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效应下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群体论文,收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阶层的变动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社会现象。其重要性已经在19世纪的美国、西北欧和20世纪的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51年，美国社会学家奈特·米尔斯(Wright Mills)首次提出“白领阶级”即“中产阶层”的概念，详细地讨论了“中产阶层”的状况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稳定作用。由此，中产阶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学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话题。纵向和横向比较都不难发现，在近代工业化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带群体，中产阶层对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起着很好的缓冲作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转型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全国基尼系数在2007年以后已维持在0.48～0.5①(李实等，2011)。阶层收入结构出现低层收入者群体规模扩大，高收入者群体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萎缩，已显现M形收入分布的趋势，两极分化现象已开始逐步显化。中等收入者群体发展滞退，会给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拟就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发展问题中的判断标准与规模变动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关于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识别标准和规模变动的研究文献
(1)界定、测度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标准。米尔斯(1951)主要以职业为标准划分了中产阶层，以美国社会成员的职业为例进行了详细分类说明。Kacapyr等(1996)以家庭人均收入为标准对中产阶层进行界定。显然，“职业中产”和“收入中产”可以满足不同的学术解释需要。在经济学研究中，大多还是倾向于以收入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标准，因而文中且把中产阶层等同于“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以家庭年收入6万元～50万元作为界定中产阶层的标准②。
(2)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Alan(1991)认为工业化进程是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之一。周晓虹(2002)认为转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杨圣明(2005)从客观经济规律和政府主观行为两条线索阐释了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
(3)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路径选择。肖华锋(2001)认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扩大。杨圣明和郝梅瑞(2005)建议树立市场与非市场界碑，创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核算体系，协调不同收入者群体和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来壮大我国中产阶层规模。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提出消除和校正经济体现有的行业间的扭曲，健全收入分配制度的运行环境，从初次分配中探寻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途径。
2.关于收入极化的理论文献
(1)收入极化现象的发生机理。20世纪80年代，部分国家居民收入分配出现了“中产阶级消失”或“中空”现象，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与两极分化联系起来进行相关研究。而全球极化现象的演进的实证研究始于Quah(1993、1996、1997)，发现全球收入分布逐渐演化为双峰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Sala-i-Martin(2006)发现全球收入不平等下降源于新兴经济体向OECD国家的趋同。
(2)收入极化的测度方法。王祖祥等(2009)提出洛伦兹曲线模型构造方面的一个基本定理，进而获得拟合效果良好的洛伦兹曲线模型，对两极分化进行测算。顾严和冯银虎(2008)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测算我国行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
3.启示
(1)对于中产阶层的不同界定标准只能满足不同的学术研究需要，“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抑或其他如“消费中产”等概念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在社会科学里被统一，更无法“独善其身”。归根结底，它们是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思考中产阶层这个群体的不同标准。经济学研究倾向于从收入的视阈去看待这个群体及其变动的相关问题。本文就是在两极分化视阈下，从收入分配的结构入手，展开“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及变动”研究。
(2)毋论何种途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两极分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收入极化现象有没有特殊之处，无论是测度方法，还是模型构建及推衍，上述文献中少有涉及或者是没有给予正面回答。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区分两极分化类别的经验比较分析模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两极分化问题及解决路径。
二、收入极化与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识别标准
1.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识别标准及其争论
异于收入差距，两极分化的本质内涵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日益裂分成两个组群。且组内差距愈小，组间差距愈大，分化愈严重。在这个过程中，中等收入者群体，有慢慢萎缩甚至消失的可能。研究收入极化问题回避不了对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测算。国外大多数研究选择收入中位数作为定义中产阶层的基础指标，Thurow(1984)选择中位数附近75％～125％范围内的人群作为中等收入者群体，Blackburn(1985)选择中位数附近60％～225％的范围内的人群。国内文献对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测算方式各不相同，暂时没有形成统一的计算框架，尚且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尽管给我们对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绝对数目判断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同一个标准下，我们还是可以考察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动态变化。
