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组织的跨层次分析——兼析企业专业化与集团多元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企业间论文,层次论文,关系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企业间组织是比单体企业组织更为复杂的现象。就商界来说，当企业内部的业务扩展和成长到需要分立为独立运营的公司，或者并购了一些外部的企业之后，企业集团这一“大家庭”（联合体）中因为有了多个层次的行为主体，如何探究这些企业相互之间以及与集团之间的相依关系，就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任务。在探讨由多层次的组成部分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中，跨层次分析是一种有着自己的逻辑体系的方兴未艾的方法。本文以集团成员企业和集团两个层次在专业化或多元化经营模式上之层次关联为主题，讨论跨层次分析法在企业间组织研究中的应用。
在国内外企业集团的实践和相关研究中，加入“Keiretsu”（日）、“Chaebol”（韩）、“Business Groups”这样的联合体（国内统一译为“企业集团”）后的企业所取得的绩效总和，通常大于这些企业独立运营所可能取得的绩效之和（Gerlach,1992; Chang & Hong,2002），这意味着作为联合体来运作是有价值增值的益处。谢获宝和张骏飞（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业务集中度优化的过程是同时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过程。他们基于对高度多元化、适度多元化和专业化经营三类企业的聚类分析和比较发现，“采取专业化经营的企业的各项（绩效）指标都处于中等，这可能表明这类企业关注规模经济，但忽视范围经济”；“同时，我国不少领域市场分隔、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使得专业化公司跨区域扩张的成本较高，影响其规模扩大和盈利”。该项研究建议说，我国有待通过“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使专业化企业实现跨区域的经营规模的扩大，并使投资于热门行业和依靠区域内“关系资源”发展的规模不大、主业不突出的高度多元化企业在短期取得高盈利的势头得到扭转。这些观点寓示出将企业之外的宏观层面因素引入到企业绩效成因和结果研究中的意义。然而，该项研究及其他有关组织与战略问题的研究普遍都未注意到，在企业与行业或国家层面之间，还存在着企业集团或企业网络层面。商界经营中的范围经济，未必就只能在企业内部取得。从作为企业联合体的集团层面来分析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将更有利于我们清晰地认识企业经营和发展所受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
在集团化运作的效应普遍得到重视的年代，有如下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究：①集团成员企业的多元化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②与这种关联机制相匹配的，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涉及独立法人企业间关系协调的组织研究，与单个企业内部关系协调的组织研究相比，在研究设计和方法论上有什么独特之处？跨层次分析中面临什么样的障碍？本项研究侧重于对基于产权联结的企业集团进行跨越成员企业和集团两层次的微观综合分析，从中探讨“还原谬误”发生的陷阱所在及可能规避的组织研究策略。
二、单层研究的局限与跨层分析的陷阱
在组织及其他具有层次性的自然或社会系统的研究中，经常出现研究构念（或变量）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层次（Level，亦译为“层面”或“水平”）的情形。比如，个人与群体（部门），企业与企业集团，产业与国家等，就代表了系统的不同层次。在本文中，我们将一个系统中相对应的上下两个层次，分别称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
根据克莱因等（Klein et al.,1994）的观点，在现有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统计检验方法都假设处于特定群体中的成员（或者更一般地说，处于特定“区群”中的个体）都满足“独立性”（Independence）条件。也就是说，个体即便作为群体的成员，也不受所在群体的影响，变异只是来自于个体自身，如此就可从随机分布的数据中分析个体的差异。然而，现实中的组织是一个多层次的且各构成要素间相互关联的系统（Goodman,2000; 于海峰等，2004）。由于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部分作为独立个体的条件是很难满足的。
