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兼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试论论文,历史意义论文,落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社会主义首先发生在落后国家，继而扩展主要也在落后国家。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有可能数个国家同时发性、共同胜利这一推测的科学性如何评价？人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个推测虽然简洁，但却包含着严格的历史逻辑意义，可以说是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前提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前些年曾经出现过关于马克思恩格期“东方理论”的讨论。我认为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在与俄国革命者讨论俄国农村公社制度能否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亦即落后俄国可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的确有保留地给予一定的肯定。但当时他们也提出一条件：（1 ）俄国革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引发西方革命； （2）胜利了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给予俄国以国家援助；（3 ）俄国能够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此，俄国也许将不必经历西方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就当时的讨论情况看，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跨越是偶然现象，是特别针对俄国而言的。因为俄国当时尚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作为一种原始的土地公共占有形式与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相似的性质，而这种村社制在西方已经解体了。距这场讨论10年之后，恩格斯在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中重又提及这个问题（此时马克思已经逝世），认为鉴于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需要对他们10年前的观点作重要修正。恩格斯说，十年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村社组织已处于急剧瓦解之中，不再具有明显意义。俄国恐怕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命运。他着重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基本否定了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东方道路”说的依据不足。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严肃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观点的。在他们离世20多年后，俄国这个他们讨论过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此时的革命不再和“农村公社”有什么联系，它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历史选择。这个事变导致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分野——列宁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分道扬镳。后者坚信他们坚持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之一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权威考茨基，他反对十月革命，他的论据就是俄国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但列宁认为可以变通地看待这个问题：先夺取政权，然后在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争执以及争执的结果，俄国革命开创了本世纪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社会主义创造了有目共睹的业绩，但也存在令人痛心的失误、扭曲。民主社会主义也成为世界性的思潮和实践活动，但它们基本上融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成就属于资本主义，它的困惑和委屈也属于资本主义，它已置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之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影响广泛。
当初争论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争执继续了近一个世纪，随着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又成热点，简单的是或者否显然无助于问题的探讨。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当代社会主义主要发生在落后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点的重大差别？毫无疑问，列宁的创造是非常有意义的。后人有必要、有义务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来补充、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根据事实来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包括基本观点。问题是，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在什么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什么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没有特殊性质？有没有规律？当代社会主义所发生的种种失误，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首先，落后国家率先介入社会主义运动，从历史大趋势而言，它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反映和特殊折射，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我们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其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推测，是基于历史发展逻辑的高度概括性、前瞻性的预见。它适用的历史空间非常深远，当代社会主义仅有8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小段。它在表象上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测，但不能反过来证明那个预测没有真理性。当代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实际上也在曲折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测的科学意义。只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即一种高度概括的预测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历史现象，涵盖所有历史情节。第三，社会运动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但不会是一个纯经济过程。在社会运动过程中，有时候政治的、社会的、甚至外部的因素都会发生重要作用，由此才会有变幻无穷的历史图景。从历史哲学上说，任何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都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获得广泛传播，它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落后国家和地区。一些落后国家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已不逊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他们已有足够的感性和理论材料来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认识它将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错乱、危机都加深人们对它的批判感、幻灭感。落后国家也存在着的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使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地区有了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这一切都在推动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因此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漫延促成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既然将全球连一起，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不会仅限于发达国家。