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需要智慧和积累，但也需要有超越——在《治学与治己：方汉奇学术之路研究》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有论文,之路论文,学术研究论文,座谈会上论文,也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首先祝贺泱育的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也祝贺倪（延年）老师，在倪老师指导下，泱育完成了这样一部专著。向在座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王平社长和许艳辉编辑表示感谢，因为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出版社对新闻学的支持、对中国新闻学学术教学研究的一种支持，新闻学的教学与研究需要这种支持。希望出版社今后多关注新闻学领域的符合出版条件的成果，扩大这方面的书源，多出一些这方面的成果。
去年秋天，我在和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交流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新闻史研究的领域内，我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因为前面有高峰，后面有来者。前面的高峰指的是已经被公众肯定的，像戈公振、黄天鹏和胡道静那一代人；后面的来者指的是后于我进入这一学术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我在1946年读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的时侯，就开始关注新闻史的学习，对新闻史开始感兴趣，并试着写过一些有关新闻史的小东西。我是1953年8月23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报到，开始正式从事新闻史教学工作的，至今还在招收和指导博士生，从那时到现在，正好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对外实行“一边倒”，对内则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只重点的抓了一个苏共报刊史的传承，和“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新闻事业史”的教材建设。其余的新闻史项目和课题的研究包括新闻史人物的研究，统统不受重视。真正有机会和有条件全面开展新闻史的研究，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目前这30多年的事。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新闻史研究前辈们的诸峰耸峙，到目前的群彦汪洋，我在这一大段时期新闻史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和前后辉映的两大群体中，只不过是一个作过一点铺垫性的工作和起过一点承前启后作用的过渡性的人物而已。
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已经60年了。如果说“30年”是一个“generation”即一代人的话，我大体上接触了我自己这一代和此前此后新闻史研究的三代人。对这三代人，我有三句话——
对于比我年长的那一代，像戈公振和黄天鹏、胡道静等那一批新闻史研究的老先生们，我的一句话是“高山仰止”。也就是太史公所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对于和我同一代的，像宁树藩老师，丁淦林老师，以及比他们稍早一点的复旦的曹亨闻老师、李龙牧老师，人大的张隆栋老师等，我的一句话是“人之彦圣，若已有之”。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他们的长处我认真学习，他们的成就和他们的成果，我十分敬重，绝对不犯红眼病。
对于年轻的一代，即曾经授业有过师生关系的年轻的中青年新闻史研究者，我的一句话是“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鼓励和支持他们超过前人，超过师辈，超过我自己。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如中国古代报纸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是中国最古代的官报是唐朝的“进奏院状”，因为进奏院是封建官报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一点在宋朝体现得非常明显，有上都进奏院，管理120个进奏官，然后是门下省，由给事中负责编，然后送到枢密院去审，而后通过上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宋朝的时候120个进奏官，这个官报就是这么发行起来的，它起码印刷或抄发120份，由中央统一向地方发行。但是唐朝的进奏院状和宋朝的进奏院状并不一样。唐朝的进奏官和宋朝的进奏官也不相同。因为唐朝还没有一个上都进奏院来管理这些进奏官。当时的权力是分散在地方的，进奏官的进奏状实际上是在首都的进奏官发给地方长官的情报。唐宋两朝的进奏院状是有区别的。而我的那个观点（中国最早的官报是唐朝的“进奏院状”），就没有能够把唐朝的进奏院状和宋朝的进奏院状区别开来。但是李彬就把唐代的进奏院状和宋朝的进奏院状作了区别——他认为唐朝的进奏院状是“新闻信”，我觉得他说得对——应该是“新闻信”。在后来的教学教材中，都采纳了他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李彬就在我的研究的基础之上超过我了，我觉得这很好。学术研究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应该一代超过一代，如果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那就没戏了！我们要的是“龙种”，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人要比我们强。学术研究要智慧，要积累，但是也需要有超越，我在这方面是持这样一个态度。
希望新闻史的学术研究在现任会长程曼丽老师的领导下，能够得到弘扬和发展。现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有五个分会、两百多个会员和一百多个团体会员，新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涌现。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正在起步。如倪延年老师即将开展的“民国新闻史”研究等，都是大项目，是大时代的大气魄下的大项目。民国新闻史我们只能写到1949年，在课题的研究上，我们要有大视野。希望我们新闻史的研究能够得到更多的出版界的支持，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个领域中来，希望中国新闻史学界能够出更多的成果。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像滚雪球式的越滚越大。除了上面说的这个课题外，现在还有很多大的课题都在开拓，如柳斌杰和李东东担任正副主编的“中国名记者研究”，就正在积极进行中，已经出版了两辑，还要继续编写下去。“名记者研究”属于新闻史人物研究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由于有其他国家的学者如新加坡的卓南生先生的加入和支持，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国际化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不曾有过的。我想这个国际化还会不断地开拓，海外有4500万华人，分属于不同的国籍，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办报，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个领域的媒体研究，包括媒体史的研究，是有比较广阔的开拓前景的。
（据方先生意见，对录音资料作了删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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