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宗教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其思想渊流和理论来源极为广泛，广义地说，它包括了人类思想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维成果；而比较狭义地说，则主要是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19世纪前半叶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宗教批判思想以及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本文只着重分析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的重要影响。
19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具有明显的动摇性和两面性。正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德国资产阶级“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也就是说在先进的英法等国家所做过的事情，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斗争，德国资产阶级却只是在思想上“考虑”、向往。马克思说：“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①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上述这样一种处于矛盾地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他们当时对待宗教的态度和论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明显的特点。
伊·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1755年发表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康德这个假说的重大意义，在于推翻了牛顿所谓太阳系自从被上帝第一次推动以后就永远不变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从而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客观物质的历史发展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它评价很高，说它在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②。
康德在《宇宙发展史概论》这部著作中，曾经宣称：“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这就是说，给我物质，我将给你们指出，宇宙是怎样由此形成的。”③但是，康德并没有由此走向无神论，而且他从来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论证自然界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同时，却又宣称这个规律本身就是“上帝的意旨”。
康德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时，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具有三个环节：即“感性”、“知性”和“理性”。他认为“理性”所追求的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有三个：一是一切精神现象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灵魂”；二是一切物理现象最高、最完整的统一体——“世界”；三是以上两者的统一——“上帝”。康德把理性所追求的这三个统一体称为“理念”。其中，“灵魂”和“上帝”这两个理念与“世界”这个理念有所不同。“灵魂”不是认识对象，就不能把“实体”这个范畴应用于它；“上帝”也不是认识的对象，因此既不能以“存在”这个范畴应用于它，也不能以“不存在”这个范畴应用于它。
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认识时空的无限与有限、单一和复杂、自由和必然、原因和结果等规定时都会发生矛盾，说明了人的知识的有限性。认识不能超出经验的范围，因而世界的本身，即“物自体”或“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人们只能想象它的存在，而并不能真正知道它是否存在。显然，康德是要在人的认识的范围以外，给宗教、信仰留下一块地盘，要在现实世界以外，建立一个“彼岸世界”。康德自己承认：“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就有必要拒绝知识。”因此列宁曾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康德贬低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④。
康德反对把上帝看成是认识的对象，这对基督教神学有一定的打击作用。恩格斯曾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指出：“在德国发生政治改革运动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⑤这里所说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是指把上帝、灵魂当作认识对象的体系，康德致力于推翻这种体系，是一次哲学上的革命。但康德认为，上帝是信仰所承认的，这就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了上帝。
乔·威·弗·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家。他的宗教批判精神和无神论思想倾向，尤其是他的辩证法思想，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黑格尔所创立的包罗万象的、内容丰富的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是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三个部分可说是“绝对精神”(Absolufely Spirits)辩证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黑格尔运用三段式(Syyllogism)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关系。即自然阶段是对逻辑阶段的否定，而精神阶段则是经过“绝对精神”自身的扬弃而复归为自身。所以，他认为，精神阶段是逻辑阶段与自然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层次上的肯定。因此，黑格尔认为，精神阶段的“纯思想”、“纯概念”和自然阶段中的物质、自然都各有片面性。只有精神阶段才是全面的。
黑格尔还指出，“绝对精神”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来认识自己的，即艺术、宗教和哲学。他认为，艺术是“绝对精神”自身的一种感性直观的认识，宗教是“绝对精神”自身的一种敬畏和崇拜。所以，他肯定宗教高于艺术，而哲学是以适合于精神自身形式即概念来认识自己的。在这里，黑格尔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上把中世纪神学高于一切，哲学只不过是神学婢女的这种颠倒了的关系又重新颠倒过来，这无异是一个思想上的伟大革命。由此可见，黑格尔在哲学上是一个彻底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可是在宗教问题的观点上，却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似乎是个矛盾，但却又是个事实。