从更深的层次上讲，落后国家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避免资本主义可能造成的经济和社会不公，是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的最终经济原因。所以，事变的进程虽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时间表展开，但却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创造性相结合的结果。第四，以列宁为代表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在两个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其一是敏锐地抓住自由资本主义上升到垄断资本主义之时资本不平衡发展规律充分显示作用、资本主义天下大乱的机会，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即落后国家的理论；其二是苏联诞生后，在资本主义的强势包围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建成的理论，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并使社会主义苏联发展成为强国，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没有上述这两项创造，本世纪社会主义就无从谈起。因此无论苏联解体在今天引起什么样的议论，它的历史地位不可更改。
但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它的特殊性质是社会文明程度严重不足。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是正确的，列宁也从没否认过。因此在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落后的成份占优势，而属于当代文明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成份相对比较少。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继承的当代文明成果非常少，它首先需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合适的经济前提来。在这种创造过程中，急需的不是在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落后的文化成份。但是由于经济以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人们的意识、知识的水平限制，这种创造很难一开始就形成正确思路、正确观念。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严重先天不足的事业，先天不足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后天失调，后天失调才是问题的关键。它表现在：第一，在创造性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发展的同时，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认识上仍没有跳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社会主义从书本上走到实践中，客观上固然有它的初始性，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先搬书本。但是在搬书本的同时，认识上的局限性就发生作用了。先是列宁以为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按照“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原则”一次性地完成社会主义的组织构造，不过，列宁在实践中碰到了钉子后马上作了调整。然而后来斯大林还是回到这一思路上，总以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应当可以创造出来，忽略了这一生产方式也只能是进化的结果。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硬性设置，它的生命力不会长久。
文明可以进化、同化，但无法超越，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不认为落后国家可以直接搞社会主义的基本理由。“变通”是可以的，但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来，它只能“生长”，要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人们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形态更替的自然规律，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这种生长的、间接的、过渡性质的措施。实际上列宁晚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可惜未能被斯大林们承袭并发展。他们走的仍然是一条打碎现存社会秩序，然后按理想塑造一个新社会的路子。斯大林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就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诠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而这种诠释和创造开创了超越阶段错误的先河。
第二，在什么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有价值的理论探索，但这种探索得不到支持，理论视野长期被封闭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比如在20年代的苏联，布哈林等人曾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使用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见郑异凡《苏联20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1 期）。特别是布哈林认为，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的只能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它的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间较长，还需要运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广大农民来参加建设事业。其针对性是反对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当然布哈林的论述还不成体系，不能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提出论，但他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这种意见得不到认同和采纳。从客观上讲，也许当时苏联缺乏从容建设的外部环境。高速度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苏联生存下去的迫切要求，布哈林循序渐进的主张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但从主观上讲，是斯大林急切地希望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工业、大农业，也即他理解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正确地对待、容忍在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上的分岐，过激的党内外斗争又促进了矛盾的升格和扩大化。从30年代超，先在苏联而后扩展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允许理论探索的任何“出格”，稍一涉及，便被视为离经叛道横加打击。这种左的理论研究的僵硬环境窒息了科学社会主义活泼的生命力，使它失去了自我批判、自我扬弃的功能，它的探索空间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它的开放性被封闭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搞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拒绝任何不同思想、不同意见，使科学的主义变成了狭窄的宗派意见。这样，它对现实生活的触觉便迟钝了、麻木了，它的实践指导作用逐渐干枯乏力。人们说，实践上的危机源于理论上的危机，事实表明理论上的危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们的错误和局限造成的。
