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宋笔记中的荒政
谢智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 北宋笔记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灾害，也记载了丰富的荒政。本文基于笔记史料，关注仓库救济、安置流民、稳定米价所运用的荒政，认为官仓的救济方式多元，但是存在库存不足的弊端；相对于单向的救助流民，以工代赈可促进贫富阶层的良性互动；中国南北官府在稳定米价的措施上呈现出差异性，南方的地方官府利用经济与行政手段稳定米价，经济手段更为有效。
[关键词] 北宋笔记；自然灾害；荒政；救济方式
北宋一代，笔记小说的创作再度空前繁荣[1](P163)，出现了浩荡汹涌的创作大潮。其创作者乃是北宋士人，他们熏陶于重文重史的风气，趋同于淡泊名利、内敛冥思的风貌，创作了大量风格迥异的笔记。北宋笔记的形式不拘一格、内容极为博杂[2](P1)，有些夙在巫鬼，有些考据辩证，有些专于地理旅行，不一而足。洒脱如苏轼者，《东坡志林》杂记生活百事，例如录下苏轼食肉诵经、辗转难安之态[3](P43)，令人读后不禁莞尔；端庄如司马光者，“述见闻，手笔细书”[4](P393)，杂书善恶，无所避隐，方得《涑水记闻》；漂泊如王得臣者，宦海浮沉，官牒奔走，其《麈史》记有多地风情[5](卷下)；恬适如叶梦得者，《石林燕语》书写“故实旧闻，嘉言善行，田夫野老之言”[6](P5)，不求笔记见闻于后世……总之，北宋笔记不仅记有历史琐闻、经典考据、风土人情等内容，是对北宋社会细致生动的记录，还体现了士人“把洒临风话沧桑”的心境，以及他们致力于建构历史记忆的努力[7]。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笔记中有众多的农业内容，涵盖农业生产与技术、税赋、劝农、占候求雨等等。但是由于史料零散于笔记的段落之间，不成体系，缺乏逻辑，故学界缺少对北宋笔记农史价值的挖掘。笔者蒐集北宋笔记中的自然灾害和赈灾之法，梳理归纳，研究北宋的荒政。荒政，乃是救助饥荒之政，北宋中期以后，“荒政”被广泛地指称官府救荒的行为、政策与措施。[8]可见，实施荒政的主体是官僚——他们也是士人群体的一部分。笔者发现，北宋士人认真地记录各类灾害，并伴有真实的情感，如惊恐与不安；同时，官僚赈灾措施多样，因地制宜，并非无的放矢，并且他们尚有一种奉献精神，于其言行可见悲悯之心。
一、北宋笔记中的自然灾害
荒政的客观前提，是存在灾荒。灾荒由自然灾害引起。自然灾害会影响发生区域内的每一个人，温饱线上挣扎的农夫流离失所，曾经温饱的士人也面临着饥饿。所以，士人对灾害的感触同样深切，会将其记入笔记中。如果将笔记中的灾害记载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的灾害记载相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细节，即可以对灾害的程度、范围、影响等了解得更为细致，又可以洞察灾害下人们的心态。
北宋士人笔记记载的灾害主要有水灾、旱灾、蝗灾，它们发生频次高，涉及范围广，破坏程度大。还有一些地域性、偶尔发生的灾害，如雹灾、风灾、雪灾、地震、海溢等。
