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动因论文,伦理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对马克斯·韦伯儒家伦理命题的剖析起步，探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认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只能是东亚地区所特有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精神，进而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阐释了儒家伦理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又从东亚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和东西文明冲撞竞争的态势上，总结出促进和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包容着既要学习西方又要赶超西方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是一种熔铸着东亚地区人民道德实践成果并经过自觉选择甄别和赋予新意的儒家伦理。
每一种经济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伦理动因。一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精神不仅为经济的变迁与发展提供价值效能和动力牵引，而且为经济的运行与振兴造就所需的理性秩序和人文环境，成为制约和影响经济增强的重要因素。东亚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能在本世纪获得惊人的发展速度，奇迹般地崛起于世界经济舞台，与北美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鼎足而立，从而在一定程序上左右着全球的经济格局，也一定有着自己独具的伦理内蕴与道义构成，有着从内部机理上作用于经济行为的伦理要素和从动力结构上刺激经济发展的道德成分。本文试对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在东亚经济圈崛起之前的几个世纪或工业化时代，基督教文化圈的欧洲国家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引领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使得马克斯·韦伯得出了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东方的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在韦伯看来，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从根本意义上讲均来源于一种潜在的人世禁欲宗教的价值观即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使人们意识到人生就是为了赚钱，但赚钱又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取得上帝的恩典，为上帝争光，贫穷并不能为善行增添光彩，它只能是对上帝荣耀的贬损。新教伦理把入世苦行和积极劳作看作是神的召唤和教徒们的天职，认为教徒们如果不去抓住自我完善的机会就会白白浪费上帝所赐予的礼物，因此新教伦理使人们在一种天职的观念中诚勉地劳作和禁欲节俭，并由此产生出资本主义的精神，形成着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伦理。新教伦理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核心是以天职观念确证人的世俗存在价值并在经济行为中利用交换机会以合理性的方式取得预期利润，人们只有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的救赎观念、天职观念、合理化谋利意识以及禁欲节俭观念的宣扬使教徒们在内在心理上产生弃绝充满巫术和各种神奇力量的世界观，导致了世俗生活方式的理性化，或者说新教伦理这种入世禁欲主义不但赋予出世禁欲主义所反对的经济活动以伦理意义，而且它本身又凭借这种伦理意义反过来把世俗经济活动进一步理性化，这就是新教伦理通过社会心理改变世俗生活的原因。韦伯指出：“尽管享受财富对禁欲者来说是禁止的，但致力于经济活动变成了他的天职，这不仅真正地把伦理要求理性化，而且还与严格的合法性相吻合，如果谋求获利的活动取得了成功，它则被看作是上帝对信徒劳动赐福的显示，也就表明了上帝对他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嘉许。”〔1 〕新教伦理原本只是告诫自己的信徒借助在世俗中克尽天职来获取上帝的救赎，但却通过天职观引发出了信徒们的功利主义社会行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与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有别，韦伯认为，儒家伦理则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人世信念伦理。它把现世视为安身立命之地，既没有超越或救赎的位格神（Personal god），也不讲彼世（Other World）的超验领地，宗教意识淡薄，形而上学的观念极少，因此它不象新教伦理那样以理性态度改变世俗、驾驭自然，不能引发出改变世俗社会的力量，而是用一整套伦理规范去维系既定社会的和谐秩序，投注在适应现存社会的目标点上。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虽同属理性主义，但其实质是大为不同的。儒家伦理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传统主义的“礼”相结合，“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建立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信念伦理基础之上，而主要不是与世俗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相联系。或者更明确地说，儒家伦理来源于万世师表的孔子言行中所体现的伦理思想、礼仪和实践教化，属于楷模先知预言和信念伦理，要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永远保持克己自制的处世意识，在生活始终做到中庸的适度或“不逾矩”，发展到宋明理学把格物致知当作启发内心直觉达到豁然贯通的手段，终极关怀在于现世的道德自我完成和人格完满的境界，因而又具有神秘主义的因素。在韦伯看来，儒家伦理作为一种信念伦理，美则美矣，善则善矣，但光靠这种价值合理性很难达成外王的效用和社会生活的转变。