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学良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防论文,计划论文,政府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5-0079-06
1936年夏秋时节，在营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过程中，张学良与中共密商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一事，颇为引人注目。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该计划一再延宕并终至流产，但探讨一下此计划的由来、内容、宗旨和发动时机的抉择、实施准备的步骤及其夭折原因，对于我们更客观准确地把握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演进历程，以至正确认识西安事迹的发生，当不无裨益。
一 “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制定及其内容、宗旨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乃中共提出的重要主张。虽然在理论和宣传上，中共一直期盼着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从“八一宣言”到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均是如此；可在实践中，由于中共长时间执行的是“抗日反蒋”的政策，蒋介石也顽固坚持其“安内攘外”的剿共战略，在排除了蒋氏集团及南京政府参与的前提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也就很难达到“全国统一”的要求。相应地，先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再逐渐完善、扩充到全国范围内，似乎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自1935年冬以后，张学良已迅速走上了联共抗日之路。次年1月下旬，张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即在洛川作了首次会谈。此前，毛泽东曾电告李克农，可暗示张学良和王以哲，“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同时拟推张为“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张在会谈中则表示，国民党内同情于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为此而奔走。1月25日，毛泽东等20名红军将领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中共和红军愿与任何抗日武装联合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显然，中共此时颇希望能与东北军合作，建立以“抗日反蒋”为基础的地方性国防政府。
然而，此时张学良只“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14页。），联合建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4月9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竟夜长谈”时，张一面表示，“要抗日只有此路（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他愿酝酿此事”；但一面又声称，自己目前“不能不受蒋令”，“现在反蒋做不到”，因为他“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注：《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4页。）。此次会谈，虽在对蒋问题上双方存有分歧，谁也未能说服对方，但张与中共关系日渐密切，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另一方面，1935年秋冬以来，张学良为了能实现抗日复土的宿愿，也逐渐萌生了在西北“自成局面”的念头。正如他在自述中所云：“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注：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见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其实，1935年10月间，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卢广绩等东北人士曾聚于上海，借探望杜重远之机，商讨过劝说张学良退出“剿共”内战，联合红军及杨虎城、盛世才部，在西北形成抗日大联合局面等问题。以后高崇民、孙达生等前赴西安，张学良对此建议颇为赞赏。延安会谈时，张虽宣称仍要“帮蒋”，但也承认，“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定，且极矛盾”（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90-991页。）。因而他一面劝中共与南京蒋系陈诚、胡宗南、CC派等联络，一面则准备着万一“蒋确降日”，自己便要离蒋，“辞职而另干”（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90-991页。）。为此，他设法沟通与苏联之联系，又派人联络盛世才，且相信自己有把握在西北另成局面。
延安会谈后不久，刘鼎在4月27日和30日写给李克农与周恩来的报告中，通报了张学良有一个“不小的计划”。据说张透露，他打算用半年多的时间作准备，对外展开联络，对内训练部下。一方面外表“装得老实些”，“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另一方面以“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向外活动，“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只要“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96-999页。）。张并表示，他已“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96-999页。）获知张上述谈话后，中共方面以为张要彻底反蒋。5月5日，曾希圣即电告中共中央：“近因蒋愈恶，张颇悟……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参见《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7日，朱理治亦致电中央称：张已决心反蒋，但“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参见《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虽说张的“硬干”、“彻底干”，或许仅是公开亮出联共抗日大旗而已，但中共既已认定张要反蒋，便迅速拟订了一个两军联合、共创“西北国防政府”的战略构想。
5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统一战线，战胜蒋日”。具体在西北地区，就是要联合东北军，共建“西北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5月12日晚，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再次密谈，商讨了张“准备大举之实际具体步骤”及与杨虎城等“七部之联合战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40页。）。至此，“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宣告诞生。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共与张双方多次函电往返，使该计划不断走向充实与完善。
