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与评价&基于1979/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_金融论文

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及评价——基于中国1979-2009年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人们倾注了大量精力,但回顾起来,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后的得失,也是莫衷一是。尽管如此,被广泛承认的事实是,金融开放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有利有弊,其对经济增长因各国实际而不同,需要决策者审时度势,慎重行之,尤其要特别重视伴随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金融经济安全问题。

根据国际上对金融开放的定义,①金融开放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即允许国际资本和本国资本以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方式自由进出;二是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开放,即允许外资金融机构以独资、合资或并购等方式在本国从事银行、证券和保险服务业。我国金融服务业按照渐进、有序的开放步骤,对外开放程度已显著提高。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原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算起,已有30多个年头。但金融开放作用于增长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贡献怎么样?带来的风险及其水平如何,对增长产生的影响又如何?当前国内外对我国金融开放这些问题研究甚少。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对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后的收益-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为不断调整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提供详细的理论和明确的实证支持,确保经济金融稳定与安全,获得最大化的开放收益。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据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理论模型,提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开放作用的假设;第三部分利用1979-2009年中国经验数据验证第二部分所构建的模型和假设;第四部分结论及建议。

二、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解框架

对于资本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发展国家而言,由于国内金融体系推动自主创新的功能较弱因此实施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追赶发达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方面,开放金融市场,引进竞争机制,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增加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加速国际资本的流动,带来先进知识和技术,并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跟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此时外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而不是体现在资本积累上。可见,资本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升国内金融体系效率,促进资本积累,吸引国外先进知识和技术,实现先进技术与资本积累的有机结合,保持经济长期增长。

在早期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下讨论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由于假定储蓄率外生、资本边际产出递减,可以看到在没有技术进步情况,经济的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则金融开放通过作用于储蓄,提升资本积累进而影响产出也是外生的、短暂的,也就无法有效解释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强调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的持久动力是技术进步及创新,而忽略了资本积累对增长率的长期影响。无限期界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化储蓄投资转化率、技术创新,认为增长是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只有将金融开放纳入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内才能清晰地说明其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的具体机制,才更贴近于现实,更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

然而,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明显享受金融开放带来的增长利益,必须满足:(1)中等发展水平(Hali Edison,Klein,Luca Antonio Ricci,Slek,2004);(2)国内储蓄高(Aghion,Comin,Howitt,2006);(3)有足够的私人资本流入;(4)流人的资本应该是长期性的,不容易撤回的;(5)应有一个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防止危机发生或进行良好的危机管理(Griffiht-Joens,2003)。从中国实行的以吸引长期直接投资为重点的金融开放战略以及经受住几次金融危机冲击上可以认为,中国具备以上条件。

下面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表述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定有两个国家i和j,前者是资本充裕的技术领导国,后者是实行金融开放的资本缺乏技术落后的跟随国(东道国),这两个国家都采用以下生产函数:

假定两国都投资于科技进步与创新。与j国相比,i国由于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金融支持,同时健全的公开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为成熟技术产业提供了巨大融资支持,因此,运作良好、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和资本积累,所以在投入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较多产品。j国要减少与i国产出差距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金融开放,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增加资本积累,并充分与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相结合,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设表示金融开放度,∈[0,1],数值越小表明开放度越低,数值越大开放度越高。因此,本文提出了有关j国金融开放作用于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假设。

假设1:金融开放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推进作用。金融开放加速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增加东道国内投资数量,提升投资效率,加速资本积累,促进产出水平提高。

其中Ω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因此,式(6)中的参数a,b可以通过概率模型(Probit Model)进行估计。

根据(3)、(6)式可构建出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解构架:

中国的金融开放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1979.1.1-2001.12.10):我国金融开放尝试阶段;第二阶段(2001.12.11-2006.12.10):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国内金融开放的实质性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06.12.11-至今):是我国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实施阶段。为了更为细致地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本文在对模型估计后,分阶段分解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二)检验结果及其阐述

对不平稳序列进行H-P滤波处理。在进行H-P处理时,序列的准确性受平滑参数λ影响很大。按照Hodrick和Prescott Fisher(普雷斯科特,1997)建议,⑧序列为年度数据时,λ取100为好。故本文统一取λ=100对非平稳序列进行滤波处理,检验表明(见表1)经H-P处理后的序列均变平稳,为节约篇幅本文在此略去H-P图。

此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通过检验,有力地印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资本积累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尽管金融开放促进了中国资本积累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其作用更主要表现在提升生产效率上。

表3给出了我国金融开放对增长的效应分解结果。表中三个阶段的金融开放现实水平值和官方承诺水平值为该阶段的平均值。可以看到,金融开放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约1.34%-8.41%(推动效应+移动效应),而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已对增长产生了负面冲击,导致增长损失大约在0.069%-0.1%。但从整体上看,约1.24%-8.339%增长得益于金融开放,故在现有的金融开放政策框架下,金融开放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若从阶段看,在开放尝试阶段,金融开放使人均GDP年均提高0.028%-0.094%;第二阶段为0.08%-1%;第三阶段为0.06%-0.18%。尽管如此,我们务必要高度重视金融开放带来危机对增长的冲击,由表3可知,不管是现实开放水平还是官方承诺开放水平下,伴随着金融不断深化的过程,负效应从第一阶段的微弱影响变得越来越强烈。

