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武士道——答某些日本学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士道论文,日本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3)06-0031-06
2003年9月6—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军国主义史”课题组，在北京 组织召开了有9名日本学者、5名韩国学者和20余名中国学者参加的“第二届近代日本内 外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幸参加这次会议，对本人深入研究日本武士与武士道大有 补益。不过，对会上某些日本学者的观点，本人难以苟同。例如，有日本学者针对笔者 所作大会发言——“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提出：武士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 武士道的范围非常有限，对日本社会并无多大影响。还有日本学者提出“南京大屠杀有 一定偶然性”、“美国对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负有重要责任”等观点，本人也不能同 意。为澄清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特撰此文，并答某些日本学者。
一、武士道与日本国民
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但武士道又不局限于武士，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日本学 者新渡户稻造早在1899年就说：“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仅仅限于武士阶级 ”。[1](P88)美国学者贝拉认为：“虽然武士最充分地体现了冠于其名的伦理准则，但 它决不仅限于武士阶级。一般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级业已武士化了。”[2](P120)
武士道是在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 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3](P228)武士道自有其产生的土壤和社会基础，自 有其被日本社会认同和推崇的合理性。随着武士阶级的发展壮大，武士道逐渐成为日本 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奖惩机制日益向武士倾斜，越来越多地将财富和荣誉分配给武士 。于是，人们开始效法武士，武士道溢出了武士的界限。
幕府政治建立后，武士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道也升格为统治阶级的和国家的道德，武 家社会的不成文律成了国家法制建设的基础。1232年(贞永元年)，北条泰时主持制定的 武家社会的基本法典《贞永式目》，“乃是‘武家习惯’的理性化。”14世纪初，受武 家统治者之命完成的有关镰仓武士发家的历史著作——《吾妻镜》，将依靠武家道理草 创天下的历史，作为子孙的镜鉴。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将自己的道德作为“最 高道德”和“全人类的道德”，并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产生重大 影响。在“农武不分的早期武士社会里，士兵和农民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也要求农 民效忠领主”。[4](P46)由于武士掌握国家权力，行使政治权威，是社会精英，是君子 ，主导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这样，武士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武士之行为 乃社会之镜鉴”。[5](P134)武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举止，成了社会的价值导向 和人们学习的榜样，从而推动武士道进一步向农工商阶级蔓延。正如孔子所说：“君子 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P142)
德川时代，武士连同其家属仅占全国人口的6.6%，但遵循武士道者却远远超过此数。 原因是：(1)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强令居住在乡村的武士作出抉择，要么随主君 移居城下町成为领取薪俸的武士，要么留在农村，被划为农民。不少土地多的武士怕丢 掉土地而选择了后者，成为村酋和农村社会的首领。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武士阶级的 处世态度和道德准则。[7](P67)因此，除移居到城下町的武士外，农村仍有不少农民身 分的武士。(2)山鹿素行等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原理的“士 道”论，使武士道由实践的、制度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信仰的道德规范。“山鹿素行儒 学化的武士道理论，对此后日本思想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优劣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可忽 视的。”[8](P301)武士道更为广泛地为农工商所接受，“就连女孩们的内心深处也深 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1](P90)武士阶级的伦理得到充分普及，成为全民的伦理 。[2](P222)(3)农民的道德“农人道”和工商业者的道德“町人道”，深受武士道“忠 诚”、“服从”等道德规范的影响，原本仅存在于武士阶级内部的主从关系，已波及到 町人和百姓。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年)倡导的“心学”运动，以武士道德作 为商人道德的楷模，强调“可为世人之镜者乃士”，“凡事应以士为法”。[2](P196-1 97)(4)农村的“村方三役身分上是农民，但他们作为地方行政官，处于行政机构的末端 。”[2](P65)城下町的町役人身分上是工商业者，但“少数町役人甚至在许多方面都取 得独裁统治的权力”。[2](P352)“村方三役”和“町役人”事实上是准武士，已取得 像武士一样称姓、带刀的权力。他们数量庞大，以村方三役为例，据1854年的统计，全 国除对马县外，有63126个村，[11](P195)“村方三役”若以每村6人计，全国约有38万 人。
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构成。据赖肖尔考察，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层人物中 有一半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到60年代末，仍然占1/5左右。[7](P149)明治政府的核心 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 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 等均出身于士族。新渡户稻造说：这些“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我 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为了培养绝 对效忠天皇的“皇民”、“皇军”，造就“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基本国策的支持者、 执行者，明治政府双管齐下，以国家和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语》 、《教育敕语》，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于是，“明治 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12](PP150 -151，153-154)新渡户稻造甚至说：“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 上划上一道伤痕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1](P104)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因于武士道在日本社会有着广泛的基础，它既是武士的理想价值，也是全日本民族 的理想价值这一事实。
概而言之，武士道并未局限于武士阶级，德川时代占全国人口6.6%的武士连同其家属 ，仅仅只是实践武士道群体中的冰山一角。武士群体不等于遵循武士道的群体，遵循武 士道者，既包括武士，也包括实践武士道的其它社会阶级。
二、武士道与日本民族精神
“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崇拜所有形式的武士精神”，直到20世纪中叶，仍被统治阶级作 为“最高道德”和“全人类道德”而大加宣扬的武士道，真会如有的日本学者所说没有 多大影响吗?
