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4-0126-05
“政治就是大局”是邓小平关于政治的基本观点。它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原理考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规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关系的深刻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也是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之中的最为重要的方法和原理之一，因此，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思想，掌握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方法，对于从总体上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学以致用，对于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1979年，邓小平谈到对思想理论工作的要求时，对政治作了一种新的诠释：政治就是大局。他说，“我这里所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所谓大局是什么？根据邓小平的看法，大局就是与一定历史阶段党和国家的总目标、总任务密切联系的决定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党的命运的问题。考察邓小平关于“大局”的思想，“政治就是大局”包含三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政治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政治与阶级斗争有密切关联，但并非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也非阶级斗争都是政治。只有关系大局的阶级斗争才是政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一定范围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更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也只应在一定范围内依照国家法律按正常程序解决，不可能发展成为牵动全局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斗争。但它一旦激化，则会演变成为带全局性的问题而成为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一般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往往有国际背景，即力图和平演变中国的国外敌对势力。针对1989年的动乱，邓小平指出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所谓国际大气候就是指“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局问题，是一种政治斗争。显然，邓小平关于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大局的思想直接源于马克思“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观点，是运用这一观点观察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情况而得出的新结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
第二，政治是中国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中国人民进行的现实斗争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是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就是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认为人民的根本利害就是关系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即经济发展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说：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个大局。 他说：“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济建设所以是大局，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也因此，邓小平对政治作了一个非常简练的概括：“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问题，诸如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等，也都是关系到大局的问题，也都是政治问题。
政治就是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是邓小平对政治含义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这一观点既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鲜明的阶级性、深刻的经济根源，又表明了政治对于经济的依存关系、能动作用，及经济对于政治的基础关系和最终决定作用。因为，各个阶级、集团的一切人的最根本的经济利益，必然集中表现为政治。这种根本利益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里，它表现为推翻剥削、压迫制度，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而在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主要就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基于这个意义，邓小平进一步概括“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显然，政治就是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的观点，就是四个现代化的观点，也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新的科学概括。它深化、发展了列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
第三，政治就是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世界的和平和人类共同发展。当代世界上关系世界人民根本利害的，是和平和发展问题。邓小平多次论述过这两个问题。他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是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斗争，是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样，邓小平关于政治是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的观点和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观点观察新的世界局势，作出的新结论。对于指导中国和世界人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政治就是大局，是对政治的内容最具普遍意义的概括。它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基本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新情况而作出的新论断，它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基本原理，又在若干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思想，尤其是既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新思想，又纠正了我国过去曾存在的对政治的绝对化、片面化的认识。
毛泽东曾科学地分析过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得出了正确结论。他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804页。）。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明确宣布：今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没有坚持这个观点，而是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用这一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得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片面结论。结果，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邓小平则继承了上述毛泽东关于政治的正确观点，并前进了一步。“政治就是大局”，不仅明确概括了政治的一般含义，而且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尤其是突出地强调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这就矫正了政治仅仅就是阶级斗争的认识，并把政治与经济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中，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他说：“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又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 ）“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所以“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 邓小平把我们确定的战略目标，即到下个世纪中叶，在经济上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称为“政治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视为“最大的政治”，要求始终抓住不放。
邓小平关于“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把“四个现代化”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突出了它的地位。这在实践上为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点。在理论上，这一观点发展了列宁经济方面的政治的思想，使经济方面的政治的含义更明确、更准确、更具体。这一观点不但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对于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政治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
对于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与其它方面政治（包括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邓小平阐述了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邓小平认为经济对于政治具有决定的作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发展。他强调经济发展对于国内安定团结、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都具有决定意义。他分析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我们只靠“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于国家统一问题，邓小平说：“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注：《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又说人们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都将起重要作用。他说：“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又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总之，一句话，四个现代化这个政治对于其他方面的政治具有决定的作用。
第二，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虽然是最大的政治，但它不能代替其他意义上的政治。因为这些方面的政治作为大局对于经济仍有保障作用乃至推动作用。他说，没有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这种保障作用和推动作用又是在经济的基础地位、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发生的，而不是超越于经济之上或脱离经济的。所以，邓小平又强调解决人民群众的各种问题，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发展着眼，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政治作为保障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既是不可忽视的，但又不是唯一的力量，不是最终的决定力量。1986年，邓小平视察天津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这也是政治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显然，邓小平的意思是，政治对于经济，不但保证方向，而且还是一种推动力量。当然，联系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讲政治的“威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十分清楚的了。
第三，邓小平认为，既然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那么，它就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该紧密联系经济工作，而不能离开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便成了抽象的、空洞的。他强调“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衡量思想政治工作要联系经济工作，“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对于具体工作部门，他说：“今后， 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他大声呼吁，“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上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观点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纠正了我国60年代中后期十余年里盛行的把政治绝对化、视政治为超经济的、对经济有最终决定作用的错误观点。
三
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如此紧密（不仅仅相互依存，而且内容还有相通之处），那么，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就要始终坚持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方法。
第一。从政治高度观察经济问题，即要有大局观点。因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割，且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经济问题不能只从经济角度去观察，更要从政治角度去考察，要充分估量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他说：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因而，他强调对于经济发展问题“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上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5页，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要从大处着眼”（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用战略眼光看经济问题，就是要求认识上有大局观念，行动上服从大局。邓小平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在社会主义之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176页。）。对于在改革中采取的一些大政策，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沿海地区开放等，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不但观察和处理经济问题如此。其他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稳定问题、人的问题也如此。如对稳定，邓小平说：“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对于人的问题，邓小平也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总之， 要有大局观念。
第二，从经济角度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来解决。既然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政治问题，具有政治意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那么，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眼光也就应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跳出只在政治自身框框中打转的局限，从经济发展中寻求解决政治问题的出路。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这一命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系国家命运和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等全局问题，诸如稳定、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国家的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等问题，虽然需要从多方面去解决，但根本的解决途径则是经济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来解决。“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说：“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统筹政治与经济，不能顾此失彼。因为经济的发展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的意义，因而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应以经济为中心。但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经济对政治也有依存的一面，因而经济又不可脱离政治，而应兼顾。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召集人干部会议上讲话论及党的中心任务时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250页。）。这里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经济，政治指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统一、安定团结、思想政治工作等等。也就是说，离开经济建设，政治便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政治与经济。邓小平就是依据这样的思路，用这样的观点，用这样的方法来考察、安排中国的发展问题和规划、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的。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邓小平对中国国情即“初级阶段”的科学分析中；体现在他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上；体现在他关于中国发展目标方面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统一上；体现在他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上；体现在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发展的总体安排上；体现在他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之中；体现在他关于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之中；体现在他对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观察之中。总之，体现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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