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章宏, 李冰[1]2006年在《法庭应答语信息过量的顺应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法庭审判中,发问者常常通过提问来控制和支配应答者,而应答者并非被动地、无目的地作答,他们除了提供发问者所期望的信息外,有时还会提供过量的信息,把信息过量的应答语作为一种语言策略来使用。本文以20份真实的法庭庭审笔录为语料,在对信息过量应答语类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援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探讨法庭应答者选择使用这一策略的具体过程,指出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相互顺应是产生信息过量应答语的内在动因。
刘坪[2]2018年在《法庭应答语的顺应性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应答语是定罪量刑最重要的证据来源之一。本文主要从Jef Verschueren顺应论、H.P.Grice合作理论的角度对法庭应答语进行了分析和描述。通过分析案例,发现法庭应答者为了顺应其法律义务、法律权利和心理动机,采取不同的语言策略,希望本文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对理解讯问、询问这一特定的动态语言有所参考。
刘坪[3]2003年在《法庭应答语的顺应性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主要从语用学的角度对中国法庭应答语进行了研究。其核心部分为理论框架的建立及在此理论框架下对中国法庭应答语的分析。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描述其语言特征：2．解释其语用功能，因此论文采用的是描述分析性研究方法。 论文的理论框架是根据JEF VERSCHUEREN (1999)的顺应论并在分析语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此理论框架下，法庭应答被解释为应答者为了实现其交际目的和顺应不断变化的语境而进行语言选择的一种动态过程。这样的语境主要包括以下叁种：1．应答者的法律义务：2．应答者的法律权利：3．应答者的心理动机。根据法律规定，应答者有法律义务与法庭合作，提供真实相关、简明清楚的证词。为了顺应这样的法律义务，他们不仅选择口语作为交际信道，而且还选择了合作型应答语。根据法律规定，应答者有辩护权和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的权利，因此他们一般选择以下两种语言策略以顺应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1．直接否认问题中不利的前提；2．直接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为了顺应其心理动机，应答者一般选择以下六种语言策略：1．超信息量应答语；2．通过改变提问内容作回答；3．他人修正法；4．在同一话轮中使用多种语言策略；5．坚持同一种说法；6．避免沉默。应答者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以顺应不同的心理动机，其中主要的心理动机包括：支持自己的主张：暗示或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词或“事实”；回避对自己不利的提问：使自己的证词真实可信；反驳提问中不利的主张并尽量不冒犯提问者；避免被视为不合作和不诚实；等等。总之，他们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顺应不同的心理动机，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为自己辩护，或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证词。 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对研究其他法庭情境(如讯问)中的应答语有所启示。论文中所分析的语言策略及其语用功能对被告和证人在如何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方面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新的刑事诉讼法于 1996年实施后，无罪推定已成为法庭审判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被告的法律权利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此大环境下，法庭应答语更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赵永平[4]2014年在《法庭话语交际语境的顺应性分析》文中认为对法庭话语交际语境的顺应性分析可从交际双方、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四个方面入手。根据顺利论,法庭话语是不同庭审主体为了实现其交际目的和顺应不断变化的语境因素而进行语言选择的一种动态过程。为了达到既定的庭审目的,具有不同权势和话语权的各个诉讼主体会使用各种话语策略,来实现对特定语境因素的成功顺应。
毛培富[5]2009年在《中国刑事庭审中被告人应答语信息短缺的语用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语用学角度研究中国法庭应答语中信息不足量现象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顺应特征。信息短缺的法庭应答是指应答者未能提供发问者所期望的、必要的信息的动态过程。本文援用Verschueren的顺应论并在分析真实法庭语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法庭应答中信息不足量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信息不足量的法庭应答是应答者为了实现其交际目的而对各种语境因素作出顺应性选择的动态过程,主要涉及始发语、交际目的和语境变量(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信息短缺的法庭应答语具有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命题内容的不同和信息短缺的明显程度的不同两方面。同时,应答者在回答时提供不足量信息不是机械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各种语境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具有顺应性。在法庭语境下,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对应答者的语言选择影响最大。应答者对社交世界的顺应,是其作出应答的主要动力或者制约因素。再加上应答者对自己心理世界,和对发问者以及法庭上听众的心理世界的顺应,就导致了信息短缺的应答的产生。应答者对社交世界的顺应是常为静态的。而应答者对过于强烈的心里动机等的顺应,或者对听众心理的错误评估都可能造成效果并不理想的顺应情况。这种情况并未否定法庭上应答的顺应性,反而更好的印证了应答者一直努力对各种世界作出顺应。我们相信,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可用于研究其他语境(警察询问、检察官提审)中的应答语信息短缺现象。论文中所分析的应答语信息短缺的语言策略及其语用功能,对公诉人提高语用意识,改进提问获取有用信息的策略方面有一定的启发。