作为实现外王抱负的手段，它则需要转化为一种工具合理性的责任伦理才能奏效，犹如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转化为清教徒的“天职观”那样。遗憾的是，儒家伦理恰恰缺少这种转化，使得儒家的内圣功夫终究未能超出信念伦理或价值合理性的范畴，无法对世俗的经济活动发挥促进作用，一言以蔽之，“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2〕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克斯·韦伯及其追随者所设立的理论前进，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基督教文化国家经济的相对衰微或停滞，使马克斯·韦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受到了深刻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东亚地区经济的起飞和振兴一定也有着自己的内在伦理动因，而这种伦理动因绝不可能是推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教伦理，而只能是东亚地区所独有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精神。
那么，东亚地区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精神究竟是什么呢？从整体价值趋向和德性观念认同上讲，东亚地区本质上属于中华伦理文化圈，儒家伦理作为中华伦理文化的主体亦是东亚地区的伦理传统和道德精神。这一伦理文化圈的形成既同中华伦理文化在近代以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其风化德被的浸润辐射相关，也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其高度的价值认同和深刻的德性自觉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儒家伦理文化的向四周伸延辐射和四周接受消化相结合的产物。唐宋时代，儒家伦理文化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国。由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国此前的本土文化特色不浓，传统不深，使得被传入或被自觉引入的儒家伦理文化迅即获得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受到统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所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明确地把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诚如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所指出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文化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或是直接来自中国，或是通过朝鲜间接传入。在日本，政府采纳了儒教的意识形态，十七条宪法和后来的天皇诏书都是按照儒教的观点写成的。朝鲜半岛在李朝时代就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了正统的儒学化体制。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李朝保存并强化了纯粹儒教秩序原理，它所建立的儒教政治体制与思想教化，比在中国本土更为深入。维系了500 年之久的李朝政权使儒家伦理在朝鲜半岛深入人心，并积淀内化为一种伦理文化传统和民族道德精神。
近代以来，东亚地区相继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儒家伦理开始了自己的俗世化过程。在东西文明激荡冲突的近代，东亚地区的人民一方面认真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以谋求经济的自强，另一方面又用儒家伦理为武器来抵御西方的侵略以谋求经济的自立。他们开始走上了一条把儒家伦理与经济现代化结合起来的道路，注重摆脱政治化儒学的消极影响，肯定儒家伦理在经商谋利、指导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指导其富国强民的经济活动。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0）提出用儒家伦理来指导经济和商务活动的主张，倡导“论语加算盘”的经济伦理。涩泽本人在多年的经济活动中注重从儒家伦理中寻找精神装备和理论指导，他酷爱《论语》一书，著有《论语与算盘》，并亲自讲授《论语》。他所谓的“论语加算盘”实质是功利与道义并重，伦理与经济合一，即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讲求和遵循道德。自涩泽之后儒家伦理一直被许多日本国民视为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精神武器，他们自觉地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指导，将儒家伦理精神贯彻到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去。著名的丰田集团祖孙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伦理指导商务活动，推崇儒家伦理的人和观念和知仁勇的道德品质。日本现代经济学家伊藤肇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人都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3 〕据台湾廖庆周《日本企管的儒家精神》一书中介绍：“日本工商界人士在经商之余，研修经营道德，而奉四书五经（儒家经典）为教科书者，最早可追溯到1724年在大阪由酱油业、汇兑业、放贷业……等业界人士设立的‘怀德堂’。该学堂第一代主持人三宅石庵为一精通阳明学之学者，讲课特色旁及陆象山、朱子各学说，但重点不在于阐扬，而针对当时工商环境所需的教养，探求儒家经典活用于现实生活之道，以提高事业经营的境界。”〔4〕在日本企业家看来， 儒家伦理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道德信念，崇尚和谐的人伦关系，正人先正己的领导艺术等具有推动经济行为合理化、经济活动秩序化的功用，从而完全可以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伦理动因。
