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体系论文,时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0-4769(2000)06-0134-07
巴蜀在先秦时代就已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开发，并在开发中创建和发展了自己的城市体系。秦汉统一王朝时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在经济上扩大对巴蜀地区的开发，中央朝廷把原来的巴蜀王国及其周边地区划分为若干个郡，郡下辖县，从而促使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的格局。随着国内统一的形成和统一局面的加强与稳固，巴蜀地区的内外交通日益发展。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又给巴蜀地区的商业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其蓬勃发展，达到空前兴盛的水平。这些，不仅刺激了都市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为都市文化注入了无限生机，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气象，从而促成了驰名海内外的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为秦汉及以后历代四川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造就了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基础（注：本文所说四川，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
一、城市体系的新格局
秦灭巴蜀以前，川东巴地曾先后以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为都城，并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早期城市体系。川中和川西的蜀地，则以成都为中心，形成辐射于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网络。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了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
秦并巴蜀后，将巴、蜀分别置为巴郡和蜀郡，不久分巴、蜀置汉中郡，在巴、蜀、汉中三郡之下，共置41县（注：此据《汉书·高帝纪》。据《华阳国志》，则为31县。），以便更好地实施行政、军事管理和经济开发。汉初，于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郡东部置广汉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蜀郡、巴郡及夜郎地区置犍为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四川凉山州地区和阿坝州南部置越巂郡；在今四川阿坝州置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罢置汶山郡）；在今四川雅安地区及甘孜州置沈黎郡（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罢置沈黎郡）。这样，在两汉之际，原巴蜀境内共置有巴、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6个郡，除汉中郡在今陕西省境，以及广汉郡、犍为郡和越巂郡中有8县分属甘肃、云南、贵州等省而外，其余5郡全部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再加上属于南郡的巫县，总计有59县[2]。至东汉中晚期，由于政区的一些变化，在上述5郡内共置62县，加上南郡之巫县，总计63县[3]。
秦、汉王朝分割巴蜀为6郡数十县，直接目的在于缩小行政区划，以便管理、控制和进一步开发。但是由于新的行政区划之间互不统属，各郡直接对中央王朝负责，这样，事实上就造成了新的城市体系的产生，巴蜀地区的城市体系及其网络由此而形成了新格局。
在川东地区，以江州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从过去的巴国5都扩大到十多个县城，覆盖面遍及全川东，东至长江三峡，西抵涪水流域，北有嘉陵江流域，南据乌江下游，形成区域城市网络。在川东城市网络体系之内，由于受土壤、气候等生态环境的制约，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有江州、临江（治今重庆市忠县）、垫江、朐忍（治今重庆市云阳县）、阆中、安汉（治今四川省南充市）等县，这些城市大多拥有盐铁、桑麻、丹漆、鱼池之利，又产多种经济类作物，稻作农业比较发达。其余诸县地，多是土地贫瘠之区，“无蚕桑，少文学”，多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农业，有的还以狩猎为主要经济类型。
虽然如此，由于区域城市网络的建立，给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如像盐、铁等必需用品，尽管在离县城较远的地区，也能经由市易获取。尤其离郡治江州较近的临江、安汉等较大县城，“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输送到其他县城。当时川东商业亦较前有所发展，“薪菜之物，无不躬买于市”[4]，许多乡、亭置有商业网点，销售人们生活上的一应用物。
不过，秦汉时期川东城市体系的发展还是有限的，所发挥的诸如组织、协调地区内和地区之间生产与贸易等经济功能还不充分。加上郡境广远，而山区交通又不方便，以及各地殊俗、性情不同等因素，给民事、农事、刑事的检查、管理和政府的上计、考绩等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因而致使城乡连续体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中心城市也难以充分发挥其经济功能。所以，终秦汉之世，川东经济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的状态。
