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宋代的政治空间：皇帝与臣僚交流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臣僚论文,重心论文,文书论文,皇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何谓政治
如设问何谓政治，可以有诸多回答。H.D.Lasswell在《政治 动态分析》中所描绘的政治形象可说是其中最简明的一个。Lasswell把行使权力的社会关系称为政治，认为从动态的观点来把握政治的话，那就是“谁，何时，怎样搞到，什么”的过程。①
这样分析下去必然遇到政治过程发生的具体场所问题。本文即尝试对政治活动的具体场所，即政治空间，进行考察。②我们可对空间做如下定义：人类活动的空间不仅是指物理空间，它还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空间，经人与人互相之间的各种沟通(communication)结构反映出来，并在其中产生出政治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
而以“政治空间”这一观点来把握宋代时，必须注意两个政治主体的空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认为唐宋之间，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从唐代的“贵族政治”(贵族与皇帝的协议体)转变为宋代的“君主独裁政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基础上，将终极裁决权力交给皇帝的政治体系)，③到清代雍正帝时期完成了“君主独裁政治”之形态。宫崎市定将中国近世的历史阐述为“独裁君主与官僚之间不断暗斗的历史”，将雍正帝时期看作其完成期，因为雍正帝“瓦解了官僚的私人性团结，使其每个个人直属于自己，从而颐指气使，令其不得盲动”。④宫崎在议论清代君主独裁政治时，一方面重视军机处和奏折制度等机构与文书系统，另一方面也评价了皇帝与官僚之间的直接性关联，以及宋代以后表现显著的排除朋党现象。因此，在讨论宋代的政治空间时，有必要对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空间和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所构成的政治空间这两者分别进行探讨。
二、宋代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空间
以下从三个层次解析宋代的政治空间。
第一是物理性空间，其对象为都城结构与宫城结构，或宫殿、官府的布局等要素。仅就此而言，当我们比较北宋开封与南宋临安时，会看到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北宋开封的宫城位于京城的中心，商业空间设于南部；南宋临安的宫城则位于南部，商业空间设于北部。与此对应，开封的御街从宫城南部的宣德门向南延伸，而临安的御街则由宫城北部的和宁门向北延伸。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临安宫城南部的丽正门前空间不够广阔，被凤凰山的山峰遮挡住的缘故。
另外，南宋临安或许由于“行在”这一特殊性，宫城设计的临时性色彩很浓。例如按《宋史》的记载，有紫宸殿(“遇朔受朝”)、文德殿(“降赦”)、集英殿(“临轩策试”)、大庆殿(“行册礼”)、讲武殿(“阅武”)等名称，而其实只是垂拱殿、崇政殿两座宫殿改变名称交替使用而已。且常有宫殿兼用现象，宫城内比较狭窄。在开封设于宫城内的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都堂、中书门下后省等，在临安设于宫城外。⑤而且按《咸淳临安志》所述，德寿宫、重华宫位于望仙桥的东边，称为北宫。⑥这些建筑都是南宋初期的重要政治空间。这一向宫城外的扩展与从北宋到南宋形成的政治空间分散化密切相关。例如魏了翁指出北宋神宗时期，宰执的官邸“东西二府”始建于宫城外；到了南宋，向专权宰相馈赠私宅的做法流行起来，私宅成为政治决策的场所。⑦衣川强论文中曾尝试以宰相宅第与宫城的距离来衡量权力的变化，⑧魏了翁的记载正使人联想到这一点。
从物理性政治空间的观点来看，上述格局呈现出一幅北宋集约型宫城结构与南宋扩散型宫城结构相互对照的图景。
第二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抽象空间，即具体地考察皇帝进行政治裁决的空间。据吕中《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南宋的专权宰相秦桧将部下安排在外朝，并且与宦官、医师王继先勾结以把握内朝动向，同时将台谏官如万俟
等与自己的儿子安插为经筵官，以此完全掌握了皇帝活动的三个空间。⑨而皇帝的空间超出了“某某殿”这一物理性空间概念，常常被表达为“外朝”、“内朝”、“经筵”这样具有特定功能的抽象性空间。