4世纪末、5世纪初，日本形成统一国家。8世纪武士产生，1192年至1868年，武士执掌 国家政权。明治维新后，武士又成为明治政权的核心领导人，直到20世纪中叶，仍对日 本政治生活发生重要影响。9、10世纪到19世纪，特别是武人专政的幕府时代，正是日 本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形成和积淀时期，武士道作为日本社会的核心价值， 作为日本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奖惩机制的基础，将最高荣誉和经济利益分配给武士。 日本民谣云：“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这种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作为精英阶层和统 治阶级的游戏规则，必然对其他阶级产生诱导效应，成为其它阶级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 观念，并内化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从而使日本人的精神文化 和民族性格无不打上武士道的烙印。
在一代代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中沉积下来的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而道德则是最核 心、最底层的文化之一。武士道自形成以来就不断吸取来自各方面的能量，并在漫长的 历史流向中沉淀下来，发展成为日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传统，被日本人誉之为“大和魂 ”。明治维新以来的130多年间，武士道作为“杀人与战争之道”对人类和平的破坏性 ，作为“忠诚与献身之道”对日本超常规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武士道影响之大 小，由此可见。
让我们看看日本有地位、有影响的学者对武士道的评价吧。1899年，新渡户稻造向全 世界宣称：“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旧日本的建 设者而且是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 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1](PP90-96)1901年，井上哲次郎在受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 作的演讲中说：“即使武士道的形骸消失了，武士道的精神毕竟还在日本民族的某一部 分中存续”，日本军队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这里。[13](P9)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 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14](P169)1981年， 松本三之介将国家主义、进取精神和武士精神视为明治精神的脊骨，认为武士道构成了 明治精神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内容，武士的道德渗透于一切道德观念之中。[15]1984年， 相良亨教授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武士又长 期掌握社会主导权，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离开武士的伦理观， 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的大半。[16](P5)1999 年，丸山敏秋的《道德力》一书依然认为，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精华，今天虽然不能原 封不动复活武士道，但无论如何武士道也是值得学习的。[17](P168)
再看看美国学者的观点。霍尔说：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代表 ，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18](P74)贝拉认 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 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P111)沃尔夫说：武士代表日 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 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19](PP116-118)赖肖尔也强调：“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强烈 的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精神，仍是形成现代日本人性格的因素。”[7](P5 7)
“武士道至今仍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20]万峰 先生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我国学术界的共识。
让我们再通过实例来看看武士道对现代日本社会的影响吧。日本现代化走的是“和魂 商才、东西结合”(“和魂”即武士精神，“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 的道路，即森岛通夫说的“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涩泽荣一(1841—1931年)为“士魂 商才”思想的确立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直至今日，日本企业界仍有不少人对涩 泽荣一的“士魂商才”论推崇备至。
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未向西方国家那样伴随着核心价值的转移，用以 人为中心的自由、平等、博爱取代传统社会以神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对传统社会的核心 价值——“忠诚”等，不是讨伐和扬弃，而是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现 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企业中，机器设备、生产技术是西方的，经营管理方式却是 日本的。被誉为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 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渊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的传统模式 。
武士道是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德，强调对主君的忠诚献身，对主君不忠，就 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21](P155)结果就是被逐 出武家社会，精神上永无翻身之日。现代日本企业在创造企业文化时，每个大企业俨然 一个德川时代的“藩国”——命运共同体，同样没有不忠者——“叛徒”的立足之地。 员工都有一种忠于公司的“从一而终”的感情，在企业内像武士一样为其主家效忠，将 工作看作是“忠”的奉献和神圣的职责，将加班加点工作视为“忠”的最佳体现。