2.相对收入极化指标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判断标准
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向高低收入两端聚集的现象。一种典型的情形是居民收入密度函数在高低收入两端各出现一个“峰”；另外一种典型的情形是低收入端聚集较多的人口，高收入端拖一个较“厚”的尾巴。两极分化可能伴随着“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萎缩，一般将收入水平位于收入分布中位数位置附近的人口理解为中等收入者群体。Wolfson提出了一种两极分化指数，对应着两种极化曲线。第一类极化曲线描述“增加的延展性”；第二类极化曲线描述“增加的两极分化”，由两类曲线综合得到W极化指数来衡量两极分化程度。
第一类极化曲线：
三、收入极化与我国中等者收入群体的规模变动
1.数据描述性统计及实证方法的选择
(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处理过程。测度两极分化最理想的途径是依据原始数据进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较为遗憾的是统计单位公布出的数据都是处理后的统计指标(如表1、表2)，给我们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带来相当程度的困难。再加上农村和城镇两个组群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在没有完整的全国整体相关数据的前提下，要想估计出全国居民收入分布函数，洪兴建和李金昌(2007)利用农村和城镇人口数据进行拟合处理，在尽量保证所得数据和真实情况之间缝隙的科学适用性的前提下，生成全国居民收入的样本数据。
由于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是在变量经验分布函数的基础上估计出密度函数的，所以我们对上面的数据加以处理。农村居民收入的数据，已经分成了不同的组别，为了更好地估计出密度函数，本文按照原来的分组情况进行了重新分组，组间距设定为500元，由0～500元，500～1000元，…，5000元以上，这样分成了11组，每一组的数据取均值作为代表，然后依据统计公式(频数＝样本容量×频率)生成1995～2010年的样本容量均为1000的样本空间；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数据统计方式不一致，是按照最低收入户，到最高收入户7个等级给出的，给本文的数据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尽可能得到良好的估计结果，本文取各组收入均值作为代表，由于频数已经给出，所需的只是将各个不同年份的样本容量协调成一致的。2008年、2009年、2010年的调查数据样本容量基本一致，所以本文调整的是1995年、2000年、2005年这三个代表年份城镇居民收入的样本容量。
(2)实证计量方法的选取。变量的分布和密度函数设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我们熟知和常用的正态分布，是在大量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才用于某些变量概率密度近似估计和拟合，具体研究中，还要根据统计检验和经济意义等综合因素考虑设定何种形式。可是，居民收入分布是在不断演化的，否则，研究两极分化和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变动态势是没有意义的。非参数模型假定变量分布及变量间的关系是未知的，其所要估计的是回归函数本身。我们正是要借助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来模拟中国居民(1995～2010年)收入分布的密度函数，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研究工作。
则非参数核密度函数估计为：
K是核参数，本文中选取的是Biweight(四次方)核函数形式。
2.收入极化与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变动趋势
(1)估计出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1995～2010年)密度函数。我们将处理好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估计出6个代表年份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非参数密度函数图像，结果见图1(a)和图1(b)，图2(a)和图2(b)。
图1(a) 1995～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注：N2005表示农村2005年，以此类推。图1(b)同。
图1(b) 1995～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由图1(a)、图1(b)看出，1995～201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伴随时间推移，概率密度曲线慢慢地向右边移动，说明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二，概率密度分布的演进趋势大致是左峰右拖尾→双峰分布→右峰左拖尾，中间群体比重缩小(图形中间部分也有下塌的迹象)。第三，1995～2010年，概率密度分布曲线越来越陡峭，说明我国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降低，这反映了我国这些年来政府惠农政策和农村扶贫工作的成效。第四，高收入水平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数有增长的趋势，即农村中等偏上收入者群体规模在扩大，乃至进入高收入居民人数随着经济发展在逐步增加。
图2(a) 1995～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注：C2005表示城镇2005年，以此类推。图2(b)同。
图2(b) 1995～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由图2(a)、图2(b)可以看到，1995～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布密度函数也有所变化。第一，城镇居民收入分布概率密度曲线向右平移，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给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第二，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密度曲线一直是呈“双峰”或者“多峰”分布形状。第三，尽管收入分布密度曲线的形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也可以观察到有右拖尾的趋势，且中等收入者群体有萎缩的趋势，两极分化问题还是有所显现。第四，与农村居民收入分布不同，低收入者群体太过庞大，近年来，城市市场化程度加深，下岗失业、高校毕业就业困难群体问题严峻、以人口流动形式的农村贫困向城市转移等因素影响到城市内部各组群收入差距扩大。
(2)拟合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极化曲线。如前所述，第一极化曲线表示“增加的延展性”，即居民收入远离中位数的程度。第二极化曲线表示新增加的两极分化。现将统计年度拟合的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极化曲线表示如图3(a)、图3(b)和图4(a)、图4(b)。
图3 1995～2010年农村极化曲线
图4 1995～2010年城镇极化曲线
