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通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观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史，其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并不完全一致，它是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并普及而渐次发展、演变的，从而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其中石印术对中国近代图书出版业影响尤深，是决定通俗小说传播的关键性技术因素。
一、背景考察：小说界革命和清末留日高潮
石印术的普及及石印版小说的流传与维新变法大背景下出现的小说界革命、清末留日高潮有着直接的联系。
小说界革命是维新派政治理想在文学领域内的延伸，由梁启超所发起和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对近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流通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最为显著的成果当然是把新小说推到了前台。同时由于其在客观上根本地改变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使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掀起了晚清小说创作、批评、刊印与阅读的高潮，因而也带动了传统的明清通俗小说的传播。许多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鼓吹者更是直接投身到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发行活动之中，创办报刊，购置印刷设备，为小说的传播提供了人力资源。如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小说》；1904年10月陈去病、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在康有为的支持下，维新人士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和有正书局，有正书局1909年10月到1917年11月期间曾发行著名的《小说时报》等。
小说界革命与留日人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清末留日高潮本身就是维新运动的直接产物。“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基本上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引进代议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发扬的为国效劳而不是满足个人或某个地区利益的精神，看来可以成为任何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的榜样。”（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十三名留日学生后的十余年内，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狂潮。（注：参见王春南：《清末留日高潮与出版近代化》，《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清末留日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于近代出版业的影响尤为直接。留日人员引进设备，组建印刷机构，出版刊物，从事书报的译、著、编工作，为书籍的出版和流通提供了人力资源和技术保障，并实现了现代装帧技术的重大变革。清末留日高潮造就了一批著译及编辑出版人才，除梁启超外，清政府首批派遣的十三名留日学生之一戢翼翚，也是一位翻译家，曾将日译本普希金《上尉的女儿》重译为《俄国情史》，此外还有多种译著。他分别在东京创办了《译书汇编》（1899年12月6日）和《国民报》（1901年6月25日）。浙江瑞安李翰西、李墨西兄弟从日本游学回国时购买了石印机创办石印所，云南腾冲侨乡和顺公司派李启善、寸绍文留学日本，专攻造纸、印刷工艺，回国时买回石印机两台，建立印刷所。在留日人员的带动下，很多人专程从日本购买石印设备，经营石印业，如1902年无锡人廉泉、俞复等从日本购进石印和珂罗版印刷等设备，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山东工艺局总办沈景臣与吴璧臣各出白银五十两，1905年从日本购买了一台石印机，在济南后宰门街开设大公石印馆（注：参见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88页。）。此外，两面印刷、洋式装订的装帧形式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采用的，自1900年中国首批留日学生出版的《东语正规》以西式方法装订之后，很快成席卷之势，至1905年便取代旧的装订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书籍的容量，加速了图书的生产和流通。
二、石印术的普及与石印版小说概况
阿英指出，晚清小说繁荣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注：《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由于石印具有成本低廉，印刷周期短，用人少，能保持古书原貌，比木刻更易于保存书法的优美，而且字迹清晰美观等优点，石印业迅速崛起，取代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独步一时（注：参见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1887年（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申报》云：
石印书籍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在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大都字迹虽细若蚕丝，无不明同犀理。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
