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博[1]2006年在《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及其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奠基人Modigliani和Miller(1958)在其开创性文献《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中提出了“在完全市场的假设条件下，如果无税，一个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就是企业价值，与企业的资本结构无关”的命题。然而资本市场并非完全市场，随后金融财务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模型，极大地深化了对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本文通过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行为的国际对比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呈现出明显的财务保守特征，表现为低杠杆效应和股权融资偏好，财务杠杆显着低于主流资本结构理论给出的预测值。根据国外的已有研究，这些公司并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治理问题，说明融资成本低并非高科技企业选择保守财务政策考虑的首要因素，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很难完全解释现代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行为。那么，企业财务政策选择的动因究竟是什么?企业价值是企业财务学的核心问题，企业财务活动都是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进行的，因此，资本结构决策必须从企业价值展开。但是，企业价值主要取决于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值，现金流量实质上反映的是企业与股东、债权人、顾客、员工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其中企业与顾客的交易关系是现金流量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它利益相关关系得以持续开展的前提条件。换言之，企业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客户价值最大化，只有实现和保证了客户利益和其它利益相关者价值，企业价值最大化才有实现的基础。令人遗憾地是，以物质和产品资本为导向的资本结构决策，过分强调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权衡。当市场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从产品导向转向顾客导向，从面向过去到面向未来，从单一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取向转向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时，其它学科已经顺应现实调整思路，企业财务学却仍固守原有的逻辑。因此，追求广义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才是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基本假设。进一步，企业作为实现各方价值的场所与载体，其内在运行的财务机制是什么?高科技企业作为新兴产业，其价值大部分来源于未来业务的增长潜力，其在资本市场上的溢价反映的是它们通过研发推出新产品的能力。高科技企业的财务保守对于保持其现有业务价值，尤其是未来无形资产价值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只有不断对无形资产进行投入，才能保持公司动态竞争优势。持续经营和本身的高风险特征使得高科技企业注重建立与顾客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关系，树立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稳定的预期，形成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多方“专用性”投入的良性互动，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实现企业价值的可持续增长，这是高科技企业选择保守财务政策的基本前提。本文以广义企业价值最大化和持续经营作为对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的逻辑前提和研究主线，在主流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高科技企业企业特征、资产特征、所有者特征与融资政策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理论假设，最后改进权衡模型，给出高科技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决策的优化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文以非高科技上市公司和高科技类上市公司为两大研究对象，分别构建模型。研究发现：某一企业是否是高科技企业，对其资本结构有显着影响。2．对高科技企业内部分行业的研究发现：3C行业的杠杆水平要略高于生物医学行业，但这种差异并不显着。对两类企业负债结构进一步发现：3C行业短期借款比例呈下降趋势，长期借款比例呈上升趋势；而生物医药行业与之相反。这表明：随着整个3C行业的成熟，其风险的可预测性与可控性增强，企业向银行借贷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逐渐转向对长期债务的依赖。而生物医药却正经历着如同十几年前的3C业一样的早期发展阶段，企业数量开始增长、规模得以扩大，但风险也随之攀升，企业扩张所需资金更多地依靠短期借款的增长。3．同国外研究结论一致：与传统企业相比，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外部融资有悖传统啄食顺序理论，呈现出低杠杆效应和股权融资偏好，低杠杆传递着企业价值的正面信号。比较研究发现：(1)实际税率对两类企业资本结构都没有显着影响。(2)企业规模对两类企业有着同方向的影响，但对高科技企业影响程度更大，高科技企业公司规模五年内一直小于传统企业，一旦破产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这为高科技企业低杠杆的财务保守行为提供了实证支持。在对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模型进行改进时，应充分考虑其财务困境导致的公司价值损失。(3)高科技企业保持相对高的现金头寸。(4)与高科技企业高成长特性相对应的债务融资传递了高成长的价值信号；(5)高科技企业经营的高风险与低财务杠杆合理匹配。(6)与假设完全相反的是，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比例与财务杠杆水平无显着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尚不成熟，无形资产投入和存量不仅与国外高科技企业相差甚远，甚至不及非高科技企业；另一方面，中国会计制度对无形资产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严格的会计口径低估了无形资产。4．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中国高科技企业存在财务保守行为，但与国外高科技企业相比，它们又表现出无形资产比例较低、研发投入不足、内部净现金不足以及企业发展不成熟等特点。这就要求在进行高科技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时，既不能沿用传统的模型，也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应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探索出适合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决策模型。因此，本文把现金流引入资本结构模型，对高科技企业无形资产重新界定和强化，引入软性负债，尝试构建了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叁个模型，即现金流权衡模型、净现金流模型、软性负债模型，它们分别与传统企业、成熟的高科技企业(西方的高科技企业)、成长的高科技企业(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对应。5．利用“软性负债”优化模型对清华同方的个案统计研究发现：与国外相比中国高科技企业杠杆比例偏高，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债务融资行为，现金流短缺，发展后劲薄弱，这也是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的方向。令人欣喜地是，清华同方近几年的财务状况逐步得到改善，财务政策趋于理性，在资本结构上呈现出低杠杆效应，资本结构态势向良性方向发展。
