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述评论文,国民经济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发展时期。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等重大决策，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和精辟思想，为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和实现对国民经济调整，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原因，陈云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对策，有的被中央采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则没有被接受。而在政治上，他自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后，则失去了在中央的“发言权”。这种同中国国内政治走向相伴随的个人际遇，折射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历经的曲折。因此，对他在这一时期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便显得重要起来。
一、研究概况
正如任何学术意义上的研究，首先取决于可利用资料的多寡一样，陈云研究的起步、发展和深入，也同文献资料和档案的整理发表相同步。在这一方面，《陈云同志文稿选编》、《陈云文选》的出版发行，曾经为推进陈云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陈云文选》第二版的出版，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权威性材料。甚至可以说，比较早期的陈云研究，主要是依赖上述两部文献展开的。它们成为陈云研究的一个基础。
如果说近年来的陈云研究，相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了长足进步的话，那么，首先还要归功于《陈云年谱》的出版。130万字的《陈云年谱》，把汇集历史资料和建立学术价值熔为一炉，成为这部大型资料工具书最出色的地方。《陈云年谱》大部分条目以原始档案为依据，兼收党和国家以及军队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任弼时等领导人档案中有关陈云的部分吸收进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门径性”历史素材。它将各种重要史实记录和口述材料融进谱主的活动中，也就使纷繁的历史过程变得清晰起来。《陈云年谱》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然而，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完成的基础性史料工作相比较，研究者们在断代性研究上还不能说有了重大突破。尽管人们认识到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两个时期的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研究者们似乎在横断面上还展不开自己的研究。其中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评析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横断面的研究，使我们的综述变得困难起来。
就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具有横断面研究性质的成果而言，数量相当稀少，其作者主要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者。例如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运动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陈云在“大跃进”运动中为减轻国民经济损失所作的努力》两篇（注：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运动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陈云在“大跃进”运动中为减轻国民经济损失所作的努力》，《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1998年第3期。），可以说是对陈云在这一历史时期做专门研究的仅有的论文。而事实上，这两篇文章主要还是介绍性的，即对陈云的活动和思想作历史记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深入研究。这与我们开始进行综述时所预想的大不相同。
当然，在整体研究陈云的著述中，涉及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活动的还有相当一些。在著作方面，邓力群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198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有林、赵少平、王梦奎合著的《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原则问题》；关梦觉的《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1984年）；裴元秀、杨荣坤合著的《陈云财政论著浅谈》（1984年）；朱小迅的《用比较法作决策》（《红旗》杂志1985年第7期）；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陈云论著研究文集》（1991年）；陈光林的论著《陈云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与艺术》和《陈云经济思想研究》（1990年）；王杰的论著《陈云经济论著研究》（1988年）；刘凤岐的论著《陈云经济思想研究》（1993年）；以及孙业礼、熊亮华编著的《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1996年）；朱佳木等编著的《中华名人丛书——陈云》（1999年）；赵士刚主编的《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2001年）等。这些论著基本是对陈云一生（当然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时期）的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进行概括，把他的思想观点辟为若干方面加以阐释，而非从断代角度来集中研究特定时段陈云的思想与活动。毋庸置疑，专门论著可以深入探讨相关问题之间的联系，汇集的历史材料也是丰富的。但要推陈出新仍然不容易，特别是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作出精确分析，仍然是件不易得的事情。在这一方面，邓力群的《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堪称优秀。该书不仅成书最早，而且论述精当、深入。这是由于作者同陈云有长期的工作接触，可以从高层决策的角度讲述陈云思想观点的形成，以及这些观点同新中国建设若干问题之间的联系。其中涉及陈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思想的部分，也是十分深入准确的。
回忆性的论著和文章，也可以算作陈云研究的重要资源。例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就收入许多老同志回忆陈云思想和实践的文章，其中相当一些带有研究性，对了解陈云不同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很有帮助。另外，宋平的《缅怀陈云同志》；薄一波的《陈云的业绩与风范长存》；王鹤寿的《沉痛悼念陈云同志》；袁宝华、薛暮桥的《学习陈云经济思想，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胡绳的《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楷模》等，都多少涉及到陈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和实践。其实，对业绩的述评是最好的怀念。这些老同志同陈云一起走过艰险与辉煌，他们的回顾是深入而有价值的。在回忆性的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姚锦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该书通过对姚依林的采访，记述了许多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事实。其中多处涉及陈云的思想和活动。例如1962年四五月间陈云明确建议实行分田到户，以使农民在一旦发生国民党反攻大陆时，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因此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百夕谈》所披露的这个史料和说法是独特的。（注：《姚依林百夕谈》（编作者姚锦，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一书披露的有关历史情况可以说很珍贵。但书中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又使人对它的真实性抱有怀疑。至少，书中有相当内容不是姚依林直接回忆的，否则不会出现例如重大年代性的误记。）
