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论文,国学论文,关系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2-0162-15
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将梁启超一生的智力活动，分为四时期，并认为：“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忘情国艰民瘼。”①张荫麟的“四期说”一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浦江清曾评价说：“荫麟纪念梁任公之文……甚佳，颇能概括梁先生晚年思想上及学术上之贡献。”②在已成显学的梁启超研究中，关于第一、二、三期的论述，堪称成果坚实、名作纷呈。相比之下，关于“第四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而在薄弱之中，关于梁启超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关系之研究尤为如此。尽管在绝大多数的梁启超传记中，都会提及梁启超在“第四期”与清华国学院的特殊关系及其讲学情形，但均语焉不详。常见的叙述一般如此：“年四十六，漫游欧洲。翌年东归，萃精力于讲学著述”。③“戊午冬出游欧洲一年，庚申春归国。自是主讲清华、南开、东南诸校，专事著述”。④“庚申春归国，专以著述讲论为业”。⑤然而，返观梁启超一生的生命与思想历程，就会发现，梁启超“第四期”的讲学与著述不仅在时间上占据了很大比重，而且对青年学子亦影响深远。在时、空相交错而成的坐标轴上，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恰好可以成为“第四期”研究的凝结点。因此，我们认为，深入研究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不仅能较为全面反映梁启超在“第四期”的实际作为和贡献，而且还能建立一个观察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生态的有效“视窗”。
必须加以注意的是，与清华国学院其他几位导师相比，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更具曲折性和特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方面，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显赫的政治声名以及备受非议的“善变”、“屡变”的思想立场和学术取向；另一方面，由于梁启超比其他人更深入参与和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转型过程，而清华国学院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新生事物之一。因此，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更显复杂性与多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梁启超与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关系及其内在过程，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个案，从中可以透视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特点、理念、运作及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以此为借鉴，反思当下中国的人文学术教育体制、生态及其弊端。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实证的立场，以时间演变为“述”之经，以意义阐释为“论”之纬，“述”与“论”相交织，力求在对史料的爬罗与阐析之中，呈现那一段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人文性。
一
1925年9月13日，梁启超在致其女儿梁令娴的信中提到：“我搬到清华已经五日了（住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这不是梁启超第一次来清华园。事实上，梁启超与清华学校的关系由来已久，他的内心对清华园这块土地并不陌生。在此之前，他不仅多次与清华园有过紧密接触，而且每次都留下不少具有纪念意义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和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一生相比，显得点滴而又屑小，但它们清晰地记录着梁启超对清华乃至中国现代早期人文学术教育的思考与期待，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段弥足珍贵的思想史料。因此，不仅需要仔细挖掘、梳理，也值得重新解读与阐释。
早在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就曾应邀来到刚创办三年的清华学校演讲，他在题为“君子”的演说中，先借用《易经》乾卦与坤卦的大象彖，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并以之勉励清华学子说：“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⑥在梁启超一生无数次慷慨激昂的演讲之中，这或许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演讲，但在清华园则激荡成响彻历史时空的黄钟大吕——因为清华学校后来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做为校训。梁启超生命与学术中的清华园大门也由此渐渐开启。在此次演讲后不久，“是年冬（1914年）先生（指梁启超）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成。”⑦梁启超在该书的“第二自序”中叙述了这段短暂而充实的清华园生活经历：“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而都中人事冗沓，每日欲求二三小时伏案操觚，竟不可得，于是仍假馆于西郊之清华学校……阅十日脱稿。盖十日间笔未尝停缀矣……其校地在西山之麓，爽垲静穆，其校风严整活泼，为国中所希见，吾兹爱焉。故假一室著书其间，亦尝以此书梗概为诸生讲演，听者娓娓不倦。”⑧从中可以遥想当年梁启超心情惬意且师生之间其乐融融的情形。书成后，梁启超余兴未尽，并为赋示该校校员及诸生诗一篇，其中有几句颇值玩味，亦能概见此时梁启超心态之一斑：“在昔吾居夷，希与尘客接。箱根山一月，归装稿盈箧。（吾居东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虽匪周世用，乃实与心惬，如何归乎来，两载投牢筴，愧俸每颡泚，畏讥动魂慑，冗材惮享牺，遐想醒梦蝶。