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我们当代的心灵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有学者认为当代事不宜写史，“公正的结论”自有后人评说，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每个人都难以超越时代。但是，当代人也有后代人不可能拥有的优势：我们和我们所亲历的一切早已水乳交融、血肉相联，那份亲切感，那份由这亲切感所决定的现实感、责任感，是后人永远也不会有的。我们应写我们的当代史，写一部心灵的历史，一部时代心潮流变的历史。
一
是时候了。当我们一步步走近二十世纪的终点时，一种强大的历史感便渐渐填满了我们的心胸。蓦然回首，我们不仅对祖国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百感交集，对这颗小小寰球在百年内的风云变幻百感交集，更对我们当代人亲身经历的迷惘与觉悟、浮躁与疲倦、焦灼与悲凉百感交集。如果真如老黑格尔所言，在冥冥之中有狡黠的理性在播弄着人的命运，那末，回首我们亲历过的往事，我们又可以从狡黠的理性那儿获取怎样的启迪呢？
是时候了。写一本我们的当代史。一本当代人心潮起伏的历史。
是的，每个时代都有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每个人都难以超越时代。所以有学者认为当代事不宜写史，“公正的结论”自有后人评说。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历史的“真”面目在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的重新认识、重新发现、重新评说中竟呈现出变化无穷的风采、并因此而焕发出永远诱人的魅力时，当我们注意到西方史学界的当代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时，我们何必非等到盖棺论定的一天？当代人有当代人的局限性。当代人也有后代人不可能拥有的优势：我们和我们所亲历的一切早已水乳交融、血肉相联，那份亲切感、那份由这亲切感所决定的现实感、责任感，后人永远也不会有。而当巨变中的社会正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度飞向未来时，当飞速的时间正企图把我们所亲历的一切都抛入忘川之水中时，一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便驱使我拿起了写我们的当代史的笔——把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许多不应被遗忘的事都记下来，既是为了抗拒时间的磨洗，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不应有的空白，也是为了给当代人认识自我树一面镜鉴——诚如德国思想家威廉·狄尔泰所言：“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①]
二
事实上，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业已经开始。例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高名潞等著）、1992年出版的《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火木著）……等等。在一向“厚古薄今”的中国史学界，这些当代史著作显然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尽管它们似乎并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
1988年，笔者曾在《书林》杂志二月号上发表了《写我们的当代史》一文，提出了研究“时代心态”、“精神史”、“思想史”、“心灵史”的话题。文中写道：
“站在世纪末回首历史，我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总结这百年的动荡所提出的一连串历史课题，去探索不同的中国人作出不同的选择的心路轨迹，去发现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与十九世纪以前的先辈相似或相悖的所在……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史书上留下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品格，留下这几代人独有的渴求与奋斗，烦恼与欢欣，狂热与失望，留下一部活生生的古老的中华找寻新出路的心史。”
——因此，就需要注意：“突然在你面前出现的精神现实，有着它全部不可预测的独特性，是不能从任何更高的原则中演绎出来的。”[②]因此，就应致力于揭示“人的真理和这种真理的变异。”[③]因此，就应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像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我的历史观是被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涂染上一层色彩的。”[④]因此，就应在笔端倾注激情。
七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经过这些年的搜求与琢磨，我发表了总题为《“当代思想史”片断》的系列论文，[⑤]以及一些《“当代思想史”随笔》[⑥]现在，又有了这本书——这本《十年心潮》。
既然是写一部心灵的历史、一部时代心潮流变的历史，当然就应走出“大事记”的模式。历史，是无数活生生的人共同创造的。在历史事件的深处，是人的意志和热情的熊熊燃烧，是许多偶然因素的排列组合。同时，“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思想过程……它就是心灵生活的本身。”[⑦]——这样，历史便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热情与热情的较量、生命与生命的冲撞；非理性中有理性的航线，必然性之外还有偶然的奇观；思想的进程不断消解了乌托邦神话，信念的火炬又总是在深渊旁点燃……如何写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这问题永远是对史家的挑战。
在我的心目中，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当代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的著作《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堪称心灵史、文化史的杰作。前者将文学现象与社会风气连成一气分析，无比生动；后者从政治、文学、新闻、音乐的综合分析中把握时代精神变迁的轨迹，均气势恢弘又文采焕然，史实充裕又富于哲思。
三