洪水来势凶猛，破坏力大，会直接毁坏农田，伤害庄稼，造成粮食绝收，农田无法耕种。《涑水记闻》记载嘉佑元年(1056)，“京师雨两月余不止，水坏城西南隅，漂没军营民居甚众；宰相以下亲护役救水，河北、京东西、江、淮、夔、陕皆大水。”[9](P107)《长编》对此次水灾的记载则是：“时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命辅臣分行诸门；而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10](P5515)较之《长编》，《涑水记闻》更细致地记载了水灾的波及范围。可见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水灾。另外，水灾的更坏影响则是造成河流的决口，尤其是黄河的决口。黄河的决堤泛滥对黄河中下游农业区的生产破坏极大，造成该区域农业生产发展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11]庆历八年(1048)，黄河重大改道，在960—1048年时间段内，黄河共发生26次重要决口，[12](P886)故《画墁录》中发出了“本朝无五年不河决”[13](P214)的感叹。《涑水记闻》又载：元丰元年(1078)春黄河决口于塞曹村，朝廷征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尝试凿开黄河故道，使河水重归故道，如果此计不行，甚至决定人为地决开黄河北堤，放任河水，“任其所之”[9](P196)。果真如此，河水将在河北地区肆意泛滥，可以想象农业生产会遭遇多么巨大的破坏。所以笔记常有诸如“河朔艰食”[14](P230)、“河朔大饥，饥民东流”[9](P224)的惨状。不止河北诸地，江南地区春夏多雨，更易引发水灾。《泊宅编》载，政和六年(1116)，“江、浙大水，饿莩盈路”[15](P199)，也是人间惨状。在一些低洼之地，由于排水困难，“积水”成为当地的灾害。《丰清敏公遗事》载湖州、秀州，“积水害种，民多艰食。”[16](P147)
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9](P186)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孤儿的救助工作，孤儿救助逐渐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和特困救助、社会福利机构收养、亲属代养等方面的救助扩展到生活、教育、康复、医疗、就业、住房等全方位的救助，孤儿的权益保障不断改善。本文重点梳理有关省、区、直辖市关于孤儿教育与就业政策，并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解读。
蝗灾一直是传统农业无法逃脱的灾害。在爆发性的蝗虫的迁徙路途中，它们会吞食田地里的作物，使农作物完全遭到破坏。蝗虫不单单危害平原地区的农业，例如，琉球的诸郡邑长及百姓，于三月四月各择良辰，“尽牵牛马，各到海边，以为齐戒，此为五谷除蝗虫之义也”[21](P493)；可见，海岛农业也逃避不了蝗虫的侵害。并且，旱灾之后，蝗灾往往接踵而至；两者的叠加使农业经济的恢复非常艰难。蝗灾对人们尚有心理影响。漫天蔽日飞舞的蝗虫，使人们内心萌生巨大的恐惧，也对蝗虫产生错误的认识，如《墨客挥犀》如此记载：“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联缀而下……为人掩捕，飞起蔽天，或坠陂湖间，多化为鱼虾。”[22](P29)在北宋士人笔记中，士人记录的蝗灾次数多过了水灾与旱灾，列举如下：
大中祥符九年，秋稼将登，郡县颇云蝗虫为灾。……飞蝗且至……则连云翳日，莫见其际。[23](P267)
将清洗、烘干的试样进行编号、称重后，装入试验机一端，然后将一定粒径的含砂量100 g/L的浆料加入试验机内.将变频器调至50HZ(试验机内相对运行速度为2.0 m/s)，设计每天工作8 h，每隔6天对过流部件试样进行称量，并计算磨损量.