除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所做的关于陈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外，社会上各刊物发表的论文，也有相当数量。例如《求是》杂志1996年第7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包括了陶大镛、胡代光、胡钧、范家骧等几位名家学者的短论；张启华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上的《实事求是对待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典范》一文，从论述经济建设速度这一角度切入，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与态度作了史论结合的分析，其中很大篇幅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建设走过的曲折之路为立论点的。其他如有林等《“陈云与共和国发展”专家笔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高鸿业《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对陈云“鸟”与“笼子”比喻的体会》（《高教理论战线》1996年第4期）；以及刘书楷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原则的提出及其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载《陈云与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等，都在自己的立论中引证了陈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
如果我们把视角改为纵向式的，即从发展趋势来考察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到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1980年至1986年。这是以1980年1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在党内发行为标志的。《选编》为人们掌握和研究陈云这一时期的实践和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文献。由此，研究者们开始围绕陈云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实践展开了自己的研究。
第二时段：1986年至1995年。1986年6月，《陈云文选》（1956—1985年）公开出版，收入了自“八大”后30年间陈云的主要著作，其中产生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文章共13篇。陈云当时提出的许多重要经济观点和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以及他为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和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学术资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由此进行了更多的历史比较和反思。特别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动了对陈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有关计划与比例的关系、有关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学术交流活动也变得积极起来。1990年6月中国管理科学院召开了“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后在此基础上出版了《陈云论著研究文集》。
第三时段：1995年至现在。1995年6月，《陈云文选（1956—1985年）》第二版和画册《陈云》同时出版。《文选》新增33篇文稿。同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了“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80多篇，结集出版论文集《陈云和他的事业》。研讨会有力推动了陈云研究的深入，对陈云研究工作成果也是一次全面检验。2000年6月，三卷本《陈云年谱》出版，为陈云思想和生平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史料支持。《年谱》详细记载的关于1958年至1962年间陈云的思想与活动，为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陈云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段的研究在系统性、综合性和理论分析方面比过去都有了增强。研究注重了深入发掘陈云实践和思想的一般性规律及其现实意义。我们相信，尽管上述分期方法并非具有严格依据，但多少反映出研究活动的内在趋势。
二、研究成果概述
1995年6月13日，江泽民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对陈云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作了总体评价，高度赞扬了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坚持必须统筹兼顾的思想。研究者们实际也在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评价陈云的实践活动。
（一）关于陈云在“大跃进”运动中主要实践活动的研究
尽管1958年春以后陈云兼任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已无实权，但他出于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已经兴起的“大跃进”运动中明显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还是提出许多意见，为缓解“大跃进”可能带来的损失，作出了很大努力。综合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力主压缩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1959年5月陈云提出钢1300万吨、钢材900万吨的可靠指标。这比八届六中全会预计的1800-2000万吨的指标还低1/3。最终，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被确定为1300万吨。这一年实际产钢1387万吨，钢材897万吨。事实证明，陈云提出的这个指标是可靠和符合实际的。
2.主张基建要缩短战线，要分轻重缓急。1958年6至10月陈云先后提出基建要排队，排队是为了保证重点，重点工业搞不起来，其他工业想发展也很困难。必须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分兵把口、分散兵力打“消耗战”。有论者认为，陈云的上述观点对于缓解“大跃进”造成的基本建设战线畸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反对不顾条件盲目扩大建设规模。陈云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构想，这是针对“大跃进”中管理权限被下放地方，从而造成各地不顾条件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造成建设规模失控的混乱状况提出的。他指出，所谓完整的体系，只能是“比较”完整的，不能是完整无缺的，而且工业经济是一种协作经济，所谓“万事不求人”的想法是办不到的。工业的发展，还应当考虑当地的资源条件。有论者认为，陈云的这些观点，是对“大跃进”时期不成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种纠正，也是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先声。
4.强调要注重工程质量，严格规章制度。1958年底，陈云指出，只图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多快省”，不讲“好”；不适当地片面地强调节约，把不该破除的规章制度也破除了；只注重搞群众运动，放松了业务和技术管理制度等等现象是错误的。有论者认为，上述这些观点实际同“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表现了陈云冷静的务实精神。
（二）关于陈云在经济调整时期思考与对策的研究