《事林广记》所载《京阙之图》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内”和“外”的空间问题。⑩宫城由连接东华门与西华门的横街分为内、外两个空间，即宰执等主要官僚办公的空间(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都堂等)与举行国家主要典礼的空间(宣德门、大庆殿以及文德殿等)都位于外朝，而皇帝一天的主要活动则在内朝(内廷)。(11)利用李攸《宋朝事实》中的史料，我们可以了解皇帝一天的活动：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尚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传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以为常。(12)
“前殿(垂拱殿)视朝”、“后殿(崇政殿或延和殿)视朝”、(13)“经筵留身”、(14)“翰苑夜对”等与政策决策相关的各种“对”(官僚直接向皇帝面奏的制度)基本上是在内朝空间进行，由此可知皇帝在含有所谓“内”的抽象意思的内朝(内廷)空间中，不断更换与各种官僚面对面交换意见的场所，进行政治决策。
第三是通过更加微观的皇帝与官僚间的关系来看政治空间。通常认为，宋代的官僚机构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以作为皇帝直属机关的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为核心进行政策立案、审议、决定，由该政策执行机关的核心尚书省下设置的六部、九寺、五监等衙门实施，并且这些命令由中央传达到路、州、县地方官府。
如侧重从官僚机构来把握政治结构，上述理解可以说是正确的；但若以皇帝与官僚间的距离来把握政治空间，则略显不足。宫崎市定曾论述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本质说，“这样极为全面地与官僚直接接触，正是宋代以后天子的特征，天子的独裁权也必然由此得以产生并完成”。(15)皇帝与官僚的关系，以及两者接触的问题也是分析宋代政治特色的一条线索。
当以皇帝的信息网络来观察该问题时，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建隆三年二月，诏百官，每五日内殿转对，并须指陈得失，直书其事。
国朝之制，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对，百官转对，监司郡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也。(16)
画线部分叙述了皇帝与臣民直接或间接接触(“对”)的形式，可知作为接触形态之一，“对”占有重要位置。(17)
皇帝与官僚间的距离基本按宰执、尚书六曹—开封府(临安府)—审刑院(大理寺)、台谏、侍从、地方长官、中央百官的次序展开。可以将“对”作为一个基准，来推测君臣的关系和紧密程度。在专权宰相不断出现时，北宋到南宋“对”的频率减少，由此可认为“对”之运作对政治起到了重大影响。另外，还有走马承受、宦官、女官等，他们虽不出现在政治舞台的前台，但与皇帝距离极近。因此，今后有必要对内朝空间进行分析。
三、从礼仪方面看宋代的政治空间——“坐而论道”考
本节以皇帝与官僚间的礼仪为线索考察政治空间问题，特别是以“坐而论道”、“宣坐赐茶”为线索考察两宋政治的时代性变化。
寺田隆信在《紫禁城史话》中谈到御前会议的景象：汉唐宰相与皇帝“坐而论道”；但到了宋代，大臣不被允许入座，必须直立；明代则“跪拜”之礼发达起来；清代身体礼仪得到强化，发展为对皇帝的“三跪九叩”。(18)下面以宋代为例做具体探讨。
据《王文正笔录》，唐、五代以前皇帝、宰执之间议政时曾采用的“坐论”之礼、“啜茶之礼”，在宋初被废除。原因为太祖建国后，曾仕于前朝的宰执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有所顾忌，不采用“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改为在御前会议上提交札子，先获得皇帝的口头允诺，退朝后重新上奏，接到皇帝正式许可之圣旨后，宰执共同署名的方式。(19)六朝时曾采取“对案画敕”，即在桌前展开上奏文，逐一指出利弊，进行评论；到宋代，宰执不仅没有座位，而且议政时间也很短，数刻后即退出。(20)
不过也有例外。在经筵和内殿举行的“翰苑夜直”在时间上就非常充裕，并且是在轻松和睦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内殿进行的“翰苑夜直”，一般是皇帝宣召宿直的经筵官或翰林学士，询问政治之事，但据吴泳称，其对象实际扩展到宰执至高级官僚的范围。(21)北宋的会见场所有时在内东门小殿，与通常的垂拱殿和延和殿(或崇政殿)相比，气氛宽松，可以坦诚发言。
总之在宋代，“坐而论道”与“宣坐赐茶”在外朝与内廷这两个空间中区别甚大。在经筵场所，开始前赐饮食，开始后一般会“赐坐”；在内殿引见之际，“则可以少延时刻，亦或赐坐，亦或免穿执也”，以气氛轻松的形式进行“对”。(22)
此外，内廷殿阁也是用于谈论政治改革或进行紧急议论的场所。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新政”，就是由仁宗在天章阁召集宰执，赐坐，在亲密的空间中，由范仲淹等提出十项改革方案的。(23)内殿极有可能成为皇帝和宰执间议论与前殿不同的重要话题之场所。
通过上述探讨，可知在前殿(外朝)，宋代皇帝与官僚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转变，肝胆相照的密切关系不复存在；而在内殿(内朝)则依然追求古代政治中理想化的所谓“坐而论道”。虽然有所变形，但仍实践了“主客”或“师生”间的关系。这与宋代士大夫、官僚有较大的发言权密切相关。
四、宋代政治空间的转型