旱灾持续时间长，往往数年内没有充足的雨水，导致农作物歉收，民众只能逃荒。尤其在熙宁年间(1068—1077)，天下大旱。《长编》记载：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奏言陕西大旱[10](卷二百十八)，四年(1071)“河北大旱”[10](卷二百二十五)，七年(1074)“大旱盗贼起”[10](卷二百五十一)、“去年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10](卷二百五十二)，八年(1075)“关右大旱，人多流亡”[10](卷二百六十)、“江、淮大旱”[10](二百六十八)；《东轩笔录》则载熙宁十年(1077)“京辅大旱”[17](P30)、“京师旱”[17](P43)。旱情不仅带来了饥荒与流民，也影响到此后多年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甚至影响多年之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8]《东轩笔录》记载了干旱造成饥荒与流民，“熙宁六、七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百姓流移于京西就食者，无虑数万”[17](P34)。《渑水燕谈录》则记载：“熙宁八年，淮浙大饥，人相食”[19](P98)；同样是熙宁八年(1075)，《甲申杂记》记载：“饿莩无数，作万人坑”[20](P43)。北宋笔记的字里行间真实地还原了旱灾导致的惨状。
可见这次雨雹造成麦苗绝收，房屋被毁，家畜伤亡。风灾来势迅猛，难以预测，破坏农舍、农作物、牲畜等，甚至会对一地的农业造成毁灭性影响。例如，《梦溪笔谈》载熙宁九年(1076)，武成县遭遇了一场风灾，旋风乃是：
第(Ⅰ)问需要考生对三角形的内角∠B进行分类讨论，利用正弦定理、同角三角函数基本关系、结合三个内角的关系得到结论．第(Ⅱ)问讨论三角形的边与边的关系，题目给出了两边及其一边的对角，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条件不能确定一个三角形，但是此处蕴含的边角关系恰好可以唯一确定满足条件的三角形，这需要学生熟练运用正弦定理、三角形的边、角关系解三角形，较好地理解三角形的性质，具有解三角形时根据条件判断所得解是否符合题意的意识．若考生能够通过边的关系推知△ABC为直角三角形，也可通过解直角三角形的方法从而完成该题的解答．这也正是考查考生数学思维、数学能力和素养的反映．
熙宁中，淮西连岁蝗旱，居民艰食。[19](P100)
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是何来。一蝗百儿月再孕，恐渐高厚塞九垓。[24](P298)
取白泥的碱浸滤液20 mL加入烧杯中，调整碱浸滤液的硅铝比为3.0，控制溶液pH值为9.70，加入不同体积分数的结构导向剂，搅拌30 min后，在室温老化24 h，转移至聚四氟反应釜中，于100 ℃烘箱中反应24 h，过滤、洗涤、烘干获得分子筛原粉。
较之水、旱、蝗灾，其他灾害持续时间不长，发生频次不高，波及范围不广，危害也相对较轻。在雹灾中，冰雹会使农作物茎叶和果实遭受损伤，也会造成少量人畜的伤亡。《梦溪笔谈》记录河州一次雨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莲芡”[25](P167)；不过，沈括却将雨雹解释成次年北宋军队平定河州叛乱的符兆。相较之，《茅亭客话》详细地记录了蜀地夏四月发生的一次雨雹，其情形是：
明道末，天下蝗旱。[19](P40)
公自洛使还……改守越，适岁蝗，谷价腾踊，民病食[16](P143)
在泥石流灾害高发区做好巡回检查，及时提供灾害前兆信息，及时报告和处理险情。在危险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在泥石流活动区内禁止爆破、削坡等可能引发或加剧泥石流灾害的各种工程活动。
雹自县东山横布数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则更不知其远迩也。雨雹过处，篱墙屋宇林木大者皆为雹击雷拔之，牛马犬豕皆惊仆地，鸟鹊小禽中者俱毙。时麦方实，无有孑遗。有一村人云：某家是夜数雹穿屋而落，大如豉，盆瓮锅釡皆为击破。其雹所至之处，树木屋瓦十不存二三焉。[26](P42
雨雹)
祥符中，天下大蝗。[19](P26)
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25](P167)，[27](P125)
