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目标不一致性
——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杨华磊1，胡浩钰2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为解析当前家庭生育目标偏离且低于社会生育目标的典型事实，构建世代交叠模型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表征为生育成本的教育支出和物价指数上升会显著降低家庭生育水平，表征为生育收益的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生育水平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表征为生育保障的生育保险支出占比增加会显著提高家庭生育水平。这意味着生育目标不一致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生育收益社会化下生育成本快速增加且主要由家庭承担引致的生育行为正外部性；逐步完善以降低生育成本为核心的生育保险制度可以规避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特别在生育保障制度安排相对缺乏的经济欠发达或者广大农村地区。
关键词： 生育水平；正外部性；生育补贴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为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释放生育力量，保障社会长期福利，妥善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潜在威胁，从2014年初开始，中国多个省份陆续推出“单独二孩”政策。然而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当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与2014年相比减少32万人，其中总和生育率仅达到1.047[1]。为进一步有效防范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的各种风险，中国于2016年初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机构和学者研究发现，在最敢生的山东地区，目前“双非家庭”明确表示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8.4%，“单独家庭”明确表示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62.8%[2]；放眼全国，进一步发现有高达53.3%的一孩家庭没有二孩生育意愿[3]。面对当前的这种情景，在放松生育管控以后，我们不免担心未来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会出现长期的实质性反弹[4-5]，家庭生育水平是否可以保障社会福利，是否可以达到“全面二孩”下的政策生育水平。如果未来生育水平没有出现实质性上升，家庭生育决策下的生育水平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生育水平，长期的低生育不仅会给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社会福利也将遭受一定损失。因此，在当前家庭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且低于社会福利最大化下的生育水平下，我们有必要尽快甄别出家庭和社会在生育目标上不一致的原因，构建生育支持的理论，并为促进家庭生育水平上升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关于家庭生育水平影响因素目前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收入和生育成本等发挥作用。希尔贝克(Skirbekk)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收入与生育数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呈正相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二者开始出现负相关[6]；李子联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发现收入与生育水平之间更多呈现“U”型特点，即在人均收入低于生育成本时生育率趋于下降，随着人均收入超出19500元后，生育率开始上升[7]；石智雷等分析了二孩政策遇冷的原因，发现主要归因于当前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婚嫁成本过高[8]；计迎春和郑真真的研究指出，中国最近30年以来的低生育率主要由经济因素所致[9]。第二，在社会方面，育龄妇女数量减少、未婚比例增加、婚育年龄推迟、一孩生育率走低、受教育水平提高、生育意愿下降，以及城镇化率上升和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等也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10-17]。第三，在政策层面，目前学者们围绕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尚未达成共识。原新指出“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增加出生人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及改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等[18]；而王军和王广州、石人炳等则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未来的生育水平随着“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出现大幅反弹的概率相对较小，可能将难以适应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5,16]；进一步分群体来看，王晓宇等认为生育政策是导致流动人口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关键原因[19]。第四，在文化方面，陈佳鞠和翟振武比较了现代型和传统型生育文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差异，发现那些具有婚内生育传统的东亚国家大多生育水平较低[20]；不仅如此，穆光宗也认为与生育政策相比，生育文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21]。最后，在技术方面，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和人工流产现象的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育水平的提升[22]。