“大跃进”运动事实上在1960年中已难以为继。严重的经济困难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人们面前。陈云在此后一年多的经济调整时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与政策主张。综合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主张压缩城镇人口，缓解粮食紧张，改善城乡关系。1961年5月，陈云提出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4条办法。指出“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他进一步分析了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会产生的严重后果。5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1962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有论者认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使城乡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农业形势特别是粮食的困难局面得到了大大缓解，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注：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2.提出进口粮食，市场“网开一面”的有效举措。1960年底，面对粮食紧张情况加剧，陈云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他认为，稳定市场的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人民吃饭问题，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粮食进口，就可以向农民少拿些，从而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用两三年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有论者认为，从1961年至1965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虽然比重不大，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在国家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稳定了市场，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1961年初陈云提出，出售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既可以和缓人心，（注：姚锦在《姚依林百夕谈》认为，出售高价糖果是陈云的建议，而出售高价糕点则是由姚依林提出的。）又可以使人们增加营养，还可以回笼货币。当时市场上的购买力，与可供应商品之间差额有40亿至50亿元，造成物价平均上涨20％左右。因此，实行“贵对贵，贱对贱”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研究者认为，一方面进口粮食，补充了粮源；另一方面在全国大中城市敞开供应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调节了商品供求矛盾，这对进一步安定人心、回笼货币、实现经济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注：赵士刚主编《陈云谈陈云——历史纪实》，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3.扶持发展化肥工业，为农业提供持久动力。陈云认为，减少城镇人口只是缓解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应急措施，要使农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还要吸收世界各国的科学经验，努力发展化肥工业，使农作物产量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他在进行反复调查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建议，促使中央决心加速氮肥工业生产。陈云还亲任中央化肥小组组长。研究者认为，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注：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第208页。）
4.建议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61年七八月陈云带队深入上海青浦县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了种植双季稻和种植小麦的问题，他向中央提交了调查报告，提议尊重并支持当地农民少种小麦、不种双季稻的强烈要求。同时，陈云还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报告》，提出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1960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实行加价奖励5％的政策照旧不变，提出相应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购价格，使提价农产品大约占到全部农产品的一半左右。有论者认为，上述两项政策建议，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种粮、养猪和饲养家禽的热情，为增加市场品种，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注：赵士刚主编《陈云谈陈云——历史纪实》，第137页。）
5.大胆建议调整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大跃进”运动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穷过渡”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青浦调查后，陈云提交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两项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应该看到农民种自留地的积极性。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母猪私养，明显使生猪繁育获得保证，这是当前恢复农村生活的重要措施，应该加以提倡。研究者认为，这是陈云关于农村生产关系调整所进行的重要思考。在此基础上，1962年7月初，陈云在与中央常委其他同志交换意见后，当面向毛泽东大胆建议，应该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恢复农业的产量。他认为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时期内还应该并存，当前应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陈云认为此事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找到了办法，就不能延误时机。学者们认为，这表现出陈云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尽管陈云的意见当时没有被接受，但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营模式以及经济体制的思考，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它们今天仍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注：蒋永青：《陈云在“大跃进”后关于恢复农业的几点思考与对策》，《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三）关于1962年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的研究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困难的情况进一步暴露出来，陈云的思想观点与对策思考也成熟起来。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深刻分析了经济形势，指出经济困难还未走到谷底，因此全党必须下大决心，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研究者认为，陈云的这个观点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它使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思想开始统一起来。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6条办法。在3月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现在的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他提出对今年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再不能犹豫了。研究者认为，陈云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使调整的思路更加清晰起来。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经济调整的工作指导方针，成为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决策最重要的思考依据，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关于这一时期陈云思想的研究
