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经验教训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验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功程度、失误程度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科学程度、自觉理性的程度、认识的复杂程度、成熟程度有深刻的关联。因此，深化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程度与在此认识指导下的实践二者关系的分析，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的重要视角。从这个思路考虑，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与实践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通过对各个阶段特征的分析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探索时期（1921.7－1938.10）。
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性的形成时期（1938.10－1957.5）。
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性认识的偏离时期（1957.5－1978.11）。
第四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性认识的深化时期（1978.12至今）。
党在创立时期客观上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尚处于酝酿、不自觉状态。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表述以及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进入理性阶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成全党的自觉的理性的行动。此后，在实践上推动了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高潮，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良好开端。1957年5月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产生了认识误区及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在实践中的曲折反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后这一认识不断丰富，在这种新的科学理性认识指导下解决了许多新的实践难题，实现了科学理性认识与成功实践的又一次统一。
从经验教训来看，四个阶段的总结都很重要，但第三、第四阶段的总结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从理性指导的角度看，第一阶段，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千辛万苦，但毕竟是全党在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对中国化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程度）的实践，这一实践从全党来看有很大的盲目性。应当清醒的看到，意识到中国化和没有意识到中国化，在行动指导上具有不同性质的意义。第二阶段，是在意识到基础上的实践，因而在实践上达到了理性认识与实践的一致。而在第三阶段，则是意识到后又出问题的实践，这实际反映出一些新问题，意识到了又偏离了，说明原有的“意识到”还需要深化，还有新的因素需要补充。第四阶段，是在新的深化的基础上的实践，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中的新因素。深刻挖掘这些新的因素和新的思想支撑力，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的重要任务。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第四阶段出现的新因素和理论上的新维度做一些分析。
一、必须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命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命题是龚育之同志明确提出来的，但这一思想实质上来自邓小平。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① 在邓小平这一论断的基础上，龚育之提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②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在时代主题、特征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立足实践，明确哪些是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适宜于当时主题的理论而在主题发生变化后变成了个别结论，哪些是随实践扩大和深入而发现和重新整理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中早已存在但未引起重视的重要理论，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适应未来的论点因时代主题与实践的变化而凸显升华为新时代的重要理论。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关联，因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问题，涉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变，但马克思列宁所强调的理论重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甚至话语体系会随时代主题变化而变化。
在中国化的第二阶段中，毛泽东当时着重提中国化，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这是因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还没有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把暴力革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完全正确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代的主题发生重大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在50年代以后就开始了。时代主题的新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缺乏这个自觉性的。当时我们是非常强调革命与战争这个时代主题的，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问题认识上自觉性不够，还不善于结合时代的重大变化深刻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致使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在实践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离。
二、必须在对“走自己的路”的正确把握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毛泽东晚年的两大错误，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具有十分独特的“独创性”，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它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一生提倡走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特色，连他晚年犯错误也是如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毛泽东晚年对“走自己的路”在认识上存在很大偏差，1957年后，他在提倡走自己路，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囿于自己的经验与认识，排斥了其他国家和世界的普遍经验。“大跃进”运动是在世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潮流已经出现的条件下，我们主要依靠国家和社会的组织力和人的精神力的一次向大自然的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人口多、文化素质低、革命热情高、国家与社会组织力强，需要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中的优势，这是中国的一个实际和特色。但这个实际和特色与国际上发展经济的普遍经验，即依靠知识分子，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强调科学管理、讲究生产成本与效益之间发生了在认识上、经验上、特色上某种的不一致和表面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制度冲突，也不是文化冲突，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与水平的差异造成的。本来，我们应以中国的优势与经验为基础，充分吸收国际发展经验，走一条把中国经验与国际普遍经验结合起来的跨越之路，从中形成我们的科学与真实的个性与特色，但我们在反教条主义时，不善于区别，却无限夸大自己的经验，国际上科学合理的东西被当成教条主义反掉了，形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虽然也有“个性”，也是“独创”，但这不是“真个性”、“真独创”，经不起自己和世界的历史与实践的检验。
人民公社化运动较多地体现了把中国的传统资源与片面化理解的马克思的某些思想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缺乏现代文明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则不但与已有的社会主义某些正确的原则、方法相决裂，更显示出一种在认识上偏执、孤立与封闭的态度。
当时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是：把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看作“纯中国式”的，是中国自己固有的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的反映，其中似乎并不包含其他国家和世界的经验。 “大跃进”时期，有一种提法，叫要搞我们自己的一套。对我们自己的一套的理解有片面性，学习和吸收别国经验被认为是教条主义，来自于自己的经验和实践的就是自己的一套。在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都存在这一问题。1958年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就表现出“以保守反进步、以愚昧反科学”、“以土教条反洋教条”、“以主观主义反所谓‘主观主义’”③ 的特点，在强调自己经验、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把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反掉了。邓小平在1980年秋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④。实际上，远远不止军事领域，而是一个普遍现象。从正确的反教条主义开始，到走向经验主义与新教条主义，这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入歧途的症结所在。虽然当时也提出走自己的路，但对自己的路理解有偏差。在“自己的路”和“中国的道路”理解中，似乎并不包括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发展经验。