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郊园美风物，昔游记攸玾，愿言赁一庑，庶以客孤笈”。⑨从诗中看来，僻静清幽的清华园，或许能让梁启超那颗奔竞躁动的心灵获得暂时的栖息，使他在这里有机会重新思考人生的进与退、沉与浮、炫丽与寂寞。也是在这一年（1914年）的12月3日，梁启超于清华学校教职员及各级长、各室长座谈会上，还就所谓“国学”问题，发表了自己见解，他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苟日专心于西学，而荒废国学，虽留美数十百年，返国后仍不足以有为也。”⑩梁启超对“国学”的高调宣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民初的学术界，由于西学的强势冲击而引发的对国学的价值焦虑与强劲反弹。学之“中”“西”，既是贯穿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是考量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坐标。诚然，“国学”之功是否如此之巨，见仁见智，亦不应以任公之论为定谳。1914年间这一系列密切的言行，预示着梁启超与清华园之关系已找到一个良好的契合点，并透露出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情感世界的新关注点：学术和教育，而这两个关注点也渐渐成为他在“第四期”的思想关怀的主导面。
时隔不到三年即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又一次应邀来清华学校演讲，在开场白中，他愉快地回忆起两年多前假馆清华的情形：“鄙人于两年前，吾尝居此月余，与诸君日夕相见。虽年来奔走四方，席不暇媛，所经危难，不知凡几，然与诸君之感情，既深且厚，未尝一日忘。故在此百忙中，亦不能不一来与诸君相见。”言语之中虽不免流露出沉痛的人生感慨，但也表达了对清华诸君念念不忘之情怀。此次演讲题为“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梁启超就“为人之要义；作事之要义；学问之要义”，与清华学子“以相切磋”。(11)演讲之中不仅充满长者与幼者、两个不同年龄层次、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之间的对话，而且也充满着梁启超期待融入年轻生命群体的内心诉求。1920年冬，梁启超又应邀来清华学校作题为“国学小史”的讲演，此次讲演的累计时间之长，为历次之最。(12)他在《墨子学案·自叙》中对此次演讲过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去年冬，应清华学校之招，为课外讲演，讲国学小史。初本拟讲十次，既乃赓续至五十次以上。讲义草藁盈尺矣。诸生屡以印行为请，顾兹稿皆每日上堂前临时信笔所写，多不自惬意。全书校定，既所未能，乃先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订以成此书。”(13)在梁启超研究中，人们常常困惑于梁启超著述体例之芜杂，这也是梁著常为时人所诟病的“缺点”之一，指责固然容易，同情之了解尤为必要。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煌煌数千万言的著述，按照体例的不同，分成不同文体的话，那么，上述的自叙就在不经意间透露了造成其著述“演讲体”与“著述体”不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事实上，《饮冰室合集》中的不少著述，未经校定就汇集成书，因此，“信笔所写”的痕迹犹宛然在目，这就难免有芜杂、粗疏之处。
1921年间，梁启超比往年更经常应邀来清华学校讲演，与清华学校之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期间的讲演有记载的就两次，一次是题为《五千年史势鸟瞰》，尤其值得一提是另一次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讲演，此系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国史时为该校文学社诸生所做的文学讲演，(14)关于这次演讲，当时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曾有一段深情的回忆：“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亮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这一篇讲演分三次讲完，每次讲过，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过这讲演的人，除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15)或许沉浸在演讲的酣畅淋漓之中的梁启超，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话语会如此有效催生着一个年轻人心中文学梦想的种子，尔后在岁月中花开花落。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梁启超除了学术讲演外，对清华学校之校政也有所评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评议的冲动也是他一贯思想作风的体现，即时刻呈现在一种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与深度判断的精神张力之中。如他在《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序》中写道：“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关于本校改革发展诸问题，颇有所蕴积，原预定作一次讲演，题目‘清华学校之前途’。因搜集材料未备，且讲课太忙，迄未能发表，今因《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出版之便，述吾希望之要点如下。”文中提出五点建议：改组董事会；组建一实务性的校友会；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经外交机关之手；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备之大学；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十八年后赔偿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16)且不论梁启超这番话是否一厢情愿，但从这段序言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梁启超在内心对于清华学校的关注，已经从“客座”的身份感转变为“局内人”的角色意识，前瞻性地着眼于清华学校长远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以及追求独立自主的办学体制。角色意识的内在转换，催生了梁启超更寄望于清华教育能形成特色之路，也促使他更明确地对清华的人文教育提出自己鲜明的主张。