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三大关键问题——Problems of Changes in Economic Growth Modes of Coal lndustry and Their Solutions，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煤炭工业论文,关键论文,Problem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变”问题的提出及其对煤炭工业的重要意义
自80年代末以来，国有工业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1989年至1995年，由于价格改革、所有制结构改革、农业价格提高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产业结构与经济布局调整，以及客观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环境恶化、亏损面骤然扩大、亏损额逐年上升的状况。1989年至1995年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分别为16%、27.6%、25.8%、23.3%、30.3%、33%、40%，亏损率分别为19.5%、47.5%、47.7%、40.8%、35.6%、33.1%、41%。亏损的深层原因是国有工业企业的原有利润向非国有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和流通部门转移之后，企业生产技术、管理、营销、人事等方面的不足暴露出来了，而结构性矛盾只是这种微观经济矛盾的表现形式和结果。
主要产煤国家煤炭工业主要指标比较
注：*为1989年数据，其余为1990年数据。中国、俄罗斯硬煤炭产量为原煤，其他国家为商品煤；中国、俄罗斯仅为与原煤生产直接有关的人员，约有1／3的人员不计在内，其他国家基本上包括全部人员；美、印、澳、南非矿井采煤机机械化包括短壁工作面；中国机械化效率为国有重点煤炭企业。
在宏观紧缩的政策下，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似乎已经初步实现，但国有工业企业亏损却愈加严重。国有工业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乃是势之必然。
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对煤炭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影响社会直接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测算，能源供给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9341。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量的76%左右，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从煤炭工业本身来看，由于几十年来许多煤炭企业把增人、增设备、增工作面作为发展生产的主要手段，造成了煤炭工业效率低下、人员庞杂、机构臃肿的局面。通过表中主要煤炭生产技术的经济指标看出，我国与产煤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差距是本质性的。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煤炭工业为了支持国家总体改革而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至今困难重重。要实现既定的“煤炭工业整体素质提高，实现优质、高产、高效，基本摆脱困境，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目标，再完全靠国家财政支持是不可能了。所以只有以自身力量为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中包括改进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设备技术水平、精简与分流冗员等。
二、实现“转变”第一大关键是体制基础问题
粗放型增长与外延型、数量型增长都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特点，但也应有所区分。后者是经济发展不可缺的，当然最终要转变到内涵型、质量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粗放型增长说到底是盲目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问题。为什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资本、技术控制劳动力，而我们却是浪费资本、忽视技术进步。这不是简单的管理问题或政策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对于煤炭工业而言，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投资体制及由此引起的产权约束弱化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总结，煤炭工业改革的思路逐步明确了，这就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我国煤炭工业国有化程度高。“九五”期间，我们要组建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和国家专业投资控股公司，如果还是国有经济成分占统治和优势地位，则仍不能改变国有制的全民财产委托代理制这一根本特性，仍不能根本解决政企不分、以“产”谋私、无人负责等弊端。政企分开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投资主体单一造成产权单一，必然引起产权约束弱化。从部分地导入市场竞争的角度去考虑，首要前提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打破原国有经济成分的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制衡的机制，强化产权约束。随着煤炭与其他工业品的比价上升和煤炭工业部“三不”政策（即不付款不发煤，不给商业汇票不发煤，不还欠帐不发煤）的实施，煤炭工业效益状况将会有所好转。我们要抓住这种机遇，多渠道筹措资金，也可以尝试近年西方流行的员工参股方式。