从图3、图4的第一极化曲线可以看出，1995～2010年，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中位数收入(P＝0.5)以下群体变化不是很明显，“增加的延展性”主要来自于中位数以上部分群体的贡献，说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较快，导致其与中位数之间的距离拉大得非常明显，即高收入者群体有远离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带来了正面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城市少部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快速增加，特别是一些超常规利润的垄断行业及其高管层的收入剧增，显示为城镇居民高收入者人数日渐增多。就低收入者而言，城镇第一极化曲线表现得更加活跃，1995～2010年，城镇中位数以下收入者群体有缓慢扩张的趋势，这很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城镇居民高收入者剧增带来的影响，农村居民中位数以下收入群体的相对规模在此期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劳动力转移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收入与劳动者素质在一个发展中的市场当中成正相关关系等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农村高收入者群体，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低收入者群体的影响要微弱得多。对于高收入者群体，即收入处在中位数以上的那部分居民，农村和城镇变化都比较明显，城镇的变化存在单向增加的趋势，而农村居民高收入者群体规模在此期间波动较为明显。高收入者群体变化在农村和城镇的差异性体现了我国在上一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上表现出来的不平等。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者群体充分享受到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好处，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收入的资源，尤其在财产性收入上快速增长；而农村居民中高收入者群体基本上都是务农种田能手、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农产品加工户或工商户、某些乡村干部以及外出务工者中的高素质人群，而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在融入市场经济过程中要面临诸多限制，例如户籍制度限制、城市公共服务限制、城市生活成本限制、城市文化观念限制等。由此我们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表现出来的“民工潮”和“民工荒”两种截然相反的循环现象，说明不仅农村低素质、低收入者群体向上流动机制蔽塞，更加严重的是农村高素质、高收入者群体向上流动机制也不甚畅通，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机制的固滞，不仅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不利，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信号。
第二极化曲线主要考察增加的两极分化。从第二极化曲线可以看出，1995～2010年，农村居民中，中位数以上收入者群体的壮大起到减小两极分化的作用，中位数以下收入者群体起到增大两极分化的作用。我国农村新增加的两极分化主要来自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停滞，说明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农村贫困人口无论在以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人力资本，还是以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都处于劣势地位，这个群体在居民收入分布格局中向上流动的概率比较小。但是，农村新增加的两极分化程度摇摆不定，有时候是在减小，有时候是在增大，这与我国经济增长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并获取工作之难易程度的波动息息相关，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产业升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周期性。而农村劳动力相对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变化。另外，我们很容易看到，农村无论是中位数以上收入者群体，还是中位数以下收入者群体对两极分化的影响都不像城镇居民那样具有单调性；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一直在增加，这种增加主要也是来自于高收入者群体的贡献，相反，中低收入者群体对两极分化的加大是起着负面影响的。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城镇居民中间高收入者群体的收入增长异常迅速，而且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小，这在以往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看来是不正常的。高收入者群体的聚集容易导致我们常说的利益集团，低收入者群体的扩大且阶层凝固容易造成社会底层的绝望，这种收入分布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就是破坏社会规定到来的前奏，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说明我国在上一阶段提出的“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调控政策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二是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一种有待探索的未知力量促使城镇低收入居民群体约束着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拉大，例如“城市化倾向”过程中，政府给予城镇居民，特别是城镇低收入者群体的福利保障，可能虚掩了城市两极分化新增加的问题。
(3)计算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指数。在两类极化曲线的基础上，我们得到两极分化指数：
其中G是基尼系数，w∈［0，1］。W越大，两极分化越严重，用数据和图表形式来说明。
1995～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呈现出先增后减的态势，两极分化W指数由1995年的0.292上升至2005年的0.344，然后减小至2010年的0.192；除2008～2009年外，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基本上呈现出一直加剧的趋势，两极分化W指数由1995年的0.111上升到2010年的0.400(见表3)。
由图5可知1995～2010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曲线几乎是呈直线恶化趋势，没有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水平变化”。而农村居民收入分布两极分化曲线在2005年前后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位置变化，W指数由前一阶段0.316的平均水平下降到后一阶段0.215的平均水平，这表明2005年以后，政府推出的农业税免除、财政对农业生产的各种直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现建设启动等救农惠农政策确实大大阻止了农村居民收入分布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恶化；但城市居民收入两极分化曲线的陡峭上升，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忧虑的问题。