此计划之主体构想为：“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01页。），迅速肃清蒋系势力，控制西北局面，“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国防政府，由张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方面“则任其副”（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98页。）。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联合西北各地方武力，与外蒙、苏联结盟，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对于该计划之属性与宗旨，中共方面亦有清晰的说明。5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二、四方面军负责人：“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目的是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7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指出：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之举，将“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页。）。8月12日，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称：“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注：《洛、育、恩、博、稼、怀、凯、泽致朱、张、任同志电》，1936年8月12日，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综上可知，“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由酝酿、制订到最后定型，虽说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主要则得缘于两大前提：一是中共先行建立地方性国防政府策略的确定与实施；二是张学良联共抗日行动及其“自成局面”设想的日渐明朗化，二者缺一不可。而该计划之目的或宗旨，也不外乎是争取早日实现对日作战，以促成全国抗战的爆发；同时，力促国防政府由地方性走向全国统一，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该计划无疑代表着中共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理解不断深化的一个演进阶段，也是中共在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的艰难历程中之重要的过渡环节。
二 发动时机与准备步骤
“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确定后，其发动时间曾一再被延误并终归流产。这既是受某些客观条件的制约，也与张和中共在若干问题的判断、理解上存在着内在分歧不无关系。
1936年5月底至6月初，中共曾多次电请张学良和王以哲，应设法迅速控制兰州、镇原、庆阳、隆德等地及陕甘大道，以制敌机先（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112页。），为西北发动预作准备。5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二、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孜。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二、六军团跟进。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生力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36页。）可见，此时中共尚未确定西北发动的准确时间，只是预计在二、四方面军入甘后，即约在8月份后才能起事。因此，毛泽东在估计了敌我形势后，为6至8月这3个月拟定的“三大基本任务”是：“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7页。）。
然而，因两广事变突然爆发，“华北韩复榘、宋哲元酝酿响应”（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四川刘湘亦欲趁机发难，故中共转而认为，“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中共拟在两个月内正式发动，以“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9页。）。为此，中共中央于6月16日将西北发动的计划、部署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周恩来亦电请王以哲转告张学良，双方应在一个月内完成发动之准备工作（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6月19日，中共中央电告二、四方面军负责人：“西北国防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4页。）次日，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中央工委”拟定的《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全力展开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7月1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发动西北政府。”由于估计二、四方面军约在8月初“可出甘东南”，故毛泽东认为，红一方面军“七月工作应以赤化、扩红、训练三件为中心”。同时，为了能使东北军早点发动以“策应西南”，“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以分头突击办法争取东北军中层军官（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4页。）。
虽然中共方面紧锣密鼓，力争早日在西北发动，但张学良却一直未作明确响应。6月10日，张由西安飞兰州，旋赴宁、沪等地，观察各地情势与各方对两广事变的反应。而东北军竟于此时分兵三路，直逼红都瓦窑堡，使中共颇感措手不及。对于中共早日发动的提议，张以东北军整理、训练尚无大效为词，而予以婉拒。延至7月上旬，张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会间发现南京上层联俄呼声甚高，蒋也流露出明显的联俄及与中共妥协的意向。张据此“认为南京对外政策是有新变动”（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因而对西北发动不免显得有些犹豫和摇摆。同时，中共许诺的苏联援助尚不见踪迹，一旦发动，十几万东北大军的装备、供应将何以为继？67军参谋长赵镇藩就说过，联苏如无确实把握，东北军自然不能轻举妄动（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赵亦对苏援是否可靠，表示怀疑。赵的看法和顾虑，在当时颇具代表性。这些问题，张学良自然也不能不予以仔细考虑。7月24日，张学良与潘汉年商谈时，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行动设想：“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很显然，张要求红军先打通苏联，俟苏援到手后，方能着手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其发动时间应在9月份或更晚；“打通”行动应以红军为主，并须“确保陕西于我手中”（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01、103、149、142、143页。）。对照前此中共的发动设想，则是打算“使用东北军”以“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来接取苏援，必要时取先退后进之策以缩短战线，可将陕西地盘交于杨虎城，红军与东北军当全力向西北发展。这两种行动计划间差别与距离之大，当不言而喻。另外，7月中旬后，广东形势遽变，空军投蒋，余汉谋、李汉魂等起而反陈，迫使陈济堂通电下野，遁隐香港。广西李、白虽仍坚持，但西南方面败局已定。在此形势下，西北发动便不得不向后推延。
考虑到张学良的提议，中共随后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打通苏联的问题上。早在7月1日，毛泽东即认定，“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53页。）。然而，由于东北军不愿作打通的主力，只能进行“隐蔽的配合”，红一方面军自身又军力有限，故中共中央只好寄希望于二、四方面军的北上。7月27日，毛泽东等致电红一方面军西北野战军及陕甘宁省委领导人，认为以前的三大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要求”，第二阶段各项任务若顺利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1页。）。几天后，毛泽东给西方野战军规定，目前应“以休养生息为主”，“不妨以八月全月为训练时间”（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3页。）。可见，西北发动的时机已被推迟到8月以后了。
