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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在东欧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革命。共产党一党统治下的苏联型集权计划经济解体了。东欧各国的变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经济生活的停滞和危机；2）国际关系上从苏联的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自决的要求；3）国内摆脱苏联压制的社会秩序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可以看出通过东欧革命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正是顺应这些课题而提出的。
领先于社会体制改革的经济问题
整体上来看东欧各国国民生产总值虽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四个国家中最低的波兰也几乎与苏联相等，占经济开发协作机构加盟国（包括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一。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比较安定，与第三世界常常引发革命运动的绝对贫困相距甚远。在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下，工人们很少有失业的危胁，并相对廉价地提供基础消费手段。由于有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退休后的养老金制度、免费或极低廉的托儿、教育、医疗、交通、住宅费等社会性服务，人们的经济生活与60年代相比虽增长缓慢，但却相对稳定。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的集体农场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情况与苏联和中国不同，一般比城市工人要富裕。这主要依靠着对农产品价格的补贴。因此，共产党及其政策得到农村地方的群众的支持。这种倾向在体制改革后以农村对左派政党的支持率较高的形式表现出来。
机械工程技术化的效应
东欧各国的经济生活本身不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深刻的根源。但东欧各国的地理及文化传统接近于西方欧洲各国，要想排除西方的消费生活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70年代至80年代，东西方消费差别更加明显。在苏联型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产量的提高还是产品质量的改善方面都陷入了停滞状态。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提高小汽车和音响器材等耐久消费品的质量、并使其多样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西方各国的这一变化是1973年以后各企业面对经济危机的压力采用机械工程技术后实现的。与之相反，在苏联东欧圈，由于官僚主义对技术革新的回避，加上政治上对信息的统一管理，机械工程信息技术的民间利用受到压制。这期间，亚洲新兴工业各国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也朝着高度大众消费社会快速增长。与其经济飞跃相对照，更加强了东欧各国的经济停滞感。
由于东西方消费品的质量差距不断增大，只有那些拥有特权的政治家和官僚才有机会搞到西方的耐久消费品、流行的裙子和化妆品等，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不公正、不自由、令人难以忍受的。
从经济危机到累积债务
苏联的经济问题给东欧各国以巨大的影响。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不久，苏联的石油价格也大幅度提高，与世界市场价格平行。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内部石油供给相对不充足的倾向，同时由于冲击过大，在东欧各国中很容易转化为对以往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深刻的不满。由于苏联经济的停滞和危机的加深，东欧各国为缓冲经济困难而扩大对苏联的出口也很困难，甚至出现停滞。在苏联东欧经互会体制下，苏联和东欧各国专门进行两国间贸易，相互间的国际分工和扩大贸易很难实现。
70年代后半叶，大多数东欧国家对西方各国的国际债务大幅度增加。其中一部分用于进口石油和确保必要的生产设备的进口，另一部分用于提供现代化工厂和设备的投资资金。
这一时期，由于设备投资停滞，剩余资金缺乏安全有利的投资机会，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便继续积极地对东欧投资。依靠这种国际性贷款，大部分东欧国家经过70年代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与苏联相比）。然后，进入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再次冲击世界市场，东欧各国期待的通过现代化投资扩大对西方世界的出口的设想，没能实现。同一时期，为了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紧缩货币信用供给，加之美国大幅度的财政赤字给资金市场带来的压力，形成了明显的高利率时代。这种高利率加重了东欧各国支付累积的国际债务本息的负担，将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累积债务问题带到了东欧。为了确保支付累积债务的本息，东欧各国不得不屡屡削减原料进口，变更价格体系以限制国内消费。由此加深了“不充分的经济”现象，激化了普通民众对苏联型统治体制的不满。
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东欧改革运动的先史
回顾东欧各国的反体制运动，都有一段很长的悲剧性的历史。要求实现更民主更富于人性的社会主义、保障自由的、民主主义的基本人权、改革苏联的统治及其官僚主义的社会秩序、实行民族自决的运动在东欧各国家中不断涌现。
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至81年的波兰工会运动都纷纷显示了东欧改革运动发展的高峰。前两次运动由于苏联的直接军事干预而遭到镇压，第三次波兰工会运动抗议苏联的军事干预，被国内的军事政权扼制。尽管如此，从匈牙利事件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直至波兰工会运动，普通群众参加改革运动的程度明显增强。来自苏联的压制形态也依次有所缓和，为此丧生的人数也逐步由三位数减少到两位数、一位数。
起源于东欧各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论正是在这种改革运动的背景下，作为替代苏联集权计划经济的“正统”模式而形成的一种理论模式。一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不仅更具效率性，而且比民主社会主义的秩序更加适宜。
1989年东欧革命
1989年东欧各国的改革运动继承了这一历史的经验以及由此提出的理论。这一改革运动虽出现了反对任何形态的社会主义及国家干预政策，支持市场万能论的论调的倾向，但一般说来还是主张通过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依靠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政策，势必加深经济的停滞，这种观点虽然不是民众判乱的主要原因，但却很容易扩大工人和市民的反体制民主化运动。民众起义的主要起因是渴望政治民主、自由、民族自决和基本人权。但多数人认为民主化可以使人们从苏联的管理下解放出来，实现市场社会主义，进而解决经济困难。
