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软实力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实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5-0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7-0021-07
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学说以来，有关软实力的讨论和研究风靡全球。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思想可以追溯到摩根索、瑙尔和克莱因等学者的著作，而奈则是最早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软实力概念，包括它的内涵、来源、功能及其与硬实力的关系。① 根据奈的阐释，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和利诱手段获取你所要东西的能力”，它的来源一般存在于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合法及道德威信时）。应该说，奈的软实力概念既为各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也为国际学界讨论软实力问题特别是国别软实力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工具。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不仅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代表的中国硬实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中国的软实力也越来越引起国际学界的兴趣。西方关于中国的软实力研究最近几年明显升温。② 但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西方学者难以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软实力发展现状；即使承认中国软实力上升，但着眼点还是为提醒西方政府如何应对中国软实力上升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西方政府的应对之策。中国学界的软实力研究早期以翻译、评介奈的软实力学说为主，③ 近年来，国内学者借助奈的软实力概念对中国自身的软实力及与软实力相关的问题领域进行研究，如软实力和中国国际形象、国际责任的关系问题等。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探讨软实力建设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增多。④ 国内学界的研究取向和重点是借助了这一概念对中国软实力自身建设进行独立研究。
目前，中外关于中国软实力研究相对不足的是没有把中国软实力研究放在国际背景下，特别是从一种国际比较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成败得失。这固然与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而难以进行比较有关，但软实力难以进行国别比较并不表明不可能比较。本文分别从认知和经验的视角出发，选择具有明显优势且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有关键影响的美国的软实力与中国的软实力进行比较，希冀通过比较，客观评估中美软实力存在的差异和发展态势，从而对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和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 中美软实力比较：认知的视角
本文采取的认知视角是从认知层面考察中美两国对软实力属性的不同理解以及基于认知基础上政策选择的差异。通过考察奈和其他中外学者对软实力概念的理解，笔者总结了软实力概念所包含的多重二元属性，即：软实力内涵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的独立性与相关性、软实力战略实施主体的政府性与非政府性、软实力战略实施层次的国内性与国际性、软实力战略目标的因果性与构成性。
（一）相对性与绝对性
这是基于软实力内涵而言的。软实力作为一种吸引力具有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意味着软实力必然要有自己特定的指涉对象，任何国家的软实力内涵并非同时可以对所有国家产生同样程度的吸引力，这就构成了软实力的相对性。相对性也就是奈所提到的“背景环境”，“任何力量资源的效用都取决于它的背景环境”，“美国流行文化对不同信仰和不同团体的吸引力（或者排斥力），会使美国政府官员们在推行他们的政策时更容易或者更困难”。⑤ 但是，软实力的相对性并不否定其内涵具有绝对性一面。任何软实力资源，无论是文化、政治价值观还是对外政策，要增强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必须遵守至少不能违背国际主流规范和制度，并符合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进步潮流。
从中美两国对各自软实力的认知看，美国更强调自己软实力的绝对性一面。美国人认为它的社会制度、政治价值观是普世的，具有绝对性。尽管在向世界推广的过程中曾经遇到其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抵制，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自己软实力资源的绝对信奉。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美国政府，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惊人的一致。
与信奉软实力绝对性一面的美国相比，中国则侧重于认同软实力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认识既针对其他国家的软实力，也针对自我软实力。相对性集中体现在中国对世界认识的多样性原则上。中国政府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既不接受美国对自己社会制度和政治价值观的绝对主义认知，也不赞成把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二）独立性与相关性
这是基于软实力与硬实力关系而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资源属性、运用手段、实现目标等多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它们有着各自独立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因此，二者的独立性是明显的。但是二者同样也具有复杂的相关性。正如奈指出的，“硬力量和软力量有时相互扶持，有时相互干扰”。⑥ 首先，硬实力可以滋生软实力。一个国家在硬实力方面的成功往往对他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导致他国自动追随该国的现象，“有时弱国会受吸引而跳上强国驾驭的马车，特别是在小国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或大国的军事力量与软力量相辅相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我们已看到，硬力量也有吸引人或者软的一面”。⑦ 但是，如果一国由于滥用硬实力而对别国或国际社会产生了明显或潜在的威胁，那么由硬实力而滋生软实力的效应将递减，甚至完全消失反而成为软实力生成的障碍。其次，软实力对硬实力的作用也是两方面，软实力可以为硬实力的运用提供合法性支持，软实力的不足也可以导致硬实力作用的发挥受制约。
在独立性与相关性上，美国更强调软实力的独立性一面。美国认为自己享有巨大优势的软实力资源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硬实力资源，所以并不刻意认为需要利用硬实力滋生软实力。这种独立性还表现在，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特别是在硬实力强大时期，美国经常利用自己的硬实力优势对别国进行诱惑、制裁或武力威胁，甚至不考虑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软约束”。这样不考虑软实力与硬实力相关性的结果就是美国经常陷入对外关系危机。奈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由于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取得联合国的授权，其战争的合法性受到置疑，“这就使得盟国难以向美国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持，继而削弱了美国的硬力量……土耳其国会拒绝允许美国过境运送其地面部队，沙特阿拉伯不愿让美国使用1991年就提供的空军基地，这些都是例证”。⑧
与美国偏向于认同软实力的独立性一面相比，中国则更关注二者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尤其体现为我们试图从硬实力的增强中取得软实力资源。在潜意识甚至在政策层面，我们很多人有意无意把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上升归结为硬实力的提高，因此也就试图通过硬实力的提高来改变我们的国际形象，赢得软实力资源，甚至把硬实力的提高作为衡量软实力建设成功的标准之一。
