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李英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探索更加适宜自身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倡议框架。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政治和经济逻辑。一方面，日本民族国民性中的实用主义心态和日本摆脱西方大国的政治羁绊、谋求更强政治独立性与多边合作的政治愿景，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支撑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经历了近20年的低迷增速，目前受到人口老龄化等供给侧因素的困扰。中日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双方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如果日本能够成功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在基础设施投融资和国际劳工流动等领域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就有机会实现中日双方的互利共赢。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经济结构；人口结构；中日合作
引 言
历史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古代文明圈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对外联系的海上和陆上通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改变，东亚作为世界经济引擎，如何与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区域紧密联系，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盛赞，取得丰硕成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很多国家开始寻求与之战略对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等。“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形成对接，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开放性的倡议框架下，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
从狭义上讲，日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中国和日本是地缘近邻，两国之间经济往来体量巨大、增速显著。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从1972年的10.38亿美元增加至2015年的303 286亿美元，短短43年间，双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300倍[1]。日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和实践，经历了由起初的观望，到后来的尝试接触，再到现在开始间接参与的过程。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隔7年后，首次访问中国，共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形成了中日 “一带一路”建设以企业间合作为纽带的新局面，标志着中日合作进入“新时代”。应当认识到，中日双边经贸互补所形成的贸易往来是重要的双赢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贸外交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近邻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中积累了宝贵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经验。如果日本能够接受中国的诚挚邀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则中日合作的成功将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逻辑
(一)历史维度
在古地质学史上，日本列岛与中华大陆连成一片，后因地壳运动，该地理板块脱离古大陆，形成四面临海的日本列岛[2]。历史上，日本曾是中国的朝贡国，存在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唐朝时，日本深慕大唐灿烂文化，派大批遣唐使、留学生和僧人冒生命危险航海来唐，向先进文明学习。两千多年前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表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都存在对于中华文明的吸收和借鉴。可以认为，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给予日本以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传统的宗主国与附庸国实力发生改变。总结日本的政治观和历史观不难发现，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以强者为尊、以强者为师”的实用主义心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保持了GDP年均将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目前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作为从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传统优势，当下却正在被不断蚕食。目前，中国已经释放出足够的合作善意，“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基于互利共赢的初衷。站在日本的社会意识和国民心态的角度看来，从平均和普遍的意义上讲，日本上层政界和普通民众正在逐渐正视中国再次崛起和强大的政治事实。日本民族国民性中的实用主义心态，从历史维度支撑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逻辑。
(二)现实维度
日本抓住了战后复苏的发展契机，成功实现了产业间雁阵转移的东亚模式，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既要面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世界人民的正义审判，也不可避免地在战后的国际事务方面附庸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日本虽然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国，但却不是政治大国。二战以后，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广场协议》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框架，加强对日本的政治钳制。与其说美日结成同盟、日本是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倒不如说，目前的日本仅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极为有限的政治独立性。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不断推进，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单边主义倾向抬头，逆全球化的风险时有显现，日本与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合作面临着新的政治契机。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安倍政权因国内支持率下降而寻求获得外交成就[3]，日本政府近期对于中国的亲善友好程度提升、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双边关系正在释放更多的积极信号，但也因此遭遇更大的外部政治压力。可以认为，日本正在面临增强政治独立性、改善地缘政治关系的长远收益与平抑短期政治风险的权衡。日本摆脱西方大国的政治羁绊、谋求更强政治独立性与多边合作的政治愿景，从现实维度支撑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逻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成果超出预期，特别是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经济学界和商业界对于安倍政府的指责逐渐升温，认为由于其战略误判，日本错过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好时期，如果继续错失机遇，甚至可能导致日本的经济景气趋向恶化。就商界实践的普遍规律而言，日本民间经济界纷纷希望能够搭上“一带一路”建设快车的心态不难把握。因此，日本国内敦促政府尽快与中国协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从经济绩效与政治表现的关系角度看，若重蹈过往政府经济低迷的覆辙，自民党的执政基础无疑会受到根本性冲击。自2015年以来，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和日本国际贸促会三大团体组织的日本企业家代表团密集访华，每次来访都重点提及中日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由此可知，在这一阶段，日本已经改变了此前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所持有的保守和冷淡态度，不仅明确表达了合作意愿，而且开始与中方探讨具体的合作方式。
二、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