一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没有从企业改革发展的大局高度认识和把握，没有根据形势变化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来开拓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法、载体的新思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然存在。突出表现在：一讲思想政治工作就开会，一做思想政治工作就座谈，一忙生产就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到一边。还有的基层单位，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地理解为做做记录、搞搞活动、发发纪念品等等。
建茅屋百间以处流民，捐俸钱置办盐蔬，日与茶饭参俵，有疾者给药以理之。[19](P40)
二、荒政
北宋无汉唐之威武雄壮，匮乏于武功，其统治者只得丰勤于仁政，恤民救荒便成为最佳的政策选择。[29](P85)统治者重视荒政，即可缓解社会矛盾，又宣扬关怀百姓之心，并且，其以养民措施来强化政权的正当性，减少“历史焦虑感”[30](P2)。南宋董煟于《救灾活民书》里将荒政分为常平赈粜、义仓赈济、存恤流民等二十种方法。[31](卷中)杨宇勋将宋朝荒政分为仓储制度、钱粮调度、赈灾方式、社会救助、蠲减税课、粮食买卖、生产复员等九大类，共计五十项。[29](P2)依杨氏之分类，各类荒政之法互有交集，比如借贷内库、通融有无归属“钱粮调度”，常平仓、义仓、广惠仓属于“仓储制度”，内库借出之粮又会进入常平等仓，可见钱粮调度与仓储制度相互联系；又如以工代赈属于“赈灾方式”，存恤流民属于“生产复员”，而以工代赈却是存恤流民的尤佳方式。笔者依北宋笔记之记载，将本文探讨之重点限于仓库救济、安置流民、稳定米价此三种救荒。
(一)仓库救济
北宋防前朝制度，建立以救荒为目的的仓储制度，设立常平仓、义仓、广惠仓等救济仓库。北宋初年，宋廷就重视救济仓库的设置，《遵尧录》载宋太祖曾言：“军与饥馑，须预为之备，若临事厚敛，非长计也”[32](P114)；之后，庆历初，诏天下复立义仓；嘉祐二年，又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贫疾者皆有所养[33](P4337)。常平仓会在丰年以稍高市价购入粮食，在荒年则以比市价低的价格卖出粮食，达到救济的目的；义仓不仅存有粮食，还有铜钱、柴火等物资。救济仓库在荒年可发挥巨大的作用。
救济仓库发放库粮，分为有偿赈粜、无偿赈给和有偿赈贷等方式，官府依实际情况来度量，其参考标准有二：一是地方灾情轻重，二是仓库物资之多寡。例如，《侯鲭录》记载汝阴城雪灾，苏轼找县官赵令畤商讨赈济之法，县官笑言：“义仓之积谷数千硕，可以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数万称，酒务有余柴数十万称，依原价卖之，二事可济下民。”[28](P227)此次赈灾中，粮食应是无偿赈给，炭、柴则是依原价销售，属于有偿性质。《丰清敏公遗事》记载了常平储粮的有偿赈粜。崇宁元年(1102)，丰稷谪守越地，适逢当地蝗灾，谷价腾踊，民众取食艰难；于是，丰稷发廪赈之，价格为市价的五分之三。[16](P143)又如，叶梦得于《避暑录话》中回忆：“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余尽发常平所储……几十余万人稍能全活。”[34](P240)叶梦得将常平储粮全数赈给，此举违背常例，正是出于灾情太过严重之因。有时，官府会选择“有偿赈贷”，仓库并不直接支出粮食，而是将钱财贷给百姓；百姓用借来的铜钱去购买粮食，待到丰收时节，百姓用粮食、丝绢等物资来偿还贷款。“和买绢”制度乃是典型案例。《玉壶清话》记载，祥符初，王勉知颍州，当地发生大饥馑，王勉便出府钱十万缗贷给民众，约定：“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35](P157)《龙川略志》记录了另一个事例。1091年两浙大旱，米价很高，但是朝廷仍旧要求当地供应京城数百万斛粮食，就引发了一场人为的饥馑——“官不罢籴，则米价益贵；籴钱不出，则民间钱荒，其病尤甚。”[36](P295)最后，宋廷决定从军需仓库中借出百万斛粮食应急，然后按照惯例贷给两浙钱币，约定之后用粮食偿还贷款。
综上所述，老年骨科患者手术麻醉中采用腰硬联合麻醉，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能预防术后短期认知功能障碍，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宋廷依靠仓储制度，运用多元的救济方式，客观上兑现了恤民救荒的初衷。但是，救济仓库并非毫无弊端。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宋初则规定：“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33](P4349)，开仓赈荒需得上报朝廷，得到朝廷首肯方许；信息的传递耗费大量时间。可是，北宋历代皇帝谨遵祖宗之法，不敢逾越。再者，在官僚品格上，其若是持法守常，救济事务皆是奏请，则定是延误时机；若其是庸庸食禄，视民众饥馑于不顾，那么仓储制度则成了摆设。