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维社会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社会思维学”和“思维社会学”的界定。关于“社会思维学”，张育铭同志界定为：“社会思维学就是研究和探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下，人们（即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社会实践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社会思维学是以思维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性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见《晋阳学刊》1993年第4期）在另一文中，他又进一步讲道：“社会思维学是研究现实社会中，人们（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实践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具体思维活动的。”（见庆祝全国思维科学研究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论社会思维的基本规律》）曾杰同志不同意张育铭同志的界定。他界定道：“社会思想学是一门以人的集体思维及其规律、个体思维与集体思维的相互作用为特定对象的思维科学”。他认为这一界定符合钱学森同志的说法：“社会思维学要研究人作为一个集体来思维的规律，它与集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对人的影响。……在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里要研究集体和集体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对于一个人思维的作用；那么，反过来说，个人生活在社会里，他对于社会的集体也有作用、也有贡献。因此，我们要研究个人和集体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在思维方面的相互作用。”（参见曾杰《试论社会思维学的对象和体系》，转载于《新华文摘》1995年第1期第28-31页）。我认为，社会思维学作为思维科学中的一个基础学科，张育铭同志的界定是比较周全和合理的，是符合钱学森同志的一些想法的，而曾杰同志的界定则显得狭隘和片面。作为基础性的思维科学，社会思维学不能只在集体思维及个体与集体思维的相互作用的圈子里作纯思维研究，应该超越纯思维领域去研究思维与社会的关系。其实曾杰所提出的六条社会思维规律也多与社会有关，如第三条“社会思维承续接力规律”讲的就是当下的社会思维与历史上的社会思维的关系；第四条“社会思维周期演进规律”是讲“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的；第六条“社会经济方式决定社会思维方式的规律”讲的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思维的关系，这都超出了他的社会思维学的定义。如果脱离社会实践，仅就个体和集体在思维上的作用来研究社会思维则是抽象的思维学而不是具体的思维学，我想曾杰在建构其社会思维学体系时大概也不会就思维去研究思维，如他就把人的“活动”视为“人类思维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或“历史起点”。此外我也不同意曾杰性的另一看法：“如果把社会思维学界定为‘以思维和社会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为其特定对象’，那就势必会混淆思维科学和哲学、社会思维学和社会哲学之间的界限，从而使社会思维学这门新学科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古往今来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的对象，不是思维学研究的对象。我们知道，哲学的基本问题决非古往今来永恒不变，如古代本体论以本体和派生物为基本，近代认识论以思维和存在为基本，而现代马克思则以人的活动与环境的变化为其实践哲学之基本。如果我们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立场，那么作为基础性的社会思维学就应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与人的社会思维活动为基本问题，它所侧重的是社会实践对社会思维的制约和基础性作用及人们之间在社会实践中的思维活动及其规律。我认为张育铭同志对社会思维学的界定是以马克思的实践活动论思维方式为哲学基础的。如他提出的社会思维学的三大规律即：“一、人们的社会思维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二、人们的社会思维是以利益为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目的性追求为其出发点和归结点的，进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三、人们的社会思维是在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这都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的人类活动论或人类实践论之思维方式。这与马克思的实践历史观在论域上既有区别又有重叠，这里的重叠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因为社会思维学本来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如此界定社会思维学不会象曾杰所说“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下面谈谈社会思维学和思维社会学的关系。我界定“思维社会学”所取的，也是马克思的以人的活动与环境的改变为基本问题的实践活动论立场，而不是以思维和存在为基本问题的认识论立场。我在提交庆祝全国思维科学研究十周年纪念会的论文《智能史观刍议——兼议思维社会学》（后发表在《岭南学刊》1993年第5期）中界定：“把思维或智能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一方面要研究自然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思维的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要研究思维活动的发展对自然和社会活动的作用，我称这一研究为思维社会学研究”。这里我要说明的是，社会思维学和思维社会学虽然都以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的思维活动为基本问题，但两者在研究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前者侧重研究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思维活动的制约和基础性作用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思维活动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主要是一基础性思维科学；后者则侧重研究人类的社会思维活动对人类社会实践的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及思维的社会功能、社会思维与社会实践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是一特殊性的社会学或历史观。可见不论是社会思维学，还是思维社会学，它们作为具体科学，并不会混淆与哲学的界限。下面谈谈我是在怎样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上提出思维社会学或实践智能史观问题的。