其二是条块分割的部门管理体制问题。包头钢铁公司由原苏联设计援建，是将钢铁、冶炼、炼焦、洗煤、发电厂等配套的综合性企业，应由包钢统一经营且应统一供水供电。但我国体制是钢铁冶炼归冶金部、洗煤厂归煤炭部、发电厂归电力部。由于价格谈不拢，洗煤厂的中煤、炼铁厂产生的低热值煤气，本可由发电厂就近利用，降低发电成本，但实际上都成了废物。煤炭部为包钢建成包头、乌达、海渤湾三个矿区，除乌、海两矿由于铁路运力不足，长期以运定产，包头产煤则归内蒙地方分配，不供包钢。包钢不得不从开滦、峰峰经铁路东煤西运，损失巨大。1983年，民革中央组织专家到内蒙支边，深入调查并与有关厂商协商，提出包钢统一经营上述各厂矿的想法，得到内蒙自治区政府的支持。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并经国务院总理批示同意，但因牵涉部门多，至今不能实现。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必然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特别是某些部门利益，摆在煤炭工业面前的难题是如何乘深化体制改革的东风做好部门利益、行业利益与地区利益的协调工作。
其三是行业管理体制问题。煤炭工业部代表政府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对国有煤炭企业和地方乡镇煤炭企业进行规划导向和法规约束。政府扮演社会管理者的身份，而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往往是被动的，特别是乡镇煤炭企业更加突出。目前国有重点、国有地方、乡镇三者在煤炭市场上的供应状况是5∶1∶5。根据市场形势预测，到2000年这一比例将扩大为6∶2.1∶6.1。乡镇煤炭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大，缓解了煤炭供求矛盾，但它们布局不合理，开采率低，生产不稳定，安全无保障，整体素质差。为解决同时具有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行业管理弱化局面，当务之急是形成部门内行业的业主群体，形成自主型行业管理体制模式；而部门主管主要负责法制上的完善与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
总之，煤炭工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有一个投资主体及产权多元化的、打破条块分割的、部门与企业协同作用的开放性体制基础。
三、实现“转变”第二大关键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缘由与实质是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而科技进步的直接结果是人力投入的相对减少，所以煤炭工业减人提效势在必行。但千万不要认为现在全国都在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多种经营就不能再铺新摊子了。应该说煤炭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只有多种经营的外延扩展，才有煤炭生产的内涵增长。当然也不能盲目地发展。目前煤炭企业的多种经营的主要弱点是规划性、战略性不强，往往忙于应付安置任务，多种经营往往成为煤炭行业生产低效率转嫁的载体。多种经营要实现规模效益，必须积极从事发展战略的研究，使经营管理从反应型时代跨入战略管理和要素调整时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和多元化发展，多种经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讲本身就是主要战略之一。为此，笔者从微观（企业）层次谈几点煤炭企业多种经营的战略对策。
1.产业结构动态监控和调整
煤炭企业根据地域优势扬长避短，扶植培育战略主导产业是一项着眼于未来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这是10～15年内产业结构动态监控和调整的重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评判与预测，确定产业的优先发展序列，培育战略主导产业。要非常审慎地运用财政投资、差别贷款利率、差别信贷配额等“有政策差别手段”，以免形成多种经营网点的依赖意识，而不利于其产业素质特别是竞争素质的提高。要更广泛地运用诱导性计划、职业培训、技术普及提高等“无政策差别手段”。此外，要监控产业之间的协调关系，避免某些产业孤军突出，违背集约增长的要求。要形成结合煤炭企业实际的2～4个产业群，走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2.产业组织规范化
对于产业内部的企业关系结构即产业组织状况，煤炭企业多种经营目前主要症结是由于网点分散导致的“极度规模不经济”。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以采取产业化子公司的形式，充分实现生产和管理过程的标准化与专业化。通过技术和设备的重新组合和更新改造，使主要生产过程的生产能力接近或达到最小最优的经济规模。可以将1～2个产业作为试点，在2000年左右全面推进涉及建材、工艺美术、运输、建筑、装饰、煤炭残采、服装等多种产业的规模经营，配合管理机构调整组建产业化子公司。
3.以矿区市场为战略重点并拓展、开放市场
集约增长不可忽视市场作用，忽略市场策略。煤炭企业多种经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差，而对矿区内部市场及附近农村及小城镇市场尚可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因此，把握矿区市场是其市场战略的重点。这并不否认要建立一些外联的口岸或办事机构，但这些机构的主要取向应是：了解市场发达地区竞争信息；依靠多种经营，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联络外部市场中的强者，尽可能地占据地方市场。可随多种经营市场竞争力的增强采取“渐进外推”的策略，先开发内部市场，后推向国内和国际市场。另外，煤炭企业目前普遍实行的“五不准”政策：凡本局能生产供应的产品一律不准外购；凡局内能维修加工的设备和配件一律不准外委；凡本局能承揽的施工工程一律不准外包；凡本局能利用的闲置设备一律不准外让；凡本局能利用的物资一律不准外卖，可视为是强有力的市场保护政策。但这只能做为多种经营网点成长时期的权宜之计，因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开放的市场条件。采用放弃市场竞争法则的代价去保护矿区内部市场，其负面影响是弱化了多种经营前进的内在动力，最终必定失去拓展矿区附近农村及小城镇市场和更远大市场的能力和机会。具体的改进办法可以是：逐年降低5～15%的市场保护率，在5～10年内取消“五不准”政策。
4.坚持以初级技术为主，有选择地确定1～2个高技术发展方向