李冰[6]2005年在《法庭应答语信息过量的语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语用学角度研究中国法庭应答语中信息过量现象,试图解释这一现象的顺应特征。我们把信息过量的法庭应答理解为在法庭问答过程中应答者除了提供发问者所期望的、必要的信息外还提供过量信息的动态过程。 _本文援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并在分析真实法庭语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法庭应答中信息过量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信息过量的法庭应答是应答者为了实现其交际目的而对各种语境因素做出顺应性选择的动态过程,主要涉及始发语、交际目的和语境变量(包括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 _信息过量的法庭应答语具有变异性,主要表现在命题内容、话语特征以及信息量叁个方面。同时,应答者在回答时提供过量的信息不是机械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各种语境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具有可商讨性。在法庭情境下,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对应答者的语言选择影响最大。在研究应答者对社交世界的顺应时,我们发现应答者与提问者之间的权势关系和同等关系对应答者的语言选择影响极大。另外,我们探讨了信息过量的法庭应答语是如何顺应应答者的心理世界以及听话人的心理世界,后者在前人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 _我们相信,论文建立的理论框架可用于研究其他情境(如警察讯问、医生询问)中的应答语信息过量现象,论文中所分析的应答语信息过量的语言策略及其语用功能对被告和证人在如何有效地为自己辩护方面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李诗芳[7]2007年在《法庭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在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通过对系统功能语法人际意义理论模式的扩展,提出了解释人际意义的结构—功能模式,并依据这一模式对14场公开的法庭刑事审判现场录音转写话语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描述并解释了法庭话语的人际意义及其实现方式。第一章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界定了法庭话语,阐释了法庭话语的人际意义特征,并简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结构和研究内容。第二章通过对该领域的文献研究,介绍了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法律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及中外法律语言研究的差异,概述了话语人际意义研究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方法,并对人际意义研究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评述。第叁章简单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语料的搜集、语料的分析,并对中国法庭审判的情况作了概要地描述。第四章基于对中国法庭话语人际意义及其实现方式的考察,以系统功能语法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为出发点,融合伯明翰学派和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方法,把交际回合和语步的概念引入到人际意义的解释之中,在话语层面从个人性介入和互动性介入两个视角考察人际意义,提出了解释人际意义的结构—功能模式。第五章开始实证性分析,主要考察语气在法庭话语中的人际意义。结合具体的庭审语境,从互动性介入视角整体地考察语气形成的模式。通过分析小句的数量、陈述句、祈使句、特殊疑问句和是非问句等手段,探讨语气选择在建构庭审参与人角色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法庭审判中庭审参与人之间缺乏角色互换。第六章从个人性介入视角探究情态在法庭话语中的人际意义。首先考察了刑事庭审中情态表达的总体趋向,然后对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情态表达进行了分析。最后,着重分析了法庭刑事判决部分的情态表达,发现“本院认为”、“本院予以确认”及“本院予以支持”这些表达方式是法庭话语中特有的表达情态意义的资源手段。第七章重在分析刑事诉讼中“指称系统”及“叁问”的人际意义。通过借鉴前人对“参与”这个语义系统来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性人际意义的研究成果,根据刑事庭审的实际语境,提出组成“参与”的两个语义子系统:指称系统由人称代词“你”、“我”和称谓语及主体指称语“本院”组成;术语化系统包括法律术语“叁问”即“询问”、“讯问”和“发问”。研究发现,刑事庭审中,庭审参与人通过对上述系统中词汇的选择表达对彼此的态度及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第八章分析言语功能在法庭话语中的人际意义。按刑事庭审功能把刑事庭审话语分为叁步,并描绘出法庭话语中言语功能网络体系,然后分别从语步层面和交换层面考察庭审参与人对言语功能的选择及其人际意义。研究发现,庭审语境中有其独特的言语功能:要么以建构功能启动话语,要么以陈述功能、重述功能启动话语。