虽然上述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理论研究上，很少有学者比较家庭生育目标和社会生育目标，进而分别构建生育决策模型，探讨家庭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家庭生育目标偏离社会生育目标的原因和内在机制，最终从外部性理论视角分析这种偏离现象的原因。经验研究上，分析中国家庭生育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文献多数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原因上面，很少研究把影响家庭生育的原因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和甄选，进而分析在此阶段下哪种是主要原因。政策研究上，在中国家庭生育水平不断下降且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和政策生育水平的背景下，多数研究认为生育支持很重要，但是关于生育支持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特别是表征为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性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家庭生育等方面的研究上还不够充分，造成对生育保险功效的认识不清晰，最终导致生育保险制度在中国发展不完善。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家庭和社会最优生育决策模型，采用正外部性理论阐述家庭和社会生育目标不一致性，给出机制性推断；其次，通过经验分析，甄选影响家庭生育水平下降且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的显著原因，验证机制推断；最后，为调控生育目标不一致性，提出将生育补贴作为解决外部性的手段。
二、理论解释
为了阐述社会和家庭生育目标不一致性的内在机制以及定位到当前影响家庭生育的主要因素，进而给出规避家庭和社会在生育目标上不一致的有效路径。借鉴格劳岑等(Groezen et al)的做法[23]，本文构建了家庭和社会决策下的内生生育模型，旨在对家庭最优生育目标低于社会最优生育目标的现象进行理论阐述和比较静态分析。在进行模型构建之前，先明晰两个概念：家庭生育目标和社会生育目标。家庭生育目标是个人或家庭在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下希望达到的最优生育水平；社会生育目标是社会追求当代及未来子孙各代效用最大化下希望达到的最优生育水平。
1.家庭决策
在保证塌方段洞室围岩维持稳定后，在塌方体后方打入超前小导管，并同时进行预固结灌浆。就超前小导管的选择，主要推荐长度为5m，环向间距30cm 的Φ48 有孔钢管。通过边钻边注浆的方式，并依据注浆孔周围吃浆量的大小以及岩体的变化情况，将注浆压力严格控制在0.4MPa以内。另外，为最大程度地保证固结质量，施工人员还可以将自进式锚杆增加在影响段破碎部位，并在软弱围岩中增加L 型Φ22 钢筋将自进式锚杆与工字钢焊接连接，以良好控制围岩和掌子面的稳定性。
在家庭决策下，构建两期OLG模型，其中每一代人存活两期：劳动期和老年期。劳动期参与劳动获得收入，并决定收入如何用于消费、储蓄、抚养孩子、赡养老人以及上缴生育保险税；老年期不参与劳动和决策，消费来自子女赡养和劳动期储蓄。以第t 期为例，单位劳动人口工资水平为w t ，对老人的代际赡养为τ t ，生育保险税为θ t ，储蓄为s t ，剩余部分用于个人消费
和孩子消费，如果劳动人口t 期生育水平为n t ，每个孩子的抚养支出是p t ，则用于抚养孩子消费支出为n t p t ，考虑到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把生育保险税θ t 部分用于生育支持，如果政府对每个孩子的支持为φ 单位，孩子获得的全部支持为n t φ ，则第t 期劳动人口在劳动期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1)
根据生育保险的以收定支特点，即生育保险税全部用于生育支持，则应有θ t =n t φ 成立。t 期劳动人口在t +1期变成老年人口，消费
包括储蓄收益s t (1+r t+1 )和t 期生育孩子对其赡养支出n t θ t+1 ，则第t 期劳动人口老年期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命题3：在经济欠发达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很可能会促进家庭生育；相反，在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很可能会抑制家庭生育。
(2)
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生育不仅是为了确保老年期获得被赡养的投资行为，还是一种享受天伦之乐的消费行为。t 期劳动人口一生的效用来自三个方面，包括劳动期间消费带来的效用，生育行为带来的效用及老年期消费带来的效用。不妨设效用函数是对数形式的，第t 期劳动人口一生的效用为：
(3)
其中，γ 是相对于当前消费，劳动人口对生育赋予的权重，也称利他系数，理性人假设下其通常小于1；β 是相对于当前消费，劳动人口对老年期消费赋予的权重，也称折现系数，由于人们更看重眼前消费，折现系数同样小于1。设生产函数为规模不变的新古典生产函数f (k t )，k t 为每个劳动人口人均配备的资本量。为计算方便，假设资本劳动比、利率和工资是个常数。每期对老年人转移支付为固定常数τ t ≡τ ，抚养每个孩子支出p t ≡p ，则有：
(4)
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家庭决策下最优生育水平低于社会决策下最优生育水平的原因和内在机制是什么？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相对于农产品，家庭对工业品和服务品无上限需求且逐年增加，在生育依然在家庭内部进行且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下，家庭生育的直接成本不断增加。根据