故苏辙言：“顷立义仓，至今已将十年，所聚粮斛数目甚多，每遇灾伤，未尝支散一粒。”[37](P651乞赈救淮南饥民状)可见，救济仓库尚未充分发挥职能。另一弊端则恰好相反，乃是仓库救济过多，未有新粮入仓，入不抵支，无法维系。《龙川略志》记载：元佑九年(1094)，哲宗与大臣们论及赈灾，大臣们告知赈济之余，军粮匮竭；相州、滑州饥民众多，但是仓廪空虚。皇帝惊问：“何其寡备至此？”苏辙的回答则是：多年来官府卖米太多，去年试图将卖价限定在市价百分之九十之上，今年又是饥馑，不得已，卖价便定在市价百分之六十；如此一来，仓库空虚。[36](P302)此例表明，财政很难支撑维持仓库的运营，当然也难起救济之用。又如，富弼在青州救荒时，认为按照旧法救荒，“人既猥多，仓廪不能供”。正值春天，于是他令饥民散入村落，寻食野外春菜，并且让富民“出米以待之”，以劝有力之家施予粮食来应付官仓无法救济的窘境。[38](P399)；[9](P224)
(二)安置流民
安置流民也是一项重要的荒政。流民是社会秩序的潜在破坏力量，所以，北宋就定下种种安置流民的措施。首先，当然是官府实施社会救助，维持流民的基本生活。《渑水燕谈录》载，明道末年，天下蝗旱，通州地方官员安置流民的举措是：
雪灾，则会造成食物与取暖物资的短缺。北宋时，住房材料主要是土坯与茅草，土坯堆墙，茅草覆盖，很难抵御风寒。所以雪灾时，居民需要取暖物资，主要是木炭；同样，烧火做饭的柴火也是紧缺的，进而引发了饥饿。《侯鲭录》载元佑六年(1091)，汝阴久雪，民众困于“食与火”[28](P227)；积雪近尺，民众很难找寻食物，也很难找到柴火，故难生火造饭与烧炭取暖，从而加剧了灾情。地震偶然性大，不似水旱有季节规律。但是一旦发生地震，则造成巨大的破坏。治平间，河北凶荒，地震又发生，导致人民无粒米可食。[17](P30)海溢即是海啸，它是破坏性海浪，摧毁堤岸，淹没田地。海溢具有地域性，只有沿海地区才会发生。政和丙申岁(1116)，“杭州汤村海溢，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15](P183)。
这些举措都是属于社会救助的内容——“建茅屋百间”，是让流民有所居养；“办盐蔬、与茶饭”则是施粥造饭；“给药以理”则是施药医治。它们客观上达到了防止流民作乱的目的。再者，是“流民隶军籍”制度，将流民中年轻强壮之辈纳入军队。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太祖皇帝曰：“多事之秋，唯养兵可代百年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39](卷一)北宋的开创者试图将流民从潜在的敌人变为可以掌控的一股力量，其后人坚持了这一制度。富弼于青州救荒时，从几十万饥民中，“强壮堪为禁卒者，募得数千人，面刺‘指挥’二字，奏乞拨充诸军”[38](P399)；[9](P224)，也正是执行了此项制度。还有一项救荒之法是“以工代赈”。它是由政府大兴土木，招募流民投入公共建设，给予流民酬劳，保障其生活。给予报酬者，或是政府，更可能是富人，政府常常拉拢富人投入到赈灾之中。例如，范仲淹任知杭州时就倡导了以工代赈，其称之为“募民兴利”。皇佑二年(1050)，吴中大饥，殍殣枕路。范仲淹在打开仓库、发放粟米之外，利用当地人喜爱竞渡与佛事的特点，纵民竞渡、大建佛寺、新建敖仓吏舍。大兴土木之后，富人的多余财富便惠及穷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25](P91)可见，以工代赈实现良性的互动：富人获得享受，乐意施舍；流民付出劳动，获得钱财。但是，如果官府对富人的政策只是“劝分于有力之家”，富人多次协助救荒后，便会心生退意，或是藏匿钱财，或是敷衍应付。
式中：P为块段中锆英石、或钛铁矿矿物量，t；V为块段体积，m3)；C为块段锆英石或钛铁矿的平均品位，kg·m3。
(三)稳定米价
稳定米价，是一项运行于城市内的荒政，其主要发生于中国南方——以稻米为主食的区域。稻米有了价格，定因稻米处于交易环境中，北宋只有城市才会有大量的米谷交易。故由稳定米价而产生的系列手段与措施，皆出于服务城市饥馑居民之目的。相对之，乡村佃户有田主赈贷之，城郭居民如未及时施救，唯有饿死一途[29](P111)，故胡太初言“官之所当处者，只市户耳。”[40](赈恤篇第十一，P721)