从经济结构的历史演进来看，日本既有较为成功的经验，也有一系列弯路和教训。日本二战后经济率先复苏，一度以两位数的GDP增速，创造了增长奇迹。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入严重泡沫化阶段，在泡沫鼎盛时期，日本在土地面积仅为美国1/4的情况下，其土地资产总值却达到了美国的4倍以上。1985年以来，受制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日本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伴随其后的是日元大幅升值。又由于对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认识失误，导致了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施政不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主要表征是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以后，经济陷入了“失去的20年”，2010年，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被中国取代。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日本经济学界和实业界对此反响冷淡，普遍报有怀疑、拒绝、甚至轻视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往往误解或片面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和产能合作含义，对于其在人力资源的国际配置、形成一体化的区域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重要性缺乏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中国试图转移过剩产能、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等。但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逐渐转向关注和重视。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日本民间企业已经走在了日本政府的前面，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要地位和双方合作前景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富于前瞻性，从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合作意愿[5]。尽管日本对中国藉由“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实现大国崛起的过程持续保持警惕，但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特别是旨在回应国内民间企业界支持发展中日合作关系的呼吁，日本政府开始有限度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框架下，采取某些合作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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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携安倍首相亲笔信，率团来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年6月，安倍在东京首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积极评价；11月，在越南岘港的中日首脑会谈中，安倍向习近平主席表示，日本将积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与中方进行合作。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与安倍会谈时，决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5月9日，在李克强总理和安倍晋三首相的共同见证下，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关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的备忘录》和《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2018年9月25日，中日为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设立的官民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首次会议，这是中日间首次针对“一带一路”合作召开的专项会议。由此可见，中日两国正处在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第三方市场合作尤其受到重视，被置于经济合作推进器的高度。
按照国际通行的人口统计学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一标准，日本已于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后，社会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深。例如，日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1970年的7.03%，迅速增加到2017年的27.05%。社会抚养比迅速上升，使日本成为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潜力
(一)中日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
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过程，并从中持续获益，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为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辐射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亦具有相对雄厚的经贸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逆转、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于是，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势必下降，而很难再维持70年代之前超过两位数的GDP增速[4]。但是，彼时的日本政府和经济学界没能正视这一事实，及早在经济结构的供给侧作出相应调整，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日本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所在。最终，日本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了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泡沫的持续膨胀和最终破裂，日本经济就此经历了所谓“失去的20年”。直到现在，“安倍经济学”的本质依然是着眼于需求侧，对于改善日本国内市场的生产要素供给并无实质助益。
但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进行海外投资，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国际投融资经验。截至2015年末，日本海外净资产连续25年居世界首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日本通过“产、官、学、研”的一体化协调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信息及制度支持。日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本地化的人才培训，以教育和文化产业等软实力提升公共产品形象[7]4-5。在加速实现传统能源行业向价值链高端跃迁的同时，日本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新能源利用等领域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中日双方在新型能源产业的信息处理、技术创新、融资安排、人文交流等方面如果能够加强合作，将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全面优化东亚地区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7]6。
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和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总和，而日本和中国都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涉及经济体极为广泛的经济合作平台，具有突出的发展潜力，能够在主要经济体普遍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可观贡献。对于国内消费市场长期低迷的日本来说，中国既是其产品贸易的主要出口市场，又是其服务贸易的重要客源国。对于国内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崛起、消费需求相应增加的中国而言，日本同样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消费目的地国。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中日贸易规模、促进两国投资往来，形成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区域性跨国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过去20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即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为1.4左右，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1973年，日本出生率在达到19.40‰的峰值以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到2017年，仅为7.50‰左右的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滑，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2005年日本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自然减少，到2011年则正式进入持续负增长阶段。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降至10 059万人，2100年将进一步降至6 414万人。从供给层面来看，老龄化问题和少子化问题加剧，势必使得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最终成为制约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11.3%大幅上升至2010年的20.9%，但劳动参与率却由1955年的70.8%急剧下滑至2015年的59.6%[13]。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供给侧问题正在向需求侧加速传导，近年来，日本国内消费需求日渐低迷，经济活力明显下降。