研究同时表明,法官和被告人之间缺乏角色互换,证实了他们之间是法定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第九章是结论部分,在总结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话语人际意义具有多样性、法庭话语人际意义的实现具有其独特性,这也说明了完善经典系统功能语法人际意义理论模式的必要性,并指出本研究成果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所使用的语料真实可靠,全部是第一手资料,取之于刑事审判的现场录音;(2)扩大了语篇类型研究的范围,对中国刑事法庭话语这类边缘性话语体裁的人际意义研究在国内外尚无先例;(3)理论方法上突破了经典系统功能语法人际意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解释人际意义的结构—功能模式;(4)研究结果对实现司法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审判中的人文关怀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毛培富, 孙炳文[8]2017年在《中国刑事庭审中被告应答信息短缺的目的顺应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机构话语,其典型特点时权势不平衡。按权势大小排序分别是法官、公诉人(刑事案件)、律师、被告人/证人。被告人作为权势末端的一员,受制于多种制约,对于法官、律师等发问者的问话必须作答。而为达到自身目的,他们会给出各种信息短缺的应答。本文以转写的10份真实的刑事庭审笔录为基础,对信息短缺的应答语进行分类,用维索尔伦的顺应论结合"目的论"探讨刑事法庭应答者使用这一策略的具体过程,证明语言使用者带着目的并对心理世界、外在的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顺应导致了信息短缺应答的产生。
王长武[9]2016年在《现代汉语引述回应格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口语交际中互动的双方借助于一定的语言手段引述对方话语,并以此回应对方,表达对对方话语的态度和认识,这样形成的引述回应格式,是一种特殊的应答形式,其性质、特征、功能等与传统的引述有很大的不同,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否定性引述回应现象的探讨上。本文借鉴互动语言学理论、框式结构理论、引述理论等相关理论,基于大规模汉语语料的支持,采取会话分析与语法分析、穷尽描写与充分解释、共时研究与历时考察、系统论述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的手段,对汉语中的引述回应格式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和分析。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述回应格式的系统研究。从整体上对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范围与类别,结构与功能等进行考察,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引述回应格式的性质与特征,分为叁节,第一节对引述回应格式做了界定;第二节讨论了引述回应格式的本质特性;第叁节从形式、意义和语用叁个视角考察引述回应格式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二章讨论引述回应格式的范围与类别,首先从直述与引述的分野对引述回应与直述回应进行了范围上的界定;其次将汉语口语中常见的引述回应格式划分为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以及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叁大类别。第叁章以框式结构理论为基础分析引述回应格式的结构特征,首先分析了引述回应格式的结构类型;其次考察了作为框式结构的引述回应格式的固定部分;最后重点讨论了引述回应格式可变部分的来源、句法表现以及特征。第四章认为引述回应格式既能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同时还可以通过引述话语关联上下话轮内容,因而其语用功能表现为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两个方面。第二到第四个部分共分七章,分别对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和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进行个案探讨。第二个部分讨论肯定类引述回应格式“X就X”和“可不X”。第五章在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汉语口语表达中的常见格式“X就X”界定为引述回应格式,并从句法、语义和语用角度对之进行了描写与解释,最后考察了“X就X”格式的起源与演变。第六章考察“可不X”格式的特点与功能,并对“可不X”格式的历时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最后综论了“可不”的由来。第叁个部分讨论质疑类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1”和“你是说X”。第七章突破前人的定论,认为“什么”不仅在表示否定时可以引述别人的话,表示质疑时也可以引述别人的话,接着比较表质疑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1”和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2”的异同。第八章分析“你是说X”格式的引述方式,讨论引述回应标记“你是说”的发展演变,并考察其会话交际特征。第四个部分讨论否定类引述回应格式“你才X”“什么X2”“X你个头”等。第九章考察引述回应格式“你才X”的内部特点、语义特征、情感倾向、会话模式以及立场表达功能。第十章分析了表否定的引述回应格式“什么X2”的句法、语义特点和话语功能,最后重点讨论其固化动因和机制。第十一章看到“X你个头”“X你妹”“X个鬼”等格式所具有的相同点,讨论了这类格式的否定义表达特点和机制,最后讨论了“X你个头”类格式之间的差异。最后是结语,对本文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创获进行了总结,并进一步反思了研究局限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孙炳文[10]2017年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研究》文中认为机构话语研究通过描写和分析特定工作场所中的话语来了解话语在机构中的呈现方式及话语与机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机构话语(institutionaldiscourse)领域的研究者常用互动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的方法揭示机构成员在机构语境制约下进行互动时所遵循的话语机制,强调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将机构话语和语用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学科之间融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理据是翻译行为有其特定的目的。