邓淑芳[2]2001年在《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中心环节是对企业治理结构和融资结构进行改革，而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问题更成为关注的焦点。所谓资本结构，可以有两种含义。它—方面可以指企业各种筹资来源(包括债务筹资与权益筹资)的构成和比例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指所有者权益以及其构成项目分别占企业总资本的比例。在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上市公司日渐壮大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兴趣。高科技上市公司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极具活力的群体。科技与创新是中国走向21世纪的基调，二板市场筹建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是高科技公司。鉴于此，本文将以高科技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问题为研究对象。 许多文章发现近年来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例远远大于债权融资比例，且股权融资的效益不佳，因而得出结论：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情况下上市公司偏爱股权融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作者以为单单以融资方式的比重来探讨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融资选择问题是不恰当的。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限制了高科技公司的融资选择渠道；对灵活性的看重与财务困境的担心使得高科技企业有采用低资产负债率结构的激励；而数据分析则揭示出高科技上市公司盈利质量(每一元收益的经营现金流含量)与不同的扩张要求直接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选择。在一般扩张水平下，具有良好盈利质量的公司将更多的采用内部筹资来支撑增长，而盈利质量相对差的公司，将使用债务来筹集资金；在大规模扩张下，盈利质量的重要性让位于扩张的需要，在长期债务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配股被用于满足这一时期的资金要求。因此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选择主要服从于企业的增长目标与战略规划。 引入关注的是，数据分析揭示出高科技企业的扩张效益确实令人担心，尽管在配股后高科技上市公司仍保持很高的净资产报酬率，但是盈利质量却大幅度下降，而没有现金流支撑的增长与高报酬是含有极高风险的。分析也发现高科技公司的资产运用效率堪忧。高财务杠杆似乎传递着有关企业价值与盈利质量的负面信号。
曾如淑[3]2004年在《基于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的资金配置研究》文中提出资金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如果忽略对资金的配置,不仅无法满足需要,还可能带来风险,增加持续融资难度,影响企业发展。高科技企业资金需求不足是其发展的瓶颈,因此,有效地资金配置对高科技企业来说尤其重要。但目前国内只重视对企业融资成本、结构的研究,缺乏结合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资金需求与风险特征,对企业的资金配置进行分析与研究。由此如何确立生命周期各阶段合理的资金配置模式解决高科技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值得关注。 高科技企业经营特点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企业资金配置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的资金需求和风险特点,接着根据问卷调查和利用资本市场数据对高科技企业资金配置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应通过完善企业内部融资、强化现金流量管理、建立企业风险防范制度等方面来构建高科技企业的资金保障制度。并根据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及经营特征,针对各阶段资金需求特点,结合对不同来源的资金及其性质的分析,确立与各阶段相匹配的资金配置模式,不断优化资金配置提高企业资金配置效率。论文最后以波导公司近十年来的资金配置情况对前述构建的资金配置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论文的研究对推进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博[4]2006年在《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对中国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国内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包括资本结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但是,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普遍采用就事论事的方法,缺少搭建理论模型的尝试,使得整体的研究深度不足。正是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试图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范畴,对比分析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与一般企业的异同。在综合各种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12大因素,以整体上市公司和高科技类上市公司为两大研究对象,分别构建模型。
吴超鹏[5]2009年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文中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这是众所周知的。根据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公布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中国在亚洲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印尼;根据世行公布的法律指数,该法律指数的成分之一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在195个国家中排名95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理论上讲,在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地区,企业的研发投资意愿应该不强。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研发大国”——根据世界经合组织报告,2006年中国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位居世界第叁,2002-2006年间中国企业研发费用增长率世界第一;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大会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调查统计,中国超过所有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如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实现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是否中国企业与众不同,他们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来保护其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还是存在其他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支持中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大问题。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跨省比较分析来考察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状况的不同是否影响各省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以及研发产出。研究发现:(1)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较强的省份,高科技企业更可能获得各类外部融资:外部债务融资、非正式金融机构债务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他们也更愿意将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并开发出更多的专利技术和新产品。(2)虽然我们上述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否存在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因素,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提高了高科技企业发展水平,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伪相关”呢?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发掘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的作用机制,那么显然二者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而非“伪相关”。