本节尝试对宋代政治空间的转变进行一个大致俯瞰。首先，暂且将以宰执为首的官僚的政治空间，定位为进行政策立案、审议的官僚政治空间。居此官僚政治空间中心者为宰执。借用内藤、宫崎两位的话即为，随着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发展，与唐代相比，宰执的地位开始低下。该变化在前述“坐而论道”等皇帝与宰执、官僚之间的礼仪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可是同时，南宋时期也是专权宰相不断涌现的时代，表面上也出现了宰相权力看似增大的现象。
针对从北宋到南宋这种政治形态的转变，魏了翁在端平元年(1234)所写的《应诏封事》中，具体罗列了“复三省旧典，以重六卿”、“复二府旧典，以集众思”、“复都堂旧典，以重省府”、“复侍从旧典，以求忠告”、“复经筵旧典，以熙圣学”、“复台谏旧典，以公黜陟”、“复制诰旧典，以谨命令”、“复听言旧典，以通下情”、“复三衙旧典，以强本朝”、“复制梱旧典，以黜私意”十条振复主张。(24)他将从北宋熙宁、元丰新法改革时期到南宋秦桧、韩侂胄专权宰相时代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变动期来把握，指出在此期间权力向特定的宰执或与宰执相关的特定机关集中；与此对应，侍从、台谏、经筵、制诰、听言等各种机能衰退，皇帝广泛听取官僚意见的体制逐步削弱。换言之，皇帝参预空间的缩小导致了南宋的专权宰相政治。
北宋中期以后，为了缩短皇帝(或宫城)与宰执(或宰执的官邸或私宅)之间的距离，以御笔手诏为代表的文书制度发展起来。
对于御笔手诏，如《宋史·蔡京传》记载，(25)一般认为它是北宋末年以来搅乱政治的代表性事例。但德永洋介曾揭示御笔手诏构成了北宋末至南宋文书系统的骨干，指出“御笔制度也是一种很完整的体现，在维持与宰相仔细磋商后裁断的原则同时，皇帝为对六部以下行政机关进行直接指导的体制开了先例，在影响明代的内阁与司礼掌印太监等多方面具有先驱性作用，这一意义不应忽略”，并将它作为明代内阁票拟制度的前身。(26)
翻阅南宋时代的史料，确实可以发现御笔手诏在决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周必大的《奏诏录》，以日记形式将“御笔”、“回奏”作为一对相互来往的内容加以记录。(27)可以发现，御笔在很多场合经由宦官转送。南宋前中期，太上皇与皇帝的双重政权结构持续了三代，并且主要政府机构、太上皇帝和皇后住宅都设在宫城外，政治空间的分散化倾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御笔手诏弥补了皇帝、官僚间直接交流减少的缺欠。此问题值得另作深入分析。应该再次指出，进入南宋后，御笔手诏取代了北宋以“对”为中心的皇帝、官僚间的意见交换方式，而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魏了翁在《鹤山集》卷18中记载，宋初盛行的“群臣引对”，在仁宗初期多达“十九班”；仁宗时期转变为前殿奏事“不过五班”；到了南宋秦桧、韩侂胄专权时期变为二班，而且受
门审察，于是批评政事变得困难。(28)
从政治空间这一角度观察宋代政治，有利于把握其时代变化。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往往将唐宋间的政治变化概括为由唐代贵族政治转向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变化。从政治空间的角度，则可将这一概括理解为皇帝、官僚政治决策方式的变化，即进行政策立案与审议时，从官僚的政治空间比重较大的时代逐步转向以皇帝政治裁决空间为重心的时代。(29)唐代贵族官僚的发言权极强，并且政策决定过程偏重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交流；到唐代后半期，一般的官僚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文书进行“对”。此外，唐代皇帝、宰相间通过“赐茶”、“赐坐”等方式举行会议，这样的礼遇在宋代的消失，可以看出上述政治上的变化。
北宋、南宋之间也体现出这一变化。北宋以“对”的机制为中心开展政治运作，而南宋以“御笔”机制为中心。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的是南宋出现很多专权宰相，以及临安政治空间的分散化问题。同时，南宋时期出现的各种变化历经元代，与废除宰相制度、内阁票拟系统发达的明代政治体系相通。正如本文业已阐明的那样，南宋至明代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唐代后半期至北宋较显著的以“对”为代表的皇帝、官僚间的直接交流方式，转变为由南宋至明代主要以文书为媒介的间接交流方式。
注释：
①H.D.Lasswell：《政治 動態分析》，久保田きぬ子訳，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第178—191頁。
②关于“空间”(space)、“场所”(place)的概念规定，请参阅段義孚(Yi-Fu Tuan)：《空間の経験》，山本浩訳，東京：築摩書房，1988年，第11—20頁。
③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1章《近世史の意義》，東京：弘文堂，1947年，第1—18頁；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第139—148頁。