1889年5月25日上海《北华捷报》载文《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称：
上海石印中国书籍正在很快地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石印中使用蒸汽机，已能使四五部印刷机同时开印，并且每部机器能够印出更多的页数。因为中国资本家咸能投资于此种企业，赢利颇丰。印书如此便利，对于一个大家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注：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88、91页。）。
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石印所即有56家，较铅印业多一倍有余。上海铅印业的出现虽比石印业早20年，且申报馆、字林西报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同文书会等皆能排印中文书报，具有相当规模，但整个光绪年间，仍以石印业的社会影响为大。各地官报局、官印局通常石印、铅印并举，而各地民营印书馆，石印则明显占优势。（注：参见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石印术的普及为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
石印技术用于小说出版，持续时间长达70余年。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几种石印版小说是同治五年（1866年）上海文宜书局出版的《花月痕》、上海顺城书局光绪元年(1875)版《后列国志》、上海书局光绪元年版《隋炀帝艳史》、《五美缘》等。其余绪一直要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初。现存最晚的石印本小说有1939年开鲁蒙文学会《泣红亭》、1940年开鲁蒙文学会《青史演义》、1940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三国演义》及《全图加批西游记》、1941年上海锦章图书局《五雷阵》等。据日本学者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中的统计，石印版小说总数约630余种，出版高潮集中在1888年、1893-1895年、1908-1910年及1912-1914年。（注：参见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广岛女子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7号，第39页。）而从《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收录的书目来看，到1888年以前，明清两代所刊通俗小说总数仅约460种。（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可见由于石印术被广泛应用于小说印刷，近代通俗小说在出版数量、速度上都非以往可比。阿英《晚清小说史》谓：“《孽海花》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注：《晚清小说史》，第1页。）如果没有石印术的迅速发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行次数、数量如此之多是难以想象的。
晚清石印版小说从其内容构成来看，主要由传统的明清通俗小说、新小说以及翻译小说三部分组成。其出版发行机构则以石印书局和报刊并举。一种小说往往在数家报刊连载，或先经报刊连载，复以单行本行世，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大，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石印技术的普及。
三、近代报刊与小说传播
报刊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在近代通俗小说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报刊数量极多且多载小说。1872年《申报》创刊的第一年就刊载了《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乃苏国奇闻》等小说。报纸连载小说“以助兴味而资所闻”成为一时之风尚（《时报》1904年《发刊例》）。与此相应，期刊也竞相刊载小说。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显示，在1872-1911年创办的218种晚清期刊中，曾登载过小说的期刊近120种，超过总数的一半，并出现了专门的小说刊物。其中尤以上海地区为集中。（注：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2年出版。）自1872年创刊的第一份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始，到1911年的《谐译报》，仅上海地区创办的文艺报刊就达75种之多，其中18种以“小说”命名，35种以重要篇幅刊载小说。（注：参见祝均宙编著：《建国前上海地区文化报刊提要摘编》，上海市文化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上海市文化系统地方志编辑委员会主编，1992年出版。）
报刊出版周期短，发行量大，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传播速度，扩大了读者面。解弢《小说话》谓：“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注：觯弢：《小说话》，中华书局1919年版，第116页。）花也怜农创办《海上奇书》，初为半月刊，自11册后改为月刊，原因是“刻期太促，脱稿实难”。（注：《海上奇书告白》，《海上奇书》第10期。）上海地区1872年至1911年创办的75种文艺报刊中，明确知道为日报的就有43种，余者或为五日报，或为周刊，或为旬刊，或为半月刊、月刊，出版周期都较短。（注：参见祝均宙编著：《建国前上海地区文化报刊提要摘编》，上海市文化局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上海市文化系统地方志编辑委员会主编，1992年出版。）
