为与下文StrUr－BP和StrUr－HP的回归结果做对比，仍将其视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由上表可知，除URB为二阶单整序列，其余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序列。因各序列单整阶数不同，不能直接利用原始序列进行回归，故将URB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序列的指数趋势，使其平稳。对处理后的URB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ADF检验，还是PP检验均支持其为一阶单整序列。此时各序列均为同阶平稳，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回归结果分析
控制其他变量不变，以总失业率为解释变量做回归，其系数符号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大小为2.2566，说明失业率的增长会造成城镇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之前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进一步探究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对城镇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控制变量较多，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影响变量的显著性。故根据相关程度将其进行不同组合，比较不同模型中同一个变量的符号是否有变化，检验该变量的稳定性。由于是时间序列数据，故利用DW统计量进行自相关检验，当模型存在自相关时，使用Cochrane－Orcutt法进行修正，结果见表3。
各模型修正后的可决系数都较高，在0.9以上，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通过对回归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可知，各残差序列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平稳，说明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存在的，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首先考察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对城镇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不论采用何种分解方式，周期性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且系数符号时正时负，并不稳定。而模型1至模型6中结构性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在1％水平下显著，在模型7至模型9中在10％水平下显著，系数符号恒为正，估计结果较为稳定。说明中国失业对城镇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中的结构性成分上，周期性成分对其影响较微弱，两种失业成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方面，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加之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还不完善，信息传递不够畅通，造成城镇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从而导致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下降，扩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对于周期性失业来说，可以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提高产量，雇佣工人来消除。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处于扩张状态，对周期性失业调整较为及时，因此收入差距受其影响相对较小。
贸易开放度的系数符号表现为正，说明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会使城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外资企业支付的效率工资使素质较高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大大提高，拉大了与能力低的工人的收入差距。
和预期相一致，通货膨胀倾向于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城镇普通工薪阶层等低收入者，对通胀的抵御能力较差。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较多、资产分布较广，相应的抗通胀能力要强得多。于是在通胀条件下，很容易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模型1至模型9中都显著为正，农村闲置劳动力大量无序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失衡，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进而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收入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恒为正，且在模型6和模型9中显著，这与预期结果不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收入再分配可能存在扭曲不公现象，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当和浪费。
市场化进程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与预期相符，但它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化涵盖的范围较广，而本文仅用单独一个指标进行衡量，所含信息量不够大。
住房改革变量在模型3至模型7中均显著为正，验证了前文说法，即住房改革政策的受益群体实际上为高收入阶层，而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较少。
（三）稳健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对中国城镇各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比较两种失业类型对不同收入阶层收入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对上述结论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并揭示结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统计年鉴将城镇居民按照收入高低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低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这七个等级，方便起见，本文仅对其中最低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的收入进行分析，分别记为Y1和Y2。因1985年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时间段选取为1985～2009年。首先对Y1和Y2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分别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对数化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回归的前提条件。接下来分析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对Y1和Y2的影响，结果见表4。
以上各模型，无论是回归拟合法、HP滤波分解还是BP滤波分解，得到的结构性失业对收入的影响均为负，其绝对值大于周期性失业对收入的影响程度，且更为显著。对于低收入阶层，结构性失业的系数都相对较显著，且影响程度要大于高收入阶层。对于高收入阶层，受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都不显著，P值几乎都在0.5以上。这说明失业对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中的结构性成分上，且主要影响群体为低收入阶层，其通过降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这与前文的结论相一致。目前，劳动收入仍是大部分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最基本收入来源，当他们失去工作后，就基本无法获得收入，并处于贫困状态。而对于高收入阶层，一方面收入来源多元化，劳动收入仅是其中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一阶层一般素质较高，失业的风险要远小于低收入阶层，所以受失业影响不大。这两方向的综合作用使失业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有如下结论：（1）根据模型10A、11A和模型10B、11B，贸易开放程度使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幅度高于低收入阶层，最终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验证了前文得出的结论；（2）所有模型中，通货膨胀降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符合前文结论；（3）根据模型11A、12A和模型11B、12B，城市化会降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但倾向于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符合前文结论；（4）所有模型中，收入再分配与预期不符，对两个收入阶层的收入都起减少作用，且低收入阶层受此影响更大；（5）根据模型10A、12A和模型10B、12B，相对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为市场化中的最大受益群体，市场化倾向于降低收入差距，与前文结论相符；（6）住房改革政策对两个阶层收入的影响均为正，且对低收入阶层影响更大一些，最终降低收入差距程度，这与前文结论有冲突。
结果显示，除了住房改革变量与前文结论不相符以外，其他变量均可对前文结论进行验证，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回归拟合、HP滤波分解、BP滤波分解三种方法将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解为结构性（长期）失业率和周期性（短期）失业率。并在加入通货膨胀率、贸易开放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进程、收入再分配、住房改革政策这六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类型失业率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从城镇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受不同类型失业率影响程度和方向的角度对前文得出的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一）中国失业率提高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中的结构性成分上，周期性成分对其影响较微弱，两种失业成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
（二）对于高收入阶层，其收入受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都不显著，失业的主要利益受损群体为低收入阶层，且体现在其中的结构性成分上。
（三）通货膨胀率、贸易开放度、城市化、收入再分配、住房改革政策都倾向于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而市场化进程会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四）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倾向于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其中高收入阶层的增加幅度高于低收入阶层；通货膨胀、城市化会降低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收入再分配对两个收入阶层的收入都起减少作用，且低收入阶层受此影响更大；市场化进程、住房改革政策倾向于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其中低收入阶层为最大受益群体。
（五）以上各变量除了住房改革政策外，均通过稳健性检验，但其中收入再分配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不符合预期假设。
收稿日期：2011－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