如1923年2月，在一次与清华学校记者谈话中，梁启超先是批评美国教育是“实利主义”，认为“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个部分的人。”而后，当谈到自己关于教育的理念时，则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关怀与理想，他说：“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沦沦的毛病，然而只做一个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17)梁启超这一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对清华学校与清华国学院乃至后来形成的清华大学之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究竟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由于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无法判断，但在今天，这段话仍然有着意味深长的启发性。
1923年9月以后，梁启超在致友人信中就直接宣称：“下半年在清华讲学，通信请寄彼处。”(18)《清华周刊》也把梁著归入“清华作品介绍”一栏予以绍介，至此，梁启超作为“局内人”的角色定位日渐强固。这一年秋，梁启超以讲师的身份在清华学校讲授“最近三百年学术史”（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和“群学要籍”（隔周四晚七点半至九点半），同时作一些普通演讲，这些讲授和演讲均反响热烈，学生会特地通过议案，请梁启超赓续讲学。(19)尽管其时还非常川住校，活动内容亦纷杂不一，但梁启超上述这些在清华学校的讲演和学术活动有两条线索隐匿其中：一是梁启超与清华学校关系的变化过程，从游移的、客座式向相对明确的、稳定的状态逐步深化；二是每一步的深化，其主导面均围绕学术与教育而展开。
一段崭新的历史似乎呼之欲出。
二
如上所述，从1914年到1925年的十余年间，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偕行，梁启超在这十余年间的人生经历则可谓是栉风沐雨、几经危难。相比之下，梁启超与清华学校的关系，则是难得的风和日丽。尽管断断续续，但这种美好的情缘毕竟润物无声，关系的种子在这种短暂与和谐的氛围中正酝酿着破土而出。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仍有待于梁启超自身生命与思想土壤的深耕与培育，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促使这颗关系的种子在春寒料峭之际初绽新芽。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真正触动梁启超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一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欧游归来后在思想与心态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及其重新做出的价值选择，这犹如那深耕而变化的土壤，加速了种子的生根发芽。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心理变化与价值选择的寻找、确立和最终实现的过程，必然会诉诸一个既新鲜又熟识，而且较为稳定具体的诉求对象，那么，对梁启超而言，重拾学术与教育之旧业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重拾”过程，做一番仔细考量。为此，我们若能对梁启超年谱中的一些史料做一个简要的钩稽，那就会看得相对明晰些。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上年（指1916年）护国运动成功以后，先生原有放弃政治生活的意向和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的计划”，但是自1916年以来，“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内阁问题、复辟问题等，都与梁氏有不可解的关系，所以最后又不期然而然的卷入漩涡里面了”。(20)果然不出时人之所料，1917年7月17日段祺瑞内阁成立时，梁启超受任为财政总长。对于此次就任财政总长职，梁启超“原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21)因此，他于12月30日不得不请辞，在任仅五个月。这样的结局，对于始终交织着入世之自觉和用世之抱负的梁启超精神世界而言，无疑又是一次“饮冰之旅”。他在辞职呈文中感慨万端：“受任以来，竭智尽力，以谋挽救，虽规画略具，而实行维艰。”(22)从此，梁启超再也没有踏入仕途，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内心的诉求对象必然随之发生重大的转移。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诉求对象的转移过程也是个体重新建立新的心理补偿机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必须找到新的意义关注点以填充诉求转移而留下的心理空虚。如果个体不能较快实现这一心理过程，那么，就会使个体人格陷入焦虑不安的心理状态，严重的情形，甚至会导致人格分裂或精神性危机。幸运的是，梁启超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精神出路：重拾学术与教育之旧业，并借此有效建立起自我调适的心理补偿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对梁启超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这是他此后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与专力治学的起点年份，也是彻底实现诉求转移的心理年份。年初，他曾有发起松社的计划，(23)关于此举之目的和功用，其友人张君劢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这样写道：“晨间唐规严来谈松社发起事，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规严之意，欲以此社为讲学之业，而以罗罗山、曾文正之业责先生也。闻百里前在津曾亦为先生道及此举，今日提倡风气舍吾党外，更有何人？盖政治固不可为，社会事业亦谓不可为，可也？苟疑吾自身亦为不可为，则吾身已失其存在，复何他事可言。笛卡尔所谓‘我思，故我存’。惟有我思，故有是非。哲学之第一义谛如是，道德之第一义谛亦复如是。规严之意既为方今救世良药，而又为吾党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处于无可逃之地位，故力赞其说，而敢以就正于先生也。”(24)这是在混乱而黑暗的现实之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勇于承担、勇于自救的精神之路。面对政治不可为的情势，知识分子立身于社会之中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作为，只能也只有学术与教育之事业，张君劢信中的这一番痛心之辞，梁启超读来必定会“于吾心有戚戚焉”。因为这其中深切地触及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价值的最后认同，每当政统崩坏，道统飘摇之际，学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意义据持，并可能由此而激发出更加执着的精神热力来张扬学统的价值关怀，以实现安身立命。虽然在今天我们已看不到梁启超回信的具体内容，但仅从后来他对松社事务的关心，就足以见出他对发起松社的目的与功用的赞同。