米价上涨，乃是稻米需求上涨、而供给不足所致。一旦有荒年景象，居民出于米价上涨之预期与饥饿之恐慌，除平日食用外，还会额外囤积粮食以防饥馑；另一方面，荒年里市场流通的稻米也减少。如此，米价开始上涨。故官府如要稳定米价，当有二法：一是降低稻米需求，二是增加稻米供给。但是，稻米属于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小，所以官府常用之法乃是增加稻米供给。稻米市场上主要有两个供应者，一是官府，二是私人米商。官府对自己有多少库粮心知肚明，可是却不知米商手里的数目；官府出售常平等仓之米粮当属容易，但是难以控制米商的行为。故官府常经济手段与行政命令共用之，以影响米商的行为。《渑水燕谈录》载：通州爆发旱蝗，知州吴遵路预测当年稻谷将会减产，于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19](P40)此例是官员运用经济手段，募集富商之财，从外地购买粮食，增加城市稻米供给，故而稳定了米价。但是，行政命令常不如经济手段有效，皆因米商为保自身利益而不听官府命令。比如，官府禁止米商提高价格，米商为求利则惜售，市场稻米供给减少，米价反增，违背官府初衷。《涑水记闻》载：熙宁年两浙旱蝗，米价踊贵，于是各州官府张榜衢路，“禁人增米价”。如此，米价虽稳，却是强为之，导致市场稻米供给减少，百姓反而购买不到。唯有越州知州赵抃告示，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各处米商蜂拥而至，当地稻米供给增多，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9](P186)
官府也可在稻米需求侧作文章。当然，维持人们生存所需的粮食无法减少，但是官府却可影响居民对米价的预期，使居民减少屯粮。《东斋记事》中文彦博调控成都米价，皆出此法。“蜀地素狭，生齿寔繁，稍遇水旱，则民必艰食”[41](卷248)，故成都米价居高不下。文彦博前几任官员的通法乃是限制居民购买量，“限升斗以粜”；或是以行政命令干预米价，“抑市井价直”。但是，限制需求导致居民更加恐慌，屯粮意愿更为强烈；限价则使米商无利可图，选择惜售，两者叠加，导致市场无米可售，不仅未达稳定米价之目的，反而“增其气焰”。文彦博的做法是：于城门附近的十八处寺院，“减价粜卖，仍不限其数，张榜通衢”，第二日，米价遂减。[14](P221)文彦博的聪明之处是选择城门附近的寺院，此处交通便利、人流众多，官府的意图可以广泛地传播；文彦博的更聪明之处在于“减价粜卖、不限其数”，成功影响了市场的米价预期。居民产生新的预期——官府粮食储备充足，米价会下跌。当人们都预期米价下跌后，米价果真下跌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北宋笔记没有反映出在中国北方实行了类似南方的稳定米价的措施，为什么南北在稳定米价的措施上呈现出差异性？北方亦有荒灾，亦有大量人群食用稻米——“东南漕米岁六百万石”[10](P2623)经运河运入都城开封。笔者认为，其可能原因是北方的稻米市场缺少参与者，稻米主要由官府供应，私人米商势微。官府缺少竞争者，自己定价，当然无需各种策略与手段了；另一方面，官府要实现“养民恤民”的诉求，故官仓卖米价格不会太高，更多出于救济。于是，北方官府往往需要面对稻米供应不足，即是官仓米粮不够的问题。相比较，南方的稻米市场里官府与私人粮商相互博弈，私人米商并非势微，故南方官府需经济与行政手段并用，即要稳定米价，又要保证稻米供应。
水利工程施工的施工工艺较为复杂，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许多问题。在施工中采取了严格规范的施工工序，并且按照规范要求来进行施工，对于土方填筑施工质量，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同时加以严格科学的质量管理控制措施，将会使水利工程中土方填筑施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仍会出现许多问题，本文对水利工程土方填筑施工过程中的细节性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针对性措施进行处理，以提升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
三、结语
本文基于北宋笔记的资料，列述了自然灾害与荒政。北宋笔记记有丰富的自然灾害资料，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灾害的更多细节，还可以体略到灾害下人们的主观感受。再者，北宋官府重视荒政，客观上也达到了荒年赈灾恤民的目的。本文探讨了仓库救济、安置流民、稳定米价这三种救荒。首先，官府依靠常平仓、义仓、广惠仓等救济仓库，采用多元的救助方式，有偿或无偿的发放、借贷粮食。然后，官府除了以社会救助之法维持流民生活外，还常用以工代赈之法达到穷富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官府用经济、行政手段干预城市米价，试图稳定米价，往往经济手段更为有效。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士人官僚是荒政的主要推行者。他们赈灾目的明确，措施丰富，因地制宜，所谓为一县之令，“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32](P199)。士人致力于荒政也源自于他们内心的道德法则，正如赵令畤所言，为官乐趣有：“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公家有粟，可赈饥民”[28](P250)；还有富弼，其回味一生自认最自豪之事莫过于在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42](P164)。