早在1795年黑格尔的《早期著作集》中，就包括了几篇论述基督教的论文：《民族宗教和基督教》、《耶酥传》、《基督教的实证性》、《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这些著作表明黑格尔从青年时代起，就曾严厉地批判过基督教，并把它看作是“实证宗教”的样板。
所谓“实证性”，实际上说的是人的思想异化的一种形式，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结构，它虽然是人自己所创造的，却变成僵死的客观存在反过来统治人而与人相对立。在黑格尔看来，其几种宗教形式，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就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的，代表着一种异己力量对人的强制、奴役和压迫。他在《基督教的实证性》中这样说：“一种实证的信仰是这样一种宗教命题的体系。它们所以对我们说来是真理，是因为它们是由一个权威命令我们接受的，而我们又不能不使我们的信仰听从于这个权威。”因此，黑格尔认为“实证宗教”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作为必须盲目服从的宗教教条由外在的权威以命令的形式强加于人。它的真理性是由权威人为地维持着的，而不管它是否得到了验证和承认。这种宗教要求人们无条件信奉，无条件服从。黑格尔指出，基督教就是这样一种基于权威的“实证宗教”(Positive religin)，它完全剥夺了人们在道德上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从而使人丧失了独立使用理性能力的权力，扼杀了人们的理性自由，这就导致践踏人的尊严，无视人的价值，因此教会体系就无非是一个“不把人当人的体系”。
黑格尔认为，“实证宗教”的信仰对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人丧失了理性和自由，也就丧失了自身，而沦为一种异己力量的奴隶。黑格尔指出，上帝对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和我必须服从的义务是以下面这一点作为根据的，即上帝是我们的全能的主人和统治者，而我们则是上帝的创造物和臣民，上帝是真理的源泉，而我们则是愚昧无知和盲目的。这样，人就只有感恩戴德地服从上帝，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人的这种自我贬损的结果，就是把一种“强制的权利”赋予上帝，使自己受异己的力量的统治。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人身的统治更为可怕和可憎，因为奴隶可以希望从自己的主人那里逃走，脱离主人的势力范围，但却无法从上帝那里逃脱。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实证的基督教为人民铸造了思想枷锁，它是使人类丧失自由的宗教，维持对人的奴役和压迫的宗教。
黑格尔认为，作为人的思想异化的一种形式，“实证宗教”的实质就表现在强加于人的绝对权威和思想僵化上。青年时代，黑格尔对“实证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方面。他借耶稣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人们摧毁了旧东西，因为这些旧东西束缚了理性的自由，玷污了伦理的源泉，他们又代之以一种权威的信仰，束缚于词句条文，这些东西又重新夺去了理性的权利——剥夺了理性自己立法、自由信仰和只接受理性自己的约束的权利”。
青年黑格尔批判“实证宗教”，反对人的思想异化，是从人的本性和理性出发的。黑格尔把“实证性”同人对立起来，揭露了“实证宗教”是违反自然的。而在他看来，人性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理性是“知识和信仰的最高标准”，“理性的立法作用是不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的。对于理性，无论在地上或天上都没有另外一个权威能够现成地提出另外一个裁判的标准”。黑格尔所以坚决反对“实证宗教”这种思想异化的形式，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要恢复人的理性的应有地位，捍卫理性的自由，谴责中世纪式的思想统制，这正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优秀传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深化和继续。
但是，青年黑格尔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揭露了“实证宗教”这种思想异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产生这种思想异化形式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作的分析。按照他的看法，在人类的宗教信仰史上，并不是一开始“实证宗教”就占有统治地位的。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古希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宗教就不是“实证宗教”，而是表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众宗教”。他这样写道：“民众宗教产生养育着崇高的思想方式。它是和自由携手并进的。”所以随着自由的丧失，这种宗教的意义和力量以及它对人们的适应性也就必然消失了。在古希腊、罗马共和国，无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都按自己的法律生活。自己的祖国或国家的观念，就是他们每个人为之工作并激励他们的那种“无形的更高的东西”，就是他们世界的“终极目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在那时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个人和集体、国家三者处于和谐和统一之中，这自然不发生人的异化问题。黑格尔认为，“实证的”基督教的兴起，乃是古代民主制崩溃后人丧失自由的结果。政权落入少数人之手，管理国家机器被委托给少数公民，“现在，一切活动、一切目标都只与个人相关联，已经不再有为某一整体或某一观念而进行的活动了——每个人都不是为自己而工作，就是被迫为另一个人而工作。”一切政治自由都没有了，公民只关心私有财产和个人得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私人宗教”的基督教就适合于这种社会需要而产生了。
由此可见，产生基督教这种思想异化形式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在这里，政治自由的丧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黑格尔认为，古代民主制的没落和自由的丧失是从罗马帝国建立开始的，而基督教正是在罗马帝国后期取得了统治地位，政治上的专制和人的思想异化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他说：“罗马皇帝们的专制主义把人的精神从人间驱逐走了，对自由的剥夺迫使精神把一切永恒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隐藏到神的身上去了。专制主义所传播的灾难，迫使人们到天上去寻找幸福，并期待着从天上降下幸福。神的客观性是伴随着人们的堕落和奴役的，真正说来它只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显示和表现。”人被置于一种“异己的世界”里，他既不能参与这个世界的事情，也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获得任何东西。这样，就发生了人的异化，人本身成了一个“非我”，而上帝则成为另一个“非我”。黑格尔认为，人正是处于这种自我异化的状况下才接受了基督教这种“实证宗教”，服从了异己的意志和异己的法律。因此，思想的异化只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结果。