然而，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学术生涯中，更具表征性的事件，则是他重燃通史之撰的热情，我们知道，历史写作通常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知识传统中最重大的事业之一，也往往是学统重建中最具活力的方式之一。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诚哉斯言！这一年春夏间，梁启超摒弃百事，开始专心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25)据《年谱》记载，这期间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谈到正在著述通史的情形。如，5月初，他在致陈叔通的信中写道：“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余暇作详书告公，弟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之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26)自负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影响，他的通史之撰，已不仅仅是其个人学术新取向的表征，而成为了一个令时人期待的文化与学术事件，因为在这其中表达着与梁启超思想文化立场相同或相近的部份知识分子的共同想象和价值诉求。在开手著述不久，友人们就对其著述太勤，颇为忧心。如陈叔通在3月30日的信中写道：“通史但日以为程，似不可求速……”。(27)4月19日的信中又写道：“久未接书，静生来，询悉著作太猛，未免稍疲，甚以为念。”(28)可见其时梁启超的著述生活不仅引发大家的期待，也牵动着友人的心。当然，如果站在精神史的视角来解读这种牵动，那么，就会发现，除了友情之外，这种牵动之中还关切着这些知识分子对新的历史想象与精神共同体建构之期待。正是这种心灵的默会与相通，使得报告自己著述的进展，也每每成为梁启超这一时期致亲友信中必会谈及的内容之一。如，5月5日在致籍亮侪书中写道：“……每日著书能成二千言以上，三四月后当有以餍公心目也。”(29)5月7日在致蹇季常书中写道：“献岁以来，覃思述作，彼玩物之习，亦大减矣。”(30)5月10日再致蹇季常，书中写道：“所著书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裦然巨帙，公来时可供数日消遣也。”(31)夏秋间，梁启超在致其弟仲策的信中，更是把著史之时的得意心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写道：“今日《春秋载记》已脱稿，都百有四叶，其得意可想，夕当倍饮以自劳，弟亦宜遥浮大白以庆我也。拟于《战国载记》后，别为《秦以前文物制度志略》一卷，以后则两汉、三国为一卷，南北朝、唐为一卷，宋、元、明为一卷，清为一卷，皆不以羼于《载记》，弟所编资料可从容也。明日校改前稿一过，即从事《战国》，知念奉闻。”(32)在这期间，关于通史之撰的进展，成为梁启超与友人共享的知识话语和联结的精神纽带。这种知识话语的高度共享，正是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共同诉求的可靠通道，也是内在精神的联结方式之一。由于在这期间梁启超著述太勤，致使其患呕血病甚久，其情可感，其思也深，由此可见梁启超著史之深切。但若从更深一层来追问，或许从中可以解读出梁启超此时内心的另一番意味：当诉求对象发生转移之后，必然会刺激个体产生对于重建心理补偿机制的急迫感，正是这种急迫感才能促使个体焕发出如此巨大的意志力。就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言：“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日：‘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一种精神意义之间，跨越历史时空的遥相呼应，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之中历久弥新的共同想象。后来由于病情未见好转，通史之作也就半途而废，(33)对此，梁启超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盖蓄病已旬日，而不自知，每日仍为长时间讲演，余晷即搦筦著述，颇觉惫而不肯休息，盖发热殆经旬矣……”(34)值得注意的是，通史之作暂时中断后，梁启超转而耽读佛书，(35)患病之中的这种阅读转向，也可以看作梁启超人格矛盾的表现之一。从个体人格心理学来看，梁启超是一个入世与用世之心均很深、很重的知识分子，但恰恰就是如此一个人，又常常充满着对佛家出世之心的向往，言谈与著述间也不乏对佛教教理、教义的精微之理解，这种人格矛盾现象，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仅仅是个例，抑或具有普遍性？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追问的课题。
三
1918年底，梁启超酝酿近一年的欧游计划终于成行。是月28日，梁启超偕蒋百里、刘子楷、丁在君、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等六人由上海乘日本邮船横滨丸放洋。(36)尽管此行之目的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全面了解西方社会和文化思想，并以此为参考架构重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是梁启超最为期待的目的之一。在临行前晚，梁启超与友人对此有过深入交流，他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37)欧游途中，梁启超随时随地对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所记述，住在巴黎的时候，曾整理出一部份，后题作《欧游心影录节录》，其中《中国人之自觉》一文，尤能见出梁启超在欧游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见解转变之轨迹。