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命题。
(5)
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自相关性和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选择面板固定效应和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针对当前生育水平存在争议、部分变量的数据获取困难以及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被解释变量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出生率，时间置于2002—2015年间。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以后生育政策和养老保险制度等频繁调整，如2011年推行的“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以及2015年的“全面二孩”政策；2009年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2年实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2014年整合成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为寻找影响当前家庭出生率的非政策性因素，特别是在生育等政策相对稳定的2002—2009年间，因而本文也分时段进行实证分析。
养老保险方面，在经济发达区域，其与生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当养老保险支出占比每增加1%，出生率会下降0.309‰；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养老保险支出占比越大出生率越高，但该结果不显著。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养老保险支出的所占比重增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可见命题3也基本得到验证。
(6)
其中，ω i 是把未来第i 代人效用折换到第t 期时效用的折换系数，如果社会决策者看重当代人的效用，就假设ω i =α i-t 和α <1；社会计划者越注重各代间的公平，对更加遥远子代的效用赋予更大权重，则α 和ω i 也会越大。
二是党派成员类。这类优质推文共31篇，占24.8%，关键词有两院（3）、中国科学院（3）、院士（3）、盟员（3）、科技（3）等。此类优质推文通过讲述党派成员故事，传承优良传统，极大地增强了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如中国民主同盟发布的《表里如一 方正做人——纪念张澜先生诞辰146周年》。
(7)
综合目标函数(6)和约束条件(7)，引入拉格朗日系数，构建社会决策的拉格朗日方程，求出社会决策下的最优消费水平c **和生育水平n **，则有:
(8)
3.理论解释
由于家庭决策追求当代效用最大化，社会决策看重社会延续，追求当代和子孙各代效用之和最大化，社会计划下的最优生育水平通常不等于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进而家庭和社会在生育目标上产生了不一致性，即n *≠n **。
就价格来讲，刘仲涛表示，各个厂家通用复合肥的报价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因为通用复合肥的价格透明，缺少操作的空间。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利润增长点寄托在了特肥上。大型企业因为具备研发实力，因此很多大型企业的特肥产品进入市场后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为了阐述这种不一致性，首先，如果生育支持θ =n t φ =0。基于模型假设和特定时代语境，α 与r 是常数；相对于生育孩子，如果家庭更看重自身消费和自我实现，
就越高；如果生育成本p 和对老年人口的保障水平τ 越高，
进而
越有可能成立；再根据
和
则
越可能成立，家庭决策下的生育水平越有可能低于社会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即n *≤n **越可能成立，反之亦然。如果生育支持θ =n t φ ≠0，上述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呢？
为了计算家庭决策下最优的消费水平和生育水平，引入拉格朗日系数和构造拉格朗日方程，计算出家庭决策下最优的消费c y* 和生育水平n *，则有:
命题1：在生育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的背景下，生育成本越高，家庭最优生育水平通常越低，越有可能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
在相同的生育成本和生育回报下，随着生育观念的变迁，家庭更看重短期、自身消费以及越来越想活出自我，即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引致人们对生育和抚养孩子赋予更低的权重。根据
可以得出：
命题2：民众越注重自身发展，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对生育赋予越小的权重，家庭最优生育水平就会越低，越有可能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
考虑到f (γ ,p )是γ 的增函数和p 的减函数，如果生育直接成本上升或者生育文化更加利己，此时β >f (γ ,p )更有可能成立，对老年人口保障水平的增加通常会降低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且家庭最优生育水平越有可能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反之亦然。据此得出:
“还差两分钟。”壶天晓在心里默念着。他手拄长刀撑起身子，摇晃着站了起来，说道：“不要以为有了云石就可以为所欲为。”
3.1 物候期 如表2所示，连续3年的物候期调查发现，无核红宝石葡萄避雨栽培与露地栽培相比，前者的伤流期、萌芽期基本一致；始花期比露地提前1～2天，盛花期提前1～2天，末花期提前1～2天，枝条成熟期推迟4～6天，果实成熟期推迟6～8天。