④宮崎市定：《雍正朱批諭旨解題》，《宮崎市定全集》第14卷，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第141—146頁。
⑤《宋史》卷85《地理志一·京城》，第2105—2106页；卷154《舆服志六·宫室制度》，第3598页。
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2《行在所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67—3369页。
⑦魏了翁：《鹤山集》卷18《应诏封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第229—230页。
⑧衣川強：《杭州臨安府と宰相》，梅原郁主編：《中国近世社会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第119頁。
⑨吕中：《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1《正言兼读书》，清抄本，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本，第86页。
⑩陈元靓：《新编纂图增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卷6，元刊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
(11)参阅拙作：《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8—61页。
(12)李攸：《宋朝事实》卷3《圣学》，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103页。
(13)皇帝回到后宫更衣、就餐之后，接着前往后殿视朝的地方，有时前殿视朝的讨论内容继续在后殿进行。
(14)这个史料中没有“经筵留身”的记事，可是，皇帝每天或隔日(并非一年到头都如此)，要去“经筵”讲学经书。经筵官的职务是给皇帝教授学问，有时讲经结束之后，经筵官会被留下来与皇帝交谈政治问题，即所谓“经筵留身”。
(15)宮崎市定：《宋代官制序説——宋史職官志を如何に読むべきか》，佐伯富：《宋史職官志索引》，京都：同朋舎，1963年，第22頁。
(16)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卷2《论对·章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6册，第206页。
(17)关于该部分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拙作：《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载辛德勇、中村圭尔主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126页。
(18)寺田隆信：《紫禁城史話：中国皇帝政治の檜舞台》，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第Ⅳ頁。
(19)王曾：《王文正笔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6册，第270页。
(2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8《本朝二·法制》，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68—3069页。
(21)吴泳：《鹤林集》卷19《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6册，第179—189页。
(22)赵升：《朝野类要》卷1《内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页。
(23)《长编》卷143，第3431页。
(24)魏了翁：《鹤山集》卷18《应诏封事》，第225—243页。
(25)《宋史》卷472《奸臣·蔡京传》，第13726页。
(26)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東洋史研究》第57号第3期，1998年，第26頁。
(27)周必大：《文忠集》卷146—15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8册，第588—672页。
(28)请参阅拙作：《宋代の日記史料から見た政治構造》，《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ケ一ション》，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57—62頁。
(29)实际上，概观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对唐代以前的很多研究是针对政策决定过程中官僚的“集议”开展的。代表作为渡辺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儀礼》，東京：柏書房，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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