面对各部分间交互作用和层次间关联的状况，组织研究者通常难以回避这样一个研究设计问题：研究构念应该设定在什么层次上？宜进行单一层次的研究，还是应该做跨层次分析？在跨层次的研究中，又应该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收集数据、做出因果分析，并且推出恰当的结论呢？西方关注多层次研究问题的学者对研究设计及推论中潜存的各种谬误做了总结（如表1所示）。本文结合企业集团这一企业间组织问题的研究，具体分析这些潜存谬误是怎么产生的，研究者如何可以避免陷入到这样的陷阱之中。
表1 研究设计和推论中潜存的谬误
研究类型分析单位推论的层次 谬误类别及表现
跨层次 宏观层次微观层次 区群谬误：用宏观的分析单位收集数据，却做出针对微观的分析单位的结论
研究
微观层次宏观层次 还原谬误：用微观的分析单位收集数据，却做出针对宏观的分析单位的结论
单一层次微观层次微观层次 个体主义（心理学）谬误：在研究微观问题时忽略了宏观层次相关因素的影响
研究
宏观层次宏观层次 社会学谬误：在研究宏观问题时忽略了微观层次相关因素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Diez-Roux（1998）整理。
正如国内外学界已认识到的，在企业间联盟或各种产权及非产权形式的联结关系日盛的“握手”年代（Larsson,1993），传统的把企业当作“市场海洋中的孤岛”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已不再合适。企业，作为一个联盟经济中的活动单元，绝不是孤立存在（或者说仅存在Arm's-length交易关系）的个体，而是与其他企业及各种情境因素之间发生种种联系的系统的部分（构成要素）。无视在企业之上的企业间关系及企业联盟体等宏观层次相关因素的影响，仅从企业这一微观层次出发考察问题，并在这一微观层次上做出推论，那么就像心理学中一些研究者就员工个人做研究而忽视组织背景的影响一样，犯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tic）谬误，亦称“心理学”谬误。相反，仅就宏观层次现象进行所谓整体论（Holistic）的考察，而不去深入分析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这样的研究犯了常说的“社会学”谬误。
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基于产权联结而形成的一种联合体或中间性组织，从基本架构上说，是由作为集团核心的母公司及受其持股影响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等共同构成的。集团成员企业（包括母公司本身）与企业集团（即所有成员企业所构成的整个的联合体）代表了一项研究中可能同时涉及的微观与宏观层次。在跨层次的研究中，如果试图用宏观的分析单位收集数据，却做出针对微观的分析单位的结论，就犯了“区群”（Ecological）谬误；相反，如果用微观的分析单位收集数据，却做出针对宏观的分析单位的结论，那就犯了“还原”（Atomistic）谬误。
笔者曾匿名评审过南方某高校一篇有关企业集团多元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以集团属下的上市公司作为多元化程度的测量单位，推论出中国转型期跨3—5个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具有最佳绩效的结论。这一推论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该文中多元化程度是在集团成员企业层面进行测量的，但是，得出结论的层次却是在企业集团层面。企业集团作为若干企业的联合体，是相对于企业来说高一层次的宏观的分析单位。该文试图从微观层次的自变量（企业多元化程度）直接推论出其与宏观层次因变量（集团绩效）关系的结论，就犯了“还原”谬误。因为从系统要素间非加和关系的结构角度来分析，集团内所有的下属企业即便都只在1个行业中开展专业化经营，但彼此之间业务并不重复，这样，企业层次的多元化程度很低，而集团层次的多元化程度却是很高的。以具体的数据来说明，如果集团属下有n个企业，在彼此间业务都不同的情况下（如表2“情形1”所示），那么该类集团多元化经营的领域就表现为跨n个行业。假若集团内所有成员企业都分别在3个各不相同的领域从事多元化经营，那么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就高达3n个行业。人们凭常识可以判断。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要是企业集团内属下的成员企业每个都在3—5个行业中进行多元化经营，那么在彼处业务不相重复的情况下，整个集团会存在经营领域分布过广、绩效不佳的问题。而如果集团内各企业的业务相同，这种分散化的重复经营只会造成运营成本上升、绩效不佳的后果。所以，这项研究得出的“跨3—5个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具有最佳绩效”的结论不无问题。