从国际环境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市场经济化的改革（其本身给先行的东欧改革派的思想和理论以极大的影响）鼓舞了东欧的民众运动。苏联本身已经显示出苏联型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如上所述，1989年6月与柯尔的共同声明中，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尊重民族自决的宣言，使东欧改革运动的参加者不必顾虑苏联的介入。
1989年东欧革命的形态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改革。它植根于东欧反体制民主化运动的漫长历史，采取了基层群众运动的形态。东欧圈的这一连锁反映很大程度取决于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同时1989年正值法国革命200周年纪念，这成为唤起人们反抗不公正的、受压制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革命的基本权利意识的契机。
“天鹅绒”革命
由于多数工人和市民参加了反体制的改革运动，震撼了历来一党统治体制的传统性，摧毁了共产党及其东欧各国政党的领导者们的自信。甚至一些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也参加并支持了波兰的工会运动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市民的公开集会。社会骚乱的最终结果是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毫无抵抗地迅速崩溃了。在这期间，军队保持着中立，没有采取压制民众运动的行动。
由于这种社会变革没有出现流血和暴力，在捷克斯洛伐克便称之为“天鹅绒”革命。1989年东欧各国的革命都带有类似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改革运动在人民大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深受欢迎。
人们常常怀念东欧变革的过程，这足可以证明民众自身的力量能够改变历史。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蕴酿并完成了东欧革命的民众运动是来自基层自发组织起来的。它不是破坏社会主义，而是以民主化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欧革命的目标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几乎是一致的。它动摇了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正统观念和自信。
新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
继摧毁旧体制的东欧革命之后，于1990年实行的多党化的政党总选举的过程中，东欧各国的改革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选举后成立的许多新政府组成了多党派的联合政权，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公开宣称要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各个政党在总选举期间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脱离社会主义，提倡全面市场经济化的“急进的”改革，以替代失去民众信任的国家主义路线，这在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抱着朴素期望的选举活动中赢得了人心。
几十年来，在东欧各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论，并且在改革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反对苏联式集权计划经济秩序的理论武器发挥了作用。然而，令人惊讶的是1989年革命以后，市场社会主义论即没有作为政策方针采用，也没有得到实施。这可能是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与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全面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相比较，缺乏透明度，很多方面具有需要政治性、社会性决定的性质。在反对强权政治的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及其决定运用市场社会主义的机构状态和社会主义的某些侧面，在当时很难为民众所理解和支持。
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
8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接受凯恩斯主义失败的教训，减少政府的经济作用，努力搞活遵循市场原理的经济，谋求民营化、缓和限制、削减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来自西方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向东欧各国的新政府大力推荐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并且暗示和劝告唯有采用这一政策方针，才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正确途径，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获得西方的援助和贷款。由于东欧各国热切希望得到来自西方的经济援助和贷款，以强化同西方各国的经济关系，因此，很快便接受了这一暗示和劝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就这样，在短短的一年内，在东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由集权计划经济，经过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戏剧般地演变成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三级跳。新政权把新采用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如同旧体制下的官僚主义一样，要求在大学里作为最标准的教义来教授。那些对民主化运动给予支持，或在思想上、理论上给予指导的有良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面对这一潮流即不能变节，也不能转向，在作为民主化运动的成果——新成立的新政权下，不得不再次置身于反体制的立场上。
不适应及社会主义复活的征兆
东欧各国都朝着全面市场经济过渡，但自由化的速度和结果却大相径庭。为了创立市场经济所实行的价格和对外贸易自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效率和增长的百分点上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由于变革，加速了通货膨胀，使产业活动停滞，造成大批失业，人们的经济生活的差距拉大。东欧各国间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也在不断加大。