(38)身处一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老欧洲，此时的梁启超产生的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而是反思与批判，并以此为契机，力促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和现实生命力。对其个人而言，这在梁启超思想发展历程之中是一次深刻的大转型，但由于对西方社会的感性体察，由此而产生的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必然是有所偏至，而建立在这种偏至的理解基础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单向考量，也就不可避免地使之遮蔽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所内在的复杂性、局限性，进行更全面、更清醒的评估与反省，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正当蓬勃兴起的大语境之中，梁启超的这番话语与思考就显得有些落寞与孤鸣。1920年3月5日，梁启超抵达上海，宣告历时一年三个月的欧游历程结束。据《年谱》记述，这次归来后，梁启超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重新开始惟用全力从事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和学术著述。(39)梁启超此番所下决心，从他后来的教育与学术作为来看，并没有食言，有《年谱》之记载为证：1920年，仅其所着手的教育与学术事业就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书成。(40)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概论》已是清学研究的经典之作，(41)但学术界对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则关注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墨学的研究，不仅是20世纪墨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份，而且从中还可以读出梁启超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万木草堂之时，梁启超就“好墨子，诵说兼爱、非攻之论。”年龄渐长，仍不改初衷，也曾夫子自道云：“启超幼而好墨，二十年来于兹”。梁启超之所以如此倾心于墨家之学，不仅是因为墨学之“精深博大”、“俊伟而深挚”远非先秦其他学派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墨家的“靡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对梁启超具有强烈的人格感召力，其自号“任公”、“兼士”，亦可见其对这种精神与人格的期许。(42)20世纪初，在激烈的反传统声浪中，墨家悄然成为一门显学，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目光投注于此，潜在地传递着一种共同的精神想象，对墨家精神之追随，梁启超与鲁迅乃至20世纪中国众多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相通性，这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值得探究的现象之一。
1921年是梁启超著述较勤的一年，在5月16日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写道：“吾自汝行后，未尝入京，且除就餐外，未尝离书案一步，偶欲治他事，辄为著书之念所夺，故并汝处亦未通书也。”(43)在7月22日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他又写道：“吾返家已一年多，又从事著述生涯，自觉其乐无量。”(44)看起来梁启超对这一期间自己的学术生涯，颇有志得意满、乐此不疲的心境。是年秋，梁启超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后合集“而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撰述缘起及经过均有所叙述：“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45)撰史的意向，仍然念念不忘，成为了梁启超自我鞭策的动力之一。《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学术思想上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治史的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
1922年，是梁启超在“第四期”中参与教育事业最多的年份之一，我们可以根据《年谱》勾划出一份简要的日程表：是年春，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学；4月起，应各学校与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8月初，游济南，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是月初旬，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讲演于中国科学社年会，8月31日赴武昌，并讲演于长沙，讲演毕，经河南返天津。10月，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书成，同月，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46)梁启超在这十个月之内由北而南，再由东而西，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可谓是风尘仆仆，水陆兼程。同年10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定成书，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对自己两年来的著述与讲学生涯有所叙述：“民国九年春，归自欧洲，重理旧业，除在清华、南开诸校担任功课，及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著述。已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学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编，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半来之精力，尽在是矣。”