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功能主义目的论认为应该废黜原语中心的翻译等值论对译者的束缚,译者不应该优先考虑对等原则而是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翻译行为不仅关涉语言问题,还关涉文化、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的评价态度体系,所以翻译并非只是语言转换活动。翻译行为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有目的,翻译行为开始之前必须确定翻译目的。传统翻译对等理论界定对等为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Nida所谓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指的是原语和译语对于它们各自的读者具有相同的效果。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译文不是由原文决定的,而是由译文自身的预期目的决定的。翻译目的是由翻译发起者和译者根据目的语接受者的需求来确定的,完全不考虑原文作者的意图。口译活动的及时性不同于笔译活动的历时性,口译活动中的译员绝不能完全忽略原语发出者的交际目的。对原文和原文作者意图的忽视削弱了翻译目的论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翻译理论对于口译的解释力。本文的目的范畴认为,为实施不同的功能,达到不同目的,原语可以不同方式翻译。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许多在对等范畴中被忽略的目的因素被整合进了这个延伸的,更有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中。本文选题目的旨在构建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验证目的等效分析框架在宏观层面上的机构话语翻译中和微观层面上译员处理机构话语标记语的解释力;描述和解释法庭口译中话语标记语生成、理解、转换过程中的目的要素的作用机制。国内外语言学界近年来开始对话语标记语这一“语言学的新兴产业”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哲学和社会学早已把目的作为解释世界的一种重要途径。目的是决定相同的话语标记语语言表象表现不同的话语意义的内在动因。译文的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目的因素表现出来。法庭问答互动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策略体现不同的目的等效维度。机构话语及其话语标记语的使用贯穿了目的关系和目的互动。话语参与人由于目的关系不同,常需要借助话语标记语这一语用单位作为话语策略实现话语目的。话语标记语没有命题内容,重在刻画说话者意图,增加语调和语力。本文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交际行为,是检验语言学理论的有力工具。交际目的是目的等效范畴的关键。机构话语中目的关系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的复杂性。法庭话语中话语标记语被用作辩论和对抗的手段,主要是在交叉询问中引起反对或挑战,在直接询问中用作控制信息流和标示故事进展的手段。每一次翻译行为的主导因素不外乎是目的,法庭口译员每一次处理话语标记语其实就是在不同目的要素间选择。本文借鉴法庭话语分析“目的原则”、功能主义目的论、认知语用理论、传统翻译对等理论,试图以宏观层面的机构话语翻译和微观层面的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提出与传统翻译对等理论不一样的“目的等效”(Goal Equivalence)翻译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目的支配话语行为,也是翻译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的要素统率翻译行为中译员的选择。基于目的等效分析框架的四个理论渊源,本文选择使用“Goal Equivalence”的作为“目的等效”的英语对等术语,以保持学理的承继性。本文认为,宏观上影响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要素可划分为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和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叁大类,分别在本文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加以阐述。微观上机构话语翻译中经常被忽略的话语标记语按照其语用功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和八小类。本文第七章集中探讨了第一大类即语篇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其中包括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和重述标记语四个子范畴。本文第八章集中探讨了第二大类即人际功能标记语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人际功能标记语四个子范畴包括含糊表达标记语、明确表达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和交际主体标记语。在目的参数影响机构话语译员处理话语标记语的作用机制中,目的等效分析框架认为译员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专家所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桥梁,为了使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各种机构角色的话语目的达到一种“目的等效”,即交际目的在同一频率上清晰准确、充分必要地完成信息处理和语码转换,作为“桥梁”专家和责任人的译员,需要处理好“语言文化体系”、“社会机构体系”、“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这叁个桥梁系统目的参数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由于机构话语尤其是其中的话语标记语目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附属于叁个“桥梁”下的各层次目的因素或参数也相应呈现出复杂多样性,给译者具体处理带来许多挑战和变化。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笔者近些年一直在建设的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其中大部分为法庭口译子语料库。