家庭和社会生育目标不一致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下对工业品和服务品的需求急剧上升，加上生育依然在家庭内部进行下，家庭生育成本快速上升且主要由家庭承担。又因为未来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老年和少年人口的赡养和抚养、当前储蓄和资本的保值增值须建立在当前家庭生育的基础上，进而生育的社会收益大于生育的家庭收益，生育的家庭成本又高于生育的家庭收益，根据正外部性定义，生育行为存在正外部性[23-24]。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第一，由于家庭追求自己一生的效用最大化，社会追求社会子子孙孙的效用最大化，二者在关注时点和空间尺度上的不同，导致它们在生育目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第二，造成生育目标不一致性的内在机制是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原因在于生育成本上升与生育收益下降等。本部分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一步从经验层面验证上述理论推断，为生育水平的调控提供可靠证据。
1.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近年来平稳飞速发展，商业交流及人们出行活动日益频繁，同时宾馆酒店行业与时俱进，朝着精品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商务酒店也应运而生。商务酒店与旅游酒店相比，由于其服务的重点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和要求，商务酒店设计是集住宿、餐饮、商务活动、娱乐、办公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环境设计。
2.社会决策
根据理论模型演绎，选取教育支出与物价指数表征生育成本；选取储蓄表征生育文化，因为储蓄增加除了意味着自养能力增强，有助于减少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外，也可能引致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等生育文化的变迁；选取养老保险表征代际赡养水平或生育收益。此外根据李子联的研究发现，人均产出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7]，因而也选取人均产出及其平方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影响出生率的其他因素置于残差项中。
为考察解释变量对家庭生育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存在的差异，以2015年人均GDP为依据，将当年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值的地区视为经济相对发达区域，其余省份统一视为经济欠发达区域，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bir i,j ,t =α +βX i,j ,t +γZ i,j ,t +ε i,j ,t
(9)
其中，i 、j 以及t 分别表示省份、省份所在区域以及年份，j =1或0分别代表经济发达区域和经济欠发达区域。出于对内生性问题的考虑，对部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核心解释变量X i,j ,t =(教育支出，物价指数，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储蓄，人均产出及其平方)，随机误差项为ε i,j ,t 。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对全国、经济发达区域以及经济欠发达区域样本进行回归。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和分区域出生率变化的特点如表1和图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加以计算与整理。
图1 全国与分区域的出生率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加以计算与整理。
图1显示，虽然2002—2015年间全国的生育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是2010年以后有轻微回升；分区域来看，经济欠发达区域的生育水平呈下降趋势但始终高于经济发达区域，而经济发达区域的生育水平尽管呈上升趋势但均要低于经济欠发达区域。
2.基准结果分析
结合表2中的Hausman检验值来看，本文主要汇报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在全国层面上，教育支出对生育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样本分析发现，无论是经济发达区域，还是经济欠发达区域，这一负向影响同样存在，当教育支出所占比重每增加1%，生育水平将显著下降0.433‰和0.178‰。在全国和经济欠发达区域样本上，物价指数也会显著降低生育水平，其每上涨1个单位，生育水平将相应下降3.966‰和8.451‰。上述实证结果与命题1基本保持一致。
储蓄方面，无论在全国还是分区域样本上，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均为负。储蓄增加，不仅意味着自身养老能力的增强和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降低，还从侧面反映出过去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文化的变迁。虽然储蓄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这也间接地印证了命题2的合理性。
每期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第t 期社会资源为当前人均产出f (k )和上一期人均资本存量k ，用于当期消费
当期抚养孩子支出n t p 、当期赡养老人支出
以及当期储蓄n t k ，则每期社会计划者的资源约束为:
1996 年国家公布的管理学类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5个二级学科或专业，从此社会保障学从之前保险学与劳动经济学所属的经济学一级学科划入公共管理学科。由于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二级学科的划分基础是横向的领域分工，之前都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这使得公共管理呈现出了的多学科融合性的特质，在教学方案中必须对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所涉及，如果脱离了导师的个性化指导，学生就不能有重点地掌握某一学科方法进行课题研究和科研创新。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在社会决策下，如果存在一个可以进行整体社会计划的代表性个体，相比家庭决策考虑一代人利益，社会决策的目标是追求未来所有代人的效用最大化，即社会理性。基于此，社会决策的效用函数为
2、外部信息沟通不顺畅。电力企业为更好地实现往来账款信息的及时清理，建立了有关往来款核对的第三方平台，用于信息的及时核对。但现实操作中，往往会出现一家供应商与多个业务部门之间的往来业务，导致最终的询证函发放工作还在财务部门。这种一对多的往来信息核对无法依靠第三方平台实现，很容易因财务的人工核对造成错误。
上述结果反映了主要解释变量在2002—2015年间对生育水平的整体影响。然而从2009年开始，生育政策和养老保险制度频繁调整，本文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严谨性，进一步分时段考察了上述变量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3种护色剂的护色效果为D-异抗坏血酸钠>L-半胱氨酸>VC；3种护色剂的最佳复配比例为：D-异抗坏血酸钠添加量0.5%、L-半胱氨酸添加量0.6%、VC添加量0.7%。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除2002—2009年经济发达区域汇报的是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外，其余均汇报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在生育等政策变动较小的2002—2009年间：全国层面上，教育支出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分区域来看，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区域的教育支出所占比重每增加1%，出生率分别下降0.250‰和0.369‰。物价指数与生育水平之间整体呈负相关；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区域，这种负向影响更大且更显著，即物价指数每增加1单位，出生率下降7.201‰。根据人均产出及其平方的系数可知，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并不显著，但在经济发达区域，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养老保险方面，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全国样本上是显著正向的；进一步分区域发现，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增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完全相反，说明随着社会养老保险水平的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增加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呈倒“U”型特点。
例4 如图12，△ABC中，AB>AC，D，E分别是AB，AC上的两个动点，且BD=CE，连结DE，取中点F，试研究点F的轨迹，并说明理由.
表3 分时段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汇报的是稳健标准误。
3.结果讨论
为什么教育支出的所占比重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生育水平？其一，教育支出代表生育的直接成本，从宏观层面来看，教育支出增加意味着对教育服务的需求增加，满足教育等服务品需求的支出增加也就意味着生育成本上升，生育成本上升通常会抑制家庭生育水平；其二，教育支出增加意味着社会对生育质量的重视力度加大，根据生育的数量—质量替代假说，可知生育水平将会越低。为什么物价指数上涨会显著降低家庭生育水平？消费品物价指数通常是反映居民生活成本的客观指标，生活成本上涨间接提高了育儿成本，育儿成本上升将引致生育水平下降。为什么储蓄增加会降低生育水平？储蓄增加意味着自身养老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因而对生育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为什么养老保险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可能呈倒“U”型特点，特别在经济欠发达区域表现出潜在的促进效应？其一，在缺乏生育激励和生育支持的文化背景下，没有或较少有用于生育激励的社会资源，通过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挤占社会生育资源的宏观路径可能缺失。其二，在养儿防老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家庭养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如增加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确会削弱家庭养老，但是其短期内首先会减轻家庭的赡养负担，所以在家庭总资源一定和生育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养老负担，进而增强家庭生育意愿。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区域开展社会养老保险反而对生育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因为经济发达区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健全，且民众容易形成稳定的养老预期，因而有助于降低家庭未来对子女养老依赖的预期，削弱当前家庭的生育水平。
四、进一步讨论