在蜀地，秦以前已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网络体系，并在成都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分别形成次级城市，同各地进行商品贸易。秦汉时期，在蜀地分置蜀、汉中、广汉、犍为、越巂5郡数十县，作为地区内和地区之间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进一步扩大了蜀地的城市网络，使城市经济加速发展，并由此带动了盆地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在蜀郡，成都是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大都市，丝织、布匹、漆器、金银器、铁器、竹木器，以及其他各类手工业高速发展，内外商业十分繁荣，文翁以后又建有学堂，且有不少私塾讲堂，大街小巷，市肆酒楼，灯红酒绿，加之成都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沟通各地，因而充分发挥了组织地区内外工商业交流往来的经济功能。同时，“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5]，对于推动成都平原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广汉郡和犍为郡，原为古蜀国之地，秦时均属蜀郡。汉代，此两郡“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称望”，时人将此两郡与蜀郡相提并论，号为“三蜀”[6]。从汉代画像砖的图像可以见到，广汉郡工商业极为繁华，加之有盐、茶、水稻之利，的确不愧为“三蜀”之一。犍为郡有盐铁、灌溉之利，又有经济林木之饶，水陆交通亦颇发达，因而发展比较迅速。
越巂郡主要是邛都、徒、笮等濮越系和氐羌系的少数民族居地，其中多有耕田的定居农业，亦有移徙的游牧业，并有半农半牧之民。秦汉时期，由于蜀郡中心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大批铁制农具、工具以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越巂郡各地，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当地各部“豪帅放纵，难得制抑”[7]加上境内多大山恶水，因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般说来，近蜀的地区和交通线路附近，经济发展较快，接受汉文化熏染也较快较多，边远地区则长期处于缓慢发展之中。
位于成都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区，西汉时曾一度置为汶山郡，后省郡并入蜀郡北部都尉，东汉时曾几度置郡而复省。这里主要是氐羌系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同成都有频繁的交流往还。从不久前在茂县牟托发掘的墓葬可以看出，本区经济文化虽然带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但接受汉文化的熏染却较深厚，尤其物质文化方面多仿汉器，反映了对汉文化的追求和向往。秦汉时期，蜀郡制作的铁器大量销往岷江上游地区，而当地“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部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8]。这就表现出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对于边地经济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和强大推动力。
由于川中和川西城市密布，交流频繁，各郡的郡治不但基础深厚，而且区位优越，其辐射力往往不限于本郡，还影响到相邻的郡县；尤其成都经济文化的发展，辐射力十分强大，覆盖了整个四川盆地和盆周山区，因此带动了全蜀经济的增长。而全蜀经济的增长，又进一步刺激了成都经济的跃进，因而使成都发展成为一座有名的西南大都会。
就整个巴蜀的城市体系来看，秦汉时期东西两部分的发展步伐是不一致的，发展程度也不平衡。川东巴地仅有一郡，郡境广大，而县城只有十余个，县城与县城之间距离遥远，“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而县内“乡、亭去县或三四百里，或及千里”，“加以水陆艰难，山有猛兽，思迫期会，陨身江河，投死虎口”[9]，严重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往还。当时人们就以郡大殊不方便为由，几度奏议提出分郡。江州虽为郡治，经济亦颇发达，但受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难以将巴郡十余县的城市体系统一协调和组织起来，使其达到均衡发展的状态，从而迅速而全面地提高川东的发展水平。
与川东巴郡不同的是，蜀地一分为五（其中汉中郡今属陕西省，故此不论），仅在成都平原就分别形成了蜀、广汉、犍为三郡，号为“三蜀”。三蜀各辖数县，成为三个相互接壤而连续分布的城市体系网络。三蜀内部，先秦时就有基础良好的城市，秦汉时不但继承并扩大了内外网络，而且还进一步加强了郡治的中心城市功能，以至有“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之说。三蜀虽然行政区划不同，经济独立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往来，“三蜀之豪，时来时往”[10]，就从大工商之间相互的经济往来方面说明了这种情形。三蜀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以及三蜀经济文化共同形成的强劲辐射力，便成为秦汉时期四川盆地经济文化全面高涨的重要推动力。
二、内外交通的扩大
秦汉时期巴蜀经济的大发展，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内外交通的扩大和发展。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善，变“四塞”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11]，加强了同内地和边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了巴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