二、思维社会学是思维智能学与社会历史观有机结合的新的生长点。我们传统的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结构的历史发展，基本不涉及人个体和人集体的思维智能的发展，可以说是失落了人的思维灵魂的历史观。在那里虽然涉及到与社会存在相对的社会意识，但揭示的主要是社会存在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不涉及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人的思维根源，也不涉及人的思维智能的产生和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而我们过去的思维科学的研究主要是揭示人类的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一般不研究人类思维和社会存在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一般也提到实践对思维的基础作用、社会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但不过是抽象地提提而已，没有深入地具体地揭示社会存在和思维智能的深层关系。而社会思维学和思维社会学则是要从不同的侧面具体地揭示它们之间的深层关系。从思维社会学的角度讲，它就是要将人类的思维活动放到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对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和决定性作用，由此才能从更高的视角看到人类大脑的思维智能在宇宙演化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现代科学的共识是：在5万年前，人类在人种学意义上的进化基本停止了。而5万年前至今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实际上本世纪由人类实践所引起的地球表面的变化则是天翻地覆，人化自然使原始自然面目前非。人类的商品社会前的社会发展是相当缓慢的，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人类社会突飞猛进，尤其是信息科学技术的兴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人类社会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那么，近现代社会如此发展的根源何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么人的本质力量是什么？是人的体力吗？其实现代人的体力与古代人的体力并无多大的差别，就是人手的灵活也不比古代人强多少，根本的差别在人脑、在人脑的思维智能，所以人的本质力量实质上就是人的智能，是人的智能通过对象化活动——实践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其实人和猿的差异本质上是人脑和猿脑的差异，古代人和现代人、先进人和落后人的差异主要是人脑智能的差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不发达的差异则是人群综合思维智能的差异。当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进一步说，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思维素质的现代化。就连足球赛，人们也懂得主要不是脚而是脑的比赛。由此可以说，人类脑是地球表面的最大负熵源或信息源（当然人类脑的异化或分裂，也是其最大的熵源）。那么，如何通过地球表面人为的熵增和熵减来研究人脑的变化，如何通过人化自然这种打开了的心理学和思维学来解读人脑思维的奥秘，反过来又如何通过大脑思维的熵变来预测世界未来的变化？
总之，从思维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上研究思维人类学和思维社会学，一方面可以使思维学研究展开更广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可以使历史观和社会学研究获得活的灵魂，使我们的历史观研究获得现代化的新形态。
三、我之“思维社会学”研究的设想，是从建构历史观的现代形态——“智能史观”这一角度提出来的。斯大林的哲学模式和传统哲学教科书，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视为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上的推广，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摈斥了马克思独创的实践活动论思维方式，复辟了旧的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将辩证唯物主义搞成了辩证物质本体论，进而推广出社会物质本体论，是一个“见物不见人”、让社会物质结构埋没人的“物的历史”观，而不是马克思的“人的历史”观，当然也就是消解了人的思维智能没有灵魂的历史观。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决不是这种历史观，而是劳动实践创史观，即把人类的劳动实践视为打开人类社会历史的钥匙，历史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实践史。何为实践，马克思早在《巴黎手稿》就揭示：劳动和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何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能力区别为“体力”和“智力”，显然智力较体力更本质。马克思曾结合当时科学和工业实践的关系揭示了工业和人的智能这一本质力量的关系：“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产出来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马恩全集》第42卷第127页）在这里，马克思显然将人的本质力量视为人的心理上的力量，也就是人的思维智能。而工业生产的对象性存在，不过是人的科技智能这一“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现”。（同上128页）到了现代，人类的科技智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的科技智能这一本质力量的充分显示，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科技智能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由此我们进一步将经济建设转移到劳动者的科技智能的提高上。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人的科技智能和管理智能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的第一的动力。如果我们承认人的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我们就应承认，人的科技智能的提高则是社会发展的更根本的动力。这并非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由此我概括出“智能史观”的要义：“人类的智能这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是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顺便说明一下智能和实践的关系，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实践是这一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智能当然要通过实践来显示和发挥，并在实践中进一步确证和提高自己的智能，这里一点也不贬低实践的作用。但实践是在智能支配下的活动，没有智能的支配那么人就无异于动物，动物仅靠本能的支配来活动。当年马克思主要是从感性劳动和实践的层面揭示人对社会历史的创造，隐含着人的意识、意志、情感诸本质力量的深层作用。智能史观进一步结合当代人类智能充分显示的实际，显化了这一深层作用，所以我大胆提出思维或智能史观是实践史观的现代形态。而智能本质上就是人的思维能力。