该项研究存在的以上问题，很明显是根源于其数据测量层次与推论层次的不匹配。它用以解释集团绩效差异的自变量（多元化程度）的数据取自于企业层面，但在数据从低层（企业层面）到高层（企业集团层面）“聚合”过程中，却忽视了其中非线性的结构关系，即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程度并不等于集团所属成员企业之多元化程度的均值∑Bi／n。集团属下企业在平均3—5个的行业中开展多元化经营，并不意味着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就是3—5个行业。表2“情形2”例示的数据表明，在集团成员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为3的情况下，由于彼此间业务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整个集团的多元化程度仅为5，而不是通常以线性关系方式所理解的集团多元化程度等于成员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加和，即∑Bi＝3n＝15，或者集团成员企业平均多元化程度为∑Bi／n＝3。
以上分析表明，由非线性的结构关系导致的“整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使得企业集团这样的组织具有系统论通常所说的“不可还原”特性，即从系统构成部分的集合中未必能获得对系统整体特征的准确认知。同样，如果研究者基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之效益好于专业化经营之效益的这一宏观或区群的数据而针对微观层次推论说：企业应该开展多元化经营，而不应该坚持专业化发展的道路。这样的推论，无疑就犯了“区群”谬误。在开展跨层次尤其是跨3个或更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中，研究者可能因为观察或测量数据所用的分析单位与做出推论所针对的分析单位不一致，从而在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之层次关联的因果分析中出现诸如“还原谬误”或“区群谬误”等问题。加尔堂（Caltung,1967）将跨层次分析中潜存的各种谬误，统称为“错误层次谬误”（Fallacy of the Wrong Level）。错误层次谬误，与不合适的单一层次研究设计的谬误一样，都会极大地影响研究结论的正确性（Diez－Roux,1998）。
表2 集团成员企业业务领域分布示例
情形1 情形2
企业a
B1
B1 B2 B3
企业b
B4 B2B4 B5
企业c B2B2 B3 B4
企业dB3 B1B3 B5
企业e
B1 B5
B1
B4 B5
三、微观和宏观层次连接的前提与基本框架模型
从研究设计的角度，依据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大小的比较，我们也可对企业与企业集团两个层次之多元化程度这一构念的关联和区别做一跨层分析。具体地，就特定的企业集团来说，在微观与宏观层次关联上，我们需要深思这样的问题：集团成员企业的多元化是否等同于集团的多元化？二者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众所周知，在集团内每个成员企业都多元化经营且相互间业务重复度很高（即组内差异较大，但组间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企业集团多元化的程度基本上与其内典型企业的多元化程度相似。一般说来，由于单个企业的实力有限，其经营规模和领域分布通常都不会很大，所以，这类依靠成员企业“共享”的多元化而“组合”成的集团多元化，相对说来是程度较有限的。上述表2中的“情形2”就是这类集团的例示。
在成员企业专业化经营的企业集团中，是否能产生集团层面的多元化？表2“情形1”形象地显示了这一可能性。集团内各个企业尽管只在某一行业内开展专业化经营，但各成员企业的业务如果都各不相同（即组内差异小，但组间差异很大），这种企业集团实际上是明显的“异质性”群体。它反映出，在成员企业层面（微观层次）上本来不具有的特征，在整个集团层面（宏观层次）上涌现或突现出来了。而形成这一集体特征的原因是，该集团内各个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因为是在彼此不同的领域或行业中经营，这样就在“合成”中形成了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格局。