在对陈云实践活动进行研究的同时，研究者们一般都对陈云的世界观、思想方法乃至他的思想精髓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这是开掘陈云研究的重要方面。研究者们发现，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陈云总是高瞻远瞩、见地深刻。他睿智、精辟、沉稳、多思，发常人所不发。这种深厚的根底，源于他的思想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尽管思想方法与世界观的形成，贯穿于人的一生，但从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这一特殊时期提出的一系列观点看，的确闪现出他的许多思想结晶。综合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坚持唯实求真的科学态度
学者们的研究普遍认为，陈云全部经济思想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原则具体体现在他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上面。其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他在方法上具体提出“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强调经济工作要用90％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政策，都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只有弄清了实事，才有可能求是。
研究者认为，正是由于陈云通过深入调查、认真分析，才使他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保持了清醒头脑。在问题尚未考虑成熟的时候，他不轻易表态。而一旦想法成熟了，则已经是下定了决心的时候。例如，他在主持经济工作时，紧紧抓住关系人民吃穿用和整个政治局面能否稳定巩固这一基本问题，研究和探索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整体运动的规律，并根据经济运动规律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向中央、国务院提出成熟的建设性意见和完整的方案。他从研究中国经济实际出发，概括和抽象出一般理论原则，并以此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他始终坚持两条，一是不说脱离实际的话，不办脱离实际的事。人们看到，“大跃进”中他的讲话没有“赶英超美”一类不切实际的话，也没有赞扬农业放高产“卫星”的溢美之词。正如邓小平在回顾“大跃进”发生时期党内思想状况时所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没有说话”四个字，反映了陈云思想的唯实性。二是坚决从实际出发。这方面的例证极多。例如1959年对生产指标的看法；1962年对经济形势的估计等等。有论者认为，陈云敢于坚持“唯实”，敢于批评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也因此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始终未放弃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注：王杰：《论陈云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陈云和他的事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9～250页。）
2.关于要从国情国力出发的思想
研究者们认为，陈云关于经济建设原则的出发点，就是国情与国力，从而形成了他的国情论和国力论观点。他总结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人口多，耕地少。因此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并认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曾提出这样几个重要观点：（1）合理的比例关系；（2）集中力量可以办成几件大事，但必须兼顾全局；（3）相当时期内是比较紧张的平衡；（4）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他认为要根据国力的可能性进行综合平衡。建设和生活首先要立足于国力基础，超越了可能，首先损害国力，也难以增强国力，必将导致经济混乱。他提出几个原则：（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3）购买力要逐步提高；（4）基建规模与财力相平衡；（5）农业对建设规模有很大约束力。研究者普遍认为，国力论的基本精神，就是“量力而行”，也就是根据国力的可能来稳步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
3.关于农业是基础的思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陈云看来，这是不能动摇的。早在建国初期，陈云就提出“二白一黑”是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注：姚锦：《姚依林百夕谈》，第126页。）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陈云对农业的基础地位及其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1）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2）农业的关键是粮食；（3）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4）开放自由市场，多办乡镇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陈云认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研究者认为，直到现在，这些论断仍然对我们有指导意义。所以，陈云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注：胡代光：《陈云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论述及其意义》，《陈云和他的事业》，第549页。）
有的论者从9个方面来解读陈云的农业经济思想：（1）高度评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3）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4）协调工农业发展速度，力求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5）因地制宜安排农业生产，妥善处理粮食与多种经营的关系；（6）切实增加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增产；（7）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加强计划管理；（8）号召工业要支援农业，城市要支援农村；（9）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注：谢茹：《陈云农业经济思想初探》，《陈云和他的事业》，第557～572页。）其实，无论从多少方面来加以概括，精髓就是一个，那就是陈云自己所说：“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中，不是一再反复地印证了他的这句话吗？
4.关于建设速度要积极稳重的认识
在建设速度问题上，陈云从实事求是原则出发，在“大跃进”最狂热的过程中仍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首先，陈云坚持，生产指标一定要建立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例如对1959年钢产指标，他几次提出压缩意见。1962年，他再次指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其次，陈云认为，按比例发展才能实现最快的速度。他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长远看，按比例，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第三，切实搞好综合平衡才能高速度。陈云形象地指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第四，必须稳定增长，避免大起大落。这是陈云经济思想中十分独特的观点。陈云反复强调，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大的马鞍形，“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第五，正确认识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他在1959年3月就曾谈到：多快好省“这个方针既要求争取速度，又要求保证质量，速度和质量，这两方面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忽视质量，不仅不利于而且有害于争取速度。而合理保证质量，则有利于争取速度”。有学者认为，陈云关于我国经济建设中建设速度问题的见解和实践，使我们看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陈云不愧是“既积极又稳重”的一代典范。（注：张启华：《实事求是对待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典范》，《陈云和他的事业》，第440页。）