当然，“任务型教学模式”在音乐治疗专业英语课堂实践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在以后的教学中改进。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问题，使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此同时，以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波动、政府资产负债表扩张、人口机会窗关闭、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面临双边和多边摩擦等问题，与日本的发展历程有相似之处，双方面向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理应具备更深层次的互信互谅基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年来，中日企业在商务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入。在最初的20年中，中国立足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特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用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与日方的优势资金和技术展开合作，催生了广阔的合作前景。在之后的10年中，中国始终沿着成本和阻力较小的技术路线演进。而日本则看重中国庞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最近10年中，中日合作的基本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且中国在IT、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已有反超日本的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深化国际技术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11]。反观日本，作为岛屿国家，其与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不顺畅，成为了日欧经济交往的瓶颈。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跨境合作方式，有助于日本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海权国家，打破孤悬远洋的地理局限，减少其参与大陆国家商贸往来的经济成本。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总体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12]。因此，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日本在更加广阔的区域范围内，增强经济的辐射能力。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期间，举办了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日双方共计约1 500人出席，政府机构、企业和经济团体共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涉及基建、物流、IT、金融、能源等多个领域，金额超过180亿美元。日方已经意识到，中日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是双方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
(二)中日人口结构的互补性
在中日处理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经济互惠是包括政治互信在内的一切合作的基础。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为7年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在此期间，中日两国在经济合作、安全保障、科技创新、文化交流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以第三方合作为主要切入点，双方共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中日双方在技术创新、金融、贸易、体育产业等领域签署的10余项政府间合作协议。在11月26日的中日首脑会谈中，习近平高度评价了日本对第三国基础设施投资显示出的合作姿态，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而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亦对于此次合作普遍给予积极评价[6]。应当认识到，维持和保障经济持续复苏，是安倍政府得以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条件，因此，日本加强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其国内国际利益的诉求，这是支撑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经济逻辑。
中日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中日经济结构不同，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从产业结构即经济的供给侧来看，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向第三产业全面倾斜，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0%以上，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5%左右。与之相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以第二产业为主，直到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8年上半年，三个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3%、40.4%和54.3%。从双边投资结构来看，随着中日经贸关系不断改善，近年来，双边投资关系由日本对中国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2017年，日本对中国投资约32亿美元，金融、保险和零售等领域逐渐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8]；中国对日本投资超过2.54亿美元(约合239亿元人民币)，投资领域从制造业向数字经济、通信技术、旅游服务等领域拓展[9]。中日双边直接投资所关注的重点领域互补特征明显。从双边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附加值以中低端为主，同时进口处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知识密集型产品。2017年，日本自中国进口主要商品构成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1)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2)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3)塑料及其制品。日本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构成排名前三位分别为：(1)车辆及其零附件；(2)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3)有机化学品。中日双边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10]。近年来，中日经贸合作呈现企稳回升态势，2017年双边贸易额重返3 000亿美元，且日本对华投资加快回升。中国对日跨境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投资增多，旅游业的综合带动效应表现强劲，访日中国大陆游客超过73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以上。尽管受限于民族感情等复杂因素，中国消费者在对日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态度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群体异质性。但总体而言，中国青年消费群体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等日本经济结构中的优势产业，依然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消费意愿。
尽管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出现绝对下降，被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已经完成的重要标志。但整体而言，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依然高达73%以上[14]，这一数字甚至高于日本1955年的水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在10亿数量级，依然是全球劳动力资源最为充沛的经济体，从而为中国通过人口素质的有效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占比的下行压力，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中日双方都试图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经济活动实现机器生产对于人力用工的部分替代，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劳动力供给优势，依然可以在中短期内满足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岗位创造和就业需求。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建设为契机，中日双方有望进一步放开劳动用工与雇佣管制的不当市场规制，通过加深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减少扭曲，提升国际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
