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的宗教革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宗教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基督教、天主教革新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确保了宗教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对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一、宗教革新运动的缘起
按照各国通例，一个主权国家的宗教事业，理应由本国宗教徒自办，而建国之初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控制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遗产”，与新中国的形象极不相称。其实，宗教自立运动由来已久，而建国初期宗教革新运动的兴起，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主权国家必然采取的举措，更是中国宗教界的强烈愿望。
1.近代自立运动的受挫。众所周知，天主教、基督教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相伴随的。我国学者蒋梦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来佛是骑着白马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西方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且以武力为后盾，享有种种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教会，许多教堂甚至悬挂外国国旗，因而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正因如此，早在19世纪，中国教会内部的爱国人士，就开展了“自立运动”，要求摆脱外国教会的束缚与控制，实现独立，自办教会。1873年，基督徒陈梦南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独立的“中华福音会”，开了中国人自办教会的先河。1906年，俞国祯在上海建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反对外国教会的控制。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发起的本色教会运动，也是力图削弱外国教会的控制，逐步实现自治、自传、自养的有益尝试。但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也就不会有教会的独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完全取得教会的自主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据统计，1949年，中国基督教会虽然已经拥有70万信徒，但仍然不过是西方130多个大小教会的附庸而已。许多教会不仅在政治上毫无自主可言，而且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西方教会。而据1946年的统计，中国天主教20个总主教中，外国籍占17人，中国籍仅3人；在143个教区中，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中国籍主教只有20多人。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教会仍为西方所控制，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2.西方教会的“应变”措施与敌对行径。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传教士多次召开“应变会议”，作出各种“应变策划”。当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基本应变方案是“安定教牧人心”和“勉励”教牧人员“坚守岗位”。广州将近解放时，传教士黎伯廉(A.H.Bray)就对中国教牧人员说：“中国政局时常变，现在这个局面（指解放）不会长久，至多五年就会有变化，你们要坚守岗位，共产党经济无办法，到时要垮台。”（注：能真沛：《解放前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广东的阴谋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2年9月），第112页。）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撤退的打算，而是希望留下来继续活动。如挪威、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撤退时，并没有下令叫传教士撤退。相反，一些已经离开中国的“老手”，又被重新派来中国。如英国循道会的代表黎伯廉，于1939年已离开中国，可1949年7、8月的教会会议又决定再派他来中国重任教会代表。北美长老会的代表区戴义(M.S.Ady)在1949年上半年已经回国，但在1950年广州解放后，又被派遣回来，任该差会驻香港的代表。西方传教士留下来和重派“老手”回来，其目的何在呢？用他们自己的口吻来说，是“应变”，换言之，就是对付共产党，对付人民解放事业。为此，他们首先制造一种恐怖心理，说什么“共产党迫害宗教”、“共产党消灭宗教”，好象一切宗教都已“大难临头”，大家要一齐来“应变”，甚至号召教徒起来“应付共产党的挑战”。再如，1948年，当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之时，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就提出了所谓应变措施。它将大部分美国干事和眷属从中国撤走，只留下所谓关键性人物；经济上也作了分散储存的安排，企图解放后继续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北美协会将美国干事全部撤走，其负责人亲自来到香港，约协会总干事前往会谈，制定了一个“三年经济与工作计划”，由北美协会一次拨出大笔津贴，维持三年，企图三年之后卷土重来。此外，还把从中国撤退的美国干事安置在香港、台北、汉城、东京等地，以等待时机（注：参见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7页。）。
新中国成立后，梵帝冈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人民为敌。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多次发出秘密“通谕”和命令，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如1952年1月18日发出的“致中国天主教徒通谕”及1954年10月7日发出的“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等，都是以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对于这一行径，我国政府自然不会容忍。在驱逐了梵帝冈驻华公使黎培里和外籍传教士、接收了教会经营的学校、医院和救济机关之后，梵帝冈又指使和支持暗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我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55年9月，上海公安机关就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他们明目张胆地提出：“爱国就不能爱教”，“教徒不能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一切政策和一切重大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破坏。对于这一在外国宗教势力指挥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对其罪行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对此，罗马教庭进行了反扑，声称龚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指责上海自选的主教是非法的，并“绝罚”（开除教籍的处分）爱国的神职人员，警告教徒不准参加爱国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宗教组织。天主教内一些反动高级神职人员与之遥相呼应，声称对罗马教庭“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不按罗马教庭命令办事就是背教、裂教”。
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外国势力仍想控制、主宰中国的教会，不进行宗教革新运动，就不会有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
3.中国宗教界的强烈愿望。开展宗教革新运动，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也是中国宗教界的心声。1948年4月，吴耀宗便在《天风》上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基督教已被帝国主义利用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强调世界在发展，基督教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吴先生的这篇文章招来了在上海的西方传教士的忌恨，他因此也失去了《天风》社社长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要求开展革新运动的愿望则更为强烈了。1950年7月28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兼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等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宣言提出两条基本方针：一是“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二是“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宣言发表之后，在广大教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截至8月底，第一批签名者已达1527人。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天主教神甫王良佐和500余名教徒联合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一正义行动立即在全国天主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2月19日，归绥市天主教也发表了“与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的宣言。紧接着，重庆、南昌、武汉等地的代主教、神父、教徒也相继发表了同一性质的宣言。
因此，通过开展宗教革新运动，实现中国宗教的自治、自养、自传，也是中国宗教界的迫切愿望。
二、宗教革新运动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宗教革新运动的积极引导者和推动者，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对基督教、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为引导和推动建国初期基督教、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中共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方针：