实际上，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的命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它既包括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又包括社会主义的共性，还包括它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共性，是三者的统一体。中国特色正是在三者统一中存在的，应该在三者的统一中把握中国特色。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⑤ 实际上，用世界眼光总结的“中国经验”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个性。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制度、文化和历史的特点，也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共有因素，又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它是中国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共性、世界文明的共同性之间的有机结合，而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认识三大规律，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样的眼光和气魄，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解。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中国现实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对世界现代化经验的深刻总结。这样的结合在思想资源与实践经历与感受上来说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文化心态上，不是偏激的，而是包容的；在文化取向上，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与外界的关系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这样，才有利于克服在眼光、经验、文化上的片面性，真正促进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独创与具有生命力的个性。
三、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从容应对国际环境紧张与缓和的变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济发展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历史发展相互联系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早已有之。通过国际领域参与和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交流、对话和联系，是深刻把握时代潮流、借鉴世界发展经验、吸收认识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途径，也是在世界普遍联系中分析比较提升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科学合理的个性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国际环境的变化往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常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国际环境恶劣，国家关系、党派关系紧张时，原有的对外交往与学习别人长处的思想和观点就容易中断，往往会排斥对方和国际经验，在孤立中挖掘自己的优势，这有可能走出一条正确的路，也有可能走上一条片面化的路。当国际环境宽松，国家关系、党派关系融洽时，往往会注意学习别人的经验，把自己的优势、个性与别人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但也容易产生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作为一个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来说，在理论的自觉性上，不论是在缓和的国际环境还是激化的国际关系情况下，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趋利避害，吸收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从世界的视野中，构建自己发展的道路。
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⑥ 邓小平在这里说到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理论的自觉性不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了高度的自觉性。这可以从我们党处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险恶的国际环境和紧张的国际关系中看出来。1989年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的经济制裁，面对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了坚定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的策略。一方面，不怕制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在涉及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以及中国根本制度问题上不屈服西方的压力。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因西方的制裁而回到自我封闭的老路上去。同时利用西方矛盾，多方面开展西方国家的外交工作。对那些制裁消极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积极发展经贸关系，对法国等唱高调的欧洲国家则既争取又斗争，坚决驳斥其对中国的攻击，同时也留有余地。对美国则强调应着眼于未来，建立两国的战略关系，同时与美国的政界、工商界、知识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多方面推动中美关系走上正轨。并且灵活处理内政，使同西方关系敏感的国内事态不激化。这种成熟的理性的处理紧张局势的方法，包含的潜在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占据国际领域的主动地位，创造为我积极吸收和利用国际发展经验的有利条件，从而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脱离世界发展的潮流。这一经验比起1957年后一段时间我们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处理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在理论和政治上的更加成熟。
四、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批判与继承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资源，用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结合，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从而有力地指导了中国伟大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文化，成功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正确地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批判继承的方法与标准，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
但是，在毛泽东晚年，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能否说没有值得记取的教训呢？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一定影响。从毛泽东读书的范围来看，毛泽东在进城以后读书重点与延安时期广泛涉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一定变化。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从1950年至1966年夏，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他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写道：“进北京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1953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圈、画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一遍。”⑦ 逄先知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写道：“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并不是说他广泛涉猎了一切方面的书籍。例如，外国文学作品，除《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读的更少。对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⑧ 美国学者施拉姆对这一点曾说到，毛泽东受中国人文主义的影响很深，他对哲学、历史、文学非常娴熟，但对自然科学了解不多，中国传统思想也是表现出对哲学、历史和文学的重视，而轻视自然科学。施拉姆这一看法恐怕还是言有所中的。
再者，“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三国时代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感兴趣，并以此来为人民公社推行的平均主义制度作历史的论证。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作了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部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似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⑨毛泽东在《张鲁传》另一处写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⑩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形式、途径的过程中，希冀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社会主义中找到某种联系，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更富有中国特色，但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注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存在视野上的局限性，实际上把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联系起来，受到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从而也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继承在更大、更深的范围内展开，总结批判继承的经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今天的观察视野有很大变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开放包容的多维视角中进行的，从而为合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五、在对中国化认识主体综合素质的提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对中国化认识主体本身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信念组成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由具有不同的经历、经验、文化水准、职业、年龄的人群构成的复合文化体，这种由个人、群体组成的中国化主体本身的阅历经验、知识结构、个体价值取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中国实际的观察，对二者结合的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理解，精通中国文化和深入了解中国实际的领导人，他的知识结构、实际经验、智慧和眼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我们也会看到党内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留学生群体独特留学经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从他们留学的经历中，可以看到，由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了解，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敏感和独特的眼光。