东亚地区不仅坚持用儒家伦理来指导自己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亦能一如既往地倡扬儒家伦理，并以此作为谋求更大更全面发展的价值动因。就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而言，它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长期深受儒家伦理文化的熏染与陶养。近代以来数批大陆同胞的迁入更使其成为儒家伦理文化向海外和世界各地传播的重要基地。面对着近代以来因西方列强入侵所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寓居港台的许多中国人均怀有一种强烈而坚执的弘扬和光大儒家伦理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依凭着儒家伦理文化那些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理念从事着经济文化的创造，充满着在新的情境下向儒家伦理扎根并以此指导经济建设的热情。港台地区的中国人五六十年代掀起了复兴儒家伦理的运动，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学会和人文讲习班、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建立世界性的儒学交流网，并将儒家伦理贯彻于商务活动，在经营经销和管理活动方面实践儒家伦理，光大儒家道德精神。这一特定的复兴儒家伦理运动无疑是港台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因。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但儒家伦理在新加坡的传播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华人从中国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南来，他们的精神信念、行为方式、生活习俗均充满着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到马六甲邻近地区之后，他们通过开办华文学校、创办华文报刊、组织华人文化会社等方式，承继和弘扬儒家伦理，使儒家伦理在新加坡植根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为了使华人的后代更好地继承儒家文化，也为了促进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持续增长和全面进步，新加坡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复兴儒家伦理运动。经过政府的倡导，社会的认同，新加坡朝野上下对于儒家伦理在新加坡后工业社会的作用，达成了许多共识。他们认为，通过儒家伦理教育，可以使新加坡青年继承上代坚贞不屈、谦和通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抵制物欲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的侵袭。通过儒家伦理教育，可以优化企业管理，促进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伦理主张以礼待人，礼贤下士，主张上司对下属应宽厚谦和，而下属则应忠于职守，这种强调上下合作的精神和礼尚往来的应对之道，同现代行为科学所讲的人群管理、情感投资、道德激励是十分相通的，反映了现代文明的要求。同时，儒家伦理强调尊老爱幼、敬业乐群、忠于职守、敦风化俗等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总之，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儒家伦理“对东亚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对东亚伟大文明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截然不同的特征。比方说，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5 〕儒家伦理对于塑造东亚地区人们的内在心灵和道德人格，对于形成人们的职业伦理和经济价值观，起了春风化雨和价值导向的作用，从而也就为其经济起飞和经济振兴提供了道义的支持和精神的激励。
二
儒家伦理之所以能成为东亚地区经济起飞和经济振兴的伦理动因，既取决于东亚地区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价值选择，也同儒家伦理所内具的一些现代性因素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关联。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久远且源远流长的儒家伦理，本身是一个凝聚着无数代思想家认识成果及人们道德经验的复杂的综合体，可作多方面的精神开掘和价值观照。就总体构架及基本态势而言，它既充满着历史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共同性，既有同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道德相贯通或一致的方面，亦有跨越奴隶主义道德和封建主义道德的一面，包含着一些可以适用于近现代的普遍化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精神。儒家伦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东亚地区，实际上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自我超越和升华之中，因而在积淀为传统伦理的同时又光大和拓展着自己的伦理传统，扬弃着自己的伦理精神。
联系到对东亚地区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而言，儒家伦理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内在机理或学说特质值得我们关注并予以深思：
1.儒家伦理并非没有超越性的观念，它以敬天重道的价值目标实现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改造和合理化重建，从而表现为“即世间而超世间”的理性品格。儒家伦理不像道家伦理那样主张消极出世、逃避现实去自善其身，也不像法家伦理那样总是处处维护帝王及其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而是比道家伦理更积极入世，重视人们的世俗生活，比法家伦理更为超脱，总是从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价值理性出发去改造世界，批判社会现实。儒家伦理虽然提出了一整套维系尊卑贵贱等差秩序的道德规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出发点是为实现一种天下有道的和谐秩序，而不仅仅是为现存的政治统治进行辩护或维护某一君主帝王的个人统治。儒家伦理虽然主张儒者应该辅佐国君治理天下，但绝不赞成作国君的驯服工具或顺民，它把“道”置于“势”之上，倡导人们“从道不从君”，理应信守仁义之道而不是帝王之势，实际上把国君帝王只不过看作是实现天下有道的工具而已。就此而论，韦伯把儒家伦理仅仅只视为对现实世界的适应是十分片面的。