当然，成员企业的专业化经营是否能产生集团层面的多元化，取决于很重要的“组间差异”条件。如果集团内各成员企业几乎都在相同行业里专业化经营，这样构成的企业集团不过是同类企业的联合体，组间差异小，因此只是“同质性”群体。这种情况表明，企业层面（低层）与集团层面（高层）的特征相类似，并没有在高层次涌现出某种新的集体特征。
概而言之，使企业集团在多元化程度上形成差别的，主要不是企业层面的多元化，而关键是同作为某集团成员的各企业间业务的重复程度，即通过组间差异反映出来的成员企业异质性程度。与单个企业经营多元化与否的评判标准是组内差异大小不同的，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主要取决于集团各成员企业间业务的区分度。也就是说，判断企业集团的多元化程度是需要以组间差异大小来衡量的。对集团内成员企业来说，其组内差异小（即专业化经营），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化经营的格局。
以上分析表明，企业集团多元化程度是一个结构性变量（Structural Variable）。结构性变量虽然亦能从低层数据的聚合中加以构建，但它与低层变量的均值无关，而是取决于该低层变量之分布广度的大小。由于企业（微观）层面与企业集团（宏观）层面的多元化程度是一对名称相同但意义截然不同的构念，像前述的那篇有关企业集团多元化程度与集团绩效关系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试图用集团属下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这一通过抽样方式获得的低层数据来聚合成集团层面的多元化程度数据，因此是在方法论上犯了跨层次分析中的“还原”谬误。作为企业联合体的集团（宏观层面）的多元化程度，并不能以线性的、加和的方式，通过成员企业（微观层次）的多元化程度这一低层数据的简单集合来求得。
概括地说，在以上论题的研究设计之中，如果某项研究确要定位于宏观的集团层面，那就需要如表2中“情形2”所示的那样，对所抽样调查的企业集团之内所有成员企业的业务领域分布及其业务重复或区分程度做出全面的统计，然后再以各个企业集团所分布的业务领域数作为自变量值，以此来对集团绩效这一因变量做因果关系分析。这是在企业集团整体（宏观）层次上进行的研究。这类研究的难度，主要在于自变量（集团多元化程度）数据的获得方面。
另一研究设计的思路，是进行跨层次分析。第一个步骤，研究者需确认作为数据收集对象的某个企业确实是属于某特定的企业集团。在这一限定之下，其研究视角就可从宏观（集团）层次转换到微观（企业）层次。第二个步骤，就是进行常见的因果分析，此例中即是在微观（企业）层次上分析企业经营的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步骤，论证集团成员企业绩效的提高是否确实有利于整个集团绩效的提高，由此可以实现从微观（企业）层面到宏观（集团）层面的转换。
由以上“三步曲”构成的跨层次研究，在实施中主要的困难表现在两个层次转换环节。就前一环节的层次转换来说，对于母公司持股不到50％比例的那些相对控股的子公司，以及只是一般参股的关联公司，或者那些股权关系很弱的协作企业等不处于集团紧密层内的企业，因为它们并没有被明确列为是某特定集团的成员，所以，要确认它们是否会对该集团的绩效做出贡献，并不是一件易事。就后一环节的层次转换来说，成员企业自身绩效的提升，是否会促进或损害到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及整个集团的绩效，这种结果耦合（Outcome Coupling）也是很不确定的。这些都说明，在跨层次的研究中，层次转换关系的分析与微观层次上进行的因果分析，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的重要性至少与后者是同等的。但现实中，层次转化问题往往被擅长于统计技术的研究者所忽略。要知道，任何一项跨层次研究，假如在层次关联环节出现了疏漏，那么，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回归分析不管有多大的效度，也难以保证整个研究的质量和说服力。