东德
在东欧圈的各个国家中，东德的情况是最令人满意的。在东欧、东德的工业化程度最高，东德马克与西德马克的兑换率为一比一，并且有着相当于西德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但是，在马克的价值一对一的情况下，东德的企业和工厂就显得缺乏与西方竞争的能力，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结果，东德地区的雇佣工人数1989年9月为920万人，1991年7月减少到750万元。另据公开统计表明，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人，失业率达百分之十三点五。
1992年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拿出了1800亿马克支援原东德地区的经济，由此出现了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六的庞大的财经赤字。这一沉重的负担使德国经济丧失了充当欧共体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从1993年初开始，经济增长出现逆转。
那种认为统一后德国的经济实力将有所加强的幻想破灭，失业的增大，新纳粹对来自东欧各国的打工者、移民、避难者的袭击，以及反对这一行为的社会民主党举行的集会和游行等使德国社会充满了动荡和紧张的气氛。人们对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同盟政权失去希望，对废弃柯尔首相的“不以增税的形式转嫁统一的代价”的公约表示抗议，因此，1991年以后，以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为纲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不断得到支持。
波兰
波兰于1989年10月以后，采用冲击疗法，实行急进的市场经济路线。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实行财产、服务价格和贸易自由化，承认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民间私人经济活动。但经过短时间的冲击之后，根据市场原理，经济活动将恢复增长的期待落了空，波兰经济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到1990年，波兰的通货膨胀年率达百分之七十，投机交易放任自流，至使生产活动混乱，实际工资大幅度下降。此外，失业现象严重，工业生产低落，国内生产总值呈负数增长。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膨胀，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和贷款也因此受到严格的限制。
人们将这种对冲击疗法产生的失望所造成的经济混乱和危机的加深称为“波兰现象”。在1991年总选举中，波兰现象就产生了以下两种政治反作用，一是弃权率极高，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经济改革的失望。就在通过民众运动谋求民主化、并实现了体制改革不久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弃权率很高的现象，的确引人注目。二是在压倒多数的选举区中，由波兰统一劳动党派生出来的左翼民主联盟和农民党这两个政党中的一个占居了首位。由于是小党分立的选举，第一位的支持率也仅有百分之十左右。尽管如此，这一选举结果也明确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再生的征兆。
波兰的联合政府的成立抛开了左翼民主联盟和农民党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但考虑到选举的结果，不得不修正冲击疗法式的经济政策，从1992年初开始采取了提高关税，促进国有部门投资等强化国家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尽管仍旧处在严重的不景气之中，但1992年以后的波兰经济却趋于稳定。这非但不是冲击疗法的结果，勿宁说是接受其失败的教训，进行政策转换的成果。
1993年波兰经济在体制改革后首先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增长率为百分之四左右。但通货膨胀的年率仍达百分之三十五，对实质性工资的压力仍在继续。失业率居高不下，约百分之十五。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域间的经济差距也在扩大。鉴于这种情况，在1993年10月的总选举中，众议院460个议席中，原统一劳动党派生的左翼民主联盟占171席，农民党占132席，两个左派政党占绝对半数以上，形成了左派联合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废除了新自由主义的急进改革路线，采取稳健的改革路线，取消针对大企业部门的等级严格的政策，依靠现代化投资转换产业结构，重视福利政策和雇用政策，旨在形成波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波兰，通过民众的民主选择，朝着非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方向，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征兆越来越突出。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东欧圈的体制改革后又一个采用冲击疗法的国家。其结果同波兰一样，南斯拉夫的经济也受到极大的动摇，急剧恶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祖国从纳粹德国的侵略下解放出来的英雄铁托（1892～1980）逝世后，在工人自主管理的分权的经济秩序下，宗派性民族性对立和纠纷不断加剧，经济危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一矛盾。
组成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中，比较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于1991年6月宣布独立，1992年春得到国际的公认。但在克罗地亚内部，与塞尔维亚人的内战一直持续着，三分之一的国土处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保护之下。马其顿于1991年9月宣布独立，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1992年3月宣布独立，继而便发生了内部塞尔维亚人与伊斯兰教徒、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内战。剩余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和为一体，组成新南斯拉夫，由此旧南斯拉夫的解体结束了。但欧共体和美国不承认新南斯拉夫，并对参与波斯尼亚内战的塞尔维亚实行经济制裁。在新南斯拉夫内部也出现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运动和其它民族纠纷。
勿庸置疑，这种复杂的民族纠纷和内战加深了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冲击疗法显然不适合南斯拉夫，它导致了悲剧性的政治军事动机，对解决社会经济危机毫无用处。联合国的军事干预非但没能立杆见影，反而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军事紧张和暴力破坏的危险程度。必须超越无政府的市场经济秩序，朝着恢复人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和传统的方向，重新构筑地域间、民族间的协作关系。然而，这种迹象目前尚未出现。