（三）政府主体性与非政府主体性
这涉及软实力的主体性问题。一般认为，硬实力属于政府所有，但是软实力并不能完全为政府所掌控。许多软实力资源独立于政府部门，仅对政府的需求做出部分回应。“今天，美国公司或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它们自己的软实力，这些软实力与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相一致或相违背。”⑨ 与硬实力相对，软实力的力量来自它非垄断的本性和扩散性。正如王沪宁认为，文化是一种广义的信息，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⑩ 当然，政府并非完全超脱于软实力之外。从软实力的来源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都体现出政府的诉求或政府主导。而且从软权力的推广、运用看，由政府主动推动的软实力资源往往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软实力战略实施主体上，美国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以美国对外推进民主计划为例。对外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政府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美国政府有很多机构直接从事海外推进民主计划，如“美国国际发展署”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等，这些机构为那些符合“民主标准”的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以促进和巩固全球民主。但是，美国的广大非政府组织在其对外推进民主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私人事业中心、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选举体制基金、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特中心等。（11） 这些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相互配合，在推进美国海外民主计划活动进程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其他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制片公司、吸引全球学生和学者来美求学的美国大学、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跨国公司等，在传播美国的大众文化、知识、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方面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甚至超过美国政府的影响力。
中国推进软实力进程的明显特征是政府主导色彩浓厚，非政府组织独立主导或参与较少。这既有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政府组织发育不成熟的因素，也与中国历来把对外交往作为国之大事的认知有关，结果导致非政府组织（包括公司、个人以及其他民间团体）直接主导、参与与软实力建设相关的文化活动较少。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其他国家举办的“中国年”、“中国文化年”、“感知中国行”等活动以及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孔子学院”，（12） 在传播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推动中国软实力资源在全球的扩展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比较而言，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推进软实力战略中还有更大的空间。
（四）国内性与国际性
这是从软实力战略实施层次来看的。尽管软实力的最终结果体现为一国对他国的吸引力，但是软实力战略的实施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外关系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如何在国际和国内两个舞台上塑造、展示自己魅力的问题。它不仅要求一国把自己的优秀文化、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传播到世界上，争取他国理解和接受，而且更强调一国如何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市民社会的培育等领域进行富有吸引力的建设与创新，达到“善治”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是基础性的关键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国国内的治理状况很容易反馈到国外，引起正面或负面的国际效应，导致其软实力的上升或下降。一个国内社会治理混乱甚至走向“失败”的国家，很难取信于国际社会。
在国际和国内层次上，美国都非常重视培育和推广自己的软实力资源。有过在美国学习、工作或旅游经历的人应该对美国社会的公民素质、社会治理水平、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政府的决策机制有很深的印象。在国际层次上，如前所述，美国一直重视利用软实力资源实现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相互配合，在软实力的对外战略实施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软实力建设上，中国更重视国际层面，更重视在对外交往中宣传自己的优秀文化、发展成就和外交理念，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以提高我们的吸引力、增强我们的软实力。比较而言，我们过去对国内治理与软实力建设的关系认识不足，认为软实力建设更多的是通过对外交往增强对外部吸引力，而不是内政与外交协调发展共同促进软实力的提高。
（五）因果性与构成性
这涉及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以物质性因素所体现的硬实力往往在国际政治和一国的对外政策中产生因果性作用，能够推动一国实现其具体战略目标。而软实力作为一种非物质性实力，笔者认为它对国家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一方面，它有可能为硬实力作用的发挥提供合法性支持，作为一个干预性变量，它和硬实力一起对国家行为产生因果性作用，以实现一国的具体战略目标，也就是因果性目标；另一方面，软实力可以对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产生构成性作用。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文化、价值观的塑造、影响和说服，最终结果是把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内化到他国，形成他国新的国家身份。同时在这个进程中，本国为了把自己更好的软实力资源推广到国际社会，也在不断培育、塑造自己的新的软实力资源，实现制度建设和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而形成本国新的身份和利益。这就实现了软实力的构成性目标。（13）
从认知层面看，美国政府对软实力的因果性和构成性目标都很推崇。美国希望软实力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和硬实力一起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的具体目标，譬如，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通过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赢得了美国盟国的广泛支持，取得了战争胜利；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试图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再次授权，以增强其战争的合法性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结果未达到目的。从构成性看，美国人认为其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具有普世性，美国作为正义的代表有道义上的责任把这些普世性价值通过一切手段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
中国至少在目前阶段更多关注软实力的因果性目标，对软实力的构成性目标强调不足。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原因外，包括硬实力发展本来就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持、软实力是一国综合国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希望通过软实力达到的最主要的因果性目标是在周边和全球层次上缓解“中国威胁论”，取得国际社会理解，使其接受并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至于构成性目标，由于中国对软实力的相对性理解，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积极、主动把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扩展到世界，内化并改变他国的身份。中国目前更多的是培育自己的软实力资源，至少在政策层面没有利用自己的软实力资源改变他国身份的目标。