2.儒家伦理并非没有合理谋利的意识和观念，它借助自己的义利之辨所得出的恰恰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见利思义论，正当的利润追求被道德认可并转化为一种社会心理，这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正当谋利观念是相一致的。儒家伦理并不是一种为贫穷辩护的道德理论，它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希望的和贫与贱是人之所厌恶的，主张“足食足兵”，遂民之欲，足民之求，兴民之利，去民之害，洋溢着对庶民物质利益的关心与人道精神。儒家伦理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见利忘义，“不以其道得之”的不正当的个人利益，但对那种“以其道得之”和“义然后取”的个人利益则是从道义上予以赞许和肯定的。尤为可贵的是，儒家伦理以富民利民为道义的实际内容，认为道义就是要使人民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使其“养生送死无憾”。在儒家伦理看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是“义”，义就是要与众同利、为民兴利，最高的义即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此而论，儒家伦理不仅不反对人们的正当谋利和合理的世俗生活，而且充满着对去贫求富欲望的道德认可，向往一种富而好德的价值风尚。这种义利观是完全有可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价值效能的。
3.儒家伦理并非没有责任伦理的观念，它主张仁以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求把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由内圣进至外王，实现明明德与新民的统一，转化现实社会以达到理想状态，突显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这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天职观念也有相贯通的地方。儒家伦理不仅是一种信念伦理，而且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它从为仁由己的信念出发，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儒家伦理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或忠孝节义都含有责任伦理的因素，强化着人们的应当及其道德上的义务意识。同时，儒家伦理还从在家做孝子的道德要求出发，鼓励人们出门做忠臣，以诚实信用待人接物，发展起敬业乐群的职业伦理和社会公德观念，并为社会的移风易俗、敦风化俗和革故鼎新作贡献。就此而论，儒家伦理无疑具有转化现实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功用，具有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职业分途的效能。
4.儒家伦理因其置着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人与社会集体关系的和谐，突显着人的利益关系的共同性和相关性，使个人利益同一定的集体利益或团体利益密不可分，强化着个人利益的集团或集体归属，这就为形成一种集团或集体的经济合力提供了价值上的先导和道义支撑。团体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道德取向，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力整合为社团化或集团化的综合经济实力，同时也通过凝聚众人的聪明才智和意志力量为经济秩序的合理化形成开辟了道路。经济秩序的合理化形成必将推动经济实力的增长，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有章可循，这就为集团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了动因上的保证。
5.儒家伦理并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观念体系，它具有一种开放和自我更新的机能，能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调整充实自我，在东方各国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吐故纳新、扬长避短，进而实现了自身质的飞跃和现代转型。反对儒家伦理的人只看到了它为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服务的一面，或将其与封建道德相提并论，而没有看到它的一些内蕴具有跨社会形态的相对恒定性和为非封建主义、非小农经济服务的效用。实际上，儒家伦理既可以与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结合，也可以经由批判性的改造从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的结合中游离出来，为新经济形态服务。儒家伦理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伦理进化中，它与其说外化为了社会的道德制度体系，倒不如说内化成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体系，成为东方伦理文明和伦理精神的一种化身。
以上几个方面，说明了儒家伦理并非如同韦伯所说的那样只会阻碍资本主义经济或现代化的发展。儒家伦理作为极富弹性和张力的结构体系，自有其更新、超越和调整自身的机理，因而就完全有可能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提供伦理动因和价值支撑。这不仅有着历史事实的根据，而且从学理上讲也是说得通的。真正洞见了人伦关系本质的伦理观念总是具有深刻的内在性和高度的稳定性，尽管奔流动荡的历史变幻，于其他物理或事理的文化现象早已改换了存活的形式与内容，但却无法消减或磨灭那些深刻而隽永的伦理智慧和道德观念的内在魅力，那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主张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重新提起，而每一次提起又都是人类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使然。儒家伦理强调秩序与人和，突显着作为主体的人的独特地位和尊严，具有反对物化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的合理因素，因此自会受到力图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走一条自身社会现代化路子的东亚地区人民的认同，并成为其发展经济的价值指导和伦理动因。