通过上面的分析让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官方承诺金融开放水平下的经济增长效应远远大于金融现实开放水平下的效应,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反而较小,且两种水平下对经济增长的轨迹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官方承诺的金融开放水平体现的是开放国或地区在当前需要达到的对外开放程度;而金融开放现实水平是国内发展和开放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开放现实水平的广度和深度与国内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我国金融现实开放与承诺开放程度出现的极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国内发展不足,抑制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资本积累的充分结合,导致了金融开放的预期增长目标(官方承诺开放水平下的增长水平)和实现的增长水平出现巨大差异。尽管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吸引长期直接投资为重点的金融开放战略,同时也在不断加快国内金融经济改革,适应金融开放新形势的需要,但相对于官方承诺的开放速度和质量而言,还是显得相对缓慢和不足。与此同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因国内发展缓慢与不足而比预期的要高得多,从表3可知,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金融现实开放水平下的负效应分别是同阶段官方承诺开放水平的1.1倍、2倍。⑨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发展不足抑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国内资本积累的充分结合,必然引致资本积累出现相对过剩,再加上国内的创新能力不足,递减的回报率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更为长远地,一旦国外先进技术转移受阻或技术水平不断接近世界前沿时,经济增长将放缓甚至有陷入经济停滞的可能。可见,目前摆在中国金融开放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加快国内发展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发展,以适应开放新形势需要,获得更高的开放收益而把损失减到最小。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内生经济理论框架下内生化金融开放,建立了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解模型,利用1979-2009年中国金融开放实践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不管是官方承诺开放水平还是现实开放水平下,金融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得都大于失。金融开放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约1.34%-8.41%,导致增长损失大约在0.069%-0.1%,总效应约1.24%-8.339%。故在现有的金融开放政策框架下,金融开放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由于国内自身发展不足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发展跟不上官方承诺开放的速度和质量,导致了金融开放的现实水平和官方承诺的水平的不协调,进而抑制了国内资本积累同国外成熟技术的充分结合。不仅如此,国内发展不足致使抵御金融风险的冲击能力脆弱,给增长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这使得期望通过金融开放带来增长的目标同现实达到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故如何通过不断提升国内发展水平,适应新的开放形势,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面临的重要课题。故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正确处理金融开放与国内发展的关系基础上制定金融开放政策。要继续积极主动加大国内金融经济改革力度,为金融业开放创造一个更为稳定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提升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的承受能力。

第二,制定金融开放政策要充分考虑金融业开放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互动性,实现先进技术吸收或创新与资本积累的平衡持续增长。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加速了国际资本流动,带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金融业开放提升了国内金融发展,加速了资本积累,二者的充分结合,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过去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和金融业开放的立足点都是利用外资,但是在整体开放度不高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内在关系表现出的互动效应并不明显,在具体实践中两者开放进程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深化,二者互动效应也必然随着开放的加深日益明显。因此,在金融开放政策及相关的法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二者的互动性,以保证资本积累同技术吸收或创新平衡增长,维持经济平衡持续增长。

第三,按照资本流动的新形势调整资本流动政策,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本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又能有效地减少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对金融经济的冲击。在资本流入方面,既要能够保证继续引进优质外资,以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又要能够有效抑制大量的资本涌入,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涌入,以避免或减少资本频繁流动给我国可能带来的冲击;在资本流出方面,要能够对我国的资本输出进行相应的监管和引导,避免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出现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影响经济稳定的现象。同时,要充分利用汇率政策,对资本流动风险进行调节,并配合资本管制政策的实施。

注释:

①是否存在着对国际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直接行政限制,若不存在,金融的开放是完全的;存在限制,金融开放是不完全的。

②197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标志中国金融开放正式开始(Chai,1997)。

④基于资本流动的金融开放度的测算方法有两种:其一是数量方法,其二是价格方法。数量方法主要有两种:根据资本流动额进行的测算和根据Feldstein-Horioka法(储蓄与投资关系)进行的测算;价格方法也有两种:通过利率水平来测算资本流动度与通过风险价格来测算资本流动度。而由于:(1)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资本流动度存在“Feldstein-Horioka”之谜(于春海,2007),故该Feldstein-Horioka法不能完整反映中国金融开放的水平;(2)中国长期以来对利率进行了严密的管制,国内利率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实际资金供求情况,如何选取指标来反映其现有利率水平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以利率水平来测算资本流动度在没有资本流动时的本国利率水平,难以区别冲销措施对国内信贷的影响,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这一测算的有效性(张煜,2007);(3)在各国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影响各国证券价格变化的因素很复杂的情况下,有些本地因素对该国证券价格有着重要影响,但是外国证券价格并不一定受到该因素的影响,所以通过风险价格来测量资本流动性的方法就有可能得出不准确的结论(张煜,2007)。出于上面3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尽管中国金融开放于1979开始,但是直到90年代初才进入实质性阶段,因此,本文仍采用资本流动额法来测算中国金融开放度,尽管资本流动度与资本流动数量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对应的关系不足。

⑥3σ原理:各指标“正常”和“异常”的参考值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值,而是一个范围,它理应服从正态分布法。根据正态分布原理,数据x分布在中心值附近,离中心值越近,出现的可能性P就越高;相反,越偏离中心值,出现的可能性P就越低。如果偏离超过1倍标准差σ,出现的可能性只有31.74%;如果超过2σ出现的可能性就只剩5%;偏离超过3σ出现的可能性便不足1%。因此,可以根据偏离中心值的标准差倍数来反映样本值是否异常。

⑦DREER=实际有效汇率REER-实际有效汇率REER(H-P)。REER(H-P)对REER进行滤波处理的序列。

⑧一般经验地,λ的取值如下:年度数据的为100,季度数据的为1600,月度数据为14400。

⑨用-0.053%/0.047%≈1.1(倍),0.05%/0.024%≈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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