(47)从这段自叙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这两年半来，梁启超不仅著述甚勤，而且斩获颇丰。11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辑成，盖辑梁启超一年来在各地所作学术讲演而成者，书分一、二、三辑（第一辑、二辑1922年11月出版，第三辑1923年9月出版）。由于讲演具有感性、随兴的特点，所以在《讲演集》中，我们更能看到梁启超人格的坦诚率性的另一面。比如，他在一篇题为《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讲演中就说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东西，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48)或许这里头的话有些夸张，但也颇能读出梁启超学术个性的生机勃勃的另一面。同年冬，梁启超将在东南大学所讲原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讲义，“经整理后，成《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梁启超详述成书过程：“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赓前绪而已。秋冬间，讲席移秣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专门讲此本讲义，且讲且编，起十月二十三日，讫十二月二十日，凡两阅月成。初题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分序论、前论、本论、后论之四部，其后论则自汉迄今也。”(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阐发先秦政治哲学之余，深赞中国古代哲学之精深博大，并殷殷然以如何发挥而光大之之业期待于将来，并以结论一章专讨论此点，及与西洋现代政治思想之比较问题，他写道：“读以上诸章可知先秦诸哲之学术，其精深博大为何如？夫此所语者，政治思想之一部份耳，他多未及，而其足以牖发吾侪者已如此。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摭拾欧美学说之一鳞一爪，以为抨击之资，动则诬其祖，曰昔之人无闻知。嘻！何其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50)事实上，梁启超这番感慨是有所指涉，在话语的背后存在于一种潜对话的指向，回望当时的文化语境，很显然，此番话语的潜对话，主要是指向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对外来文化的全盘肯定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1923年的梁启超，已不满足于在文化与教育事业方面仅仅扮演着讲演者的角色，仅仅发挥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而试图有一番更大的作为。首先，他开始寻求建立更坚实的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和文化传播基地，1月，他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于天津，并在《为创设文化学院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创设文化学院的重要性，文中这样写道：“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学派何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列，磨洗其面目。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进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鐍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于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51)这段文字之中，不仅蕴含着梁启超所一贯具有的激情、理想与鼓动性的力量，而且也体现出梁启超开阔宏大的文化视野，它已超越一则启事的意义，是梁启超一篇全新的文化宣言，它全面阐述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文化理念，对了解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思想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意义的考量，是把它放在“今”与“外”的交织坐标上，这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超越了20世纪初常见的要么激进的西化、要么保守的本土化这一困扰着许多人的悖论性的文化心态。同年3月，梁启超著《陶渊明》一书成，4月1日为该书做短序一篇，并述成书经过，他说道：“客冬养病家居，诵陶集自娱，辄成论陶一篇，陶年谱一篇，陶集考证一篇。更有陶集和定本，以吾所推证者重次其年月，其诗之有史迹可稽者为之解题。但未敢自信，仅将彼三篇布之云尔。”(52)读陶以自遣，不仅读出悠然的心境，更读出梁启超在现实与政治的急风骤雨的间歇，对宁静与安详生活的想象与期待。4、5月，梁启超养病于北京西郊之翠微山，其时曾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为该刊撰《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53)对于这一时期山居生活之心旷神怡，他曾有一段动人的描写：“癸亥长夏，独居翠微山之秘魔岩，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许以为常”。(54)7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自称“日日编讲义也（正甚得意）。”(55)10月，发起戴东原200周年生日纪念会并撰缘起文一篇，(56)实际上，梁启超从这一年的8月起就投入戴东原研究，有书信为证：“书样寄上，有书复云搏请告以我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也。”(57)也是在这一年，梁启超做成了一件既关乎学术又颇有纪念性意义的事，那就是创办了松坡图书馆。他在《馆记》中写道：“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国人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十二年春，所储中外书既逾十万卷，大总统黄陂黎公命拨北海快雨堂为馆址。于是以后庑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死事诸君子，扩前楹藏书，且供阅览。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万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58)众所周知，蔡松坡是梁启超早年主长沙时务学堂时的门生，与梁启超有着深厚的师弟子之谊。后来，民国四年秋，洪宪帝制问题发生，梁启超辞去参政院，主张绝对反对帝制，由天津至上海，与蔡锷画策入滇，发起护国军，于云南大张讨袁之义旗。(59)在这场反对帝制的运动中，梁启超与蔡锷生死与共，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梁启超对蔡松坡的纪念，已超越彼此之间的师生之情，升华为一种对政治理念的尊重与坚持。