必须指出的是，封建武士和现代日本人的“忠诚”与“服从”一脉相承，都是超越是 非的“愚忠”和“盲从”。明治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国 民狂热地投身其中，认为侵略战争是“忠君爱国”的需要，是关系到个人利益和民族利 益的“圣战”，赞同以战争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面对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带来的惊人暴 利，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感动得落泪”，[22](P46)日本国民更是为之 颠狂、陶醉。因为“打赢战争意味着获得大量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 。这一切也使日本人民误认为战争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4](P129)
武士道的“忠诚与献身之道”培养了日本人的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感、恪守职责 等民族性格，“杀人与战争之道”则铸造了日本人嗜杀成性、野蛮、凶残、好战等民族 特征。现代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中都可以看到武士的影子，武士道的影响还不够大吗?
三、武士道与二战史观
在这次会上有日本学者说：“南京大屠杀有一定偶然性”。这一观点，笔者不能同意 。
日本人有着久远而深沉的开拓精神与扩张意识。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环境条件决定 社会历史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作过精辟论述。纵观古今，横看东西 ，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确实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农业民族 与游牧民族的性格，前者大多自足而平和，后者则要暴烈、狂野许多，根源就在于不同 的环境条件。日本民族的先民历经艰辛从亚洲大陆迁徙来到日本列岛，既有开拓精神的 作用，也有获取新领地的扩张意识的刺激。然而，这些日本先民来到的日本列岛，面积 狭小、资源匮乏、灾害频频，并非理想的生存之地。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日本人的原初 开拓精神、扩张意识，在强烈的“生存危机”刺激下与日俱长，进而形成掠夺邻近国家 以补偿生存环境之不足的思想意识和强烈冲动。369年，大和国还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 ，就乘朝鲜半岛三国鼎立之机，将“扩张补偿”思想转化为侵略扩张行动，武力霸占朝 鲜半岛南部的任那地区近二百年之久。1592年，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就迫不急待地 继承其祖先“扩张补偿”的遗志，再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掠夺战争。
日本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由来已久，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就表示：以“图朝鲜，窥视 中华”为平生素志，发誓在“有生之年”“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以实现“ 奉天皇定都北京的梦”。佐藤信渊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中，明确提出“从侵略 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和南进并行的路线 ”。[23](P57)1927，田中义一向天皇呈交的《田中奏折》认为：“欲征服中国，必先 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若中国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 度、南洋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 侵犯”。虽然田中奏折的真伪向有争议，但主要内容与其后日本的侵华步骤完全一致， 却是事实。
明治维新后，由武士领导下的明治政府迅速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踏上武力征服中国 、灭我中华民族的军国主义道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企图变朝鲜为殖民地，进而侵 略中国。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企图加入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1904年发动日俄战 争，目的是同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向中国大陆扩张。1914年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目的是抢夺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全部殖民特权。1915年向中国提出所谓“对 华二十一条要求”，妄图独霸中国。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制 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狂妄野心，世人皆知。
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行径。[24](P227)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 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25](PP88-89)武士以刀枪为谋生工具 、以战争为职业、以暴力和战争为财富源泉和进身阶梯。武士道作为武士穷兵黩武、争 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的伦理观，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精神支柱和战争 工具，它将日本武装成一座军营、一架战争机器。日本国民“在人性丧失的那一刹那， 也就变成了‘天皇陛下的士兵’。”[26](P233)