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原因，尤其因为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对思想之花的摧残，中国当代的思想家园地里长期一片荒凉。我们缺乏风云际会的思想学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这决不意味着当代人心灵的空白。那些在“文革”中不畏强权、挺身而出、捍卫真理的勇士（如遇罗克、张志新），那些在新时期发轫期得风气之先、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普通人（如胡福明、潘晓），那些在寂寞中通过独到的探讨触及到重大历史课题的中青年学子（如何博传的“中国问题学”研究、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他们都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填补了思想史、精神史的一些空白。而像李泽厚那样的思想家，更以对一系列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和精辟阐释，给予广大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影响。——他们是如何走上思想探险的崎岖小道、又怎样在当代思想史、精神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的？他们对于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从几丝涟漪到汹涌大波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性的演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不都是十分诱人的思想史、精神史研究课题么？
我的本行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在清理当代文学发展线索的工作中，我注意到，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家常常自觉承担起了思想家的使命。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界的那些大批评家、大作家，不也同时以思想家名世么？一部《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辑录的史料多出自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批评著作；而托尔斯泰也因提出了博爱、对恶不抵抗、以“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取代阶级社会的主张而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托尔斯泰主义”。正如俄国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社会自由的人民，有了文学——这唯一的讲坛，他们就能从这个讲坛上听到自己愤怒的和发自内心的呼号。”“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学的影响达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早已消失了的那种规模。”[⑧]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文学界为人类贡献出多少影响深远的文学家兼思想家呵——除去上面提到的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还有给过尼采以深刻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了“对话主义”的巴赫金，以《古拉格群岛》等著述给予世界政治学研究以重大影响的索尔仁尼琴，等等。他们都以自己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无数人，影响了世界文学乃至世界文化精神的发展。
还有罗素。这位哲人不也在《西方哲学史》中给予卢梭、拜伦这两位文学家以特殊的评价么？罗素写道：“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⑨]卢梭“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⑩]而拜伦的意义则在于：他愤世嫉俗，是绝望中抗争的一面旗帜，因此，罗素把他“当作一种力量、当作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或理智见解的变化原因来考察”；[①①]还有关于尼采的评论：这是一位“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之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①②]——罗素的哲学史之所以写得独具风采，与他这种开阔的视野、哲人的眼光很有关系。
类似的眼光，我还在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路德·宾克莱的名著《理想的冲突》中多次见到。《理想的冲突》中写道：“人们在阅读当代文艺作品时，以及在研究专门探讨道德与文化问题的非文学类著作时，都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我们时代的道德思潮。”[①③]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在贝尔和辛克莱的书中，常被用作时代思潮与文化现象的“标本”。因此，他们便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再次证明了上个世纪末丹麦文学史家勃兰戴斯揭示过的一条文学的真理：“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如英国或法国那样伟大的文学，便保存了无数的证据，可以用来推断这个国家在各个历史的时期里如何思想和如何感觉。”[①④]他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便是证明。
中国传统的诗教中，也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说，[①⑤]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概括。[①⑥]到了近代以来，文学更一直是时代变革的急先锋、心潮涨落的温度计。从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①⑦]的呐喊到鲁迅对中国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①⑧]的针砭——都反复强化着同一个主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晴雨表。文学是时代变革的先锋旗。
这些史料都昭示了文学的某种宿命。