三
东亚地区运用儒家伦理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合理化理解和辩证性创造过程，它同近现代东西文化冲突交流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竞争等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并熔铸着东亚地区人民破除西方中心论，走自己经济文化发展之路的合理性选择成果，因此是一种使儒家伦理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同步进行的伟大创造，有着自己特定的价值内涵和实现路径。
1.东亚地区所用以指导和规约自己发展经济的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在近现代东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历史情境下的合理化选择，是一种反映着既要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压迫又要学习西方以谋求自身的独立富强等历史课题内涵的儒家伦理，因而是一种同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以应战应付挑战的新的儒家伦理。这种儒家伦理所侧重的不再是那种同封建等级主义和专制主义相联系的纲常名教或尊卑贵贱制度，而是经过筛选的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道德精神和伦理观念，即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以和为贵的伦理取向，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诚实守信的为人之道等等。这种新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同政治化的儒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政治化的儒家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6〕政治化的儒学使儒学成了政治统治的工具， 变成了统治阶级控制人们精神生活，扼杀个性及其创造性的手段，因此必须彻底批判这种政治上的儒学。儒家伦理与政治化的儒学的区别在于，它重在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处理上，旨在告诉人们以仁义道德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会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以天下为己任。儒家伦理倡导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坚持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把人看得比物质更重要。东亚地区正是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指导下，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观念。与西方企业推行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不同，东亚地区推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西方人把企业看作“利益社会”，东亚人则把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西方企业把工作外的私人关系当作“不正当的恋爱”而极力阻止，东亚企业则把亲密的人际关系看作美妙的婚姻而公开提倡，西方企业只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东亚企业则鼓励人们之间的友好合作与互相支持，西方企业注重物质刺激，东亚企业则注重情感关心和精神激励，如此等等。新儒家伦理的提倡形成了东亚社会崭新的职业伦理和工作道德，进而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与发展，形成一种地区的合力。
2.东亚地区的许多企业家或商界人士注重挖掘儒家伦理中合理谋利的意识和讲究道义人伦的精神来弘扬和光大儒家伦理学说，使其与现代经济管理、企业经营和商务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使儒家伦理含有现代经济伦理的特质。他们提出《论语》加算盘的理论或经济道德合一论，提出“士魂商才”的理论和善的循环学说，并将儒家伦理贯彻到实际的商务经营和企业管理活动中去，以此来铸造一种企业精神和公司文化，使儒家伦理同现代化的大生产和经营管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成为现代人安身立命的行为律则和公司企业得以生存发展的价值理念。在他们看来，孔子在《论语》中所阐发的许多伦理智慧和道德规范，完全可用于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儒家伦理并不反对去贫求富的经济活动，孔子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和“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充分肯定了经商致富的合理性。它所反对的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发财致富，并不反对可贵可富本身。儒家倡导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见利思义”、“以义求利”、“先义后利”，恰恰可以成为现代人的经营良心和行为指南。所谓士魂商才，所谓《论语》加算盘，说的都是把儒家伦理同现代经济活动统一起来，走一条义利并举、经济与道德并重的现代化新路。在他们看来，士魂指用儒家伦理来塑造现代企业家的心灵和人格结构，商才指人们经商所必须具备的实际本领和才能，不仅士魂的锻铸要以儒家伦理为本，而且商才的训练，也可以从儒家伦理中去学习吸取利用厚生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既然商才不能背离儒家伦理而存在，“而论道德之《论语》，自当为培养商才之所依”〔7〕。 东亚地区一些企业家所提出的“《论语》加算盘说”和“士魂商才说”，本质上体现着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索的双向价值开掘。其中既有立足于现代工业文明和经济建设基点上对儒家传统伦理的批判性审视，也有结合工业文明趋势改造儒家伦理并使其现代化的建设性弘扬。经过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工业文明合理嫁接与价值整合，从而既为儒家伦理从古代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伦理精神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从传统主义向现代主义的伦理转型，又为经济建设和工业文明引入了一种源远流长的精神动能，使其获得了同国民心理和行为风范相一致的伦理特质。