对于上述两种研究设计——宏观层次的研究和跨层次的研究，我们可借用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的“浴缸模型”（如图1所示，因该模型形状“上”大“下”小，酷似“浴缸”，后人因此而命名之）来进行概括和比较。在企业集团多元化程度作为自变量，绩效作为因变量的上述研究中，当研究者可以收集到宏观（集团）层次的数据并据以做出有信度和效度的因果解释时，图1中箭线4表示的宏观层次的研究就是合适的。否则，如果难以直接收集到宏观层次的数据，这时研究者可以通过图1中箭线1和3所示的两个层次转换，先进行针对系统组成部分的微观层次上的因果关系分析（箭线2），然后再提升到宏观的层次上做出有关研究结论。这是一条“曲线救国”路线，包括了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在微观层次上进行的因果分析，以及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三大研究步骤。其中第一步骤之层次转换是通过对系统构成要素的特征或行为的影响（限制或促进）来反映；第三步骤之层次转换的核心是聚合，这对于同质性的系统构成要素来说，可通过组合方式来实现，而对于异质性的系统构成要素来说，则需通过合成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要区分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而选用合适的层次关联和转换方法。
图1 宏观—微观层次连接的基本框架模型（“浴缸”模型）
资料来源：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四、企业集团跨层次研究的几种概念模型
一家企业或公司为什么要加入某个集团中而成为其成员？换句话说，某个特定的企业集团为什么要保持某一些公司而不是另一些公司作为其成员？产权上的联结关系固然是以母公司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存在的基本理由，但是，产权联结毕竟是可变更的、流动的，维系某公司作为集团成员企业身份的应该还有更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在一个有吸引力的群体中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从公司发展的角度说，企业集团的存在应该归因于这一集团群体产生了“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果。陈志军（2006）转引美国学者古尔德等（2004）关于“母合优势”的研究成果而指出：母公司下属的业务单位不仅应当比其作为独立实体时表现更好，而且还应比成为其他母公司属下表现更好。正是因为在这一母公司旗下会有更好的表现或更佳的绩效，所以，作为该集团成员企业的身份才可以既合法又合理地得到保持。
在纵向型企业集团中，以母公司为神经中枢的集团总部如何能确保集团成员企业获得更佳绩效？美国学者古尔德、坎贝尔和亚历山大（2004）在关于“母合优势”的研究中指出，负责协调多业务单位的公司总部，可以通过业务影响（指母公司对其拥有的每一个业务单位的战略和绩效施加影响）、联结影响（指经母公司的鼓励或要求，各业务单位之间密切合作，通过内部交易、技术与资源共享、协调产品范围或其他互利关系而受益）和总体发展（指母公司通过并购与剥离等决策，改变业务构成组合）几大功能而创造价值。这些是从总部发挥作用的立场来总结“母合优势”的来源。从集团成员企业在业务关联和相依的方面说，在总部介入或干预之下，各成员企业作为集团系统的构成部分，可以通过如下几类耦合（Coupling）方式取得“1＋1≥2”的效应：一是专业化经营业务间的互补；二是相关多元化经营业务之间的协调和配合；三是不相关或弱相关多元化业务的组合。后一种耦合方式实际是指“去耦”（Decoupling），即通过取消或减弱成员企业间的相依关系，使非相关业务各自能互不关联地独立运营，在“1”的变换或增减（即业务组合）中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而存在相依关系的前两种耦合情形，是企业集团取得协同效应的典型方式，它们意味着前述不等式中的符号“＋”并不代表简单的线性的加和。
为了说明企业集团多元化为什么可在集团成员企业专业化中产生或涌现，特举如下一个例子：1983年以贸易为主业组建和发展起来的华润集团，在业务扩展中曾一度进入零售、房地产、啤酒、纺织、电力、建材、微电子、农业深加工等一系列的多元化经营领域。这一扩张过程在实现集团规模大幅扩展的同时，也造成了集团旗下业务领域分布广、产业跨度大、关联度低，从而母子公司管理复杂化等问题。针对这种经营状况，2000年6月，华润集团宣布了业务重组计划，将业务划分为分销、地产、科技和策略投资四类。根据集团对所属上市公司的业务定位，华润剥离了各家上市公司的非主营业务，并且将母公司相关业务注入这些上市公司，同时设定26个利润中心、108个利润点、7个职能部室，明确要求每个利润中心都实行专业化经营，且在业内具领先地位。经过这番业务重组，华润集团逐步确立了“集团多元化、利润中心专业化，在主营行业拥有领导地位”的经营模式，并在此过程中显示了“集团总部必须是一个可以指挥得动手脚的大脑”的功能。