从文学思潮的涨落、流变中把握时代精神、文化心态变迁的发展线索，从作家文学观念的嬗变、作品风格的演化中洞悉时代风云的变幻、思想观念的更变，无疑是当代思想史、精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我又不想使自己的目光仅限于“窥斑见豹”。作为一个当代思潮变迁的目击者，我感到文学以外的某些“热门话题”、文化现象也具有极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们与文学思潮共生于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精神空间，又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特性拨动了时代的心弦，激活了众人的心潮。例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等等，都是席卷过思想界乃至全社会的理论热潮。从纯理论的意义看，上述命题并不具备前无古人的“原创性”；但是，它们能在当代激发“轰动效应”，又足见其风云际会的“当代性”、“迫切性”。而这一切，也是我最关注的焦点。
因此，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熔于一炉，使文学思潮与理论热潮汇于一处，在展示时代主题演进的同时又力图描绘时代精神的多姿多采，也成了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立足点。
是的，中国的巨变是全方位的巨变：从生活方式的巨变到价值观念的巨变、从文化精英的巨变到平民百姓的巨变。要描绘这巨变的全景画卷，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是不能胜任的，非有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那样的文化史巨著不可。我笔力不逮，却有意以这本小书抛砖引玉，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那样的大书横空出世。
四
现在，应该梳理一下当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精神史发展脉络了。
八十年代，是当代史上天翻地覆的十年。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十年，有多少往事值得回味。十年，又有多少教训值得记取。
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被中断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恢复了。中国再次起飞。
从动乱走向安定、从政治运动走向经济建设：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迅猛，如巨石落海，激起千重巨浪。因此，八十年代的种种思潮才发生了剧烈的冲撞。因此，八十年代的时代心潮才成其波澜壮阔之势。
曾记得，刚粉碎“四人帮”那一阵，万众欢腾，激情汹涌。中国再次重温了“少年中国”之梦。但“文革”在人们心中刻下的伤痕也太深太重。“文革”后期已弥漫开来的悲凉之雾也不可能因为新时期的到来而消散。——希望与失望的双重主题还在新时期伊始就并存于时代的精神之中。
对外开放打开了当代人的眼界与心胸，激活了沉睡多年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为当代人创造奇迹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另一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又使得当代人发现了世界的虚无、人生的荒诞，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悲凉莫名的“世纪末情绪”。这种情绪呈现为双重的景观：或者颓唐消沉；或者变态疯狂。——希望与失望的双重主题在碰撞中不断得到强化，展示了壮阔的图景，也昭示了心灵的分裂。
一面是经济改革的奇迹；一面是“文化低谷”的叹息——如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所揭示的一条定律：“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主要是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是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①⑨]也再次验证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
一边是建立于理性重建基础之上的启蒙主义思潮，它通过历史反思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教训，力图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奠定稳固的基石。但历史反思的众说纷纭和未来蓝图的种种设计似乎也昭示了理性的困惑。
另一边则是高扬现代生命激情的现代主义思潮，它力图超越理性的困惑，跟着感觉走，活得自在，活得浪漫。它是个性解放的证明，它又是对理性局限性的必要补充。可是，激情为什么又常常与苦涩和空虚联系在一起？飘忽不定的感觉本身也是一片人生的迷津。
在走出“文革”的阴影、冲破思想的牢笼方面，启蒙主义（理想主义）和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它们在“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时又发生了剧烈的冲撞，从而分道扬镳。
当代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裂变、当代心潮在流向未来进程中的分流，使得希望与失望的双重主题呈现出更为微妙、更为复杂、更为变幻莫测的多种形态——从理性到非理性和从非理性到理性的突变，常常于转眼之间完成；从希望到失望和从失望到希望的转折，也每每在风云变幻中实现。有凝重、悲凉的理性之思，也有坚定、乐观的理性之思；有苦闷、狂暴的非理性激情，还有圣洁、肃穆的非理性——神性的信仰……多元化的文化心潮彼此冲撞、又在冲撞中融汇，才共同成就了世纪末文化的壮观。
因此，我想以当代人的希望与失望作当代心潮涨落、心态变迁的基本线索，再现当代文化思潮在多元文化（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还有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宗教精神的互为砥砺、互为消长，还有老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对立与统一）的彼此激荡中气象万千的壮阔气势，为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留一份真诚的记录，哪怕仅仅是一份太粗略的记录。
而八十年代初的意气风发、慷慨悲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浮躁、焦灼与悲凉乃直九十年代初的平静与深思——十多年时代心潮的大起大落、大落大起不正好是时代精神上下求索、在变幻中呈现某种历史意志的绝妙象征吗？
心潮有涨有落。希望与失望的双重主题注定要此起彼伏、共生共存。既然这就是人生的定律，既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那末，经历过十多年风雨历程的我们，就应该以更成熟、更豁达的心胸去迎接未来世纪的风风雨雨。