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着对形成世界眼光具有作用的两大潮流。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一个是世界性科学技术革命的潮流。对后一个潮流的意义，由于马克思身处当时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其亲身经历使其对这一潮流深有感知，格外重视。他在谈到18世纪产业革命的社会作用时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1)
长期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革命的历史潮流有深刻的认识，对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有较为透彻的分析，表现出在革命问题上的博大宽阔的世界眼光。这一眼光的由来，一些来自于列宁、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形势的理论，另一些来自中国政治家自身的实践，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在诸多国家矛盾中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但对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和洞察，却不能说是那么敏锐。中国是一个现代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以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条件使人们很难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对此的认识，仅仅通过马恩著作的认识是不行的。而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这样的实践经验，在观察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有局限性的。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看，曾经留过学和有长期出国经历并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者，相对来说，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的认识较有远见。
建国初期，在建设新中国所采取战略的选择上，周恩来最早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他对科学技术有独到的认识，以惊人的观察力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12) 他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为此他提出要依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这一远见卓识是一种世界眼光的表现。当初，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可谓曲高和寡。周恩来为什么能提出这一问题，这与周恩来的出国经历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他早年留学日本、法国，去过英国、德国、苏联，这些经历使他身上具备了一些其他领导人不具备的素质。
邓小平是具有世界政治眼光和科学技术眼光的领导人。他的科学技术的世界眼光与他出国留学与出国访问联系密切。“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自己少年出国时的广阔见识批判目光狭隘、闭关锁国的“四人帮”，当“四人帮”以“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引进外国技术的正确观点时，邓小平说，他年轻出国时就乘坐法国五万吨邮轮，其意是指不能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我吹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出访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20世纪第四次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有长足的发展，邓小平在出国访问中发现并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这成为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依据，冷溶对此作了分析：“邓小平从1973年回到领导岗位，不久去了一次美国，又跨过欧洲，在法国作了暂短的停留。他感到资本主义世界与他在60年代所了解的不同了。那时，西方也先进，中国也落后，但差距没有这样大。中国的‘文革’对经济的破坏是个原因，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很快他发现了秘密：是科学技术的作用。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由于科技的原因，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原本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这几十年的差距，实际等于50年甚至更长，于是他提出科技是生产力的概念。”(13)“到了80年代后期，他愈发认识到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关键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4) 因此，邓小平这一科学论断的直接经验基础来自于对世界经验的感知。邓小平对世界科学技术潮流作了充分的揭示，他指出，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对世界发展经验的分析中，他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留学经历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留法学生李富春身上。还在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中共稍有可以歇息的抗日根据地时，1938年3月，李富春向中央建议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后，“原则决定开办”。(15) 1939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一年后，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兼任院长。这被称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这所学校为党培育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李富春在建国后长期负责国家的经济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正确建议。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条是与留学有关的。李富春的传记作者在传记中讲到了这一问题。作者指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在西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这段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要深刻得多。”(16) 这一段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应当指出，阅历的广泛性有利于防止认识上的片面性和经验上的局限性。阅历的广泛性也有利于加强对书本揭示真理性的深刻理解，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有益互动，而防止两种文化上各执一端的片面性。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融合中西，既有国际经验，又有中国经验，在相互结合中走自己的路，既要批判教条主义，又要批判经验主义，既要了解中国，又要了解世界，既要了解社会主义，也要了解资本主义，任何极端的、片面的认识都是错误的，都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阶段，在邓小平实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素质整体提高，对国情、世情认识不断加深，国际视野、世界眼光不断扩大，正是这样的认识主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② 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人民日报》2005年4月4日。
③ 《钟期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529－531页。
④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⑤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18期。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⑦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98页。
⑧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10页。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9页。
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
(12)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1页。
(13) 冷溶：《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十年回顾与新世纪展望》，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14) 冷溶：《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十年回顾与新世纪展望》，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15)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16)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李富春论文; 科学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