四、结论与启示
日本是现代化强国和“东亚奇迹”曾经的缔造者。但其后陷入“失去的20年”，则是日本的宏观预判、调控能力、制度供给能力和体制僵化等诸多深层次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经济逻辑：从政治角度的历史视角来看，社会意识和国民心态的调整势在必行，而民间企业界已经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从政治角度的现实视角来看，政治上依附于西方强国而丧失相对独立性，会使得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更受掣肘，冲破成见则意味着更多的务实合作和双赢局面；从经济角度来看，如“安倍经济学”般继续盯住国内市场的总需求刺激政策无助于要素市场的真正改善，反而有可能将日本经济继续拖向“失落的30年”，而加强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合作，则符合国内国际两类利益的诉求。
“一带一路”倡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依托，贯穿亚欧大陆，向东连接亚太经济圈，向西进入欧洲经济圈，沿线涉及世界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是世界跨度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新兴经济带。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将提供运输、电力、饮用水等多个方面的基础设施改善和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人类减贫与和平发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必将像古丝绸之路一样，为各国带来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出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目的在于实现最广泛的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将在“十三五”末消灭绝对贫困，通过国内发展，为人类的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当前，中国与日本分列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但中日分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又具有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40年的快速发展，是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日本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建设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中日应当通过友好合作，为两国人民造福，继续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管理理念的运用十分重要。当代经济背景下，只要对知识管理理念合理运用，将会使旅游企业人才的潜力被无限开发。除此之外，企业与人才之间应对知识管理理念进行积极探讨与交流，使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得到创新，这也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旅游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通过多种方式使人才得到锻炼，在企业与人才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使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得到创新。
在这期间，黄菊同志亲自听取了方案汇报，指出了方案进一步优化的三个结合原则，按此原则，我们最终综合形成了陆家嘴金融商贸区的形态规划方案。
[参 考 文 献]
[1]谢东丹, 杜颖. “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日合作趋势探析[M]//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2018).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339-354.
[2]张碧波.中日关系史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
[3]邹圣婴,陈强.“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方外交史:发展与前瞻——第十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日本问题研究,2018(6):78-80.
[4]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3-29.
[5]廉德瑰.战略考量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J].日本问题研究,2018(5):1-6.
[6]刘阳.日本各界积极评价安倍访华成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1-07.
[7]杨伯江,刘瑞.“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日本因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秦兵.中日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J].东北亚经济研究,2018,2(5):31-43.
[9]张晓兰.中日经贸关系新动向及合作契机[J].中国物价,2018(12):19-21.
[10]朱宇.中国—东北亚国家年鉴(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791-792.
[11]闫春,李斌.“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中国国际技术合作的对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2):116-125.
[12]马文秀,乔敏健.“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与评价[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5)：85-94.
[13]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日本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J].中国商界,2017(z1):90-95.
[14]田雪原.中国人口素质步入全面提升新阶段[J].东岳论丛,2018(1):24-35.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of Japan ’s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Ying -fu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dheres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provides an open framework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 explore more suitable models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 of Jap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pragmatic mentality of Japan’s national character and Japan’s political vision to get rid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seek stronge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upports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other hand, Japan’s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nearly 20 years of sluggish growth, and is currently plagued by supply-side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ag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and Japan well complements each othe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multilateral openness, China and Japan have broa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If Japan can successfully grasp the opportunity and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and so on, there would be opportunity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a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structure; demographic structure;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 (2019 )03-0020-07
DOI :10 .14156 /j .cnki .rbwtyj .2019 .03 .003
收稿日期： 2018-11-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国家劳动与雇佣管制研究”(17ZDA041)
作者简介： 李英福(1971—)，女，黑龙江牡丹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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