是的，永远也不要放弃希望。正如永远也不要回避失望。
希望，但决不再陷入妄想的迷狂。
失望，也决不再坠入绝望的深渊。
我想把自己的人生观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上。
当然，我也想以这本书显示这样的情怀。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伟大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说过的话：“我拒绝接受人类的末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②⑩]诗人的使命是如此。史家的使命亦应如此。
史家要走出“剪刀+浆糊”的陈旧“大事记”模式，就应赋于历史以思想、信念与激情。
五
这样，就自然过渡到下一个话题了：如何既忠实于史实，又超越史实——从历史中提炼出思想、信念与激情？
中国学术的传统是“文史哲不分家”。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的发展，文史哲分家了。这种分家是学术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又是学术的生命力萎缩的开始。缺乏文采的文学史、缺少史识的历史书、没有智慧光芒的哲学教程，已经败坏了学术的声誉。而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样智慧与文采相映生辉的著作在当代已很少见。而当我们注意到：泰纳的《艺术哲学》、勃兰戴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也无不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杰作时，就更感到了重建“文史哲不分家”学术传统的迫切性。
令人欣慰的是：八十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春风也吹开了学术新生的鲜花朵朵。仅就文学史研究的领域来看，赵园的《艰难的选择》就是一部通过研究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和“形象史”透视“中国现代知识者觉醒史、奋斗史”和“同时期更广阔的精神史”[②①]的可贵尝试；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也是一部闪烁着思想光芒的文学史论；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亦是一部通过文学形象系列的分析进而揭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历程”。[②②]的文学史著作；此外，对当代思想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也是当代学人重返“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的典范。由此可见，思想解放也为学术研究重新获得青春活力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为学者创造力的喷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所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努力追求智慧与文采相映生辉的境界：以思想的光芒去照亮史实；以激情的火焰去焕发文采。这样，不仅能为这本书涂上一层个性的色彩，也或许能使逝去的历史再次复活……
是的，史实是灰色的，人的记忆却是常青的；时光的流逝是无情的，人的思考却不能不充满感情。
于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日子才充满着永恒的活力……
六
现在，让我们逆时间而行，重新回到新时期开始的那段时光中去……
*本文为作者《十年心潮》一书的序言。
注释：
①《梦》，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德〕兰克：《政治演说》，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7页。同前。
③〔法〕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同上，第108页。
④《汤因比论汤因比》，同上，第136页。
⑤《这一代人的牺牲意识》（《文艺评论》1993年第3期）、《这一代人的分化》（《文艺评论》1993年第6期）、《世纪末的流浪与求索》（《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从呐喊到冷嘲》（《文艺评论》1994年第6期）、《新生代的崛起》（《文艺评论》1995年第1期）、《“57族”的命运》（《文艺评论》1995年第2期）、《酒神精神高扬之后》（《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⑥《危机危机》（《北方文学》1993年第11期）、《冷漠心态》（《北方文学》1995年第1期）等。
⑦〔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⑧《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文艺论丛》第十九辑，上海文艺出版社。
⑨见《西方哲学史》第5页《美国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⑩《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25页。
①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95页。
①②同上，第311页。
①③《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①④《〈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伍蠡甫等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①⑤《论语·阳货》。
①⑥《文心雕龙·时序篇》。
①⑦《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
①⑧《两地书（一七）》。
①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41—4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②⑩《美国作家论文学》第367—36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①《艰难的选择》第4、34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②②《丰富的痛苦》第32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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