3.东亚地区坚执地弘扬和光大儒家伦理并致力于将儒家伦理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其中一个较为直接的外部因素即是进入20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圈经济的相对衰微以及个人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西方伦理价值观日益暴露出的负面效应。本世纪所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地暴露出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伦理文化的弊端，同时也使西方人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感叹西方伦理文化走到尽头的同时，一些力图挽救西方社会精神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家和工商界企业家竟相把目光投向东方，并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救西方伦理文化的危机，使西方经济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和合理发展的道路。这种特殊的伦理文化态势和走向，强有力地反馈到东亚地区并给这一地区以深刻的影响，促使这一地区的人们更为自觉地投入将儒家伦理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的实践。他们决意以西方社会现代化所导致的道德与经济背反的后果为前辙之鉴，力图避免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寻求一种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经济现代化路子。既然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伦理文化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和持续的发展，既然西方人也寄希望于儒家伦理文化的引进和输入，那我们作为儒家伦理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又不能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光大儒家伦理文化呢？面对着20世纪以来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东亚地区的许多有识之士和企业家均意识到了宣扬和倡导儒家伦理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他们自觉地掀起了儒家伦理教育和有意识地推动儒家伦理的活动。这种对儒家伦理的宣传、教育和推进活动，本质上属于现代化或后现代化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无疑地，它对于凝聚这一地区人民的精神，形成一种集团或集体的优势，并由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总之，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伦理动因主要表现为儒家伦理的合理性阐释与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儒家伦理现代化，亦即是一种经过自觉选择甄别并赋予现代新意的儒家伦理。这种儒家伦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并且还是实践的，它既从传统儒家伦理的精华中抽绎出来又符合现代工业文明的特点和要求，熔铸着东亚地区人民道德实践的成果，因此它是一种在儒家伦理现代化中所形成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其本质是同经营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相关的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反映着儒家待人接物、安身立命的伦理智慧。儒家伦理中那种取之有道的合理谋利意识、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讲信修睦、敬业乐群的道德品质，以和为贵、礼尚往来的道德风尚，均给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强有力的精神武装和道义支撑，构成其内在的伦理动因。如果说欧洲宗教改革使中世纪的基督教伦理转化为新教伦理，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新教伦理文明圈，那么东亚地区近现代面对西方挑战与压迫而做出的对儒家伦理的现实化调整与改造，也使得传统儒家伦理一跃而为新儒家伦理，从而推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形成着儒家伦理文明圈。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543页。
〔2〕〔德〕马克斯·韦伯《中国宗教》，纽约1951年英文版，248页。
〔3〕〔日〕伊藤肇《东方人的经营智慧》，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4〕廖庆洲《日本企管的儒家精神》，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 年版，第93～94页。
〔5〕〔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页。
〔6〕〔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7页。
〔7〕〔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 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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