综合理论论断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短期来看，当前生育水平下降的关键是生育成本增加所致；长期来看，表征为生育收益的养老社会化存在降低家庭生育水平的机制和风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家庭生育水平虽然从长期而言会存在上升趋势，但是未来10—15年内是人口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的“80后”婴儿潮仍处于育龄阶段，考虑到短期家庭生育目标偏离且持续低于社会最优生育目标，受育龄人群规模下降，以及新生人口转变为劳动人口的滞后性影响，最终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会使得社会福利长期遭受巨大损失，且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在当前至少不会显著抑制家庭生育。可见短期内引致生育水平下降更多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内在机制是生育成本上升引致的生育行为正外部性，这意味着规避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可以从降低生育成本出发去设计政策方案。
解决生育行为正外部性的手段通常表现为政府管制、生育权交易以及生育补贴等。在当前的法制和民主社会中，强制民众生育是不可行的；生育权交易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解决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但在道德伦理上难以被民众接受；此时在现实中，表征为生育补贴的生育保险就显得极其重要。面对家庭生育目标和社会生育目标的偏离，那么生育保险能否显著地规避正外部性引致的目标不一致性呢？根据模型的理论演绎，如果社会要确保社会计划下最优生育水平与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相等，只要社会折现因子不等于α 0，那么就必须对生育进行支持，即θ >0。
一个献给老人和时光的故事，一场返老还童的冒险之旅。全书采用布艺拼贴与绘画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红色布料和白色蕾丝花边缝制的裙子，绿色毛线作成的怪兽头发，洒满亮晶晶的小石头的海滩......故事天马行空，启示我们：对于所有的老人，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帮助他们实现生命中曾经拥有的那些梦想，是能够给予他们的最好的爱。
表征为生育保险的生育补贴有助于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高家庭生育水平，进而协调好生育目标的不一致性。理论上，从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n *可以看出，
这意味着提高生育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家庭决策下的最优生育水平；经验上，从表2中也能看出：全国层面上，生育保险支出的所占比重增加会显著提高家庭生育水平，以全国样本为例，生育保险支出每增加万分之一，出生率平均上升0.130‰，这一结果进一步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了良好佐证。
五、结语
在当前家庭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或社会最优生育水平，以及“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佳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家庭和社会生育决策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发现：第一，在生育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下，当前快速上涨的生育成本促使家庭生育水平下降且不断低于社会最优和政策生育水平，引致家庭生育目标与社会最优生育目标的不一致性。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视经济发展阶段而定，在经济欠发达区域，由于社会养老保险首先降低了对父母的赡养负担，有助于释放生育资源，因而很可能促进家庭生育；在经济发达区域，由于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微观上自身对子女养老依赖的预期相对降低，宏观上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通过挤占生育资源，进而导致对家庭生育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第三，如果家庭更注重自身，即生育的间接成本增加，那么家庭的生育水平也可能降低。
第七条 危改房基础应根据房屋荷载情况、相关规范规定的房屋降沉要求等选择毛石基础、混凝土基础、砖放脚基础、灰土基础等基础形式，达到基础设计承载力要求。
为验证上述理论推断，从而通过制定政策纠正这种目标不一致性。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第一，表征为生育成本的教育支出和物价指数，无论在全国还是分区域层面均显著降低了家庭生育，使得家庭生育水平低于社会最优生育水平。第二，在全国和经济发达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占比对出生率有负向影响，且在经济发达区域通过显著性检验。综合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前影响生育水平下降更多地是生育成本上升且主要由家庭承担所致，其中的作用机制是家庭生育行为的正外部性。解决好正外部性的手段通常表现为补贴等形式，然而中国目前关于生育补贴的福利性政策通常归属于生育保险范畴，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也均表明：生育保险支出的所占比重增加能促进家庭生育水平提升。这意味着未来解决生育目标上不一致性的抓手之一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着力点在于提高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EB/OL]. [2016-04-20].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2]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J]. 人口研究, 2016(1): 87-97.