嗣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中共为打通苏联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却迄无成效。另在8月间，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政治指示电，批评了中共“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要求中共以南京为最主要的统战对象，也要求中共提出“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谋求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由此，中共的统战政策急剧转变，迅速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虽然西北发动的设想尚未被完全取消，但“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毕竟已近尾声，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74页。），其对蒋“忠顺”也就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结局。
三 “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流产的点滴思考
纵观“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制订与准备实施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该计划之所以未能获取成功，固然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同时也和该计划自身的内在缺陷及张学良与中共间潜在的某些分歧直接相关。
无疑，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地方性国防政府显然不是中共追求的最终目标。“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本身所具有的过渡性质，天然地决定了其存在的周期不会很长。一旦中共大幅度调整统战政策，倾全力寻求与南京“中央”妥协合作的话，该计划之不合时宜，便立刻会暴露无遗。1936年8月21日，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曾介绍了过去考虑过的三种国防政府形式，他断言：“若只组织一部分国防政府，则变为内战政府”，国防政府“没有南京参加，则不行的”（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72页。）。这反映出，“抗日反蒋”的地方性国防政府计划，与中共主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内在矛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任何以“抗日反蒋”为前提的地方性发动，恐怕终究都难以获得“全国统一”的效果，其所建立的国防政府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过渡色彩，“西北国防政府”也概莫能外。同时，该计划制定与准备实施的数月间，正是中共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重要时期，且为时甚短。处在这种总体格局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走向流产，实乃势所必然。
在“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以“抗日反蒋”为基础的，因此，该计划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浓厚的反蒋色彩。如在6月19日，中共中央在致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电中，就径称：“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9页。）然而，对于参与该计划的另一方，即张学良和东北军而言，他们也许更看重的是联共联俄与获取苏联援助，并进而“自成局面”，发动抗战，反蒋与否倒显得无关紧要。张在联苏、抗日等问题上，与中共的利益、主张存在着一致性或较为接近，这促使着双方对“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均兴趣甚大，并努力使之实现。但毋庸讳言，在对蒋等问题上，张与中共间并非毫无分歧。张、周首次延安会谈后，双方关系固然日益紧密，但张似乎未能完全跳出“帮蒋能抗日”这一固定思路影响的圈子，所谓“辞而另立”的设想，只不过是“帮蒋”不成时的万一之策而已。因此，张虽热心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但却一直“正面没有提出反蒋口号和反蒋的军事行动计划”（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52页。），甚至在其讲话、函电中，连“反蒋”二字也遍寻无踪。
其实，在张学良一生的思想主流中，“和平”、“统一”、“爱国”一直是最强音。自“九一八”惨祸以来，“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注：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载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第3版。），复土乃东北人的最大心愿。而要抗日复土，必须以国内的和平统一为前提，这本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张在1936年初开始了联共行动后，却仍对南京中央寄予幻想，不同意中共的“反蒋”、“讨蒋”，其原因就在于，蒋与南京政府是当时惟一有可能将全国统一起来并领导抗战的角色。及至蒋氏剿共乱命频发，张失望之余，自不免有“另立局面”的念头萌生。他以后之参加“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也只不过是寻找另一条抗日的途径而已，这里面已很少或几乎没有多少“反蒋”的意念存在。更何况，张在1936年春便已获知了南京当局秘密联共、联俄的不少内情，只要蒋与南京政府不公开降日，只要蒋还有打算抗日的表示，张也就很难与蒋分道扬镳，很难对南京方面彻底绝望。而事实是，华北事变以来，蒋之对日态度在逐渐变化，南京之内外政策也在调整，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在缓慢地向抗日之途移动。一旦环境与时机成熟，张学良脑海中暂被抑制的寄希望于国民党中央来领导抗战的念头，便不免会重新翻腾起来。在对蒋问题上，张与中共间某些潜在的分歧，多少会对西北发动产生一些障碍作用，使得该计划多停留在密商与筹备阶段，而一直却未能公开实施。
此外，“打通国际路线”或“打通苏联”的设想，对张学良及其他地方实力派颇具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打通”行动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西北发动能否如期举行。然而，在“打通”的战略方向、使用兵力、行动时间等问题上，张与中共在理解和设想方面依然有着分歧，已如前文所述。大致说来，两广事变爆发后，中共虽欲早日发动，却因兵力有限，保卫与扩大根据地尚感不敷使用，更遑论远征绥远或新疆以接运苏援了。而东北军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有苏援方能大举发动。但若不发动与使用东北军，则苏援又难以获得，这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因果循环的两难困境。以后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红军兵力大见增长，打通苏联理应不成问题。然终因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歧所影响，导致宁夏战役计划失败，西路军孤师远征，血染戈壁，苏联援助却仍杳如黄鹤。可见，打通苏联之未能成功，直接决定了“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只能趋于流产。
“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夭折，对张学良及东北军集团以后的出路，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既然联共“自成局面”的路径已难以走通，当蒋氏飞临西北督促“剿共”，大规模内战之火有可能重新燃起之际，张学良将何以处之？东北军又怎样才能奔赴抗日战场？几乎是在历史的绝路陡壁前，西安事变如晴空霹雳突然爆发，历史的航船由此而迅速转向。如此说来，西安兵谏的种因，实已肇基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之中，兵谏的宗旨，亦应在西北发动中有所流露。总括起来，一言以蔽之，曰：抗日而已矣！
【收稿日期】 1999-03-06
标签：张学良论文; 军事论文; 东北军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防军事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杨奎松论文; 毛泽东年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