四
1924年是梁启超生命历程中情感起伏最大，也是最受折磨的一个年份。在春季，梁启超的学者生活还能一仍如旧，讲学、著述依然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从他致亲友的信中可以略见一二。如，4月16日他在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写道：“我每日埋头埋脑著书，平均每日五六千字，甚得意”。(60)4月23日他在致张东荪等人的信中又写道：“日来因赶编讲义，每日埋头脑于其间，百事俱废，得来书，日日欲复，日日阁置”。(61)这两处信中所提到的著述一事，当指《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文，(62)关于这一著述，他在4月23日致张元济的信中有一详细记述：“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份，现在欲在《东方杂志》先行登出（因全书总须一年后方能出版）。但原文太长，大约全篇在十万以外，不审与东方编辑体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门类（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古字，四、辩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八、谱谍，九，目录学，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乐，十三、金石，十四、佛学，十五、编类书，十六、刻丛书，十七、笔记，十八、文集，十九、官书，二十、译书。）每类首述清以前状况，中间举其成绩，末自述此后加工整理意见。搜集资料所费工夫真不少。我个人对于各门学术的意见，大概都发表在里头，或可以引起青年治学兴味，颇思在杂志上先发表，征求海内识者之批驳及补正，再泐为成书。”(63)《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后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为其中第13-16章，由民志书局印行出版，(64)在刊物上先发表而后收入著作之中，文字的物质载体变化了，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恰恰是梁启超某些著述成书过程的典型方式与途径。借助这一典型个案，或许可以进一步揭示为什么梁氏著述常有结构松散、甚至前后矛盾之弊，这也为学术界更深入探讨梁启超学术著述的体例与结构，提供一个更加文本化的内在视角。值得一提的是，这年7、8月间，作为中国现代历史教育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梁启超对中等学校历史教育问题开始有所关注，他曾致信师范大学史地学会商国史教本问题，信中写道：“顷拟有国史教本，预备在改进社年会提出。惟鄙人于中学教授一无经验，本案不过臆述梗概，深盼本会同人一为研究，再提对案，共同讨论。……果能得一定篇可行之案，则于将来之史学运动，当有补也。”(65)此举看似平常，但其启蒙之功甚巨，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的诸如此类的智识启蒙之用心，周作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弄学问的人精进不懈，自修胜业，到得铁杵磨针，功行已满，豁然贯通，便是证了声闻缘觉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书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汉，……理想的学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胜业之后，再来帮助别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就是这个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不但竭尽心力著成专书，预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还要分出好些工夫来，写启蒙用的入门书……此皆是大乘菩萨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66)这里所说的“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虽然周作人未列名一二，但必然包括梁启超在内。当然，在今天近乎苛酷的学术评价体系与学术生产体制之中，这种做法实为两难，但如大乘菩萨般的启蒙书之用心，确是难能之可贵。对于当今学人而言，这种学术良知的召唤，难免是一种有心无力的尴尬与焦虑。
好景不长，从这年4月起，梁启超就因为夫人的病状，情绪时常陷入焦灼之中，影响所及，常常“心绪不宁，不能执笔。”(67)9月13日，梁夫人去世，这给梁启超的精神生活造成巨大的痛苦，这种苦痛之情形，他在12月3日为北京《晨报》纪念增刊所写的《苦痛中的小玩意儿》一文中有较为具体之流露：“《晨报》每年纪念增刊，我照例有篇文字，今年真要交白卷了。因为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塊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提笔属文，非等几个月后心上的创痕平复，不敢作此想。”(68)创伤的体验需要一种宁静氛围来平复，恰在此时，曾经的清华园，正打开沉重的大门，静静迎候这位久经沧桑的“旧识”。
五