(4)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测算及动态变化。接下来，根据上面居民收入分布密度函数和极化曲线的估计结果，估算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所占比重)及其变动。目前，国内外对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测算没有一个统一有效地标准，本文借鉴大多数文献的做法，分中位数临界点75％～125％、75％～150％、50％～150％三个范围来描述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及动态变化。最后，本文还给出了这几个范围下的平均数，以期得到一个更加稳定有效的指标。
由于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判断标准存在诸多争议，很多文献包括本文经过计算所罗列出的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的绝对数字本身没有太多的意义。尽管如此，作为科学研究，仍然可以找到可以深入探寻的视角。因为在任何一个标准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的动态变化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不论基于何种标准下，也不论农村和城镇，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所占比重均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平均水平意义上，我国农村中等收入者群体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35.7％下降至2010年的24.3％；与此同时，城镇中等收入者群体占比也由44.3％下降到26.6％。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正在萎缩的事实无可争议，这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意义
1.研究结论
(1)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95～2010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分布概率密度曲线缓慢向右偏移，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不断提高。
(2)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布演进存在差异。农村居民概率密度分布的演进趋势大致是：左峰右拖尾→双峰分布→右峰左拖尾，中间群体比重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形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一直是呈“双峰”或者“多峰”分布形状。
(3)农村概率密度分布曲线越来越陡峭，反映我国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降低。尽管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形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右拖尾的趋势，与农村居民收入分布不同，低收入者群体太过庞大。
(4)高收入者群体远离中等收入者群体。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中位数收入以下群体变化不是很明显，增加的“延展性”主要来自于中位数以上部分群体的贡献，高收入者群体有远离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趋势。
(5)农村和城镇居民两极分化存在差异。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基本上一直在加剧。农村居民中，中位数以上收入者群体的壮大起到减小两极分化的作用，中位数以下收入者群体起到增大两极分化的作用。相反，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增加主要是来自于高收入者群体的贡献，中低收入者群体对两极分化的加大是起着负面影响。
(6)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萎缩。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所占总体居民人数的比重一直在下降。
2.政策意义
(1)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政策调控的关键越来越转向初次分配过程。虽然初次分配应该以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机制本身自由秩序为重点，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当前应着重处理好劳动报酬与政府税收、劳动报酬与资本利得之间的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国富向民富转变；同时，在企业微观领域要加快建立劳动者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工资监控；并且借助二次分配的功能探寻缩小两极分化的途径，如从税收角度，对不同收入者群体给予结构性的税收刺激政策就是一个被很多国家实践过的重要举措。
(2)要细化、落实在收入分配领域“提低、扩中、调高”的政策措施，有效缩小两极分化。因为，只有分不同收入者群体采取有针对的差异性措施才能全方位缓解和解决我国日趋凸显的两极分化问题。于是要重视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的差异性，在农村，针对中位数以下收入者群体，加大特别性的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城市扶贫工作针对低收入者群体规模增长态势，要从仅仅依靠输血式的保障救济政策转向开发扶贫与救助扶贫相结合，培训贫困者的就业能力，大力增加就业岗位，摆脱失业性贫困；同时，在城镇，强化中位数以上收入者群体或者高收入者群体的纳税意识和社会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并且税制改革上应加大直接税的征税范围和力度，加强资源税的征管，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收入差距的调控作用。
(3)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和比重。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离不开居民收入向上流动机制的形成和健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规模和比重的实质还不在于通过“转移支付补低”加“行政强制压高”来“扩中”，关键是疏通健全不同收入居民群体之间的流动机制，努力培养低收入者群体对市场经济的需求变化的适应能力，切实关注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生活保障；还要依法坚决打击和杜绝非法途径获取各种收入的现象，从持续的体制改革和完善入手动态调控各种不合理收入(包括垄断行业高收入、国企高管高收入、小集团占有各种国有资源收入等)，为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健康成长及扩大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未来。
注释：
①2000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基本上不再公布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以上基尼系数也仅仅是国内学者根据抽样样本数据通过不同加权计算方法得出来的，因而是一个区间数据状态。
②学术界有研究认为，这个收入标准太宽泛，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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