注释：
学界对北宋笔记的研究可分为：一是以笔记为对象的宏观研究，考察笔记的文本、史学价值、文学内涵等；二是对单本宋代笔记及其书写者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比如《梦溪笔谈》与沈括、《东坡志林》与苏轼；三是对北宋笔记的记载史料为研究对象进行外史研究，比如笔记中的语言、词汇、训估学、音乐文献等。相关论文可见：房锐，《孙光宪与〈北梦琐言〉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安芮璿，《宋人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苗永姝，《〈北宋笔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李银珍，《宋代笔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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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Famine -relieving Policy in the Not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ie Zhife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e Science，CAS，Beijing100059;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AS，Beijing 100049)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a wealth of famine-relieving policies are recorded in the not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notes，this paper focuses on famine-relieving policies including the relief of official storehouses，the settlement of refugees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rice prices.The paper firstly finds that the relief ways of official storehouses were diversified，while official storehouses ran into insufficiency from time to time.Secondly，the paper supports the fact that compared with the unilateral salvation to refugees，relieving people in disaster areas by giving them employment could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In addition，local governments in Southern China and in Northern China showed great differences in measures to stabilize rice price.Local governments in Southern China used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methods to stabilize rice price，which proved that economic methods were more effective.
Key words： The not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Natural disasters，Famine-relieving policy，Relief ways
[作者简介] 谢智飞，男，江西鹰潭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农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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