大致说来，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多依赖于长江水系的水路和山间谷地。这些交通线路早在先秦即已开辟，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乌江等水路，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庆）、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市）、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以及从江州北至汉中，南至涪陵（今彭水）的陆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12]秦汉时期，出于统一事业的需要，巴蜀内部的水陆交通经过进一步整治和扩建，较前更加发达。但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川东平行岭谷间的崇山峻岭和川西高原的高山峡谷，以及川西南山地的雄浑群山，交通的改善程度并不太大。相反，由于川西平原河渠纵横，秦时李冰又“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13]，又在青衣江、岷江合流处“通正水道”，以利行驶舟船，还疏通了文井江、白水河等水道[14]，使川西平原通往巴蜀各地的水路更加便利，军令、政令的畅达和经济文化的交往因此而更加迅速便捷。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对外交通，较之先秦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巴蜀的对外交通，主要有通往关中、陇西的北方数道，和通往越巂、滇、夜郎的南方数道，以及由南路通往缅、印等南亚诸国和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国家的“南方丝绸之路”。
北路数道是巴蜀与中原、陇西相联系的最重要通道，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交通大动脉，主要由褒斜道、嘉陵道、子午道、
骆道、剑阁道（亦称金牛道或石牛道）、米仓道，以及阴平道等数条线路所构成。褒斜道开通甚早，商王朝伐蜀曾达于此，殷卜辞中“伐缶与蜀”就证明了褒斜道已经畅通（注：殷卜辞中的“缶”，即褒，在今汉中褒城。“伐缶与蜀”，表明褒、蜀之间道路畅通。），秦时又加以进一步整治，“栈道千里，通于蜀汉”[15]，使之更加畅达。嘉陵道又称故道或陈仓道，早在西周时代即已开辟，西周在宝鸡的渭水之南分封有散国，周初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记有“周道”，王国维考证此“周道”即故道[16]。商周之际，蜀文化就曾沿此故道北上播染于宝鸡附近。虽从蜀入关中，故道较之褒斜道为远，但由于故道较之褒斜道安全，民居亦较多，所以汉代及后世官员商旅多经此道出入于巴蜀与中原之间。其余如子午道、骆道、剑阁道等，都从不同方向沟通了巴蜀与中原的联系。至于阴平道，则可能初辟于秦灭巴蜀以后，但由于此道艰险，官员商旅很少沿此道往来，倒是善用兵者多沿此道取蜀，以攻其不备。
巴蜀以南的数条对外交通线，主要有通往南中的旄牛道（灵关道，又作零关道），通往云贵高原的五尺道，以及经由贵州夜郎（今安顺地区）通往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的牂柯道。这三条线路，在方位上正好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东出成都，在今合川沿赤水南下，经习水，跨娄山关，过夜郎，经红水河而达番禺。蜀地独产的枸酱，就是蜀商沿此道销往南海地区的。中路为五尺道，先秦即已初通，秦汉时进一步维修整治，并沿道分置邮亭，这是巴蜀联系贵州和云南东部的要道。西路为旄牛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达于今凉山州，进一步入滇，这是从蜀入滇的最重要交通线路。
巴蜀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国内段以南方数道为干线，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分别从成都经旄牛道和五尺道入滇，至云南大理（从蜀入南中的道路，汉代又称为“西南夷道”），向西经保山，出瑞丽，或经保山、腾冲，出德宏，达于缅甸，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入印度等国家，这条线路又叫“滇缅道”、“蜀身毒（印度）道”。中路，从成都经旄牛道，南下至越巂（今西昌市），出云南礼社江、元江，利用红河下航进入越南北部，即秦汉的交趾地区。东路，从成都沿五尺道南下至昆明，再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入越南河江、宣光，进一步抵达河内。
从上面可以看出，四川盆地的内外交通，主要以成都为中心，呈辐射状向东西南北延伸，连接全国各地和南亚、东南亚地区。成都之所以形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古代国际大都会，交通（即商道）的四通八达为它所提供的无比优越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空前发展的商业
秦汉王朝的统一，结束了全国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开辟了新前景。由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日益巩固，打破了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划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封闭状况，造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因而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又因为交通事业的发展，促使商业贸易更加兴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说：“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巴蜀商业的活跃以至空前发展，正是海内统一、道无不通所带来的重要成果。秦并巴蜀以为郡县后，在迅速恢复巴蜀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积极整顿并发展了巴蜀的商业。虽然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在事实上，由于秦“除井田，民得买卖”，“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17]商品关系发展更为迅猛。吕不韦为相时，由于他是“阳翟大贾人”[18]，更加重了秦王朝的大商人大地主政权性质。秦始皇对于以贩卖织物致富的乌氏倮，“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巴地世擅丹穴之利致富的巴寡妇清，“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19]，司马迁以嘲讽的口吻说道：“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足见秦对于大工商还是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并非一味抑制。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并巴蜀后，很快就在川东巴地修建江州城池，《舆地纪胜》引《图经》等古籍又说秦还在阆中筑城。《华阳国志》记载秦在蜀地同时修筑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池，规模很大，尤其成都城池，“与咸阳同制”。秦在巴蜀筑城的目的，首先在于加强政治统治，但同时也是将各座城市作为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来对待的。对此，《华阳国志》说得十分清楚明白：“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将商业集中在少城以内，使得商贾云集，分门别类地开业经商。其他各座城市，情形大致与此相同。如临邛城，“其民工于市、易贾”[20]，也形成了专门的贸易市场，并有大批行商坐贾在当地经商，或坐列贩卖。