作者设计实证检验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以下叁个作用机制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技术容易被竞争者仿制和盗取的“外部性问题”;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公司因担心研发项目信息被泄露而不愿向外部投资者披露信息,从而融资困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叁,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减少中外合资企业的“代理问题”——中方股东很可能将外方股东所提供的先进技术挪为他用,致使后者不愿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上述研究结果对本文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内高科技企业的投融资行为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作用,其总体水平仍然落后,外资高科技企业似乎不该将中国作为研发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与国内企业不同,外资企业是可以选择到其他知识产权保护较强的国家进行研发投资的。因此作者推断: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到中国进行研发投资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经典定义来自LLSV(1997):“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们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Knack和Keefer(1997)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互信、社会公德、和团队精神。基于世界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LLSV(1997)发现中国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互信水平是非常高的,在全球40个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而Allen,Qian和Qian(2005)则进一步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较高的社会互信主要受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对中国企业主的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还表明:100%的企业主认为如果企业破产了,那么经济上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信用和声誉的损失来得重要。可见,守信用在中国这种关系型社会中是非常被看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很高,人民的诚信度和公德心很强,那么即使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该国人民也较不可能去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以社会资本可以作为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重要机制。为检验这一机制,我们考察了各省社会资本水平差异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是:(1)在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保护水平,政府廉洁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同行业密集度,上、下游行业密集度,基础设施建设,薪酬水平,人力资源丰富程度,政策优惠哑变量之后,社会资本比较高的省份更容易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的进驻。而且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也更愿意与当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并且研发投资意愿较强。(2)在高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逐年提高;相反地,在低社会资本的省份,外资高科技企业的研发强度却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测相一致,说明外资高科技企业对当地社会资本的逐步了解,逐步积累经验,并对当地人的诚信程度做出了逐步的反应。这些结果回答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社会资本可以起到了替代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此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我们还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地区)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我们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是来自于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将更重视合作伙伴和员工的诚信程度,因此他们会选择到社会资本比较高的地区进行研发投资。(2)如果外资高科技企业来自于中国文化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非常陌生,因此为减少风险他们也将选择在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省份进行投资。(3)来自风险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投资决策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4)对比其他国家的外商投资者,具有华人血缘关系的外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投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依赖程度较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基于关系与声誉的治理机制,来应对当地人的不诚信行为。(5)历史上曾经交战的双方仍然很难忘记仇恨,历史上与中国交战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更不可能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也更不愿意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战次数每增加一次,两国投资者建立合资企业的概率就减少3.2%,来自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研发强度减少0.6%。这些研究结果从多方面拓展了“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改进与创新等。第二章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财务”,“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都是交叉学科领域,目前该领域的文献不多,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财务学、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阐述知识产权保护及社会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研发投资、研发产出、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等财务决策的作用机制。第叁章制度背景分析。首先介绍中国现行的主要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然后我们讨论了中国各省知识产权执法状况的差异;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各国(地区)社会资本水平以及中国各省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差异。第四章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具体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叁大作用机制。第五章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外资高科技企业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选择的影响,接着作者讨论了外资高科技企业来源国的社会资本和国家文化如何影响投资国社会资本的作用效果。第六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包括研究结论与启示。本研究的主要改进与创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里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数据能比中国的数据有说服力,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之差,而高科技产业发展之快,无“国”能出其右。中国如何在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又快又好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一问题为世人所困惑,也为世界所瞩目。