中美两国在软实力多重二元属性认知上存在的上述差异，源于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国情、在国际格局中的不同地位、不同的战略目标等。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超级大国地位、自由主义国内政治文化、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必然与正在崛起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在软实力属性的认知和软实力战略实施上有所不同。
二 中美软实力比较：经验的视角
经验视角下的中美软实力比较是通过具体调查数据说明中美软实力的现状。如果说认知视角侧重于中美两国对软实力属性和政策选择的自我认知，那么经验视角则是国际社会对中美软实力现状进行的认识和评估。本文以下提供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大致揭示了国际社会对中美软实力现状的认识。
（一）美国软实力：从巅峰到相对衰落
著名的国际民意调查机构澳大利亚鲁威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05年的调查表明，对美国持积极态度的澳大利亚人仅有58％，远远低于对日本的84％，也低于对中国的69％；而持消极态度的达到39％，也高于对中国的25％。更糟糕的是，大约57％的澳大利亚人担心美国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危险，这个比例与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担心持平，尽管2002年伊斯兰极端分子对印尼巴厘岛的恐怖袭击中，200多名死者中的大部分是澳大利亚人。当然这个数字也高于对中国担心的35％。（14）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近50年来一直是非常密切的同盟国。
美国著名的安赫尔特国家“品牌”指数（Anholt Nation Brands Index）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公共舆论的测量表，也是国际学术界考察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根据2005年第2季度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在25个国家中排名第11位，落后于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英国、瑞典、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和新西兰。在问及哪些国家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美国在被调查的25个国家中排在第19位，这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正义性也提出了挑战。（15）
美国的软实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初处于巅峰时期。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的电影、音乐、电视在全球各地流行，而东欧、非洲等地的“民主变革”也似乎印证了美国对自己政治制度的绝对认知。但上述民意调查表明，近年来美国的软实力确实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主要原因有：第一，布什政府上台后在国际政治中的单边主义作风引起了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极度反感，美国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及《国际刑事法院公约》就是例证。第二，公共外交政策的失误。从克林顿政府后期开始，美国开始削减公共外交——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以影响国外公共舆论的项目——预算。有数据表明，美国国务院提供文化和交流项目的预算自1993年至2002年每年都在减少。美国与国外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已经从1995年的4.5万人减少到2001年的2.9万人。1993～1999年，美国国务院从事公共外交的公职人员数量已经下降了1/4。（16） 第三，持续四年的伊拉克战争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对美国政府的信心危机。战前美国政府没有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授权，使得国际多边安全机制处于边缘化。战争期间的美军“虐囚事件”等使得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价值观和人道主义的理念表示怀疑。
总体来看，美国软实力衰落的原因与美国的政策行为特别是与对外政策行为有关，主要是美国的政策导致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西方学者在分析反美主义的源泉时注意区别了两个层面，即“美国是什么（what America is）”与“美国做什么（what America does）”。（17） 目前，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主要还是“美国做什么”导致的，而“美国是什么”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美国仍然在软实力领域具有优势的原因之一。
（二）中国的软实力：稳步上升
2006年3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BBC国际台）公布了一项在全球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这项调查是BBC国际台委托全球舆论调查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联合进行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1）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影响；（2）是否希望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强大；（3）是否希望中国在军事实力上进一步强大。第一个问题与软实力问题最直接相关。在被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或多数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总体上看，在除中国外的被调查民众中，接近一半人（48％）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正面的；30％的人对中国的影响持负面看法。据了解，这个公司曾经对美国做过类似调查。在21个被调查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的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15个国家的多数受访者对此评价是消极的。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积极评价美国的人数比例为38％，低于中国的10％；消极评价美国的人数比例达47％，高于中国的17％。（18）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公布的一项国际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许多国家包括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盟友的西欧国家对中国比对美国更有好感。该中心调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16个国家的舆论。在为自己同华盛顿保持“特殊关系”而自豪的英国，几乎2/3（65％）的英国人对中国怀有好感，相比之下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占55％。在法国，58％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有43％的人对美国持相同看法。在西班牙和荷兰，调查结果也大同小异。在3个穆斯林国家、同时也是美国盟友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和约旦，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最少，只有大约1/5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只有印度和波兰对美国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而加拿大人对中国和美国怀有好感者所占比例相同。（19） 尽管这些数据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说明中国软实力的现状，但是至少说明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势头。