捷克斯洛伐克
体制改革后，捷克斯洛伐克也引进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与急进的冲击疗法相比较，还是比较稳健和富于实践意义的。因此，该国出现的经济危机相对来说比较轻。尽管如此，1990年的经济增长仍呈负数，91年为负百分之十五点九，92年为负百分之七，持续低落。面对这一经济困难，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经济状态的差异以及方针政策的差异不断增大。
捷克的工业化比较发达，容易吸引西方各国的投资，因此也比较容易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化政策过渡。而斯洛伐克传统的农业地带比较多，通过军工生产与苏联保持的经济关系也更加紧密。体制改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斯洛伐克产生不利的影响，其经济状态迅速恶化，失业率不断上升。全盘实行市场经济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不适合斯洛伐克。
在这种差异的背景下，1992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总选举之后，斯洛伐克希望独立，捷克也表示同意。于是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通过“天鹅绒离婚”解体了。捷克共和国在克拉姆斯首相的领导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而在斯洛伐克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势力仍起着重要作用。捷克和斯洛伐克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状况的特征，分别推行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改革路线。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化政策的一环，1992年颁布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民营化方案，平均分配给每个国民1000点民营化支票。这样支票只用来购买民营化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期待着通过这项政策，促使世界上股份所有者人数最多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实现。但是，在短时间内便出现了473家投资信托企业，反复进行投机宣传：“储存可以使你的支票一年增加十倍”，很快便收集了民营化支票的三分之二。这种投机性企业活动不久便导致了幻灭和破产，给脆弱的经济基础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速度也大幅度减缓。
捷克共和国是否能成功地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化，或者实现人民资本主义的形态，目前很难预测。
匈牙利
匈牙利在东欧的体制改革中，避免了破坏性影响。体制改革以前，匈牙利和波兰一样，已经进行了民营化的尝试。体制改革后，虽然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没有采取冲击疗法，而是稳步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目前，匈牙利很幸运没有出现因民族问题造成的混乱。
但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需要推行“合理化”，自主经营，进而促进民营化。与此同时，贸易进口广泛实行自由化，价格也实行自由化。结果匈牙利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激化造成的混乱和廉价进口商品与国内产品的竞争，使产业活动大幅度低落，失业人数急增。从1991年初8万人增长到1992年的66万人（失业率约百分之十二）。随着集体农场的民营化的实施，30年来发展比较顺利的农业生产，1992年至93年大幅度下降。到1993年的3年间，匈牙利的国民生产降低了百分之十九，工业生产下跌了百分之三十六。由此可见比较顺利地进入体制改革的匈牙利经济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在匈牙利，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民营化设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把国有化的企业和土地是否归还给原所有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除了部分土地所有之外，国有财产不应归还给原所有者。政府还作出了快速实现民营化的决定，即在三年内将占国有资产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的约2200家国有企业民营化。但是到1994年4月，卖给民间私人的国有企业为760家，仅占计划数量的三分之一。买者大多数是外国人，出售额仅为估评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经济活动不振的状况下，很难把国有企业卖给匈牙利人。这样，匈牙利的民营化计划难以完成最初的目标，显而易见是不现实的。
实行了三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化和民营化路线，匈牙利经济历经了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留给匈牙利人民的是一种幻灭感。1993年通货膨胀年率为百分之二十，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二。
1994年5月，进行了体制改革后的第二次总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对民主公共集会、基督教民主国民党等的联合政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质疑。结果，旧的联合政权垮台，以新的形式继承了原共产党的传统的匈牙利社会党从原来的第四大党（33议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获得了全部383议席的过半数的209议席，与获70议席的第二大党自由民主联盟联合，成立了稳定政权。在与原苏联内的立陶宛的1992年11月的总选举和1993年2月大总统选举中，原共产党派生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的重新掌权、以及93年9月波兰总选举中左翼民主联盟和农民党的绝对优势都表明民众期待着现代社会主义的复兴。
匈牙利社会党之所以获得胜利，是不断保持具有执政经验的专家形象，避免党内分裂，不断向民主的、现代的社会主义转变，向民众宣传从原共产党派生的党的改革成果的结果。在经济危机持续的背景下，匈牙利民众拒绝了以急进的全面市场经济化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的急进改革路线，重新选择了向着稳健的、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的路线。
向新社会主义转换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的局限