本文利用了中国科技部提供的包括2001-2005年间中国所有高科技企业的数据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首次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高科技企业外部融资、研发投资、和研发产出的影响,并率先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在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为中国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规划和制度建设提供一个决策依据,而且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了解和借鉴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第二,本文是第一篇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引入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论文。前人的研究主要从跨国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条文不同对各国经济增长(Gould和Gruben,1996)、技术变革(Moser,2005)、外商直接投资(Javorcik,2004;Du等,2008)的影响。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而且他们所采用的跨国研究方法无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影响,因为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既有法律条文的不同,又有执法水平的不同,二者无法清楚区分。我们采用跨省研究而非跨国研究方法,因为同一国家的不同省份只有执法力度的差异,没有立法水平的差异,这使得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第叁,本文首次提出社会资本可以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替代机制,并率先应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原理来研究外资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区域选择、股权结构选择和研发投资选择等问题。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LLSV,1997;Knack和Keefer,1997),金融发展(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4a),股市参与(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a),双边贸易和跨国投资(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8b)以及风险投资(Bottazzi,Da Rin和Hellmann,2008)的影响,但将社会资本引入股权结构选择,以及研发投资决策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尚属首次。第四,本文率先构建了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前人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一个国家是否颁布一些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或者签订一些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进行评分,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Park和Ginarte,1997)。但是这类指数只是说明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与否,却不能用于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本文所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指数,希冀能为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与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方法。第五,本文具体解析了法律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自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开创“法与金融”研究领域以来,尽管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备受瞩目,但研究者始终没有能够清楚地说明宏观层面的法律保护究竟是通过什么经济学机制来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融资行为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并选择了与该法律切身相关的行业——高科技行业,提出、检验、并证实了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是通过叁大经济学机制影响企业(高科技公司)融资行为的:(1)减少外部性问题;(2)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3)减少代理成本。第六,本文还对“文化与金融”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有益的拓展。作者考察了外商投资者来源国的社会文化如何影响其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其中,社会文化包括:文化差异、血缘关系、风险回避程度、社会资本、战争史、语言、地理距离等诸多方面。迄今为止,“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有零散的一些研究(见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的研究综述),因此对这个领域的任何拓展都有利于吸引越来越多的有兴趣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更深层次的探讨。第七,本研究参加了学术领域的一场大辩论,也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强劲而制度缺陷明显的悖论。Allen,Qian和Qian(2005)认为LLSV的法律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很难解释中国为什么法律体系不完善,经济却取得迅猛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法律似乎不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因为存在一些替代的治理机制如声誉机制和关系机制。Ayyagari,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2007)批评Allen,Qian和Qian(2005)夸大了声誉和关系机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Fan,Morck,Xu和Yeung(2007)也批评说:中国经济增长却快于发达国家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均GDP的起点比较低,所以增长空间大。本文一半支持也一半反对Allen,Qian和Qian(2005)的观点,我们的跨省研究表明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是起作用的,因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是必需的,它可以起到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作用,但法律的替代机制也是存在的——社会资本可以起到吸引外资高科技企业进驻投资的作用。这些结果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照搬一下西方的法律制度就一蹴而就的,重视和加强法律的执法力度很重要,而法律以外的因素比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和传承五千年文明史留给我们的儒家诚信文化,夯实我们的社会资本基础,也同样至关重要。
王俊[6]2004年在《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各国政府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开始逐渐重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过去计划经济大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中国政府长期重视大企业的发展，忽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府才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受政府的影响和实践的制约，学术界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还很不系统、深入、成熟，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国外文献偏重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其理论分析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国内大部分文献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探究和宏观对策建议的较多，理论分析不够。 本论文首先对现有的企业融资理论进行了梳理。马克思的企业融资理论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发展中信用制度的演变来研究企业的融资，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普适性。