中国软实力的稳步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我们近年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并在软实力建设中大致把握了不同领域的平衡有关，特别是在内政和外交上避免了出现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有重大不利影响的突发性事件发生，具体说来：（1）在文化领域，我们加大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力度，通过采取现代化方式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和传播到国外，提高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2）在政治价值观领域，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尤其是通过对国内发展成就进行宣传，突出我们的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努力取得国际社会对我们体制的认同；（3）在外交领域，伴随我们硬实力的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进一步发展走向感到疑虑的时刻，中国政府及时提出和平发展战略，在对外政策主张和实践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中国与其他大国合作，积极推动全球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如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取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认同，中国承担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角色；中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赢得周边国家的普遍赞赏；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积极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通过降低关税、减免债务、扩大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与欢迎，“中非合作论坛”就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探讨共同发展的一个典范。另外，中国参与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不断提高。
三 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政策启示
第一，从认知视角看，中国对软实力的认知应该从目前的一元属性向二元属性发展，并在政策层面尽可能取得二者均衡。具体说来：在绝对性与相对性上，我们要从目前更多地强调软实力的相对性原则向兼顾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均衡方向发展。过于强调软实力内涵的绝对性，往往导致在软实力战略实施上的困境，美国在海外的民主计划经常由于不考虑具体的国情而受挫，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而过于强调软实力内涵的相对性，甚至否定软实力的绝对性一面，也会招致国际社会的非议。目前，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坚持把经济与政治、外交脱钩，与一些在西方看来人权记录很差的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开展经济合作表示不满，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涉及中国外交的合法性问题，必然制约了中国软实力的发挥。（20） 我们虽然不完全认同这些观点，但我们的对外政策也需要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我外交理念与国际共同规范的平衡上，寻求自身软实力的增长。在独立性与相关性上，西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完全在于硬实力的增强或者运用硬实力施加软实力。（21） 我们对此不敢苟同，但我们确实也需要改变过去以为硬实力增强必然带来软实力提高的认识，真正重视软实力自身的建设，从战略上协调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发展。在政府性与非政府性上，美国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上的独特作用，合理的组织应该有利于我们软实力的建设。在国内性与国际性上，我们要改变过去只重视对外形象，而较少重视我们内部治理的做法，内部治理进步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把软实力单纯看做是外交问题，而保持内政与外交的统一和平衡。在因果性和构成性上，我们在利用软实力实现具体对外战略目标的同时，也要在战略上考虑如何把我们的软实力资源和人类普世性价值观结合起来，推动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在政策层面利用软实力吸引其他国家支持我们的政策主张，还要在观念和文化层面把我们的软实力建构成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尽管这是一个长远的议程，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作为一个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理应有这样的抱负。西方有学者也注意到，“与日本的内向型（inward-looking）文化不同，中国从本质上视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文化”，（22） 这种中国文化固有的外向型和辐射力也为中国软实力构成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第二，从经验视角看，我们在软实力建设中需要保持不同领域的大致平衡。美国即使有国内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软实力优势，但由于其对外政策的失误，结果导致软实力的受损和衰落。而中国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的“逆境”中，软实力还可以稳步上升，也与我们在软实力建设中大致把握了不同领域的平衡有关。应该说在文化和对外政策领域，我们的软实力建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培育了很多的有效工具。为了保持不同领域软实力建设的平衡发展，当前我们特别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上寻求软实力资源。西方有学者认为我们软实力的局限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缺乏吸引力。（23）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劳动力供应的基础上，且以环境恶化、收入差距过大等为代价，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条件也不愿意“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因此它难以构成中国扩大影响的软实力。（24）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进行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应该说，我们目前提出的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国际建设“和谐世界”就是这方面创新的最新成果。它们既是中国国家建设（包括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总结和创新、发展，也为中国今后的软实力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框架，从而在国际与国内不同层次、政府与非政府等不同主体、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和外交等不同领域、硬实力与软实力等不同实力类型、近期与长期的不同战略目标等方面平衡的基础上取得软实力的提高。
注释：