5.关于从全局出发综合平衡的思想
陈云主张，要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全面考虑各个部门的内部平衡和相互平衡。他以钢铁为例指出，不仅要计算钢铁内部的综合平衡生产能力，而且要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生产能力，这样才能定出可靠的计划指标。以往的教训是，既不认真考虑产业内部的综合平衡，更不认真考虑产业外部的综合平衡，这就不能不产生很大的盲目性。同时，陈云还主张“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他还提出，要注意产品品种。开步走时就应该搞综合平衡，就应该把品种质量搞齐全。“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
有的学者研究认为，陈云关于综合平衡的思想，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平衡应为紧张的平衡，但不能紧张到破裂的程度。二是要按短线进行平衡。针对“大跃进”造成的混乱，陈云力排众议，提出要按短线平衡的观点。他认为，按长线平衡，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长短不齐是必然的，因此最终只能在短线的制约下来实现平衡。有学者认为，当今西方经济学中出现了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求关系的实现总是落在量少的一边，提出了所谓短边规则，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注：钟契夫：《试论陈云的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思想》，《陈云和他的事业》，第357～359页。）
6.关于改革经济体制的主张
对经济体制中不适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方面进行改革，是陈云比较一贯的思想。早在1957年11月，他就起草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的规定（草案）》等3个文件。有学者研究认为，它们堪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尝试。
“大跃进”运动后，陈云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农村人民公社领导体制的一些弊端。他看到，农民的普遍意愿是实行联系产量、甚至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1962年春，在“责任田”和“包产到户”问题上，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建议：可以采取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产量。陈云的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视为“右倾”。但有学者认为，陈云实际上同邓子恢一样，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者。（注：张寿春：《陈云在开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可贵探索》，《陈云和他的事业》，第523页。）他的深入思考为后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十分可贵的思想基础。
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阶段后，陈云提出“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等重要思想。研究认为，这些思想为改变过于僵死和保守的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1982年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谦逊地说，20世纪60年代时“我只是说合作小组、个体经营可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要存在”，现在“比我那个时候大进了一步”。（注：张启华：《实事求是对待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典范》，《陈云和他的事业》，第440页。）的确，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酿成蓬勃大潮。它将许许多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错误认识，勇敢地甩到了一边。然而，人们必须承认，人的思想是在继承中发展的。没有前人的曲折探索甚至失败，后人就得不到继承、借鉴和发展。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思想，对于后人无疑是一座智慧宝库。
三、关于深化研究之我见
陈云研究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深度，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研究者们殚精竭虑，无论发掘史料还是进行理论分析，都显得既有系统而又稳步前行。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陈云文选》和《陈云年谱》两部重要资料，对研究的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厥功至大。
但是，思考没有止境。对于研究者说来，陈云在“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研究不仅有事可做，而且尚有很大的深化空间。我们认为，在下述两个方面，研究者还需努力：
（一）要加强横断面的研究。这是我们在搜集材料撰写本综述时强烈感受到的。目前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就陈云在不同时期的某一种贯穿性思想进行的纵向研究。而对特定历史横断面的研究，显得少而又少。纵向式研究无疑需要，但有一个弱点，就是难以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将人物活动作“特写”式的放大。其实，对一个人物的分析，离不开对他在特定时期活动的考察，这是作出人生概括的基础。只有人物活动的细部被“搜索”净尽了，它才能累积起整个活动的“阶梯”，从而让研究者在一个可信的背景下，把握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得失。目前，关于陈云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横断研究成果还是显得少了。
（二）努力发现陈云研究的当代落脚点。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张，已经为研究者们认识到了。事实上，人们并不缺乏分析这些重要成果的素材。但是，任何历史研究，都不简单地是为了复原历史和对历史进行认知性的描述。历史研究一定要有当今的视点，一定要从今天的需要出发。也许，在陈云研究中有这样一种不被言明的共识，即陈云的思想和活动主要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他的许多重要观点已经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问题，从而没有可借鉴性了。例如陈云非常著名的“鸟笼经济”、综合平衡等理论，就已经同时代隔膜了。或许，这就是陈云研究比起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要“冷清”得多的原因。而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实在失之于浅薄。就思想层面而言，陈云留给今天人们的遗产，仍然是极其丰富的。例如他的实事求是、深入实际；例如他对国情国力的深邃把握；例如他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等等，可以说历久而弥新。事实上，今天的人们仍然会不断碰到同样的问题，甚至仍然在费力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有时这种判断和选择却不一定像陈云那样来得正确。
即使是接近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陈云的许多思想观点仍然是有效的。例如，关于社会生产的综合平衡问题，关于宏观调控的问题，以及关于建设投入的过冷过热问题等等，仍在不易觉察中困扰着我们。还有一些问题，甚至是研究视野还未深及的，例如陈云一贯主张和实行的民主决策问题；保护和尊重不同观点，不在政治上歧视观点相左的人的作风等等。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急需解决而又未能完全做到的。
正如陈云不是长坐书斋的学者，而是思想深刻的实践家、脚踏实地的革命领袖一样，我们对他的研究，也一定不能拘泥于所谓的纯学术性。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寻求高远，从陈云那里学到能够指导我们今天实践的东西。事实上，陈云研究是一座金山，是一座宝库。我们离找到最精粹的资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8）参见《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