从东欧各国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否采用冲击疗法，都没能解决经济困难。反而给经济危机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恶化、大量失业、贸易收支和财政收支大幅度赤字等新的症候，起到了激化经济危机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地意识到，市场经济的真正运转是以社会的各种制度、所有权形式，进而某种专家层的教育、训练、民众意识等长期而广泛的变化为前提的。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经历了三个世纪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由集权的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也包含着与之相匹配的大规模的变化。象日本那样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由封建社会过渡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但也伴随着几代人经历的巨大的社会变化，通过强有力的集权的政治权力不断促成的。
东欧在采用抽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时候，完全忽视了构筑全面市场经济的社会前提的历史经验和各种困难。结果，在东欧各国现存的各种社会条件尚不适的情况下，尝试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多重混乱。例如，自由化的对外贸易给国内产业以打击，东欧各国的货币对西方各国的货币汇兑在自由化的货币市场上下跌，进口商品价格高涨，加速了通货膨胀。应自由化市场交易的需要，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和企业间的信用膨胀，又促进了通货膨胀，降低了实际工资。
在东欧圈民营化进展最快的波兰和匈牙利，在体制改革时私人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仅为百分之十五。压倒多数的国有企业难以在短时间的解体，给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运转带来极大的障碍。被付与独立性的国有企业在各自的领域分别占有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便可采取将增大的费用转移到产品价格上的价格政策，从而起到了扩大经济的不协调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很难适应上述条件。
1989年革命后东欧各国通过选举成立的政府往往是少数政党的联合体，权利基础比较薄弱。构成这一权利机构的各政党产生于对抗原共产党的民众的民主化运动，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利的发挥并不热衷。这些政党和他们的联合政权所采取的立场是，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依靠自由的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目前仍乐于采用远离政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实际上要形成全面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前提条件，软弱的政府必须拥有将象“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那样的带来社会极大不平等的形成阶级的斗争推进下去的强有力的稳固的政治权力。例如，在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转换过程中，来自国家官僚的即得权益的抵制以及民众对于国有资产再分配的不平等的不满与愤怒，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部门去处理。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部门，这也是东欧全面市场经济化过程中最基本的困难。
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期望
东欧各国广泛存在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失望，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再生的征兆。继立陶宛之后，波兰和匈牙利在总选举中，民众对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各党的绝对支持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失败的反作用，同时也是东欧各国根据现实条件进行切实有效的经济改革的需要。这些国家的原共产党派生的社会主义各党主张进行伴有福利政策和雇用政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重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这一政治潮流的转换，如1989年革命所看到的那样，很可能波及到其它东欧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各国。原共产党以及其它领导政党在失去民众支持的时候，没有施行暴力，而是尊重民众的选择，民主地脱离政权，自动解体了。此后寄希望于党内外朝着重建民主主义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以改革了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身分参与民主选择，这一举措暂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中期展望的角度看，东欧各国所采用的现实的政治路线以及民众的选择中包含的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多种模式的可能性。还如第八章中所提到的那样，现实中显示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选择，分别以各自的模式，呈螺旋式交替进行这一历史进程的可能性。
围绕着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新的模式的尝试是否能不负众望，实现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增长；此外，东欧、独联体、中国等目前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将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有效的国际协作，进而如何活用马克思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予以新的发展等。那种把东欧各国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复活的潮流视为反对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保守派”的反动，社会主义随着苏联式社会体制的解冻已经成为历史上过去的一段插曲的想法，往往渗透到各种反体制运动及其理论中，这是一种狭隘的浮浅的想法。我们应该以宽广的视野展望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更加关注东欧各国民众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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