①笔者认为约瑟夫·奈从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研究重点转向软实力议题，他试图通过软实力把自己长期信奉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美国的对外政策联结起来，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论文和专栏文章讨论软实力问题，著作类主要有：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发表的论文主要有"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Fall 1990;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Issue 2,Summer 1990;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oft Power,"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22,No.3,Summer 2005;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8。另外，他还针对近年来美国反恐战争中软实力的作用问题撰写了大量评论性文章。
②近年直接讨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性论文有：Joseph S.Nye,Jr.," The Rise of China' s Soft Pow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December 29,2005;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Vol.48,No.2,2007,pp.17-36;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 s Charm: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Carnegie Endowment,Policy Brief 47,June 2006;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 s Charm Offensive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History,Vol.105,Issue 692,September 2006,pp.270-276。
③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参见有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91～96页；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0～36页；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55～62页。
④这方面成果很多，参见谢晓娟：《论软权力中的国家形象及其塑造》，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19期，第19～21页；李捷：《提升软权力对实现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作用》，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12期，第64～71页；宋效峰：《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载《求是》，2005年8月，第76～79页。
⑤[美]约瑟夫·奈著，吴小辉等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⑥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24页。
⑦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24～25页。
⑧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26页。
⑨[美]约瑟夫·S.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0）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第96页。
（11）参见Alexandra Silver," Soft Power:Democracy-Promotion and U.S.NGOs," Working Paper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17,2006,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164/soft_power.html#1。
（12）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截至2006年底，已经启动建设了120余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见http://www.hanban.org.cn/cn_hanban/kzxy.php。
（13）有关观念、文化等软实力资源的因果性和构成性的作用研究成果可参见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eds.,Ideas and Foreign 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 Politic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A.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4）资源来源：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The Lowy Institute Poll 2005," Data Book,p.6,http://www.lowyinstitute.org/AustraliaAndTheWorld.asp。
（15）http://www.gmi-mr.com/gmipoll/release.php? p=20050801.
（16）有关数据转引自Joshua Kurlantzick,"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oft Power," Current History,Vol.104,No.686,December 2005,p.420。
（17）Peter J.Kazenstein and Robert O.Keohane,Anti-Americanisms in World Politic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p.2.
（18）" 22 Nation Poll Shows China Viewed Positively by Most Countries," 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articles/views_on_countriesregions_bt/116.php? nid=&id=&pnt=116&lb=brglm.
（19）有关数据转引自《最新国际民调显示：中国形象超过美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24/content_3128706.htm。
（20）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pp.28-29.
（21）如美国对外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吉里（Bruce Gilley）就认为，当代中国一直通过它的硬实力施加它的软实力，包括军事威胁和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施加影响的能力。参见Eser Pan," China' s Soft Power Initiative," May 18,2006,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715/chinas_soft_power_initiative.html? breadcrumb=％ 2Fpublication％ 2Fpublication_list％ 3Fgroupby％ 3D0％ 26type％ 3Dbackgrounder％26filter％3D271。
（22）David S.G.Goodman," China in East Asian and World Culture," in Barry Buzan and Rosemary Foot,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New York:Routledge,2004,p.73.
（23）Eser Pan," China Soft Power Initiative," May 18,2006,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0715/chinas_soft_power_initiative.html? breadcrumb=％2Fpublication％2Fpublication_list％3Fgroupby％3DO％26type％3Dbackgrounder％26filter％3D271.
（24）Phillip C.Saudners,ed.," China' s Global Activism:Strategy,Drivers,and Tools," Institute of National Strategy Studies Occational Paper 4,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Octob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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