该语料库目前包括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国内外机构话语翻译语料,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从录音录像或记录中转写语料100余万字,与研究目的关联性不强的部分就没有全部转写。语料库的建设流程主要是:收集尽量多的机构话语翻译录音录像一手资料→在充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转写和标注→语料库容量定期扩展。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九章,各章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介绍了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选题背景,分析了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局限性,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语用学和口译研究之间的共性,以及机构话语口译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其次,对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语料来源和篇章结构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机构话语中的话语标记语、语用翻译研究、机构话语翻译中的语用目的和等效进行了概述,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叁章,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的理论构建——从“言有所为”到“译有所为,”。本章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从传统翻译对等范畴到机构话语翻译的目的范畴的范式转变进行了阐释,并对目的等效理论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性进行了探讨。基于几种翻译范式的相似性以及互补性,本章对目的等效翻译框架进行了理论构建,并对目的等效理论框架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四章,语言文化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语言文化角度对机构话语口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词法层面、句法层面、语篇层面和语用层面等语言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其次,从文化层面探讨机构话语翻译中的目的等效。第五章,社会机构体系中的目的等效探究。在社会机构体系中,机构话语主要受社会规则和机构规则中叁个向度隐形规则制约:社会量度、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社会量度包括年龄、性别、教育、阶层、经济状况和民族等叁级参数。意识形态包括信仰、价值观和感知等叁级参数。权力受外部与内部两种权力的制约。外部权力制约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内部权力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译者的明确追求和译者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叁个向度之间的参数和变量并非泾渭分明,有时也呈现交叉包含关系。第六章,话语使用者评价态度体系的目的等效探析。本章从机构话语使用者的角度对法官和律师的态度系统、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法庭口译员角色定位的伦理思考和法庭被告应答信息短缺的目的分析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1)—以语篇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话题(结构)标记语、衔接连贯标记语、证据来源标记语、注释说明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八章,法庭口译中的目的等效(2)—以人际功能话语标记语为例。本章例析了含糊表达话语标记语、明确表达话语标记语、评价态度标记语、交际主体标记语等四类话语标记语语用功能及其应用,以目的等效为分析框架,探讨分析了优译和劣译。第九章,结论。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概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反思了本文的局限与不足,并对后续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一个机构话语翻译中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对机构话语翻译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翻译原则和标准、语用目的和等效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机构话语尤其是机构话语中话语标记语为例,用目的等效的理论框架来检验和评估译员的翻译质量。其次,本文将法庭话语分析中的“目的原则”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以及翻译中的对等原则和等效原则相结合,提出了目的等效翻译分析框架及其叁桥模型,设置了机构话语翻译质量评估的具体参数,克服了翻译研究中的一些经验性局限。目的范畴把对等范畴从语言框架扩大到了人际框架,从语言世界引向到了人文世界。目的等效通过吸收融通相关学科理论,形成了以语言为本体,更具开放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为语用翻译学注入新鲜血液,开辟新的发展空间。第叁,本文为了检验目的等效翻译理论对于机构话语及其中话语标记语翻译的解释力,花费了大量时间构建了“机构话语翻译小型语料库”。该语料库为目的等效翻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翻译语料,为语言学、法学和翻译学的交叉研究奠定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由于水平有限,本文所构建的目的等效翻译理论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语料还有待丰富,研究方法还不够全面,这些都是后续研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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