第三，社会主义诞生后，世界上便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创新物，但是直到80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高度意识形态化，基本上以对立、排斥乃到争取世界控制权为主调，继承、统一的一面少有顾及。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到争霸和冷战。就苏联而言，其对外方针在一开始还主要是争取有利的生存的环境。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即宣布苏联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希望与外部世界和平相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也表示苏联政府要与各国友好相处。但资本主世界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这一异物。十月革命后苏俄即遭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继而希特勒政权制定“巴巴罗莎”计划，意欲一举置苏联以死地。而英法心知肚明，祸水东引，绥靖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又立即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头等大事，致使战时的盟国关系被撕裂，铁幕落下。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西方的敌视、封锁。在资本主义处于力量的优势而社会主义处于劣势的客观现实面前，在资本主义的步步紧逼面前，社会主义的选择余地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苏联首先选择了护国主义的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德秘密协定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军东欧，建立华沙条约组织，以图在苏联本土和西方之间设立屏障也是如此。苏联为什么不能容忍东欧卫星国的任何试图脱离或减低苏联控制的行为，甚至不惜武装入侵，都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的。这样必然使价值观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实际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发生矛盾。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际关系强化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排斥以及左的思想路线。冷战将苏联拖入了军备竞赛和扩展势力范围，以致忽略了当代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展，限制了它吸取和利用资本主度的当代文明成果，影响了它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投入和关注。这种忽略和限制也同时存在于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赫鲁晓夫虽然提出要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但并没有去认真研究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和平竞赛最终还是服务于大国竞争，体现在宇航技术、尖端武器和核能力之上。现在看来，这种政策偏差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致命的。它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以及与当代世界的交融，它使社会主义特行独立于世界潮流之外。
第四，社会主义产生后在一个时期曾取重大成就，比如苏联仅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了资本主义需要50至100年才能取得的工业进步， 但是这些成就背后付出的重在牺牲和它夹杂着的令人痛心的毁灭长期没有被认识、被正视。作为一种与特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发展道路长期被奉为社会主义的金科玉律，被固化和上升为普遍模式。苏联高速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宏观上依靠国家超强度的大规模投入和几乎完全彻底的计划管理，在微观上依靠经济组织的服从指令和劳动者的全力奉献，劳动者的付出是超经济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动员经济，尽管能奏效于一时但难于长盛不衰。因为从技术上看，这种计划经济严格讲只是主观设计的体现，它在操作上难以达到科学无误。而经济组织和劳动者个体在经济生活中长期缺乏自主性、创造性和内在动力，个性长期被压抑。宏观政策既存在相当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微观活力又逐渐枯萎，这样的体制必然矛盾丛生，弊端严重。更何况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从单纯地投入产出发展到信息化。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再仅仅靠物质资源的占有以及生产组织的构建，而是更为看重拥有信息、生产信息的能力。生产已包括所有与信息相关的社会领域。但是传统体制对于这种变化反应迟钝。社会主义曾经赶上了第二次技术革命，也即电气化浪潮，但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落伍了。这种落伍，与社会主义因曾经取得的工业和社会成就而产生的过分自信有很大关系。它使人误以为“落后”已经被克服，资本主义已经被赶上。历史的辩证法实在无情。人们是在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后才明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是首先必须尽快发展生产力，在一定的政治前提下，大胆地去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个体经济组织乃至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主义极其必要。还不可能完全摒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搞一大二公三高四纯，在所有制上追求一步到位。落后国家迫切要消除的是封建的、宗法的、官僚资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观念和意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建到完善，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一元为主、多元并存的混合时代。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生产要素都可以参与分配；政治上以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参政；意识形态方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兼容并蓄各种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学术讨论应该宽松，学术问题不搞意识形态化。要通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尽快达到文明的当代水平。社会主义只有占据了当代文明的领先地位，才谈得上超越资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传统体制的改革开放新路。它有下述重要的创造和历史意义：第一，对什么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有独特的理解，突破了传统认识，确认当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的、社会文明程度不充分的社会主义，因此需要对以往超越阶段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作革命性变更。第二，尊重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演化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采用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调动生产组织和生产者个人的劳动、经营积极性，以激活微观经济来促进整体发展，同时将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放在重要的地位。这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变通”地走向社会主义理想境界的必要过渡。第三，极端重视国际交往，强调参与和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争取尽快接轨国际，但不谋求世界控制权。在这一点上，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难以阻挡和干扰的时代主题，冷战结束后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虽然仍存在敌对的一面，但高度意识形态化正逐渐被经济利益和经济争斗潜移默化，这一点在欧盟对华关系上表现得很明显，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和经济互补。最近欧盟、美国都在积极升格对华交往。所以说，当初苏联和建国初期的中国所受到的明目张胆的孤立、干涉不再合乎时代潮流，中国可以有一个相对从容的建设的外部环境。第四，在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从来不屈从大国压力，也从来没有对它国横加干涉，中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是平等的关系。中国走自己的路，但尊重别国选择。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基本路线。中国只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至于是否适合别国，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具有世界历史价值，将来实践会回答。但是有一点中国党和人民是自信的，即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就不会垮。在目前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确给人以希望。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