报刊为扩大销售面所采取的促销手段主要包括：一，设立代派处、特约贩卖所，以便于外地读者定阅。《国学萃编》第一期“本社简章”之“代派”条谓：
今第一期出版，送阅三千册，不收分文。册内附订定阅凭单一纸。凡欲定阅者，请于单内注明定阅几册（或定一月或定半年、全年字样），即连阅费交代派处，汇齐寄京。无论若干册，一律以二成酬劳（邮费不得减成），如有积欠，下月定即停寄。
二，采用随报附送小说或娱乐副刊的形式提高发行量。1897年《国闻报》发表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此事后来虽未付诸实施，却代表了一种办报思路。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就是随报附送的。1904年创办的《广东日报》也曾随附刊物《无所谓》。三，报刊充分利用其印刷技术之长，每每以精美的图片和字画来吸引读者。《国学萃编》第一期“价目”下特别注明“每期加石印名人字画二片，并不加收阅费，特此声明。”《二十世纪大舞台》简章“图画”条谓：“凡中国古今及泰东西各国之男女名优肖像及戏园之撮（疑为“摄”字之误——笔者按）影按期印入首页以供赏鉴。”《小说时报》第一年第一号通告中亦以图画相标榜：“本报每种小说均有图画，或刻或照，无不鲜明，不惜重资，均请名手制成，以矫他报因陋就简之弊。”四，降价或打折销售。如1903年《绣像小说》第一期就曾提出打折的优惠措施：
购阅《绣像小说》价目：每月二册全年二十四册，零售每册洋贰角，预定全年洋四元。经手代销本馆照八折收价。外埠订阅全年每份加邮费五角。代销至五百份者七折，代销至七百五十份者六五折，代销至一千份者六折。
关于近代文艺报刊的发行量，目前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1906年3月1日《申报》为上海《新民丛报》支店刊登广告：“本报开办数载，久为士大夫所称许，故销售至一万四千余份。现第四年第一期报已到，定阅者争先恐后，此诚民智进步之征也。”《礼拜六》第46期刊天虚我生绝句，称“钝根剑秋编礼拜六周刊小说将满五十期矣，风行海内每期达二万册以上”。可大略窥见其风行之状。
在小说传播的过程中，报刊区别于传统传播媒介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其采用了连载这一新的形式。1902年以《新小说》的创刊为标志，出现了一批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又不同于“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的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作品，我们称之为“新小说”（注：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259、539页。）。新小说的出版高潮与创作高潮时间并不吻合，出版高潮的到来要稍后，主要集中在1908-1910、1912-1914年。这与新小说的传播方式有关。新小说大多先经报纸和文艺期刊连载，再单行出版。如李伯元《文明小史》首先于1903年在《绣像小说》创刊号至第五十六期上连载，1906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初于1903年在《新小说》第八号至第廿四号连载，1906年至1910年先后印成单行本。连载这一方式易于引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因而推动了小说的流传。
四、近代报馆、石印书局的发展与合作及传统书坊的改造
晚清石印书局与报馆密切合作，取代传统书坊，成为近代小说流通的主要渠道。
相当一部分报馆与书局在工作人员和印刷设备上本身就是共通的。如1904年狄楚青在上海创办《时报》和有正书局，书局就附设在时报馆内，《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妇女时报》等期刊都是由有正书局出版发行的。1903年创刊的《绣像小说》、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从第2卷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汉洋书局印书公会也曾出版发行过《通俗报》等。这些报馆和书局体现出了一些类似于明清书坊的特色，即集编撰、印刷、发行于一体。多数报馆内设有印刷所，而办报人则具有丰富的经验，有过多次办报经历，且办报人自己多为小说作者，如李伯元曾先后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曾朴1904年创办小说林社，吴趼人1906年创办《月月小说》。小说作者与报人合一，大大减少了流通的环节，有利于小说的传播。同时，报刊常常为同属的书局大做广告，以求得共同的发展，如《小说时报》第一期封二、封三登有“有正书局精印美术图画价目”，封四、封五登有“有正书局各种碑帖墨迹价目”，封六、封七刊登了上海小说林、有正书局发行的各种小说目。
报馆、书局彼此之间密切合作，其更具普遍性的合作形式是报刊往往指定异地的报馆和书局作为代派处或特约贩卖所。如《国学萃编》为便于外地读者订阅，指定上海的神州日报馆和南洋官书局、河南的怀庆府采办图书局、汉口广智书局、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和有正书局为其代派处。（《国学萃编》第十一期）《二十世纪大舞台》则曾指定新加坡图南日报社、香港中国日报社、上海镜今书局作为其特约贩卖所。一些大的书局往往在外地开设分店，如锦章图书局曾在北京、广州、长沙、衡阳、汉口、成都等地设立分店，有正书局在北京、天津都有分店。从书籍流通的角度来看，分店的设立，有利于扩大销售面，畅通书籍的流通渠道。此外，书局还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求得发展。如1909年5月，申报馆买办席裕福收购申报馆图书集成局，与点石斋石印书局、申昌书局、开明书店等合并，改组为图书集成公司，铅印、石印兼备，成为上海当时设备最全的印刷机构。
报刊与书局多方合作，共同刊行小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其一，报刊连载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出版周期短，可以满足读者先睹为快的心理。但由于报刊篇幅有限，阅读过程缺乏连续性、阅读时间长，且作品多不完整，对读者阅读而言造成了很大的缺憾。由书局出版单行本则弥补了这些缺憾。我佛山人撰《两晋演义》二十三回，于1906年9月至1907年10月在《月月小说》第一至第十号连载，未完。《月月小说》登出停止连载的“告白”曰：