泯灭人性的武士道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种种野蛮透顶、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 最残暴的战争罪行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 其《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谴责日军‘把南京变 成一座恐怖的城市’。”[27](P57)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思想渊源、侵略计划和侵 略战争，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愈演愈烈的侵略性、冒险性、野蛮性、欺骗性和掠 夺性，武士道军队极尽野蛮、暴虐之能事的一贯性、连续性，表明南京大屠杀是：(1) 由日本当局策划，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战犯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2)与甲午战争中旅顺大屠杀一脉相承的南京大屠杀，是非人性的武士道军队之一贯 令人发指暴行的延续。
有的日本学者在讨论会上说：美国对日本战后出现的军国主义思潮负有责任。这一观 点，笔者不能完全赞同。原因在于，无形而不可触摸、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武士道军国 主义文化的传统，早已融入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日本人自觉或不自觉遵循的观念形 态，恐怕除了日本人自己，谁也无力将其彻底清除。
如前所述，日本人强烈的开拓精神之中潜藏着军国主义基因，先天不足的生存环境又 为之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传承的温床。有史以来，日本人向外扩张的冲动格外持久而深 沉，时时渴望着通过向外扩张来补偿自身资源之不足，改善生存条件。古代和中世纪两 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近代和现代一系列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侵略战争，就是这种根深蒂 固侵略补偿思想的必然结果。“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史 上，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28](P719)
大和民族的文化是大和民族的祖先在久远的历史创造活动中创造的，带有大和民族前 天、昨天的烙印，专属于大和民族。武士道应日本社会的需要而生，应日本社会的需要 而由“中世纪武士道”发展为“近代武士道”和“现代武士道”，应日本社会之需要而 在中世纪、近代和现代(1945年前)一直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支柱，表明武士道为日本人 的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日本社会存在接受武士道的广泛社会基础。武士 道文化传统一千多年的浸润，使武士道军国主义价值观念、善恶标准和思维方式渗入日 本人的细胞，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中，形成日本人强烈的好战性和攻击性的民族性格 。
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源于生活，并在生活中积淀下来，专属于该民族；都有其产生的 土壤，并在这种土壤中生存下来；都被其社会视为合理的，并因其合理性而得到社会的 推崇与人们的向往。文化的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欲以武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 的强制措施将其消灭，最终都是无效的。葡属殖民地、西属殖民地、法属殖民地的原有 文化传统，被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毁灭了吗?没有。大英帝国335 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有哪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被英国殖民者清除了呢?没有。日本对台 湾51年的殖民统治、对朝鲜35年的殖民统治、对中国东北14年的殖民统治，除军事占领 、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外，还实施刺刀下的奴化教育，甚至逼迫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 语言和姓氏，改用日语和日本姓氏，但最终将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传统摧毁了吗?没有。 那么，将彻底清除渗入日本人骨髓的武士道军国主义文化传统的责任推给美国人，能令 人信服吗?
武士道作为日本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不可能因日本在二战中失败就消失 。原因是：(1)传统存在于我们生存的方式之中，存在我们的灵魂之中。没有文化的传 统是不存在的，没有传统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 化传统，每一代人都得从零开始学习生存本领，其情景肯定是不堪设想和滑稽可笑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都是在其祖先创造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精神财富) 这块过去的地基上构筑起来的。二战以来日本人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不可能与过去 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白纸上重新写成。(2)正如武寅教授的研究 ，“日本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于明治维新的历史性变革之中。从那时起形成的建国理念 、政权性质、政体组织的基本原理和运作特点、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等一切最根本的、最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能够说明这个国家本质特征的东西，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质的改 变”。[29]至今，日本极右势力否认战争罪行，企图将侵略战争合法化；少数人对外扩 张野心不死；中学历史教科书刻意回避侵华战争的性质与责任，蓄意淡化、掩盖侵华日 军的战争罪行，许多日本国民对此不以为怪；日本政府继续对二战中罪恶累累的高级军 官授勋，政府首脑公然宣称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凡此种种有目共赌的事实，不 正是武士道观念形态继续影响当今日本社会的证据吗?日本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大约0.2 7%，然而当今日本的国家防务开支高达500亿美元以上，超过英、法、德三国的军费总 和，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不正是以“武”为立国之本和治国之本， 以“武”的视角审时度势、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发展方向的证据吗?
收稿日期：200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