我们从黑格尔论述“实证宗教”产生的原因中看到，他提出了宗教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人的思想异化的产物。这个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可惜他还没有进一步看到人的思想异化的社会物质基础，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作了科学的说明。
黑格尔不仅对“实证宗教”的由来作了分析论证，而且还对“实证的”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基督教在罗马皇帝统治下，并没有能防止道德的沦丧和对罗马人的自由和权威的侵犯，也没有能防止统治者的暴行和酷行，防止所有美的艺术和科学的毁灭”，相反地却以意识的形态提供了“专制主义的工具”，“它是专制主义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辩护士和热烈的颂扬者”等等。青年黑格尔还曾直率地指责专制国家和教会是“消灭一切意志自由和理性”的共谋犯⑥。他谴责基督教扼杀人们的道德自由，践踏人的尊严。在他看来，基督教乃是丧失了自由的人的宗教，是专制政治和千百年来的奴役和压迫制度的支柱，是贫困、卑屈、抑郁的产物。他还谴责基督教教会为了美化现存秩序而散布种种谎言和关于“奇迹”的神话，并猛烈地抨击基督教的种种宗教仪式，把“祈祷”称之为“死人的行动”。
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黑格尔不仅从感情上，而且从理性的高度揭露和批判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实证宗教”的荒谬性和不合理性，有些言论甚至超过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无神论的言论。这一情况足以说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与宗教问题上的无神论思想并非绝对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一点在黑格尔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作为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不可能把反对宗教的无神论思想贯彻到底，表现在晚年的黑格尔在政治思想上就不如早年那么激进了。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黑格尔极力赞美基督教，把它说成是最高级的宗教，说什么“绝对的自由”的原则在基督教的上帝中间出现了。他甚至吹捧基督教及其神职人员，说“凡是以才能、德性、虔诚、学问，一般修养和一种圣洁的生活著称的人们，便被选为这个机关的主持人”⑦。因此，列宁曾在《哲学笔记》中针对黑格尔谈论“基督教”的一节中写道：“庸俗不堪的僧侣的唯心主义乱吹基督教的伟大（其中有摘自福音的引文！！）讨厌之至，臭不可闻！”⑧然而另一方面，黑格尔又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天主教）及其教会组织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首先揭露和批判了东方各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他指出在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国家中“都是专制政体，而且是恶劣的暴君政治的舞台”。而其中又以印度最为典型。黑格尔认为，印度“是一种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什么道德和宗教规律的专制政体”。他说：“在印度，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政治横行无忌”。
其次，黑格尔还揭露和批判了西欧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到了11世纪已经腐朽透顶，以致使全欧洲一般人都怀有末日裁判即将到来的恐惧心理，并且相信世界必将迅速没落。
黑格尔指出，在中世纪，教会本身是一种神权政体，国家本身是一种封建的君主政体，这时的基督教所鼓吹的“自由”，实际上无论在宗教还是在世俗方面都被歪曲到了恰恰相反的地步。黑格尔反对天主教的专横，反对天主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预和侵犯，他主张国家和宗教分离，宗教和国家应该有各自的活动范围，甚至认为“宗教本身不应成为统治者”⑨。黑格尔对于天主教敌视科学的态度也极为不满，他说：“天主教会断绝了和‘当代许多智慧生活’的关系”，“所以天主教世界的‘精神’，在一般上都沉落到‘时代精神’后面去了”。
就整个来说，黑格尔站在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进行揭露和批判，他的这种揭露和批判在当时确实是相当尖锐和深刻的，而且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他的辩证法思想和对于宗教的批判精神，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宗教观的重要理论来源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已经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继承和发扬了康德、黑格尔等人批判宗教神学的科学思维即辩证思维方法及其批判精神，同时也扬弃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黑格尔那种“醉熏熏的思辨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另外，值得强调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尤其是与布·鲍威尔和路·费尔巴哈一起对基督教这一被黑格尔称之为“实证宗教”的批判中，鲍威尔那种基本上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理论洞察力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都曾给予马克思、恩格斯较为重要的思想影响，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广阔思维领域中取得借鉴，在理论上更趋成熟，从而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宗教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思想材料。
注释：
①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0页，588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第54页。
③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第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⑧《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349页。
⑥参阅汝信《论青年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第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77页。
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83页。
⑩参阅侯鸿勋《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7、8两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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