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喊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势必造成再一次产业趋同。所以多种经营千万不能在既无地理优势，也无人才优势的情况下，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高技术项目，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不要误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非得采用高技术项目不可。技术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应主要以初级技术为主，稳步提高技术水平，这符合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原则，因而也是可行的。当然，也可在主导产业中选择1～2个高技术发展方向以跟踪世界的科技发展，例如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
5.改善人力资源质量
改善人力资源质量要靠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煤炭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为煤炭工业适用的人才。至少在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是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国有重点煤矿344万人和国有地方煤矿180万人的职业素质。这是我们发展多种经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又一必备条件。
四、实现“转变”的第三大关键是推动可持续发展
煤炭工业除了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模式之外，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煤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其生产量还将继续增长，我们不能不考虑经济增长中的资源承受力。另外煤炭资源的含硫量可能要增加。近10年来，中国在煤炭开采、加工中利用技术与装备减轻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工作，但同先进产煤国相比，煤炭的少污染开采和高效清洁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土地覆垦率仅为16%，矿井水利用率仅为15%，原煤入洗率为17.6%，平均煤炭能量利用效率为22%，发电用煤占原煤产量的比例为26%（除原煤入洗率为1990年数据外，其余均为1991年数据）。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把握可持续发展这一方向。我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有以下三个重点。
1.保持适度开发规模
当前，煤炭地质详查及精查储量严重不足，近期建设项目没有多大选择余地，新井建设投入不足，开工规模小。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六五”到“八五”15年计划开工4.5亿吨，实际只开工2.6亿吨；国营地方煤炭企业现有煤炭生产能力到本世纪末至少要报废1／3左右，90年代以前建设的乡镇煤炭企业矿井到本世纪末几乎全部报废；煤炭生产后续能力严重不足，产量难以大幅度地增长。在本世纪末一直到下世纪中叶，我国将经历城市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新阶段，工业布局将再次向耗能高的钢铁、汽车、化工、建筑等重型支柱产业倾斜。石油、天然气、核能等的增长难以满足用能需求。煤炭工业要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必须加大地质勘查投入的力度，作好不同煤炭品种结构的开发规划，以保持充裕的精查、普查、详查储量。必须建立能适应能源市场较大需求波动的富有弹性的煤炭生产体系，保持适度的开工规模、投产规模、达产规模，并有效防止优煤劣用、紧缺煤种消耗过快的现象。
2.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
为减轻环境污染，减少煤炭生产的“环境不经济”问题，煤炭工业急需制订和健全有利于发展少污染煤炭开采技术的政策法规；补充完善有关土地覆垦验收和各种用煤标准的规定；改进采煤工艺；研究矿区矸石、水、甲烷资源的趋利避害利用。这方面美国煤炭工业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在近几十年来不断颁布控制空间、地面、地下的各种环保法规，其中大部分与煤炭企业有关。特别是1977年颁布的《露天开采控制与复田法》，完全是针对煤矿开采制定的行业性法规。该项法律要求煤炭企业开采前必须向露天开采局申领开采许可证。同时按法规要求编制复田设计，开采后必须恢复原来的地貌、地形，恢复原矿区内表土层、水系、动植物生态环境等。政府不参与煤炭企业经营活动，但通过法律实施监督和管理，并征收复田保证金、矿区使用费、煤矿占地税，其中大部分返回煤炭企业供复田用。通过多年努力，美国目前已积累了丰富的复田经验，在露天煤矿，已可以随剥、随排、随复田，采后不久便可恢复地形，重建农田、草地、牧场、林区、狩猎场、湖泊等，形成新的生态环境保护区。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在“九五”期间重点产煤基地建设中，把开发与保护紧密结合起来。
3.推广清洁煤技术
这主要指提高原煤入洗比例，研究开发高硫煤的洗选脱硫技术；降低煤炭的灰分、硫分；提高煤炭转化成电力、热力、煤气等洁净的二次能源的比例，减少直接和分散燃烧原煤的终端用途。另外，尚需开发、引进高效的烟气净化技术，这些工作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规，如《氧化物、硫化物排放法》。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经济运作的诸多方面，以上三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前段时间煤炭企业界存在的思想误区而探讨的，对煤炭工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说尚不全面，但三者缺一不可。另外，我们强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能头脑过热。例如技术进步贡献率和百万元产值能耗两个指标，最近使用频度很高。其实在我国计算前一指标时，往往把某些对技术的投入当作资本品扣除了，因而数值偏低；而后一指标受国内能耗低的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相对西方国家较低的影响，数值偏高。有关这两个指标的可比性和更科学的计量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