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则是通过融资方式的选择对资本结构与企业市值的影响，比较微观地分析了企业的具体融资行为。但是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是建立在对大企业研究的基础上，并不完全适用中小企业的融资研究框架。从理论上说，新资本结构理论中Myers的新优序融资理论的分析框架较适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分析，但它属于对企业融资问题的静态考察，而中小企业是具有潜在的高成长性群体，在每个成长阶段都有不同的融资需求和偏好，即具有成长周期的动态性特点。 乡镇企业决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在中国，福建省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福建乡镇企业的融资状况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代表性。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上，本论文重点以福建乡镇企业为例，来考察中小企业的具体融资实际情况。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知道：福建乡镇企业产权变迁是有深刻的融资动因的，在其产权逐步清晰化后，体制光环消失，跟大多数中小企业一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遭遇融资困境;福建乡镇企业资金使用效益明显下降，其中流动资金对净利润的贡献率明显降低，而固定资产等长期性资金对净利润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较之短期资金，乡镇企业的长期资金更为短缺，在长期资金中，乡镇企业更偏好权益性资金，其次才是银行的长期债务融资。长期资金的短缺，说明中小企业融资难不在于资金的短缺，而是在于融资渠道狭窄。 融资渠道狭窄，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受历史因素影响，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具有“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外生性特点，缺少市场自发形成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即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是政府而非由市场自发形成，所以在市场还无法形成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机制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还是有赖于政府的支持:在直接融资体系上，建立中小企业证券市场和健全风险投资体系;在间接融资体系上，发展中小商业银行和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在信用体系上，培育社会信用文化，加强个人、企业和社会的信用体系规范建设。
占阿枚[7]2015年在《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探讨》文中研究指明资本结构对企业的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资本成本以及收益分配。学者们通常会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有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资产流动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术界也一直致力于研究企业流动性资产的最佳持有量,使企业资产达到最佳资本结构。资产流动性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目前国内外不同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目前高科技企业是国家提倡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其价值的评估与传统企业不同,并不是由企业的销售业绩及固定资产的多少决定,而是由未来业务的增长潜力决定,增长潜力则是通过研发推出新产品的能力体现。只有加大对研发部门的投入,成功推出新型的研发技术和创新产品才能使企业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由于研发新技术需要新型设备及优秀人才,为了保证研发的成功,企业需要大量现金的投入,因此高科技企业自身必须保持极高的现金头寸。根据优序融资理论,流动性资产充足的企业会首先用自身的流动性资产为企业的短期项目筹集资金,然后才利用对外举债;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留存的流动性资产越多,股东牺牲债权人的利益控制企业资产达到自身目的的可能性增大,这会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企业对外举债的成本增加,使得企业减少负债比例。因此,本文通过研究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探讨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又由于在研究两者关系时,常常要考虑管理层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探讨两者关系时,进一步探讨管理层资产处分权对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影响。本文以高科技企业为背景对资产流动性和资本结构的关系及管理层资产处分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对资产流动性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并使得企业管理层能够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企业治理角度出发,为管理层权利的分配提供指导,给予高科技企业在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及资本结构决策方面提供指导意见。本文的内容框架为:首先,介绍了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相关性的研究背景与写作意义,以及文章的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其次是学界目前对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及管理层资产处分权对两者关系影响的相关文献综述。根据对学者们研究的总结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资产流动性如何影响资本结构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然后,对高科技企业的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及管理层资产处分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相关假设;再则,本文以2011-2013年间我国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用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科技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对资本结构产生负向作用,即高科技企业流动性资产水平越高,高科技企业财务保守行为越明显。另外,管理层资产处分权对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有显着的抑制作用。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我国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和资本结构状况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为高科技企业流动性资产持有量提供指导并解决其财务杠杆过低问题,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供一定帮助。
严鸿雁[8]2013年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动态资本结构理论认为,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选择成为一个动态过程,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的实际资本结构偏离其最优资本结构,因此企业需要不断地调整其资本结构以达到最优状态。国内外研究都观察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平均负债率水平明显低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呈现出明显的“低杠杆”特征。但是在进一步经验分析高新技术企业这种“低杠杆”特征的影响因素时却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因为资本结构理论并不是用来解释实际可观测的资本结构之间的差异,而是来解释不同公司间最优资本结构之间的差异,因此局限于静态研究框架,无法解释观察到的这种“低杠杆”现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低杠杆”特征的本源,是由于最优资本结构较低?还是因为未能达到最优状态?哪些因素导致资本结构无法达到最优状态?怎样才能实现资本结构的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判别方法,将中国上市公司划分为“高新组”和“非高新组”,通过对资本结构特征的统计分析,发现与非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相比,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确有很明显的“低杠杆”财务特征。