1.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再申明：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基督教、天主教应该实现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三次接见了基督教界的代表。此前，吴耀宗等组成了一个“访问团”，赴杭州、南昌、长沙、开封、西安、济南等地了解教会在建国初的情况，在各地搜集了有关教会的问题一百多件，准备向周恩来反映，并希望政府下一道“命令”保护各地教会。周恩来认为，所谓教会问题，不是简单由中央政府发出一道命令可以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长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把基督教看作“洋教”，看作帝国主义用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因此根本办法是中国的教会应当自办，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注：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1950年4月，他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帝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强调：“在宗教关系上，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其中心内容，便是割断中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以达到革新中国基督教的目标。吴耀宗等人起草的宣言，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宣言发表之前，毛泽东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由宗教界人士1527人签名的宣言，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了宣言，认为它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并且指出：“我们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注：《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1950年11月30日，《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发表后，不仅受到各界人民欢迎，也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同年1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宣言。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以《欢迎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了社论。为了由上而下地推动天主教的革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于1951年1月17日邀请华北地区天主教的主要上层人士40余人举行了茶话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详细解释了政府对于天主教的政策，再次号召中国天主教徒心向祖国，割断教会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到会的天主教徒表示响应政府的号召。
因此，建国初期，中共关于基督教、天主教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的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基督教、天主教要通过革新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
2.开展宗教革新运动要讲究策略。宗教革新既涉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也涉及国内广大的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上层人士，情况比较复杂，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中共在引导宗教界开展这一运动时，强调在运动中应讲究策略，并提出了一系列足以保证运动顺利推进的正确策略。
1950年3月，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便提出：“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即应通过其中的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团结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群众，孤立少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分子，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注：《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在这里，李维汉不仅明确提出了开展爱国革新运动的任务，而且对其基本策略也作了具体阐述，即依靠进步力量和爱国力量，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从宗教界内部进行突破。
为了推动基督教的爱国革新运动，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现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诚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指示》还要求：对于吴耀宗等发起的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当时，天主教中尚未发起爱国革新运动，《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410页。）在这里，中共重申了依靠爱国分子、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方针，并且要求宗教革新运动“有步骤”地进行和主要依靠宗教界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只能“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而不可越俎代庖。这里还特别强调：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要同时进行；在开展革新运动的过程中，要注意“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也就是说要通过宣传，使广大教徒认识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与实质。事实上，在开展革新运动的过程中，各地基督教、天主教都进行了广泛宣传，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和破坏“三自”革新运动的行径。通过宣传，提高了广大教徒对爱国革新运动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对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方针、策略与步骤，作了具体的规定。《指示》指出：为了顺利推进天主教、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必须有下列四个条件，即：（一）政府积极出面推动；（二）不怕麻烦与其上层的中国领导人谈判，但须完全撇开外国人；（三）在其下层教徒中进行爱国的教育，发动他们逼迫上层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四）对教会的各个单位（教堂、团体）要切实与其中国负责人商量，经济上准备解决其自养问题。这里所说的四个条件，实际上也是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策略。《指示》认为，为了开展宗教革新运动，我们应采取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等待的政策，以往的经验证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为此，《指示》要求各大行政区及各省、市，迅速由文教委员会或文教厅（局）出面，邀请当地天主教、基督教中的上层分子及进步分子举行茶话会或座谈会，使发动下层的工作与上层的推动工作相结合（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6页。）。这一《指示》较之此前下发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强调了党和政府在运动中的“领导”、“督促”作用，并提出了由下至上、上下结合和区别对待等新的方针。《指示》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业已展开的宗教革新运动。
在开展革新运动的过程中，中共注意推广各地的经验和利用宗教界人士自己教育自己。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和《和天主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两篇文章。其中，《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一文，介绍了天津天主教开展自立革新运动的情况；《和天主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一文，所谈则是天主教徒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会。对于这两篇文章，毛泽东十分重视，就其转载一事亲自致信胡乔木。信中指出：“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后来，有关单位分别广播和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总之，加强领导，依靠上层，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区别对待，上下结合，广泛宣传，自我教育，推广经验，都是中共提出的推动建国初期宗教革新运动的基本策略。实践证明，这些策略是行之有效的，保证了宗教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