秦始皇时，将大批六国豪民迁入巴蜀。所谓豪民，多为工商之家，他们进入巴蜀后，继续其工商本业，推动了巴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如卓氏、程郑等，就是在临邛冶铁，倾销于滇、蜀各地，以致“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21]。
楚汉之际，中原战乱，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以致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2]。但在巴蜀地区，由于未直接遭受战火侵害，因而工商业继续在较高水平上稳定发展。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知道，汉初巴蜀的丝绸、漆器等商品，大批销往长江中、下游各地，占领了当地的市场；巴蜀生产的铁器，也大批倾销于滇、越巂等西南民族地区。巴蜀商品的大量外销，一方面更加刺激了巴蜀工商业自身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在汉初经济残破的形势下，起到了稳定全国经济形势、恢复经济发展的作用。
两汉时期，巴蜀商业持续高涨，官私贸易都十分发达。通过褒斜道等道路，巴蜀北与中原、秦陇进行贸易。通过长江水路，巴蜀商品东达三楚。通过贵州、广西地区，巴蜀特产东南销至广州。通过南方商道，巴蜀一面输出铁器、竹木等货物，“南贾滇、僰”，一面进行“僰僮”、“笮马、旄牛”等交易。《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所载大致相同。《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巴蜀民间贸易中，有一种枸酱，“独蜀产”，汉武帝时唐蒙在南越食蜀枸酱，而南越乃从夜郎输入，夜郎的蜀枸酱又是蜀商“窃出”交易。该篇还记载巴蜀有大批行商坐贾，“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由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秦汉时期巴蜀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商大贾。前面提到的卓氏、程郑等大工商家族，从秦始皇时一直兴盛，至西汉中晚期方始衰落。而“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欺。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23]。又如东汉时，广汉巨富折象家族，“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24]。
当时富商大贾经营的商品，种类众多，规模很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他书所记，最重要的有盐铁之利和采铜铸钱之利，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并统一铸币后，则主要经营酤酒业、酱园业、屠宰业、粮食业、薪炭业、造船业、竹木业、造车业、油漆业、铜器业、铁器业、牲畜业、筋角丹砂业、布帛业、绸缎业、皮革业、生漆业、油盐业、鱼业、干果业、皮毛业、毡席业、蔬菜水果业、高利贷业、节驵会，等等。这些商业种类，绝大多数可以在巴蜀看到。例如，“酤一岁千酿”，“屠牛羊彘千皮”，“木千章，竹竿千万”，“木器髹者千枚”，“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糵曲盐豉千答”，等等，以及其他许多商业门类。巴蜀富商大贾之所以能够“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原因于此可见一斑。
巴蜀的官私商业及其商品不仅在国内享有名望，而且还跨出国门，大批销往周邻国家或地区。由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制造的精美漆器和釦器，多销往今朝鲜境内的乐浪，并为北方草原匈奴贵族所喜爱。而个体商贾则往往铤而走险，常常沿南方丝绸之路进行边境贸易，还将蜀布、丝绸、邛竹杖等“蜀物”直接贩运到滇越（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和身毒（今印度），而又从南亚诸国购入西方的真珠、琥珀、珊瑚等宝物，以为奇货可居，在中国市场出售，赚取倍称之息。
秦初并巴蜀时，对巴蜀地区流行的巴蜀货币“桥形币”采取不予取缔的宽松政策，即令到秦始皇统一天下货币时，巴蜀桥形币仍可在境内见到。秦政府对巴蜀地方货币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巴蜀地区原有工商业的继续发展。与此同时，秦政府也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货币“半两钱”，并允许民间私铸。汉初，民间继续私铸铜钱。汉文帝赐蜀郡南安人邓通“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25]。但随着不足值的私钱的泛滥，商品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26]，所以汉政府数度下令禁止私铸钱，不过终两汉之世，货币发行始终比较紊乱，黄金白银纷纷流入官僚和富商大贾手中，而百姓则屡遭其难，在巴蜀地区同样如此。
秦汉政府对巴蜀商业的管理，主要通过市官来实施。秦时，在成都设置市官并长、丞。汉承秦制，亦设市官并长、丞。汉初的成都市官不仅有管理市场的职能，还有管理部分手工业如漆器等业的生产和销售等经营职能。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内出土的大批漆器上，多有“成市”、“市府”、“成市草”、“成市饱”等烙印戳记。所谓“成市”，即“成都市”的省称，草假为造，饱假为
（再次髹漆）。这表明了成都市府对漆器所拥有的生产和销售职能。汉武帝以后，始将地方手工业的经营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工官经营，所以武帝以后不再有成都市府加盖烙印的巴蜀漆器行世。市官职能的这种分化，表明中央对手工业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对市官主持市易的职能循而不改，仍由地方政府管辖，则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商业仍然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所以，汉代商业发展很快，而成都得以成为中国南方最大都市和著名国际贸易中心，就不奇怪了。[27]