研究同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在年度、行业以及生命周期方面存在显着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在分析资本结构决策时考虑宏观经济、制度、行业以及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高新技术企业“高风险”、“高收益”、“无形资产和技术创新的特殊地位”的特征,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目标负债率低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速度不存在差异”的研究假设。由于最优资本结构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为防止结论的片面性,本文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1999至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和Tobit回归多种方法进行估计,将模型的拟合值设定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同时考虑行业年度中位数负债率作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替代指标。通过Permutation Tests组合检验的方法比较“高新组”和“非高新组”各个最优资本结构的差异,“高新组”比“非高新组”目标负债率低的假设得到了验证。进一步构建准动态模型,分别用两阶段和一阶段估计方法估计优化速度,分组检验,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方法比较两组优化速度,检验结果表明,“高新组”和“非高新组”优化速度不存在显着差异。在动态研究框架内,上述两个理论假设得到检验,可以从理论上解释高新技术企业低杠杆的现象：即高新技术企业特征决定了其最优资本结构较低,因此,在总体动态优化速度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负债率较非高新技术企业低。资本结构动态优化的实质是一个动态调整与控制过程,首先需要辨识资本结构动态优化的影响因素。按照维格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因素分析,结合资本结构优化行为的具体情况,把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的因素简化为以下四个主要特征变量：调整数量、公司特征、资本结构优化的决策效率和外部市场因素。通过对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优化速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偏离最优负债率的程度与优化速度显着负相关；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资金缺口与优化速度显着正相关；公司内部治理效率和外部环境与优化速度显着正相关。第二、为了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程度,将最优负债率与实际负债率之间的比值定义为“最优比率”。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负债不足,最优比率的均值为1.146。第叁、基于动态研究视角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实际观察到的负债率自导入期至衰退期,随着成长性的减退,逐渐降低,但是最优负债率则出现随着成长性降低,目标负债率增加的趋势。这种背离通过分析不同生命周期资本结构优化速度影响因素的差异得到了解释。最后提出实现资本结构的动态优化,首先要关注资本结构的动态最优状况,资本结构动态优化能否实现的核心则在于优化速度。进而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提出实现资本结构优化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潘慧凡, 许昊[9]2018年在《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治理结构的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合理的资本结构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优化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文章通过收集2012~2016年50家高科技上市公司及50家一般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以动态的视角分析问题,针对我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李荣怀[10]2016年在《TY高科技有限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指出自第叁次科技革命以来,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科技、知识、经济、技术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高科技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于各行各业。这些企业主要以知识技术为载体,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传统企业有着显着的区别,需要加以研究和探讨。本文结合现有的资本结构及优化理论着述对TY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本结构状况予以分析,探讨了该公司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实现该公司的资本结构优化继而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全文分六章展开:第一章,绪论。交代了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方法和对近年来关于资本结构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并加以述评。第二章,资本结构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首先明确了资本结构有关概念以及高科技企业的界定,然后将资本结构理论按其发展历程具体展开论述。第叁章,主要是TY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本结构现状分析。主要阐述TY高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资本结构现状以及现状的分析。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在第叁部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行业代表性企业进行对比发现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主要内容是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依据据资本结构优化的原则、标准与目标,综合考虑内外部资本结构优化影响因素,提出具体优化策略。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最终得出结论:TY高科技有限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合理,应通过一系列措施加以优化;资本结构优化关系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资本结构优化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高科技企业应通过确定最佳筹资方式组合来实现企业资本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 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及其优化研究[D]. 吴博. 四川大学. 2006
[2]. 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研究[D]. 邓淑芳. 厦门大学. 2001
[3]. 基于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的资金配置研究[D]. 曾如淑. 中南大学. 2004
[4]. 中国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J]. 吴博. 经济问题. 2006
[5]. 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国家如何发展高科技产业？[D]. 吴超鹏. 厦门大学. 2009
[6]. 中小企业融资：理论与实证研究[D]. 王俊. 厦门大学. 2004
[7]. 高科技企业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关性探讨[D]. 占阿枚.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8]. 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研究[D]. 严鸿雁. 天津财经大学. 2013
[9]. 高科技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潘慧凡, 许昊. 中国集体经济. 2018
[10]. TY高科技有限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D]. 李荣怀. 江苏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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