本什志所载《两晋演义》一书，系随撰随刊，全书计在百回以外，每期只刊一二回，徒使阅者厌倦；若多载数回，又以限于篇幅，徒占他种小说地步。同人再三商订，于本期之后，不复刊载。当由撰者聚精会神，大加修饰，从速续撰，俟全书杀青后，再另出单行本，就正海内，惟阅者鉴之。
说明报刊本身也意识到了连载这一形式的局限性，并希望通过出版单行本来弥补。（注：1910年上海群学社据《月月小说》出版单行本，但未见作者续作。）其二，报刊多侧重于新小说的刊载，这一时期大量的石印版传统小说的印刷则是由书局承担的。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显示，传统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刊印仍占据重要地位。如1888年至1914年间，仅各种石印本《红楼梦》就达25种之多。《水浒传》较早有光绪十二年(1886)同文书局石印本，至1925年北京燕京印刷局石印本，其石印本亦达十种之多。此外如《三国演义》，广百宋斋同文书局、点石斋、上海鸿文书局、上海共和书局、上海广益书局、上海世界书局、上海锦章图书局皆有石印本。其中出版石印小说数量最多的是以下四个新成立的书局：上海书局（1889年前成立）、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成立）、上海锦章图书局（1901年成立）和上海会文堂（1903年成立）。“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推到文学结构的中心，其文学成就虽以新小说为代表，传统小说亦成为受益者。而传统的通俗小说本身对读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印行传统小说无需支付稿酬，书局有利可图，加之这一时期文禁稍弛，打消了书局及读者的心理顾虑，故书局乐此不疲。许多嘉庆、道光时期厉禁的小说，这一时期大量地以石印术出版流通。
报馆、书局的经营管理也更具现代意识。这首先表现为，由报馆正式确立的稿酬制度，使明末清初出现的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得到强化。关于报刊明确表示愿意支付稿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资料当是光绪廿九年(1903)广东《岭东日报》刊载的一则“本馆广告”：
征论告白：本馆自去年开办，凡几阅月，多聘通人为之主持笔政。谬蒙阅报诸君相为许可，本馆益加奋策，添聘同志钜手，发新议论，日登报端。傥海内外诸君，有以大著惠寄者，本馆尤愿为集思广益之举，敬登敝报，以广群学，而输文明。但须于大著下列明住址，自署字数，并润笔若干。由本馆帐房挂号，制回收条，至大著登报之日，即倩人将收条来领润笔，本馆如数奉送不误。所有酒赀，诸君自理，恕不奉给。润笔例如左：凡万字者分级，二十元、十五元、十元，计三级。如不及万字，则以千字递减，如九千字者则第一级减作十八元，第二级减作十三元五角，第三级减作九元，以下准此类推。凡五千字者分级：十元、七元五角、三元，计三级；如不及五千字者，亦以千字递减如上法。凡千字者分级，三元、二元、一元，计三级。如不及千字则润笔止二元、一元二级。光绪廿九年五月初五
1907年《小说林》创刊，曾连续刊出“募集小说”启事：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稿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作者的积极性，亦使其在创作中少文禁之虑，这大约也是晚清谴责小说兴盛的潜在因素之一。
其次，近代报馆和书局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广告意识。报刊已将刊登广告作为其赢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有报馆、期刊社和书局所印书籍的广告，还包括各种内容驳杂的“告白”。《国学萃编》第一期“本社简章”之“告白”条谓：“本编之末备有告白数页，欲登告白者，登一期每字收洋五厘，登二期八折，登三期七折，大字、戳记照地位计算。”《新小说》第一号也列有告白价目表：一页七元，半页四元，一行四角。书局也充分利用书籍的封面及合印本间隔页码刊登广告，主要限于本书局或其他书局所刊书籍。如光绪癸卯年(1903)上海书局石印本小说《绘图施公案全传》，不仅封页登满广告，而且在书中《施公案后传》前也插入上海文明书局发行书籍的广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万历十九年余象斗所刻《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十卷》卷首附有一书目，其意图也不外是做广告。余氏所刻小说甚夥，但此目甚简，除列出经史百家的书名及简略版本信息外，“无于关举业者，不敢赘录”。而晚清书局的广告中，小说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详细罗列其册数、定价、插图情况、内容介绍、销售及征订地点和具体办法，还每每以特价相号召，总之，一切从有利于书籍销售的角度出发。
传统书坊在这一出版的近代化进程中受到很大冲击，不得不进行改造，更新设备，其地位则由小说流通的主渠道降至辅助性的流通渠道。光绪初，报贩文阿孝以抄写唱本、弹词起家，后购置石印机十余架，创办文寿记石印局，大量刊印旧小说通俗唱本。同治八年由广东人刘家福创办于北京东打磨厂的宝文堂，最初是雕刻木板印刷，刊印过许多话本小说、地方戏曲、鼓词等，还出版过长篇小说《永庆升平》，后改用油光纸石印。苏州扫叶山房是明万历年间吴县席瑞樊、席端樊兄弟开设的老字号书坊，十九世纪末也购置了石印机以求发展。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开业的屯溪老字号刻字店茹古堂、聚文堂、同文堂、秀文堂、翰墨林，于1880年开始采用石印术印书，后又引进铅印设备。一时间传统的书坊出现了新旧技术，多样并存的局面。这些经过改造、新旧并存的私人印刷机构，在印刷材料的选择上尽力节余开销，如袭用廉价的福建竹纸印刷，故仍以售价的低廉取胜。光绪中叶，天津江东书局编印唱本，石印线装，每本八页，售价仅四五个铜元，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各地。正是凭借这一优势，它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才得以继续生存，在通俗小说的传播中继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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