四、成都：西南国际都会的形成
先秦时代，成都已初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南的内外贸易枢纽。秦汉时期，随着成都经济文化建设的高速度发展，使它最终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
汉初，“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人口急剧减少。但巴蜀偏安一方，未遭战火摧残，所以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28]。巴蜀不仅以其殷富解决了大批饥民的生存问题，而且它本身的人口也在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东周时代成都约有户55970，口279850，[29]经过西汉初、中期的发展，到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成都人口已大为增长，有“户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按“一夫挟五口”计，约有口381280。从东周到西汉末，经过四五百年，成都人口增长超过10万，即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人口增长率。东汉时，历史文献虽然没有关于成都人口的直接数据记载，但从《续汉书·郡国志》所记顺帝永和五年（140年）蜀郡人口来计算，较之西汉末增长的比率为47%，参照这个数据计算，东汉时成都人口约有53万之多，在138年之间增长人口达17万，大大超出西汉时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水平。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汉代成都经济繁荣昌盛的状况。
东周时代，成都的城市地域内尚有大量农田，城市中也有大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秦时筑成都大城和少城，以居官府、手工业者和商贾，农田和农业人口则绝大多数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太平寰宇记》卷72引《蜀王本纪》记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张泳《益州重修公宇记》引《图经》说：“秦惠王遣张仪、陈轸伐蜀，灭开明氏，卜筑蜀郡城，方广十里，从周制也，分筑南北二少城，以居商贾。”大城为郡署之所在，少城为县署之所在，大城少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少城又分南北二城，北部居官署，南部居商贾，集市亦在少城内外。成都时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汉代成都的布局，基本与秦时大同。武帝元鼎二年又“立成都郭、十八门，于是郡县多城观矣”[30]，更加雄伟壮丽。
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注：《华阳国志·蜀志》谓孝文帝末年以文翁为蜀守，误。此从《汉书·文翁传》。），在成都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选择成都官吏子弟作学生，以学习文学为主。又派遣隽士张叔等18人到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31]，学成归来后，以其所学教习其他学生。自此以后，成都文风日甚，“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32]，风气焕然一新。
秦时，成都“与咸阳同制”，是秦的一大经济中心。汉代，与长安相比，成都虽非京师，但于汉家地位十分显要。两汉之际除京师外，名闻全国的有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都之中，成都人口最多，仅次于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成都县“下属十二乡、五部尉，汉户七万”，远远超出汉代“县大率方百里”的制度，而成都县所辖各乡，在当时也是特大的乡。
考古资料证明，汉代成都建有若干个贸易市场，城内有“成市”（成都大市）、“北市”，城外有“中乡之市”、“南乡之市”等等。市场非常繁华，云集了大批行商坐贾。出土于成都西郊和新繁的两块同模所制的市井画像砖，刻绘了当时成都市的规模和盛况。市的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围以市墙，三面设有市门。左面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三字，北面市内亦隶书题记“北市门”三字。市内正中有重檐市楼一座，为市府之所在。市内四隧，沿隧两侧列肆，又有市廛、市宅等建筑。[33]正如左思《蜀都赋》所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呈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
鬻，舛错纵横。”扬雄《蜀都赋》描绘成都市，“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市上所售，不但有巴蜀商品，还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这些，都表明成都是东西南北货物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汉代成都之成为西南大都会，除了它本身经济昌盛、文赋纷华而外，还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发展。沿着这条国际商道，成都生产的蜀布、丝绸等源源不断地销往南亚的印度，又辗转贩卖于中亚阿富汗等国，再转卖于地中海的希腊、罗马等国度。而西亚、中亚的商品，如琉璃珠、肉红石髓珠等宝物，也沿南方丝绸之路国际商道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起点，成都国际贸易的发达不难想见，可谓盛极一时。
由上可见，统一的国内市场、良好的区位、密集的城市网络、四通八达的交通、持续增长的工商业、昌盛的文化，以及频繁的国际贸易等因素及其交互感应和作用，是汉代成都得以发展成为一座驰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的几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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