回顾了上述的思想与生命历程，我们有把握地说，正是家事国事、内忧外患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且处在身心俱惫之际，才促使梁启超最终选择清华国学院作为他一生志业的归宿地。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与解读，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梁启超就聘清华国学院原因的推测，相比之下，更显得合情合理，也更具有过程性的阐释。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梁启超为何同意就聘以及如何就聘国学院导师一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种说法是胡适推荐，如清华国学院毕业生、史学家周传儒就持这一观点，他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三年，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胡适主其事……越二年，清华亦成立研究院国学门。胡适推荐王海宁、梁任公为导师，继又增聘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星聚奎，盛比鹅湖。”(69)周传儒的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广为流传并为许多研究论著所吸纳。第二种说法，可以隐喻为移花接木之说，认为，梁启超与其他人本来打算在天津筹设“文化学院”，与“崇拜列宁偶像的团体相对立”，后因经费拼凑不齐没有办成。而当时的清华学校正急于要聘到“国学”教授，于是清华教授庄泽宣就与梁启超商量，“何不将此院设于清华”，双方几经磋商，“此议逐渐变化，便成立了今之国学院”，(70)对于这种说法，学术界质疑较多。第三种说法，则是折中上述两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应是清华国学院的倡议者，只是在清华国学院确立导师时，梁任公也得到胡适的推荐。(71)以上三种说法均有旁证、外证，亦均有其道理，从逻辑上也都能从一个角度合理地推导出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我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更应强调“本证”、“内证”，同时在论述的视野上，与其缠绕于某些说法而莫名所以，不如建立一个较长时段的视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从梁启超与清华学校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以及在此期间他的思想与心态之变化来加以阐析，那么，不仅可以展示事件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线索，而且，哪怕蛛丝马迹也可以编织成意义之网。由此，我们从一个较具历史纵深感的视野，我们看到了梁启超走向清华园的心路历程。
注释：
①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大公报》1929年2月21日。
②浦江清：《清华园日记》，1929年2月6日。此处转引自：张荫麟：《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③梁启勋：《梁启超小传》，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④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⑤刘盼遂：《梁任公先生传》，《图书馆学季刊》1929年6月第3卷1、2期。
⑥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演说词》，见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18)(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8)(39)(40)(43)(44)(46)(48)(49)(50)(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5)(67)(6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645、517、540、550、553、553、553、554、554、554、555、555、556、557、557、558、553、575-576、576、576、597、598、611、613、626、627、638、638、642、643、645、644、647、454-472、652、653、653、653、655、655、657-658页。
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中华书局1936年1月版，第1页。
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36年1月版，第71页。
⑩(12)此处转引自黄延复：《清华传统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11)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之演说（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收入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1月版，第1页。
(14)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15)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见《梁实秋文集》第2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2页。
(16)梁启超：《澈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序》，收入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转引自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9)刘晓琴：《梁启超与清华》，见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9页。
(41)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2)马克锋：《梁启超与传统墨学》，见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4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8页。
(51)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收入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4)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66)周作人：《大乘的启蒙书》，《周作人散文全编》第九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9)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20页。
(70)庄泽宣：《我们的清华改革潮论》，转引自刘晓琴：《梁启超与清华》，见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71)闻奇、周晓云编著：《清华精神九十年》，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