3.要实现自治、自传，首先必须做到自养。开展自治、自养、自传运动，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自养。自养问题不解决，自治、自传就将难以成为现实。所谓自养，就是要脱离与外国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宗教革新运动开展后，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表侮辱中国人民的演说，把100多年来美国为侵略中国而兴办的文教、卫生、救济和宗教事业，统统说成是对中国的“友谊”，并妄言中国人民要生存必须仰赖美国的“救济”，这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公愤。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其管辖区内的中国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针对美国的这一无理措施，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管制并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分别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完全改由中国教徒自办。同时，对中国天主教、基督教在自治、自养、自传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这一决定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界的爱国革新运动。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进一步指出：要实现自治、自传，必须由全体教徒努力自养，强调了自养在“三自”革新运动中的特殊重要性。紧接着，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邀请全国31个基督教宗派和26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并由政务院于7月24日公布的《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帮助基督教解决割断帝国主义关系和实行“三自”革新之后而产生的一些困难。据与会人员反映，这个由政府主动提出的“处理办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出席会议代表的期望。这次会议进一步缩短了政府和基督教群众之间的距离，再次用事实表明政府尊重和关心基督教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决心。
在宗教革新运动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一个教产的处理问题。教产是指教堂及附属房屋和教会出租的房产。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产曾被帝国主义用来作为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的场所。为了使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在经济上实现“自养”，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处理教产的政策。如中央批准的《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五四年内进一步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残余经济势力的方案》规定：“外国教会之房产，凡属于宗教事业使用者，原则上应归中国教会所有。”。“中国教会自用之外国教会房地产，不论其转移手续是否完备，均可确认为中国教会所有”。经过宗教革新运动，原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教产转为中国教会所有，教产已不再是帝国主义用来进行侵略活动的场所。
在上述策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进展十分顺利，至1954年，基督教革新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至1957年，天主教革新运动也基本告一段落。
三、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于国于教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
1.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实现了中国宗教收回教权、自办教会的夙愿。至1954年，中国基督教会在人事、行政、经费等等方面，基本上已经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内的大批外国传教士已经离境，外国津贴已基本断绝，外国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救济机关已被政府接办。在此基础上，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三自”革新运动以来中国基督教所取得的进步，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会上，把“三自革新运动”更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成立了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我国基督教教会长期被西方教会控制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基督教收回教权、独立自主的夙愿。
随后，1956年2月，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河北省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陕西省周至教区主教李伯渔等36位主教、代主教、副主教和神甫、教徒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罗马教廷传信部不顾上海教区一再提供正式情况，无理否认上海教区选出张士琅为代理主教的合法性，激起了与会代表极大的愤慨，会议通过了《对罗马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表主教张士琅的抗议》。天主教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天主教教务、无理阻挠中国天主教自立、自传的行为，再次深刻地教育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会议对于今后中国天主教会同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其最后作出的决议中强调：“会议一致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注：《中国宗教团体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举了由150位主教、代主教、神甫、修女、教徒代表组成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注：参见赵匡为著：《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3页。）。
2.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有利于国内社会的稳定。应当说，教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革新运动的意义超出了天主教、基督教本身，是整个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和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以后，梵蒂冈及其他西方国家想控制中国宗教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因此，强化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同时，通过开展宗教革新运动，惩处了教会内一批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消除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潜伏在天主教内的一批间谍分子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披着“宗座代表”、“主教”、“神甫”的外衣，刺探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制造谣言，扰乱人心，煽动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在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过程中，这些间谍分子和西方传教士的罪行，被觉悟了的中国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群众逐步地揭露出来，公安司法机关则根据其罪行情况，分别做出了予以逮捕、驱逐出境或限期离境的处理。如此，也有利于建国初期的社会稳定。
3.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宗教界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尽管宗教革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但其实质是由爱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徒掀起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广大教徒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其爱国主义情感，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划清了敌我界线，认清了西方国家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因此，无论是在抗美援朝的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初期的其他社会运动中，中国宗教界都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如志愿军出征不久，195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良模的文章《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宗教界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尖锐地揭露和批判。12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文章《基督教徒要抗美援朝》，文章说，从抗美方面说，我们做基督教徒的，要本着耶稣与邪恶势力决不妥协的精神，反对美国及其侵略的、破坏和平的行为；从援朝方面说，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有许多可做的事情，无论哪一种基督教徒都不能不配合政府的工作，都应当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的志愿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一方面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示威大游行，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另一方面开展捐款、捐物活动，如全国基督教徒捐献了以“三自革新号”命名的战斗机1架，捐款达27亿元（旧币）。同时，宗教革新运动增强了宗教界内部的团结，为此后基督教联合礼拜的推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总之，建国初期开展的宗教革新运动，既非常必要，也十分及时。运动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改变了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洋教”形象，对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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