[3] 央广网.全面二孩一周年生育意愿低何解？[EB/OL]. [2017-01-0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04/c_129431439.htm.
[4] 乔晓春. 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2): 26-33.
[5] 王军,王广州.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J]. 人口学刊, 2016(2): 5-17.
[6] SKIRBEKK V. Fertility trends by social status [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08, 18(5): 145-180.
[7] 李子联. 收入与生育:中国生育率变动的解释 [J]. 经济学动态, 2016 (5): 37-48.
[8] 石智雷,刘康妮,施念. 二孩政策放开与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基于年龄递进生育模型的分析 [J]. 学习与实践, 2017 (11): 106-116.
[9] 计迎春,郑真真.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8): 143-161.
[10] BLAU D M, ROBINS P K. Fertility, employment, and child-care costs [J]. Demography, 1988, 26(2): 287-299.
[11] ZHEN G, ZHENG W, CHRISTOPH M S, LI S Z.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hina’s fertility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12, 31(3): 417-434.
[12] 王军,王广州.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4): 26-35.
[13] 刘子兰,陈一格,沈毓赟. 养老社会保险与生育率:基于OLG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4): 13-21.
[14] 郭志刚. 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J].中国人口科学, 2017 (4): 2-14.
[15] FENGE R, SCHEUBEL B. Pensions and fertility: back to the root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7, 30(1): 93-139.
[16] 石人炳, 陈宁, 郑淇予.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评估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8 (4): 114-125.
[17] 侯力.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J]. 人口学刊, 2018(2): 96-104.
[18] 原新.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J]. 人口学刊, 2016(5): 5-14.
[19] 王晓宇,原新,韩昱洁. 家庭生育决策与全面两孩政策——基于流动人口的视角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8 (2): 93-109.
[20] 陈佳鞠, 翟振武. 20世纪以来国际生育水平变迁历程及影响机制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 (2): 12-25.
[21] 穆光宗. 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7.
[22] 陈友华,苗国.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低生育率:新机制与新特点 [J]. 人口与发展, 2016(5): 14-23.
[23] GROEZEN B V, LEERS T, MEIJDAM L. Social security and endogenous fertility: pensions and child allowances as siamese twin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87(2):233-251.
[24] SCHOONBROODT A, TERTILT M. Property rights and efficiency in OLG models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4, 12(1): 551-582.
Inconsistency of Fertility Goal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YANG Hualei1，HU Haoyu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Wuhan 430073, China;2.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typical fact that the current family fertility goal deviates from the social fertility goal by using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d price index,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cost of fertility,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evel of family fertility. The impact of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reproductive return, on the level of family fertility is negative and not significant. The increased proportion of maternity insurance expenditure characterized by reproductive security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family fertility. This means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onsistency of fertility goals may be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fertility behavior, which caused by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fertility under the socialization of fertility return. Gradually perfecting the maternity insurance system with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ty cost as the core can avoid the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fertility behavior,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or vast rural areas where the arrangement of fertility security system is relatively lacking.
Keywords :fertility level;positive externality;fertility subsidy
中图分类号： C924. 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9) 05-0029-12
DOI： 10. 3969/ j. issn. 1000-4149. 2019. 00. 002
收稿日期： 2018-06-13；修订日期： 2019-02-25
基金项目： 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发展基金人才启动项目“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生育的影响研究”(W20180053)；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老龄化背景下生育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20180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寿风险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对策研究”(17ZDA049)。
作者简介： 杨华磊，管理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胡浩钰(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方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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