由于集团总部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企业集团中发挥功能的方式及产生作用的大小不尽相同，所以，在对作为集团成员企业之绩效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不能仅在企业这一微观层次上进行考察，否则就会出现统计分析中的第Ⅰ类错误：所检验出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显著性要比实际的明显偏高（Goldstein,1995; Steenbergen & Jones,2002）。就本例来说，在企业集团总部对成员企业间的业务协同经营与发展发挥了积极干预的正向作用之下，如果研究者不分离出这一宏观层面因素的影响，仅在企业层面识别相关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就很容易因“膨胀”效应而使研究假设被轻易接受，由此得出误导性的结论。从方法论和研究设计方面来概括，这一错误实际就是仅关注微观因素而忽视了宏观因素之影响的“个体主义”谬误。
立足于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相关联的研究设计，在专业化与多元化有关课题研究中可以构建如下几种有典型意义的跨层次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几种典型的跨层次研究概念模型
注：图中X、Y分别表示自变量和因变量，下标i和j分别表示微观和宏观层次。
（1）情境效应（Contextual Effects）模型。谢获宝和张骏飞（2007）以国内19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绩效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仅仅从业务集中度的角度来推导出企业的经营业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企业的业务集中度和规模之外，还有企业所属行业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企业经营业绩。该文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但暗示着在研究业务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引入多个层次的研究变量，仅考察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势必难以得出准确的或有意义的研究结论。另外，在同一集团内同时有多个成员企业是上市公司① 的情形下，要是研究中所调查的企业有不少同属于一个集团，那就意味着研究样本不满足“独立”观察的条件。这时，因所研究的“上市公司”是非独立的样本，只能将之作为整体（集团）的“部分”来进行跨层次分析。具体就研究的概念模型来说，可以设计如图2a所示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在考察企业的业务集中度（专业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主效应”的同时，也关注该企业与其同属一个集团的其他成员企业间业务的重复程度，以及不相同业务之间的相关或协同程度。企业是否专业化经营，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因素。该因素会与高于企业层面的反映同集团之成员企业间业务区分度和相关度的宏观层面因素一起共同决定该企业（集团中的成员）绩效的高低。这里，微观（企业）层次的自变量在解释结果变量的差异中可能居于“主效应”的位置，而反映集团成员企业间关系的宏观层次变量，可能对该微观层次上的因果关系起到影响强度或方向上的“调节”作用，因此，情境效应模型也常称作调节变量（Moderator）模型。②
（2）复合因子（Mixed Determinants）模型。也就是说，所设计的概念模型中对结果变量差异的解释包含了微观和宏观多个层次的自变量。在前述的业务重组之前的华润集团，其9大业务类别中能够较好体现“做强主营业务”经营理念的行业很少，除去地产、啤酒和纺织，在食品、零售、石化、水泥、电力、微电子等行业中，华润并无多大的影响力。面对集团业务类别多样、同类业务分散经营、业务协同效应不高而影响集团竞争力和效益提升的问题，华润集团总部发挥“大脑”作用，以集团内部产权重组的方式进行了产业整合。不过，就动态的发展看，光靠一时的产权重组或划清车道的举措，是不足以解决得到投资授权后的子集团公司及其下经营单元之间的业务交叉与重复问题的。