本文要强调的是思维学的研究要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揭示不同层次的思维智能提高与相应层次的社会诸方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尤其是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揭示思维智能的现实作用。其实国际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言，脑科学或思维学可能是下一世纪的带头学科，预言“后信息社会”可能就是“智能社会”，社会的权力将由政治权力、资本权力转向智能权力。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解决当代经济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智能经济”，认为智能经济可以解决人类失业、效率低下、劳动异化和全球危机等问题。这就为我们的思维学研究提出了更高更重的任务。我们正从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如何把思维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这是更实际的问题。
四、最后谈一谈思维社会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谈话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搞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4—第275页）这显然是把教育和科技放到影响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将教育放在较其它方面更基本的位置上。教育的发展是更硬的道理。而发展科技和教育本质就是发展人的思维智能。我们说“四化”的关键在科技现代化，本质就是人的科技智能的现代化，说社会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思维智能的全面现代化，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就是解放和发展人的智能，说国际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人的思维智能的竞争。我们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思维智能的全面发展。最近邹家华同志就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参见《新华文摘》1995年1期《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思维社会学的重大课题。
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体力的发展和智能的发展。“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一方面，但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思维智能的发展。这就要通过普通教育和全民教育来全面提高人的思维素质，如何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维素质，这就要研究个体人脑和思维的发生和发展，研究思维的结构和功能及规律，研究社会思维，研究人类的思维和人及人创造的社会历史的关系，研究国人的思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
关于国人的思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我国的思维科学的研究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大体是同步的，且紧密相联。这就出现一种倾向，即思维学的研究偏重科学思维方法，这与我们的科学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倾向有关，虽然时下这一研究从左脑抽象逻辑思维转向右脑的形象、灵感思维，但侧重的是形象、灵感思维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但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只局限于科学认知思维方式，社会的全面发展也不能经济独军突进。那么，人的思维智能的提高就不仅要在科学认知上，而且要在社会评价和生活审美上全面提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思维学的研究要拓展到经济、政治、道德、法军事、外交、全球诸领域，相应开展经济管理思维学、政治思维学、道德思维学、法律思维学、军事思维学、外交思维学以及全球问题思维学的研究，一句话就是开展社会思维学研究并与社会的发展全面结合起来。可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哪些方面，思维学就要跟到哪里去研究，因为思维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灵魂。
关于思维学研究与教育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也有偏向，即侧重人的科学认知思维方式的研究，这也与我国教育上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有关。现代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和思维素质的全面提高主要靠国民教育，如果我们在教育上畸型发展、那就会象畸型的劳动一样导致人性的异化。人脑思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是一多层次动态超繁大系统，人脑思维的全面发展取决于这一系统的协同优化互补组合，这就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思维学深入到各个教育科目，也可以说每一科目都对应着一思维学的研究，思维是任一学科的灵魂，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进行对受教育者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综合研究，以人脑思维系统的协同优化互补发展为重点，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教育阶段开始就防止畸型教育导致的人的异化。我们的教育思维学和思维教育学研究应为改变落后教育方式做出自己的努力。
思维学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我们是一个人口压力大、人均资源短缺、国民教育落后、后天素质差的大国，如何在这种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确定其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前面提到邹家华同志提出的“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原则，将社会发展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可谓高明之论。相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而人的思维智能资源简直是“无限的”，把开发资源的重点由自然资源转向人脑资源，这应是实现现代化实现社会全面持续发展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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