在西方企业集团中，根据赫尔法特和艾森哈特有关时点和时际范围经济的研究（Halfat & Eisengardt,2004），机会与能力不匹配的业务，不管是总部新发现的或业务单位在经营中察觉的具有新商机的业务，还是现有某些单位已经在经营中但其精力或资源不胜负荷的既有业务，其经营许可权都可根据“哪个单位最适合做该项业务”的原则来进行配置或变更。因此，与通常习惯采用的调配资源方式相区别的，经营许可权变更（Charter Changes）是在正视了“资源调入”与“能力形成”不但存在时间差，还在量和质上都存在根本区别的情况下，依靠成员单位间自主而明智的“互让”方式，而不是总部的资源统筹和调配方式，来保证集团属下企业坚持“做强主业”的发展道路。这些显示，影响企业致力于发展哪一或哪些类别的业务及其经营绩效的不仅仅是企业层面的投资与经营决策这一微观因素，还包括集团范围内经营许可权变更方面的“互让”理念或价值观的渗透与共享程度，以及集团总部在规避或克服业务重复方面的干预方式与力度等。此外，正如谢获宝和张骏飞（2007）指出的，市场和制度环境等比企业集团层面还高一层的因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图2b显示，宏观层次的自变量与微观层次的自变量一起共同影响了微观层次的因变量，因此，可称之为多层因素复合决定模型，简称复合因子模型。
（3）组合（Composition）模型。即有关分析性变量在数据聚合方面的跨层次模型。在特定企业集团中，其业务扩展是通过各成员企业自生自灭的“封闭”式发展，还是在某个企业发现了商机后因有其他成员单位可以做得更好而主动“互让”，或是集团总部基于战略统筹与调度的考虑而进行总体发展方面的“干预”之下实现的。关于集团业务格局形成的路径，研究者可依据对新近发展之业务单元的抽样结果，在数据由低层向高层的聚合（以线性方式进行的组合）中进行宏观（子集团或集团）层面的因果分析，如图2c所示。这里，由业务单元层次向子集团或集团层次的数据聚合是否有效，需要依据组内差异小于组间差异的标准来判定。要是特定的业务发展路径在集团层次不具有共享的同质性，但在子集团层次则有，那么数据聚合只能到子集团层次为止。而这意味着该集团中业务发展路径可能在各个子集团中存在多样性或异质性，进一步地，各个子集团内可能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决策和业务发展模式。这一组合模型角度的研究，对于揭示业务经营领域或地域跨幅较大的企业集团内部的子集团运营模式具有启迪意义，而不仅是通常认识的跨层数据统计分析方面的意义。
（4）涌现（Emergent）模型。亦称合成模型，如图2d所示。华润集团重组后，在业务单位（利润中心）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形成了整个集团适度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它表明，专业化与多元化作为两种不同的经营模式，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层次上有不同的适用性。集团决策者在为其领导的集团选定经营模式时，不能受“整体论”思维框架的束缚，局限于思考“多元化经营是否比专业化经营好”这单一层面的问题，而应该将企业集团作为一个“系统”解剖开来，分析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关联。这样，他们就能看其集团内部业务单元之间的耦合方式以及宏观层面的整体特征是否可能在低层要素间相互作用中产生，比如，集团成员企业层面的专业化，是否能产生或涌现出集团层面的多元化。华润集团重组后的事例说明，集团多元化可以是低层单位中不具有的一个在宏观层面上突现出来的集体特征。而作为研究者，揭示宏观层面新特征涌现或突现的机理、过程和条件，就不仅对推动复杂系统论在商界的应用起到促进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指导商界管理者在跨层次的思考中解决传统被认为是相互冲突或矛盾的诸如专业化与多元化之间的“悖论”问题。
总之，组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企业间组织，具有集团、子集团、集团成员企业及其下单位等多个层次的行为主体。目前在国际上方兴未艾的跨层次分析方法，可以为我们逻辑地分析企业间组织的层次结构及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本文结合企业专业化与集团多元化相关的研究主题，探讨了未来可进行跨层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几种概念模型，希望能抛砖引玉，推动跨层次组织研究的更多和更深入的开展。
注释：
① 例如，华润集团属下的二级上市子公司就有华润创业、华润置地、华润电力控股、华润励致等4家。
② 从实证检验方面说，对于情境效应模型，传统的方法是设置“哑变量”（Dummy Variables）或者通过“交互作用”（Interaction）模型来进行统计分析，但这些都容易产生“第Ⅰ类错误”。如若使用“HLM”、“CLOP”等多层数据分析方法，可使研究获得较高的效度（Steenbergen & Jones,2002; 于海波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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